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奉命勾軍的官旗，自身也成逃軍。第二是軍籍散失，無法勾補：

據正德時王瓊的觀察，逃亡者的比例竟佔十之八九。他以為初期經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恆產，樂於從軍。同時法令嚴密，衛軍不敢逃亡。後來政府不能約束官吏，衛軍苦於被虐待、剝削，和逼于鄉土之思，遂逃亡相繼。衛所的腐敗情形，試舉數例：

衛所軍丁的總數，在政府是軍事秘密，絕對不許人知道。甚至掌治軍政的兵部尚書，和專司糾察的給事御史也不許預聞。依《明太祖實錄》卷二二三記載看，洪武二十五年的軍數如下表（二）。

邊防和海防情況：遼東的兵備在正德時已非常廢弛，開原尤甚，士馬才十二，牆堡墩台圮殆盡，將士依城塹自守，城外數百里，悉為諸部射獵地。薊鎮兵額到嘉靖時也十去其五，唐順之《覆勘薊鎮邊務首疏》：「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牆子嶺馬蘭谷，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盡石門寨而止，凡為區者七。查得原額兵共七萬六百零四名，見在四萬六千零三十七名。逃亡二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名。又從黃花鎮起，西至於居庸關，盡鎮邊城而止，凡為區者三，查得原額兵共二萬三千二十五名，逃亡一萬零一百九十五名。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共九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名，見在五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名……薊兵稱雄，由來久矣。比臣等至鎮，則見其人物瑣軟，筋骨綿緩，靡靡然有暮氣之惰，而無朝氣之銳。就而閱之，力士健馬，什才二三，鈍戈弱弓，往往而是。其于方圓北牝九陣分合之變，既所不講，劍盾槍箭五兵之長，亦不能習。老羸未汰，紀律又疏，守尚不及，戰則豈堪。」

軍籍有三份，一份是清勾冊（衛所的軍士逃亡及死亡冊），一份是郡縣的軍戶原籍家屬戶口冊，一份是收軍冊。衛所的軍額是一定的，衛軍規定必須有妻，不許獨身不婚。父死子繼。如有逃亡缺伍或死絕，必須設法補足。補額的方法是到原籍追捕本身或其親屬。同年又置軍籍勘合：

除從征和歸附的軍士以外，謫發和垛集軍是被強逼從軍的。他們被威令所逼，離開所習慣的土地和家族，到一個遼遠的陌生的環境中去，替統治階級服務。一代一代地下去，子子孫孫永遠繼承這同一的命運和生活。大部分的軍士發生逃亡的現象，尤其是謫發的逃亡最多。萬曆時章潢說：「國初衛軍藉充垛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余衛，數千里之遠者。近來東南充軍亦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然四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逃亡故絕，莫不由斯。道里既遠，勾解遂難。」

官校四齣，擾亂得閭里不寧，卻對軍伍之缺，一無裨補。正統元年（1436）九月分遣監察御史軒輗等十七人清理軍政，在賜敕中也指出當時的弊害，促令注意。敕書說：

從萬曆末年到這時，遼餉的四次遞加，加上剿餉、練餉，一共增賦一千六百九十五萬兩。這是明末農民在正賦以外的新增負擔！崇禎十六年索性把三餉合為一事，省得農民弄不清楚和吏胥作弊。

同時由海道運糧到遼東，又時遭風覆溺。因之決意興屯，不但邊塞，即內地衛所也紛紛開屯耕種。定製邊地衛所軍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初稅畝一斗。建文四年（1402）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為本衛所官軍俸糧。永樂時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至滇、蜀，極于交趾，中原則大河南北，在興屯。養兵（數）百萬，基本上由屯田收入支給。

崇禎十二年又議練兵七十三萬，于地方練民兵，又于剿餉外，增練餉七百三十萬。時論以為：

從此官僚階級得豁去當軍的義務，軍伍的勾取只限於無錢無勢的平民了。

其籌餉之策有四：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因糧者，因舊額之糧，量為加派，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有奇。溢地者，民間土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貲為監生，一歲而止。驛遞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初嗣昌增剿餉，議一年而止，后餉盡而賊未平，詔征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請全征。

從永樂遷都北京以後，每年須用船運東南米數百萬石北上，漕運遂為明代要政。運糧多由各地衛軍負責。宣宗即位后，始定南北衛軍分工之制，南軍轉運，北軍備邊。特設漕運總兵，用衛軍十二萬人。東南軍力由之大困。弘治元年（1488）都御史馬文升疏論運軍之苦說：「各直省運船，皆工部給價，令有司監造。近者漕運總兵以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而部臣以軍士不加愛護，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任三分，舊船抵三分。軍衛無從措辦，皆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余丁充之，一戶有三四人應役者，春兌秋歸，艱辛萬狀，船至張家灣，又雇車盤撥，多稱貸以濟用，此往來之苦也。其所稱貸，運官因以侵漁，責償倍息，而軍士或自載土產以易薪米，又格於禁例，多被掠奪。」

後來雖然有若干人提議恢復舊制，但因種種阻礙，都失敗了。

萬曆前期的國家收入約四百萬兩，歲出四百五十余萬兩。歲出中九邊年例一項即佔三百六十一萬兩，後來又加到三百八十余萬兩。每年支出本來已經不夠，內廷還是一味向國庫索銀，皇帝成婚、皇子出閣成婚、皇女出嫁、營建宮殿種種費用都強逼由國庫負擔。又從萬曆六年起，于內庫歲供金花銀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兩為定製。結果是外廷的太倉庫、光祿寺庫、太僕寺庫的儲蓄都被刮取得乾乾淨淨，內廷內庫帑藏山積，國庫則蕭然一空。萬曆二十年哮拜反於寧夏，又接連用兵播州，朝鮮戰役歷時至七年，支出軍費至一千余萬兩。大半出於加派和搜括所得。《明史·孫瑋傳》記：

定製立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機，合稱為京軍。

正軍衣著雖由官庫支給，家屬的卻需自己製備。一石米在人口多的家庭，連吃飯也還不夠，如何還能顧到衣服！《明史》卷一八五《黃紱傳》：「成化二十二年巡撫延綏，出覓士卒妻衣不蔽體。嘆曰：『健兒家貧至是，何面目臨其上。』亟預給三月餉，親為撫循。」

