胡惟庸是初起兵佔領和州時的帥府舊僚，和李善長同鄉，又結了親，因李善長的舉薦，逐漸發達，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六年七月拜右丞相。

說得句句有理，字字有理，朱元璋無話可駁，也就算了。

武臣之外，文官被殺的也著實不少。有記載可考的，有宋思顏、夏煜、高見賢、凌說、孔克仁，這幾人都是初起事時的幕府僚屬，宋思顏在幕府里的地位僅次於李善長。夏煜是詩人，和高見賢、楊憲、凌說一夥，專替朱元璋「伺察搏擊」，盡鷹犬的任務，告密栽贓，什麼事全乾，到末了也被人告密，先後送了命。朝官中有禮部待郎朱同、張衡，戶部尚書趙勉，吏部尚書余熂，工部尚書薛祥、秦逵，刑部尚書李質、開濟，戶部尚書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許存仁，左都御史楊靖，大理寺卿李仕魯，少卿陳汶輝，御史王朴，紀善、白信蹈等。外官有蘇州知府魏觀，濟寧知府方克勤，番禹知縣道同，訓導葉伯巨，晉王府左相陶凱等。茹太素是個剛性人，愛說老實話，幾次為了話不投機被廷杖、降官，甚至鐐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賜宴，朱元璋賜詩，說：「金杯同汝飲，不刃不相饒。」太素磕了頭，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元璋聽了倒也很感動。不多時還是被殺。李仕魯是朱嘉學派的學者，勸皇帝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學韓文公闢佛，來發揚朱學。料想著朱熹和皇帝是本家，這著棋准下得不錯。

其實明初的酷刑，黥刺剕劓閹割還算是平常的，最慘的是凌遲，凡是凌遲處死的罪人，照例要殺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慢慢地折磨，硬要被殺的人受長時間的痛苦。其次有刷洗，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鐵床上，澆開水，用鐵刷刷去皮肉。有梟令，用鐵鉤鉤住脊骨，橫掛在竿上。有稱竿，犯人縛在竿上，另一頭掛石頭對稱。有抽腸，也是掛在竿上，用鐵鉤伸入榖門把腸子鉤出。有剝皮，貪官污吏的皮放在衙門公座上，讓新官看了發抖。此外，還有挑膝蓋、錫蛇游種種名目。也有同一罪犯，加以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剁指，並且五刑的。據說在上朝時，老皇帝的脾氣好壞很容易看出來，要是這一天他的玉帶高高地貼在胸前，大概脾氣好，殺人不會多。要是撳玉帶到肚皮底下，便是暴風雨來了，滿朝廷的官員都嚇得臉無人色，個個發抖，准有大批人應這劫數。這些朝官，照規矩每天得上朝，天不亮起身梳洗穿戴，在出門以前，和妻子訣別，吩咐後事，要是居然活著回家，便大小互相慶賀，算是又多活一天了。

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上計吏到戶部，核算錢糧軍需等賬目，數目瑣碎畸零，必須府合省、省合部，一層層上去，一直到部里審核報銷，才算手續完備。錢穀數字有分毫升合不符合，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得重新填造。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六七千里，近的也是三四千里，冊子重造不打緊，要有衙門的印才算合法，為了蓋這個印，來回時間就得一年半載。為了免得部里挑剔，減除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例都帶有預先備好的空印文書，遇有部駁，隨時填用。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發覺這事，以為一定有弊病，大發雷霆，下令地方各衙門的長宮主印者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其實上計吏所預備的空印文書是騎縫印，不能作為別用，也不一定用得著，全國各衙門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算是一條不成文法律。可是案發後，朝廷上誰也不敢說明詳情，有一個不怕死的老百姓，拼著命上書把這事解釋明白，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長吏一殺而空。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濟寧知府方克務（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內。上書人也被罰充軍。九*九*藏*書