每府設左右教督各一，掌治府事。成祖以後，又改組如下：

結果是朱明的統治被推翻。「流寇」領袖攻陷北京的李自成起事的口號是：

明太祖即皇帝位后，劉基奏立軍衛法。

另一方面，北邊的邊軍也漸漸地用募兵來代替和補充世軍。《明史》卷二〇四《陳九疇傳》：

弘治時劉大夏《條列軍伍利弊疏》也說：

總兵官變成鎮守地方的軍事統帥以後，在有戰事時，政府又派中央大員到地方巡撫，事畢復命，後來巡撫也成固定的官名，駐在各地方。因為這官的職務是撫安軍民，彈壓地方，所以以都御史或副僉都御史派充。因為涉及軍務，所以又加提督軍務或贊理軍務、參贊軍務名義。巡撫兼治一方的民事和軍務，不但原來的都、布、按三司成為巡撫的下屬，總兵官也須聽其指揮。景泰以後因軍事關係，在涉及數鎮或數省的用兵地區，添設總督軍務或總制、總理，派重臣大員出任。有的兵事終了后即廢不設，有的卻成為常設的官。因為轄地涉及較廣，地位和職權也就在巡撫之上。明朝末年「流寇」和建州內外夾攻，情勢危急，政府又特派樞臣（兵部尚書）外出經略，後來又派閣臣（大學士）出來督師，權力又在總督之上。這樣層層疊疊地加上統轄的上官，原來的都指揮使和總兵官自然而然地每況愈下，權力日小、地位日低了。綜合上述的情形，從下表（一）中我們可以看出明代地方軍政長官地位的衍變。

沿海海防，經積弛后，尤不可問。記嘉靖二十六年時閩浙情形說：「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余，僅存千人……浙中衛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籍盡耗。」

這裏所說的雖然是後期情形，其實在前期即已如此。正統時鄧茂七起義，將帥尪怯退避，反由文吏指揮民兵作戰。天順初年兩廣「盜」起，將吏率縮朒觀望，怯不敢戰。至正德時劉寵、劉辰起義，腹地衛軍已全不能用：

后定製生員特許免勾，但要經考試合格：

這制度的特點是平時把軍力分駐在各地方，戰時才命將出師，將不專軍，軍不私將，軍力全屬於國家。衛所的組織，《明史》卷九〇《兵志二·衛所門》記：「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衛有指揮使，所有千戶、百戶。總旗轄五十人，小旗轄十人。各衛又分統于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司有都指揮使，為地方最高軍政長官，和治民事的布政使司，治刑事的按察使司，並稱「三司」。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都司十七（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廣、廣東、廣西、遼東、河南、貴州、雲南、北平三護衛、山西三護衛），行都司三（北平、江西、福建），留守司一（中都）。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戶所六十五。成祖以後，多所增改，都司增為二十一（浙江、遼東、山東、陝西、四川、廣西、雲南、貴州、河南、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大寧、萬全、山西、四川行都司、陝西行都司、湖廣行都司、福建行都司、山西行都司），留守司二（中都、興都）。內外衛增至四百九十三，守御屯田群牧千戶所三百五十九。

明初定都南京，集全國衛軍精銳于京師。有事以京軍為主力，抽調各地衛軍為輔。又因蒙古人時圖恢復，侵犯北邊，命將於沿邊安置重兵防守，分封諸子出王邊境，大開屯田，且耕且守。靖難役后，明成祖遷都北京，以首都置於國防前線，成為全國的軍事中心。

屯軍因雜役而廢耕，屯的田又日漸為勢豪所佔。正統以後，邊患日亟，所屯田多棄不能耕。再加上官吏的需索，軍士的逃亡，屯軍愈困，衛所收入愈少。政府沒有辦法，只好減輕屯糧，免軍田正糧歸倉，止征餘糧六石。弘治時又繼續減削，屯糧愈輕，軍餉愈絀。《明史》記：九_九_藏_書

至嘉靖時，軍伍更缺，法令愈嚴，有株累數十家，勾攝經數十年者，丁口已盡，猶移覆紛紜不已。萬曆中南直隸應勾之軍至六萬六千余，株連至二三十萬人。衛軍已逃亡的，「勾軍無虛歲，而什伍日虧」。未逃亡或不能逃亡的，卻「平居以壯儀衛，備國容猶不足」。衛所制度到這時候，已經到了完全崩潰的階段。

明代國家財政每年出入之數，在初期歲收田賦本色米，除地方存留千二百萬石外，河、淮以南以四百萬石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石供邊，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到正統時邊用不敷，由中央補助歲費，名為年例。正統十二年（1447）給遼東銀十萬兩，宣大銀十二萬兩。到弘治時內府供應繁多，「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為新巧，齋醮日費巨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內府收入，動四五十萬。而宗藩貴戚之求士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用日匱。國庫被內廷所提用，軍餉又日漸不敷，弘治八年尚書馬文升以大同邊警，至議加南方兩稅折銀。正德時諸邊年例增至四十三萬兩，軍需雜輸，十倍前制。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乃四百三萬。嘉靖朝北有蒙古之入寇，南有倭寇之侵軼，軍兵之費較前驟增十倍。田賦收入經過一百五十年的休養生息，反比國初少。嘉靖五年銀的歲入止百三十萬兩，歲出至二百四十萬。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余藏頓盡。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兵餉無出，只好增加田賦，名為加派，征銀一百十五萬。這時銀的歲入是二百萬兩，歲出諸邊費即六百余萬，一切取財法行之已盡。接著是東南的倭寇，又于南畿浙閩的田賦加額外提編，江南加至四十萬。提編是加派的別名，為倭寇增兵而設，可是倭寇平后這加派就成為正賦。廣東也以軍興加稅，到萬曆初年才恢復常額。諸邊年例增至二百八十萬兩。隆慶初年馬森上書說：

商人以遠道輸粟，費用過大，就自己募人耕種邊上閑田，即以所獲給軍，換取鹽引，到鹽場取鹽販賣營利，邊儲以足。

又行僉民壯法，增加地方兵力。正統二年始募所在軍余民壯願自效者。十四年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事定仍復為民。弘治二年又令：

所增賦額較二十年前十增其四，民戶殷足者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到萬曆四十六年（1618）遼東兵起，接連加派到五百二十萬兩：

軍屯以勢豪侵佔，衛軍逃亡而破壞，商屯則以改變制度而廢弛。《明史·葉淇傳》：

都督府是統軍機關，各省各鎮鎮守、總兵官、副總兵都以三等真署都督及公侯伯充任。有大征討，則由政府指派掛諸號將軍或大將軍前將軍副將軍印總兵出，事定繳印回任。明初開國時，武臣最重，英國公張輔兄信，至以侍郎換授指揮同知。武臣出兵，多用文臣參贊，如永樂六年（1408）黔國公沐晟討交趾簡定，以尚書劉俊參軍事。宣德元年（1426）成山候王通討交趾黎利，以尚書陳洽參贊軍務。正統以後，文臣的地位漸高，出征時由文臣任總督或提督軍務，經畫一切，武臣只有領軍作戰的任務。如正統六年（1441）麓川之役，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以兵部尚書王驥總督軍務；正統十四年討福建鄧茂七，寧陽侯陳懋為總兵官，以刑部尚書金濂提督軍務。成化元年（1465）討大藤峽徭，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以左僉都御史韓雍贊理軍務。同年出兵鎮壓荊、襄農民暴動，撫寧伯朱永充靖虜將軍，以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三年討建州，武靖伯趙輔充總兵官，以左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從此文臣統率，武臣領兵，便成定製。政府的用意是以文臣制武臣，防其跋扈。結果是武臣的地位愈來愈低。正德以後幸臣戚里多用恩幸得武職，武臣愈為世所輕。在內有部、科，在外有監軍、總督、巡撫，重重彈壓，五軍都督府職權日輕，將弁大帥如走卒，總兵官到兵部領敕，必須長跪，「間為長揖，即謂非體」。到明朝末年，衛所軍士，雖一諸生，都可任意役使了。

天啟時諸邊年例又較萬曆時代增加六十萬，京支銀項增加二十余萬。遼東兵額九萬四千余，歲餉四十余萬，到天啟二年關上兵止十余萬，月餉至二十二萬，軍費較前增加六倍。新兵較舊軍餉多，在招募時，舊軍多躥入新營為兵，一面仍保留原額，政府付出加倍的費用募兵，結果募的大部仍是舊軍，衛所方面仍鬚髮餉。從泰昌元年十月到天啟元年十二月，十四個月用去遼餉至九百二十五萬一千余兩，較泰昌歲入總數超過三倍。

同時的倪岳則說京軍之出，反使邊軍喪氣，他說：「京軍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御，用褻天威。臨陣輒奔，反隳邊軍之功。為敵人所侮。」

京軍內一部分由外衛番上京師者稱為班軍。在名義上是集中訓練，鞏衛京師。實際上卻被政府和權貴役作苦工，《明史》卷九〇《兵志》二說：「成化間海內燕安，外衛卒在京只供營繕諸役，勢家私占復半之，卒多畏苦，往往愆期。」修建宮殿陵墓，浚理城池，一切大工程都以班軍充役，使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甚至調發出征的也被扣留役使，《明史》卷一九九《鄭曉傳》記：「俺答圍大同右衛急……曉言：今兵事方棘，而所簡聽征京軍三萬五千人，乃令執役赴工，何以備戰守，乞歸之營伍。」結果使各地衛軍以番上為畏途。有的私下納銀于所屬將弁，求免入京。有事則招募充數，名為「折乾」。嘉靖二十九年（1550）職方主事沈朝煥在點發班軍月餉時，發現有大部分是雇乞丐代替的。後來索性專以班軍做工，也不營操了。班軍不做工和不在工作期間的便改行做商販工藝，按時給他們所屬的班將一點錢。到末年邊事日急，又把班軍調到邊防，做築垣負米的勞役。從班軍一變而為班工，從應役番上到折乾雇募，雖然名義上還仍舊貫，實質上卻已經變質了。

三大營在平時，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巡哨，神機肄火器。在皇帝親征時，大營居中，五軍分駐，步內騎外，騎外為神機，神機外為長圍，周二十里，樵採其中。

海道副使譚綸述浙中沿海衛所積弊：「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為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為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至於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

富民不願服務，可納錢免僉，由官代募。此種地方兵又稱機兵，在巡檢司者稱為弓兵。到此人民又加上一層新負擔，軍外加兵，疲於奔命。

總數超過一百二十萬。洪武二十六年以後的軍數，按衛所添設的數量估計，應該在一百八十萬以上。明成祖以後的軍數，約在二百八十萬左右。萬曆時代的軍數見表（三）。

除遼餉不算，把全國收入全部用作兵費還差三分之一。崇禎三年又于加派九厘外，再加三厘，共增賦一百六十五萬四干有奇。同年度新舊兵餉支出總數達八百七十余萬，收入則僅七百十余萬，不敷至百六十萬。崇禎十年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名為剿餉：

除以上三項外，第四類是垛集軍，是衛軍最大的來源。《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說：「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為軍，衛所無缺伍，且有羡丁。……成祖即位，遣給事等官分閱天下軍，重定垛集軍更代法。初三丁巳上垛正軍一，別有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至是今正軍貼戶更代，貼戶單丁者免，當軍家蠲其一丁徭。」平民一被僉發充軍，便世世子孫都入軍籍，不許變易。民籍和軍籍的區分極為嚴格。民戶有一丁被垛為軍，政府優免他的原籍老家的一丁差徭，以為彌補。軍士赴戍所時，宗族為其治裝，名為封樁錢。在衛軍士除本身為正軍外，其子弟稱為余丁或軍余，將校的子弟則稱為舍人。宣德四年（1429）定例免在營余丁一丁差役，令其供給軍士盤纏。邊軍似乎較受優侍，如遼東舊制，每一軍佐以三餘丁。內地的余丁亦稱幫丁，專供操守卒往來費用。日常生活則概由政府就屯糧支給，按月發米，稱為月糧。其多少以地位高下分等差。洪武時令在京在外各衛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軍一石。守城者如數給，屯田者半之。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無家口者四斗。月鹽有家口者二斤，無者一斤。衣服則歲給冬衣棉布棉花夏衣夏布，在出征時則例給胖襖鞋褲。