胡惟庸案發於洪武十三年，藍玉案發於洪武二十六年，前後相隔十四年，主犯雖然是兩個，其實是一個案子。

胡惟庸之死只是這件大屠殺案的一個引子，公布的罪狀是擅權枉法。以後朱元璋要殺不順眼的文武臣僚，便拿胡案做底子，隨時加進新罪狀，把它放大、發展，一放為私通日本，再放為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南倭北虜」是當時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三放又發展為串通李善長謀逆，最後成為藍玉謀逆案。罪狀愈多，牽連的罪人也更多，由甲連到乙，乙攀到丙，轉彎抹角像瓜蔓一樣四處伸出去，一網打盡，名為株連。被殺的都以家族為單位，殺一人也就是殺一家。坐胡案死的著名人物有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宜德侯金朝興、靖寧侯葉升、中國公鄧鎮、濟寧侯顧敬、臨江侯陳鏞、營陽侯楊通、淮安侯華中和高級軍官毛驤、李伯昇、丁玉和宋濂的孫子宋慎，宋濂也被牽連，貶死茂州。坐藍黨死的除大將涼國公藍玉以外，有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開國公常驤、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普定侯陳桓、宣寧侯曹泰、會寧侯張溫、懷遠侯曹興、西涼侯濮玙、東平侯韓勛、全寧侯孫恪、瀋陽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黃輅、湯泉等。胡案有《昭示奸黨錄》，藍案有《逆臣錄》，把口供和判案都詳細記錄公布，讓全國人都知道這些「奸黨」的「罪狀」。被殺公侯中，東莞伯何榮是何真的兒子，何真死於洪武二十一年，被帳下舊校捏告生前黨胡惟庸，勒索兩千兩銀子，何家子弟到御前分析，朱元璋大怒說：「我的法，這廝把做買賣！」把舊校綁來處死。到二十三年何榮弟崇祖回廣東時：

朱元璋看了氣極，連聲音都發抖了，連聲說：這小子敢如此！快逮來！我要親手射死他。隔了些日子，中書省官趁他高興的時候，奏請把葉伯巨下刑部獄，不久死在獄中。

吳人嚴德珉由御史升左僉都御史，因病辭官，犯了忌諱，被黥面充軍南丹（今廣西），遇赦放還，布衣徒步做老百姓，誰也不知道他曾做過官。到宣德時還很健朗，一天因事被御史所逮，跪在堂下，供說也曾在台勾當公事，頗曉三尺法度。御史問是何官，回說洪武中台長嚴德珉便是老夫。御史大驚謝罪，第二天去拜訪，卻早已挑著鋪蓋走了。有一個教授和他喝酒，見他臉上刺字，頭戴破帽，問老人家犯什麼罪過，德珉說了詳情，並說先時國法極嚴，做官的多半保不住腦袋。說時還北面拱手，嘴裏連說：「聖恩！聖恩！」

不但列將以次誅夷，甚至替他堅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陳友諒，造成鄱陽湖大捷，奠定王業的功臣，義子親侄朱文正也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被鞭死。義子親甥李文忠，十幾歲便在軍中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為左右多儒生，禮賢下士，有政治野心被毒死。劉基是幕府智囊，運謀決策，不止有定天下的大功，而且是奠定帝國規模的主要人物，因為主意多，看得准，看得遠，被猜忌最深，洪武元年便被休致回家，又怕隔得太遠會出事，硬拉回南京，終於被毒死。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小心謹慎，也逃不過。洪武十八年病了，生背疽，據說這病最忌吃蒸鵝，病重時皇帝卻特賜蒸鵝，沒辦法，流著眼淚當著使臣的面吃，不多日就死了。這兩個元勛特別被注意，被防閑，滿朝文武全知道，給事中陳汶輝曾經上疏公開指出：「今勛舊耆德，咸思辭祿去位，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ｈttpｓ://ｒeaｄ•９９ｃｓｗ.cｏm

洪武朝朝臣倖免于屠殺的，只有幾個例子：一個是大將信國公湯和，原是朱元璋同村子人，一塊兒長大的看牛夥伴，比元璋大三歲，起兵以後，諸將地位和元璋不相上下的，都鬧彆扭，不聽使喚，只有湯和規規矩矩，小心聽話，服從命令。到晚年，徐達、李文忠死已多年，湯和宿將功高，明白老夥伴脾氣，心裏老大不願意，讓諸大將仍舊掌兵權，苦的是嘴裏說不出。他首先告老交出兵權，元璋大喜，立刻派官給他在鳳陽蓋府第，賞賜稠渥，特別優厚，算是僥倖老死在床上。一個是外戚郭德成，郭寧妃的哥哥，一天他陪朱元璋在後苑喝酒，醉了趴在地上去冠磕頭謝恩，露出稀稀的幾根頭髮，元璋笑著說：「醉瘋漢，頭髮禿到這樣，可不是酒喝多了。」德成仰頭說：「這幾根還嫌多呢，剃光了才痛快。」元璋不做聲。德成酒醒，才知道闖了大禍，怕得要死，只好索性裝瘋，剃光了頭，穿了和尚衣，成天念佛。元璋信以為真，告訴寧妃說：「原以為你哥哥說笑話，如今真箇如此，真是瘋漢。」不再在意，黨案起后，德成居然漏網。一個是御史袁凱，有一次朱元璋要殺許多人，叫袁凱把案卷送給皇太子復訊，皇太子主張從寬。袁凱回報，元璋問：「我要殺人，皇太子卻要寬減，你看誰對？」袁凱不好說話，只好回答：「陛下要殺是守法，東宮要赦免是慈心。」元璋大怒，以為袁凱兩頭討好，腳踏兩頭船，老滑頭，要不得。袁凱大懼，假裝瘋癲，元璋說瘋子不怕痛，叫人拿木鑽來刺他的皮膚，袁凱咬緊牙關，忍住不喊痛。回家后，自己拿鐵鏈鎖住脖子，蓬頭垢面，滿口瘋話，元璋還是不放心，派使者去召他做官，袁凱瞪眼對使者唱月兒高曲，趴在籬笆邊吃狗屎，使者回報果然瘋了，才不追究。這一次朱元璋卻受了騙，原來袁預先叫人用炒麵拌砂糖，捏成段段，散在籬笆下，趴著吃了，救了一條命，朱元璋哪裡會知道？