《明史》卷八九《兵志序》說：

洪武十六年又命五軍都督府檄外衛所，速逮缺伍士卒，名為勾軍。特派給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名為清軍。洪武二十一年以勾軍發生流弊，命衛所及郡縣編造軍籍：

京衛軍的情形，也和班軍一樣困於役作。成化時以太監汪直總督團營，此後京軍便專掌于內臣。其他管軍將弁也照例由勛戚充任。在這一群貪婪的太監和紈絝的將弁統率之下，產生了種種弊端：第一是占役，軍士名雖在籍，實際上卻被權貴大官所隱佔，替私人做工服役，卻向政府領餉；第二是虛冒，軍籍本來無名，卻被權貴大官硬把家人蒼頭假冒選鋒壯丁名色，月支厚餉。有人領餉，卻無人應役；第三是軍吏的舞弊，軍士在交替時，軍吏需索重賄，貧軍不能應付，雖然老羸，也只好勉強幹下去。精壯子弟反而不得收練。因此軍多老弱；第四是富軍的賄免，有錢的怕營操徵調，往往賄托將弁，把他擱在老家數中。貧軍雖極疲老，也只能勉強拚命。積此四弊，再加上在營軍士終年勞作，沒有受訓練的機會，名雖軍士，實則工徒。給果自然營伍日虧，軍力衰耗，走上崩潰的途徑。成化末年京軍缺伍至七萬五千有奇。到武宗即位時，十二團營銳卒僅六萬五百餘人，稍弱者二萬五千。武宗末年給事中王良佐奉敕選軍，按軍籍應當有三十八萬餘人，較明初時已經只剩十分之五，實存者不及十四萬，較原額缺伍至六分之五，較現額也缺伍到五分之三強。可是中選者又只二萬餘人。世宗立，額兵只有十萬七千餘人，實存者僅半。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圍都城，兵部尚書丁汝夔核營伍不及五六萬人，驅出都門，皆流涕不敢前。吏部侍郎王邦瑞攝兵部，疏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浸不如初，然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令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余，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俱稱無軍。即見在軍率老弱疲憊市井游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坐營號頭把總諸官，多世胄紈絝，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

從此以後，以募兵為主力，衛軍只留空名，置而不用。時人以為募兵較世軍有十便：

可是軍屯和商屯兩種制度，不久便日趨廢弛，國庫也不能維持其獨立性，為內廷所侵用。衛軍壞而募兵增，政府既須補助衛軍餉糈，又加上兵的餉銀，國家經費，入不敷出，只好採取飲鴆止渴的辦法，以出為入，發生加派增稅捐納種種弊政，農民于繳納額定的賦稅以外，又加上一層軍兵費的新負擔。

五年後監察御史鄧真上疏說軍衛之弊，也說：「內外各衛所軍士，皆有定數，如伍有缺，即當勾補。今各衛所官吏惟耽酒色貨賄，軍伍任其空虛。及至差人勾補，縱容賣放，百無一二到衛，或全無者；又有在外娶妻生子不回者。官吏徇私蒙蔽，不行舉發。又有勾解到衛而官吏受贓放免；及以差使為由，縱其在外，不令服役。此軍衛之弊也。」

以至一衛軍士不滿千余，一千戶所不滿百余。一遇事變，便手足無措。倭寇起后，登陸屠殺，如入無人之境，充分證明了衛軍的完全崩潰。於是有募兵之舉，另外招募壯丁，加以訓練，抵抗外來的侵略。

和都督府相配合的機關是兵部，長官為兵部尚書，「掌天下武衛官軍選授簡練之政令」，其下設四清吏司，各設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

政府經費則戶部銀專給軍旅，不作他用。戶部貯銀于太倉庫，是為國庫。內廷則有內承運庫，貯銀供宮廷費用，收入以由漕糧改折之金花銀百萬兩為大宗。除給武臣祿十余萬兩外，盡供御用。邊賞首功不屬經常預算，亦由內庫頒發。國家財政和宮廷費用分開。軍餉又概由屯田和開中支給。所以明初幾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如永樂、宣德時代之六次打蒙古，三次打安南，七次下西洋，雖然費用浩繁，國庫還能應付。

募兵之制，大約開端于正統末年。募兵和民壯不同，民壯是由地方按里數多少或每戶壯丁多少僉發的，平時定期訓練，余時歸農，調發則官給行糧，事定還家。完全為警衛地方之用。募兵則由中央派人招募，入伍後接月發餉，東西征戍，唯政府之命。戰時和平時一樣，除退役外不能離開行伍。正統土木之變，京軍潰喪幾盡，各省勤王兵又不能即刻到達，於是派朝官四齣募兵，以為戰守之計。嘉靖時倭寇猖獗，沿海糜爛，當時人對於衛軍之毫無抵抗能力，不能保衛地方，極為不滿。主張在衛軍和募兵兩者中擇較精銳的精練禦敵，即以所淘汰的軍的糧餉歸之能戰的兵，郎瑛所記「近日軍」即代表此種意見。他說：「古之置軍也防患，今之置軍也為患。何也？太平無事，民出谷以養軍，官有產以助軍，是欲藉其有警以守，盜發以討，所以衛民也。衛民，衛國也。今海賊為害有年矣，未聞軍有一方之守，一陣之敵焉。守敵者非招募之土著，則選調別省兵勇。故見戮于賊也，非地方男婦良民，即遠近招募之眾。是徒有養軍之害，而無衛軍之實，國非亦為其所損哉！……為今之計，大閱軍兵，使較射撲，軍勝於募，則以募銀之半加於軍，募勝於軍，則扣軍糧之半以益募。如此則軍兵各為利而精矣。以練精者上陣以殺賊，余當減之也。庶民不費于招募之費，國不至於倍常之費，雖為民而實為國矣。」

大部分不能忍受的，相率逃亡，有的秘密逃回原籍，如正統時李純所言：「三年（1438）十月辛未，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純言：遼東軍士往住攜家屬潛從登州府運船，越海道逃還原籍。而守把官軍，受私故縱。」

實際上不到四十年，這兩種制度都已喪失效用了。不但不能足軍，反而擾害農民。第一是官吏藉此舞弊：

明初衛所軍士的來源，大概可分四類，《明史》卷九〇《兵志二》記：「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為兵者，其軍皆世籍。」從征和歸附兩項軍士都是建國前後的舊軍。謫發一項則純以罪人充軍，名為恩軍，亦稱長生軍。如永樂初屠殺建文諸臣，一人得罪，蔓連九族，外親姻連都充軍役。成化四年（1468）項忠平荊、襄農民暴動，俘獲三萬餘人，戶選一丁戍湖廣邊衛，都是著例。

三千營以邊外降丁三千人組成。

江南軍士「多因漕運破家」，江北軍士則「多以京操失業」。南北衛軍因之都廢弛不可用。

軍屯之壞，在宣德初年范濟即已上書指出。他說：「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為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采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

這兩種制度都為兵部侍郎沈溍所創。《明史》曾對這新設施的成效加以批評：

一人擁兵八十萬，當時號為左兵。崇禎時代他為保全私人實力，不聽政府調遣。福王立，他又發動內戰，以致清兵乘虛直搗南京。其他鎮將如高傑、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在北都亡后，擁兵江北，分地分餉，儼然成為藩鎮。他們不但以武力干涉中央政事，還忙於搶奪地盤，互相殘殺。高傑、黃得功治兵相攻，劉澤清、劉良佐、許定國則按兵不動。後來許定國誘殺高傑，以所部獻地降清，劉澤清、劉良佐也不戰降附，黃得功兵敗自殺，南都遂亡。

五軍營的組織，太祖時設大都督府，節制中外諸軍，京城內外置大小二場，分教四十八衛卒。洪武四年（1371）士卒之數二十萬七千八百有奇。洪武十三年分大都督府為前、后、中、左、右五軍都督府。成祖北遷后，增為七十二衛。永樂八年（1410）親征本雅失里，分步騎軍為中軍，左、右掖，左、右哨，稱為五軍。除在京衛所外，每年又分調中都、山東、河南、大寧各都司兵十六萬人，輪番到京師操練，稱為班軍。

明代用全力防守北邊，備蒙古入侵。腹地軍力極弱，且經積弛之後，一有事故，便手足無措。隆慶時靳學顏疏言：「夫陷陣摧堅，旗鼓相當，兵之實也。今邊兵有戰時，若腹兵則終世不一當敵，每盜賊竊發，非陰陽醫藥雜職，則丞貳判簿為之將，非鄉民里保，則義勇快壯為之兵，在北則借鹽丁礦徒，在南則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明驗也。」

經過張鵬的提議，才由官給醫藥棺槥，卻仍只限於諸邊，內地的不能享受這權利。衛軍生活如此，再加以上官的剝削和虐待，假如有辦法，他們是會不顧一切，秘密逃亡的。

衛所軍經過長期的廢弛而日趨崩潰，軍屯和商屯的制度也日漸破壞，漸漸地不能自給，需要由國家財政開支。愈到後來，各方面的情形愈加變壞，需要國家的財政供給也愈多。這費用也同樣地需由農民負擔。同時又因為軍力的損耗，國防脆弱，更容易引起外來的侵略。衛軍不能作戰，需要募兵的數量愈多。這兩層新負擔，年復一年地累加，國家全部的收入不夠軍兵費的一半，只好竭澤而漁，任意地、無止境地增加農民的負擔，終於引起歷史上空前的農民暴動。政府正在用全力去鎮壓，新興的建州卻又乘機而入，在內外交逼的情勢下，顛覆了明室的統治權。

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另想辦法。於是有募兵出現。在衛軍民壯以外，又加上第三種軍隊。募兵出而衛軍民壯自以為無用，愈加廢弛。

譚綸：

接著四川、貴州又發生戰事，截留本地賦稅做兵餉，邊餉愈加不夠。從萬曆三十八年到天啟七年（1610—1627）負欠各邊年例至九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七十一兩七錢三分。兵部和戶部想盡了法子，羅掘俱窮，實在到了無辦法的地步，只好請發內庫存銀，權救邊難，可是任憑呼籲，皇帝堅決不理，楊嗣昌在萬曆四十七年所上的《請帑稿》頗可看出當時情形：

次之，軍因歷史的、地理的、經濟的關係，集中隸屬於國家，在戰時才由政府派出統帥總兵，調各衛軍出征。一到戰事終了，統帥立刻被召回，所屬軍也各歸原衛。軍權不屬於私人，將帥也無直屬的部隊。兵則由將帥私人所招募、訓練，和國家的關係是間接的。兵費不在政府的歲出預算中，往往須由長官向政府力爭，始能得到。同時兵是一種職業，在中央權重的時候，將帥雖有私兵，如嘉靖時戚繼光之戚家軍，俞大猷之俞家軍，都還不能不聽命于中央。到明朝末年，民窮財盡，內外交逼，在非常危險的局面下，需要增加龐大的兵力，將帥到處募兵，兵餉都由將帥自行籌措，發生分地分餉的弊端，兵皆私兵，將皆藩鎮，兵就成為擴充將帥個人權力和地位的工具了。

到崇禎末年簡直無軍可用。《明史》卷二六六《王章傳》記：「十七年（1644）王章巡視京營，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喜曰：『兵至十萬，猶可為也。』及閱視，半死者，余冒伍，憊甚，矢折刀缺，聞炮聲掩耳，馬未馳輒墮。而司農缺餉，半歲未發。」

從京軍軍伍的減削情形看，明初到正統可說是京軍的全盛時期。土木變后，經過於謙一番整頓，軍力稍強，可是額數已大減于舊，可說是京軍的衰落時期。從成化到明末，則如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是京軍的崩潰時期。在全盛時期，明成祖和宣宗六次打蒙古，三次打安南，京軍是全軍中最精銳的一部分。在衰落時期，軍數雖少，還能打仗。到成化以後，京軍雖仍四齣征討，卻已沒有作戰能力。《明史》卷一八〇《曹璘傳》說：「弘治元年（1488）言：諸邊有警，輒命京軍北征。此輩驕惰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