崇祖一房從此山居島宿，潛形匿跡，一直到三十一年新帝登極大赦，才敢回家安居。

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式頒布《皇明祖訓》。這一年，朱元璋已經是六十八歲的衰翁了。

在這一年之前，桀驁不馴的元功宿將殺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殺絕了，不順眼的地主巨室殺得差不多了，連光會掉書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殺特殺，殺得無人敢說話，甚至都不敢出一口大氣了。殺，殺，殺！殺了一輩子，兩手都塗滿了鮮血的白頭劊子手，躊躇滿志，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皇基永固，子子孫孫吃碗現成飯，不必再操心了。這年五月，特別下一道手令說：「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措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長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李善長死時已經七十七歲了，帥府元僚，開國首相，替主子辦了三十九年事，兒子做駙馬，本身封國公，富極貴極，到末了卻落得全家誅戮。一年後，有人替他上疏喊冤說：

中書省綜掌全國大政，丞相對一切庶務都有專決的權力，統率百官，只對皇帝負責。這制度對一個平庸的，唯唯否否，阿附取容「三旨相公」型的人物；或者對手是一個只顧嬉遊逸樂、不理國事的皇帝，也許不會引起嚴重的衝突。或者一個性情謙和容忍，一個剛決果斷，柔剛互濟倒也不致壞事，但是胡惟庸幹練有為，有魄力，有野心，在中書省年代久了，大權在手，威福隨心，兼之十年宰相，門下故舊僚友也隱隱結成一個龐大的力量，這個力量是靠胡惟庸做核心的。拿慣了權的人，怎麼也不肯放下。朱元璋呢，赤手空拳建立的基業，苦戰了幾十年，拼上命得到的大權，平白被人分去了一大半，真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想想又怎麼能甘心！困難的是皇帝和丞相的職權，從來不曾有過清楚的界限，理論上丞相是輔佐皇帝治理天下的，相權是皇權的代表，兩者是合二而一的，不應該有衝突。事實上假如一切庶政都由丞相處分，皇帝沒事做，只能簽字畫可，高拱無為。反之，如皇帝躬親庶務，大小事一概過問，那麼，這個宰相除了伴食畫諾以外，又有什麼可做？這兩個人性格相同，都剛愎，都固執，都喜歡獨裁，好攬權，誰都不肯相讓。許多年的爭執、摩擦，相權和皇權相對立，最後，衝突表面化了。朱元璋有軍隊，有特務，失敗的當然是文官。在胡惟庸以前，第一任丞相李善長小心怕事，徐達經常統兵在外，和朱元璋的衝突還不大明顯嚴重（劉基自己知道性子太剛，一定合作不了，堅決不幹），接著是汪廣洋，碰了幾次大釘子，末了還是賜死。中書官有權的如楊憲，也是被殺的。胡惟庸是任期最長、衝突最厲害的一個。被殺后，索性取消中書省，由皇帝兼行相權。皇權和相權合而為一。洪武二十八年手令：「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事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這裏所說的「事皆朝廷總之」的朝廷，指的便是他自己。胡惟庸被殺在政治制度史上的意義，是治權的變質，也就是從官僚和皇家共治的階段，轉變為官僚成奴才，皇帝獨裁的階段。

二案以外，開國功臣被殺的，還有謀殺小明王的兇手德慶侯廖永忠，洪武八年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賜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於十三年被鞭死。臨川侯胡美於十七年犯禁伏誅。江夏侯周德興於二十五年以帷薄不修、曖昧的罪狀被殺。二十七年，殺定遠侯王弼、永平侯謝成、潁國公傅友德，二十八年殺宋國公馮勝。周德興是朱元璋兒時放牛的夥伴，傅友德、馮勝功最高，突然被殺，根本不說有什麼罪過，正合著古人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話。

不料皇帝竟不買朱夫子的賬，全不理會，仕魯急了，鬧起迂脾氣，當面交還朝笏，要告休回家。元璋大怒，叫武士把他摜死在階下。陶凱是御用文人，一時詔令、封冊、歌頌、碑誌多出其手，做過禮部尚書，制定軍禮和科舉制度，只為了起一個別號叫「耐久道人」，犯了忌諱被殺。員外郎張來碩諫止取已許配的少女做宮人，說「于理未當」，被碎肉而死，參議李飲冰被割乳而死。葉伯巨在洪武九年以星變上書，論用刑太苛說：