和勇（原名脫脫孛羅）之平兩廣「盜」：

京外衛所軍的廢弛情形也和京軍一樣。

積弊至極，京軍僅存空名。可是，軍官卻與日俱增，越往後越多。洪武二十五年京軍軍官的總數是二千七百四十七員，六十幾年後，到景泰七年（1456）突增三萬余員，較原額加了十一倍。再過十幾年，到成化五年（1469）又增加到八萬余員，較原額增加了三十倍。正德時嬖佞以傳奉得官，瑣濫最甚。世宗即位，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至十四萬八千七百人，歲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余石。不久又汰去京衛及親軍冗員三千二百人。經過這兩次大刀闊斧的裁汰，不久卻又繼續增加：「邊功升授，勛貴傳請，曹局添設，大臣恩蔭，加以廠衛監局勇士匠人之屬，歲增月益，不可勝數。」到萬曆時，神宗倦于政事，大小臣僚多缺而不補，可是武職仍達八萬二千余員。到天啟時魏忠賢亂政，武職之濫，打破了歷朝的紀錄，連當時人也說：「不知又增幾倍？」軍日減而官日增，軍減而糧仍舊額，國家負擔並不減輕，官增則冗費愈多，國庫愈匱。並且養的是不能戰的軍，添的也是不能戰的官。到崇禎末年，內外交逼，雖想整頓，也來不及了。https://read.99csw.com

正德時武定清軍，一州至萬餘人：

甚至內地兵尚未出關，即已逃亡。在遼就地所募兵，得餉后即逃亡過半。天啟時以四方所募兵日逃亡，定法攝其親屬補伍，也只是一個空頭法令，實際上並不能實行。稍一缺餉，則立刻嘩變，崇禎元年川、湖兵戍寧遠時，以缺餉四月大噪，餘十三營起應之，至縛系巡撫畢自嚴。「流寇」起后，內外交逼，將帥擁兵的都只顧身家，畏葸不敢作戰。政府也曲意寬容，極意籠絡，稍有功效，加官封爵，唯恐不及。喪師失地的卻不敢稍加罪責，唯恐其擁兵叛亂，又樹一敵。由此兵驕將悍，國力日蹙。諸將中左良玉兵最強，擁兵自重，跋扈不肯聽調遣，《明史》說他：

鹽商從此可以用銀買鹽，不必再在邊境屯田。鹽課收入雖然驟增，可是銀歸運司，利歸商人，邊軍所需是月糧，邊地所缺的是米麥，商屯一空，邊餉立絀。《明史·食貨志》說：

除中央的軍和兵以外，在地方的有民兵、民壯（弓兵、機兵、快手）、義勇種種地方警備兵。在邊地的有土兵（土軍）、達軍（蒙古降卒）。在內地的有苗兵、狼兵（廣西土司兵）、土兵等土司兵。將帥私人又有家丁、家兵、親兵。各地職業團體又有由礦工所組織的礦兵，鹽丁所組織的鹽兵，僧徒所組織的少林兵、伏牛兵、五台兵。也有以特別技藝成兵的，如河南之毛葫蘆兵、習短兵，長於走山；山東有長竿手，徐州有箭手，井陘有螞螂手，善運石，遠可及百步。福建閩漳泉之鏢牌兵等。

調用邊兵、土兵、達兵和僉點民壯，雖然解決了一時的困難，可是邊兵有守邊之責，土兵不易制裁，達兵數目不多，民壯此後也積弊不可用，而且是地方兵，只供守衛鄉里，不能遠調。王守仁在正德時曾申說當時兵備情形：

派御史出去搜括地方庫藏，得銀三百七十萬也只能敷衍一年。內廷在這種情形下，還下詔取進三十萬兩，經戶部力爭，乃命止進十萬兩。萬曆初年經過張居正的一番整頓，綜核名實，裁節冗費，政治上了軌道，國庫漸漸充實，漸漸成小康的局面。張居正死後，神宗惑于貨利，一面浪費無度，一面肆力搜括，外則用兵朝鮮，內則農民暴動四起，國家財政又到了破產的地步。

在明代初期，軍費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軍餉的大部分由軍的屯田收入支給。在國家財政的收支上，軍費的補助數量不大。雖然全國的額設衛軍總數達到兩百七十余萬的龐大數字，國家財政收支還能保持平衡。遇有邊防屯田的收入不敷支給時，由政府制定「開中」的辦法，讓商人到邊塞去開墾，用墾出的穀物來換政府所專利的鹽引，取得買鹽和賣鹽的權利。商人和邊軍雙方都得到好處。

政府雖然時派大臣出外清理軍伍，宣德三年且特命給事中御史按期清軍。清軍條例也一增再增，規定得非常嚴格，軍籍也愈來愈複雜。嘉靖三十一年（1551）又增編兜底、類衛、類姓三冊，合原有之軍黃總冊（戶口冊）為四冊。但是這一切的條例和繁複的手續，只是多給予官吏以舞弊的機會，衛軍的缺伍情形，仍不因之稍減。

疏上留中，遼陽、廣寧也相繼失陷。

第三例地方鄰里因勾軍所受的損失。萬曆三年徐貞明疏言：

永樂時又定例見任官吏免勾：

黃紱所見的是衛軍的普遍情形，延綏士卒的遭遇卻是一個難得的例外。甚至病無醫藥，死無棺殮，《明史》卷一六〇《張鵬傳》：

萬曆末年建州勃興，遼瀋相繼失守，募兵愈多，國庫日絀。募來的兵多未經嚴格訓練，又不能按時發餉，結果也和衛軍一樣，逃亡相繼。熊廷弼《遼左大勢久去疏》：

要求用精練的兵作戰。當時將帥都在這要求下紛紛募兵訓練，內中最著名的如戚繼光：

明初衛軍糧餉，基本上由屯田所入支給。明太祖在初起兵時，即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

除軍屯外，邊上又有商屯。洪武時戶部尚書郁新創開中法：

第二例單丁補役，田地無人耕種：

全國衛軍都屬於中央的大都督府。大都督府掌軍籍，是全國的最高軍事機關。洪武十三年（1380）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后五軍都督府。洪武二十六年定分領在京各衛所及在外各都司衛所。其組織如下：

各省都指揮使是地方的最高軍政長官，統轄省內各衛所軍丁，威權最重。在對外或對內的戰事中，政府照例派都督府官或公侯伯出為總兵官，事後還任。明初外患最頻的是北邊的蒙古，派出邊地防禦的總兵官漸漸地變成固定，冠以鎮守的名義，接著在內地軍事要害地區也派總兵官鎮守，獨任一方的軍務。又于其下設分守，鎮守一路；設守備，鎮守一城或一堡。至和主將同城的則稱為協守。總兵之下有副總兵、參將、游擊將軍、守備、把總等名號。總兵是由中央派出的，官爵較高，職權較專，都指揮使是地方長官，漸漸地就成為總兵官的下屬了。後來居上，於是臨時派遣的總兵官駐守在固定的地點，代替了都指揮使原來的地位。

神機營專用火器，永樂時平交趾得到火器，立營肄習。後來又得到都督譚廣進馬五千，置營名「五千」，掌操演火器。

衛所官旗對於衛軍之逃亡缺額，非但毫不過問，並且引為利源。因為一方面他們可以吞沒逃亡者的月糧，一方面又可以向逃亡者索要賄賂。永樂十二年（1414）明成祖曾申說此弊：「十月辛巳，上諭行在兵部臣曰：今天下軍伍不整肅，多因官吏受賕，有縱壯丁而以罷弱充數者；有累歲缺伍不追補者；有偽作戶絕及以幼小記錄者；有假公為名而私役於家者。遇有調遣，十無三四。又多是幼弱老疾，騎士或不能引弓，步卒或不能荷戈，緩急何以濟事！」

同時張鏊募兵名振武營，鄭曉、朱先募鹽徒為兵，名將俞大猷所練兵名俞家軍，都卓有成效，在幾年中完全肅清了倭寇。

軍是一種特殊的制度，自有軍籍。在明代戶口中，軍籍和民籍、匠籍平行，軍籍屬於都督府，民籍屬於戶部，匠籍屬於工部。軍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轄，在身份、法律和經濟上的地位都和民不同。軍和民是截然分開的。兵恰好相反，任何人都可應募，在戶籍上也無特殊的區別。軍是世襲的、家族的、固定的，一經為軍，他的一家系便永遠世代充軍，住在被指定的衛所。直系壯丁死亡或老病，便須由次丁或余丁替補。如在衛所的一家系已全部死亡，還須到原籍勾族人頂充。兵則只是本身自願充當，和家族及子孫無關，也無固定的駐地，投充和退伍都無法律的強制。軍是國家經制的、永久的組織，有一定的額數，一定的戍地。兵則是臨時招募的，非經制的，無一定的額數，也不永遠屯駐在同一地點。

實際上，不但法外的弊害，使農民受盡苦痛，本軍本戶的勾補，對農民也是極大災難。試舉數例說明。第一例要七十老翁和八歲孩子補伍：

嘉靖二十九年又令薊鎮自於密雲、昌平、永平、遵化募兵一萬五千。隆慶二年以戚繼光為總兵官練薊鎮兵，募浙兵三千做邊軍模範。后又續募浙兵九千余守邊，邊備大飭。甚至京軍也用募兵充伍：

有的公開請假離伍：

又令諸將屯田各處。建國后宋訥又疏勸採用漢趙充國屯田備邊的辦法，以御蒙古。他說：「今海內義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不理，則恐歲久醜類為患，邊圄就荒。若欲窮追遠擊，六師往還萬里，饋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兵實，兵實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以法漢（趙充國）……陛下宜於諸將中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法也。」

只好調邊兵來作戰。西南和東南則調用素稱彪悍嗜殺的狼土兵。可是狼土兵毫無軍紀，貪淫殘殺，當時有「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鬀」和「土賊尤可，土兵殺我」之謠。甚或調用土達，如毛勝（原名福壽）之捕苗雲南：hｔｔpｓ://rｅad.９９csｗ•ｃｏm

各地都司分隸于各都督府，其組織如下：

沈德符記隆萬時戍軍之亡匿情形，直如兒戲。他說：「吳江一叟號丁大伯者，家溫而喜談飲，久往來予家。一日忽至邸舍，問之，則解軍來。其人乃捕役妄指平民為盜，發遣遼東三萬衛充軍，亦隨在門外。先人語之曰：『慎勿再來，倘此犯逸去，奈何！』丁不顧，命之入叩頭，自言姓王，受丁恩不逸也。去甫一月，則王姓者獨至邸求見。先人駭問之，雲已訖事，丁大伯亦旦夕至矣。先人細詰其故，第笑而不言。又匝月而丁來，則批回在手。其人到伍，先從間道逸歸，不由山海關，故反早還。因與丁作伴南旋。近聞中途亦有逃者，則長解自充軍犯，雇一二男女，一為軍妻，一為解人，投批到衛收管，領批報命時竟還桑梓。彼處戍長，以入伍脫逃，罪當及己，不敢聲言。且利其遺下口糧，潛入囊橐。而荷戈之人，優遊閭里，更無誰何之者。」

兵是因特殊情勢，臨時招募的。招募時的費用和入伍后的月餉都是額外的支出。這種費用原來沒有列在國家預算上，只好臨時設法，或加賦，或加稅，或捐納，大部分由農民負擔。因之兵的額數愈多，農民的負擔便愈重。兵費重到超過農民的負擔能力時，政府的勒索和官吏的剝削引起農民的武裝反抗。政府要鎮壓農民，又只好增兵，這一筆費用還是出在農民身上。