在鞭笞、苦工、剝皮、抽筋，以至抄家滅族的威脅空氣中，凡是做官的，不論大官小官，近臣遠官，隨時隨地都會有不測之禍，人人在提心弔膽、戰戰兢兢過日子。這日子過得太緊張了，太可怕了，有的人實在受不了，只好辭官，回家當老百姓，不料又犯了皇帝的忌諱，說是不肯幫朝廷做事：「奸貪無福小人，故行誹謗，皆說朝廷官難作。」大不敬，非殺不可。沒有做過官的儒士，怕極了，躲在鄉間不敢出來應考做官，他又下令地方官用種種方法逼他們出來，「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還立下一條法令，說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各剁去左手大指，立誓不做官，被拿赴京師面審，元璋氣呼呼發問：「昔世亂居何處？」回說：「紅寇亂時，避兵于福建、江西兩界間。」不料紅寇這名詞正刺著皇帝的痛處：「朕知伯啟心懷憤怒，將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謂伯啟曰：爾伯啟言紅寇亂時，意有他忿。今去指不為朕用，宜梟令籍沒其家，以絕狂愚夫仿效之風。」特派法司押回原籍處決。蘇州人才姚潤、王謨被征不肯做官，也都被處死，全家籍沒。

政權的維持建立在流血屠殺、酷刑暴行的基礎上，這個時代，這種政治，確確實實是名副其實的恐怖政治。

意思是追贓七百萬還是聖恩寬容，認真算起來該有二千四百萬。這幾萬人死得絕不委屈。話雖如此說，到底覺得有些不妥，只好借審判官的頭來平眾怒，把原審官殺了一批，再三申說，求人民諒解。一年後，他又特別指出：「自開國以來，唯兩浙、江西、兩廣、福建所設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往往未及終考，自不免於贓貪。」可見殺這些貪官污吏是不錯的，是千該萬該的。不過，倒過來說，殺了二十年的貪官污吏，而貪官污吏還是那麼多，沿海比較富饒區域的地方官，二十年來甚至沒有一個能夠做滿任期，都在中途犯了贓貪得罪，由此可見專制獨裁的統治，官僚政治和貪污根本分不開，單用嚴刑重罰、恐怖屠殺去根絕貪污，是不可能有什麼效果的。九_九_藏_書

元璋有一天出去私訪，到一破寺，裡邊沒有一個人，牆上畫一布袋和尚，有詩一首：「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放，放寬些子有何妨？」墨跡還新鮮，是剛畫剛寫的，趕緊使人去搜索，已經不見了。這故事不一定是真實的，不過，所代表的當時人的情緒卻是真實的。

四十年中，據朱元璋自己的著作，《大誥》《大誥續篇》《大誥三篇》和《大誥武臣》的統計，所列凌遲梟示種誅有幾千案，棄市（殺頭）以下有一萬多案。三篇所定算是最寬容的了。「進士監生三百六十四人，愈見奸貪，終不從命三犯四犯而至殺身者三人，三犯而誹謗殺身者又三人，姑容戴斬，絞、徒流罪在職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徒流罪辦事者三百二十八人」。有御史戴死罪，戴著腳鐐，坐堂審案的，有挨了八十棍回衙門做官的。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前兩案株連被殺的有四萬人，后兩案合計有七八萬人。所殺的人，從開國元勛到列儒裨將、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到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親侄兒、親外甥，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一個個地殺，一家家地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早在洪武七年，便有人向他控訴，說是殺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到洪武九年，單是官吏犯笞以上罪，謫戍到鳳陽屯田的便有一萬多人。十八年九月在給蕭安石子孫符上也自己承認：「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系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郭桓案發後，他又說：「其貪婪之徒，聞桓之奸，如水之趨下，半年間弊若蜂起，殺身亡家者人不計其數。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足髡髮文身，罪之甚者歟？」

郭桓是戶部侍郎，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七百萬，供詞牽連各直省官吏，死的又是幾萬人。追贓又牽連全國各地，中產之家差不多全被這案子搞得傾家蕩產，財破人亡。這案子激動了整個社會，也大傷了中產階級和中下級官僚的心。大家都指斥攻擊告發此案的御史和審判官，議論沸騰，情勢嚴重，朱元璋一看不對，趕緊下手詔條列郭桓等罪狀，說是：

可是，逃過了胡黨，還是逃不過藍黨。何家是嶺南大族，何真在元明之際保障過一方秩序，威望極高，如何放得過？據何崇祖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