明初京軍總數在八十萬以上。永樂時征安南，用兵至八十萬。正統中征麓川，用兵亦十五萬。永樂宣德二朝六次對蒙古用兵，都以京軍為主力。到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之變，喪沒幾盡。《明史》卷一七〇《于謙傳》說：「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余疲卒不及十萬。人心恐慌，上下無固志。」事後一面補充，一面著手改革。當時主持兵政的兵部尚書于謙以為三大營的缺點，是在分作三個獨立組織，各為教令。臨時調發，軍士和將弁都不相習。乘機改革，在諸營中選出精兵十萬，分作十營集中團練，名為團營。其餘軍歸本營，稱為老家。京軍之製為之一變。到成化時又選出十四萬軍分十二營團練，稱為選鋒，余軍仍稱老家，專任役作。團營之法又稍變。到正德時因「流寇」之亂，調邊軍入衛，設東西官廳練兵，於是邊軍成為選鋒，十二團營又成為老家了。嘉靖時經過幾次嚴重的外患，幾次改革，又恢復三大營舊制，改三千為神樞營，募兵四萬充伍。形式上雖然似乎還原，可是以募兵代世軍，實質上卻已大不相同了。

崇禎初年，一方面用全力防遏建州的入侵，一方面「流寇」四起，內外交逼，兵愈增，餉愈絀。崇禎二年三月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言：「諸邊年例自遼餉外，為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奇。今薊、密諸鎮節省三十三萬，尚應二百九十四萬八千。統計京邊歲入之數，田賦百九十六萬二千，鹽課百十一萬三千，關稅十六萬一千，雜稅十萬三千，事例約二十萬，凡三百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而逋負相沿，所入不滿二百萬，即盡充邊餉尚無贏餘。乃京支雜項八十四萬，遼東提塘三十余萬，薊、遼撫賞十四萬，遼東舊餉改新餉二十萬，出浮於入已一百十三萬六千。況內供召買，宣大撫賞，及一切不時之需，又有出常額外者。」

這時離開國不過一百四十年，京軍已以冗怯著稱，政府中人異口同聲地以為不可用了。

明初創衛所制度，劃出一部分人為軍，分配在各衛所，專負保衛邊疆和鎮壓地方的責任。軍和民完全分開。中葉以後，衛軍廢弛，又募民為兵，軍和兵成為平行的兩種制度。

在明代前期，最為民害的是勾軍。軍士缺伍，勾捉正身者謂之跟捕，勾捕家丁者謂之勾捕。勾軍的弊害，洪熙元年（1425）興州左屯衛軍士范濟曾上書說：

把逃軍的責任交給衛所官旗，讓他們為自己的利益約束軍士，這辦法顯然毫無效果，因為在十年後又頒發了同樣性質的法令：

衛軍一方面被衛官私家役使，甚至被逼為朝中權要種田。月糧既被剋扣，又須交納月錢，供上官揮霍。隆慶三年（1569）蕭廩出核陝西四鎮兵食，發現被隱佔的卒伍至數萬人。軍士無法生活，一部分改業為工人商販，以所得繳納上官。景帝即位時，劉定之上言十事，論當時情形：

解除軍籍的唯一途徑，明初規定，必須做到兵部尚書才能脫籍為民。《明史》卷一三八《唐鐸傳》記陳質許除軍籍，稱為特恩：

因外族侵略和農民起義而增兵，因增兵而籌餉，因籌餉而加賦。賦是加到農民頭上的，官吏的嚴刑催逼和舞弊，迫使農民非參加起義不可，《明史》卷二五五《黃道周傳》附《葉廷秀傳》說：

王道論清軍之弊有三：第一是清勾不明；第二是解補太拘；第三是軍民並役。他說：「清勾之始，執事不得其人，上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賄賂公行，奸弊百出。正軍以富而倖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盪數家之產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國初之制，垛集者不無遠近之異，謫戍者多罹邊衛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遷發，填實空曠，或因商宦，流寓他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懷。今也勾考一明，必欲還之原伍，遠或萬里，近亦數千，身膺桎梏，心戀庭闈，長號即路，永訣終天，人非木石，誰能堪此，此解補太拘之弊二也。邇年以來，地方多事，民間賦役，十倍曩時，鬻賣至於妻子，算計盡乎雞豚，苦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又忽加之以軍伍之役，重之以饋送之繁，行齎居送，無地方可以息肩，死別生離，何時為之聚首？民差軍需，交發互至，財殫力竭，非死即亡，此軍民並役之弊三也。」

從養軍三百萬基本上自給的衛兵制，到軍兵費完全由農民負擔，國庫支出；從有定額的衛軍，到無定額的募兵；從世襲的衛軍，到僱用的募兵，這是明代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勾軍之害，已如上述。一到大舉清軍時，其害更甚。清軍官吏是以清出軍伍的多少定考成的，因此肆意誅求，濫及民戶，唯恐所勾太少。《明史》記宣德時清軍情形：

其因罪謫戍的，則預先布置，改換籍貫，到衛即逃，無從勾捕：

衛所軍士之不斷逃亡，使統治階級感覺恐慌，努力想法挽救。把追捕逃軍的法令訂而又訂，規定得非常嚴密。《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記：

正統以後政府便須按年補助邊費，稱為年例。

皇帝侍衛親軍有錦衣衛和十二衛親軍。御馬監又有武驤，騰驤，左、右衛，稱四衛軍。

即勉強調發出征，也是雇充遊民，名為京軍，實則招募。如崇禎十四年兵部侍郎吳甡所言：「京營兵……承平日久，發兵剿賊，輒沿途雇充。將領利月餉，遊民利剽敚，歸營則本軍復充伍。」

明代軍士的生活，可用明太祖的話來說明，他說：「那小軍每一個月只關得一擔兒倉米。若是丈夫每不在家裡，他婦人家自去關呵，除了幾升做腳錢，那害人的倉官又斛面上打減了幾升。待到家裡（音伐）過來呵，只有七八斗兒米，他全家兒大大小小要飯吃，要衣裳穿，他哪裡再得閑錢與人。」

《劉健傳》也說：

在這情形下，《明史·兵志》記從吳元年十月到洪武三年十一月，三年中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余。到正統三年（1438）離開國才七十年，逃亡軍士數目就突增到一百二十萬有奇，佔全國軍伍總數二分之一弱。據同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純的報告，他所視察的某一百戶所，照理應有旗軍一百一十二人，可是逃亡所剩的結果，只留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