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子監分六堂，六堂又分三等。初等生員通四書、未通經書的，入正義、崇志、廣業三堂，修業期一年半以上。初等生修業期滿、文理條暢的，升中等，入修道、誠心二堂，修業期一年半以上。中等生修業期滿、經史兼通、文理都優的升高等，入率性堂。生員升入率性堂，依學規規定，根據勘合文簿（點名冊）坐堂時日，滿七百天才夠資格。

他怕「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只好住罷（停辦）社學，不再「導民為善」了。

軍民一切利病即政治問題，地方官、在野人士，甚至農工商人都可提出建議，任何人都有權討論政治，唯獨不許學生說話。並且在同一條文內，重複地說「不許生員建言」，「唯生員不許」，聲色俱厲，呼之欲出。明太祖為什麼單單剝奪了生員討論政治的權利呢？因為他害怕群眾，害怕組織，尤其害怕有群眾基礎有組織能力的知識分子。他認清，這個力量會危害他的統治，因之，非加以高壓，嚴厲禁止，不許有聲音不可。至於其他人士，個別的發言，個別的建議，沒有群眾做後盾，不發生力量，他不但不禁止，反而形式上加以獎勵，學學古代帝王求言的辦法，倒使他可以得到好名譽。

學校的教職員全是官。學生呢？來源有兩類，一類是官生，一類是民生。官生又分兩等，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土司子弟和海外學生（留學生）。官生是由皇帝指派分發的，出自特恩，民生由各地地方官保送。官生入學的目的，是為了「皇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皇子在內府大本堂，功臣子弟入國學。教之道，以正心為本，學的是如何統治的「實學」，不必像文士那樣記誦辭章。洪武十六年文淵閣大學士宋訥任國子監祭酒，明太祖特派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禮部尚書任昂和諫院、翰林院等官到監，舉行特別考試，考定教官生員高下，分別班次。又以公侯子弟在學讀書，怕不服教員訓誨，特派重臣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將軍做校長，撲罰違教的官生，整頓學風。官生中有雲南、四川等處土官子弟，日本、琉球、暹羅諸國學生，琉球學生來得最多。就洪武一朝官民生比例，據《南廱志》卷一五《儲養考》：

如上文所說，明太祖建立國子學的目的，是為了教育胄子（貴族官僚子弟），甚至在改組為國子監以後，還特派重臣勛戚李文忠兼領，管束官生。為什麼從二十四年以後，官生數目反而年少一年，和民生的比例，從二比一到一比二千零三十，主體變為附庸，完全失去立學的用意呢？這道理說來也極為簡單：公侯子弟成年的襲爵任官，不必入學，未成年的入學得經聖旨特派，紈絝少年，束髮受經，不過虛應故事，爵位官職原來不靠書本辭章。那麼，除非皇帝特命，又何必入學？此其一。從洪武十三年胡惟庸黨案發作后，功臣宿將，連年被殺，到洪武末年，除湯和、耿炳文、李景隆、徐輝祖幾家以外，其餘的差不多殺乾淨了。功臣本人被殺，子弟如何能入學？此其二。至於官僚子弟的入學令，限一百名的有效期限恐怕只是適用在洪武三年之前，以後實施極為嚴格，非奉特旨，不能入學，人數當然不可能太多。此其三。而且，大官子弟自有蔭官一途，用不著走國子監這條路，這樣，國子監就自然而然演變為專門訓練民生做官的衙門了。

升到率性堂的學生，采積分制。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策一道，判語二條。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官職）。不及格仍坐堂肄業（留級）。試法一如科舉之制，果有才學超越異常者，呈請皇帝特別加恩任官。

第四是任用地主做官，稱為薦舉。有富戶、耆民、孝弟力田、稅戶人才（納糧最多的大地主）等名目。有一出來便做尚書府尹、副都御史、布政使、參政、參議等大官的，最多的一次到過三千七百多人。可是，還不夠用，而且，這些地主官僚的作風也不完全適合新朝的要求。

府州縣學和社學都以《御制大誥》和《律令》做主要必修科。

知識青年對於現實政治不能說話，不許有聲音，明太祖的統治就鞏固了。可是，他沒有想到代替說話的是農民的竹竿和鋤頭，朱家的政權，到後來還是被竹竿和鋤頭所傾覆。

民生的來源，分貢監、舉監兩類。國子監的學生通稱監生。貢監出於歲貢，原來依據歷史上的成規，地方官有貢「士」于朝廷的義務。洪武元年令民間俊秀能通文義者，充國子學生。二年立府州縣學。四年正月，詔擇府州縣學生之俊秀通經者入國學，得二千七百二十八人。到十五年正月，禮部以州縣所貢子弟，推選未至，奏令各按察司，于年二十以上，厚重端秀者，務拔其尤，歲貢一人入監，著為令。從這一命令，可以看出在此以前，保送監生是州縣官的任務，此後則改歸按察司選送。洪武四年以前，選士於民間，四年以後，選士于地方學校，州縣學和國子監成為學制上的聯繫銜接衙門，民生在地方學校受初級訓練，選拔到國子監受高級訓練，國子監成為全國青年人才集中的場所。十六年又令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為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師，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試的（及格）入國子監，不中的原學教官罰停廩祿（扣薪水），生員罰為吏。則又把貢士之權改歸地方學校教官，貢生在入監之前，得經翰林院主持的甄別試驗。九九藏書

洪武二十七年第二次學潮又起，監生趙麟受不了虐待，出壁報提出抗議，學校以為是犯了毀辱師長罪。照學規是杖一百充軍。為了殺一儆百，明太祖法外用刑，把趙麟殺了，並且在國子監前立一長竿，梟首示眾（這在明太祖的口頭語，叫梟令，比處死重一等）。二十八年又頒行《趙麟誹謗冊》和《警愚輔教》二錄於國子監。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又召集祭酒司業和本監教官，監生一千八百二十六員名，在奉天門當面訓話。訓詞說：

從國子監到社學，必讀的書，必考的書，是明太祖所親自寫定的《大誥》（從文理不通、思想昏亂、詞語鄙陋、語氣狂暴、態度蠻橫幾點看來，確非儒生所能代筆），想用以為治國平天下，統一思想的「聖經寶典」。他在書末指出：

統治地方學校情形，完全和國子監一致。洪武十五年頒禁例十二條于全國學校，鐫立卧碑，置於明倫堂之左，不遵者以違制論，禁例中最重要的有下列各條：

明初制度，參加科舉的必須是學校的生員，學校生員做官則不一定經由科舉。以此，學校是做官所必由的大路，政府和社會都極看重。可是，從明成祖以後，進士獨佔了做官的門路，監生出路日壞。從明景帝開生員納粟納馬人監之例以後，國子監成為富豪子弟的京師旅邸，日漸廢弛。明武宗以後，非府州縣學生也可以納銀入監，做個挂名學生，以依親為名，根本不必入學，國子監到此完全失去初創的意義，只剩下一個招牌了。因之，研究明代學校和政治的關係，洪武一朝是最有代表性的時期。

痛決，充軍，罰充吏役，枷鐐終身，餓死，自縊死，裊首示眾，明初的國子監是學校，又是監獄，又是刑場。不止是學生，也包括教官在內，受死刑所威脅的訓練，造成絕對服從的、奴性的官僚。

專制獨裁的君主，用以維持和鞏固統治權的法寶，是軍隊、法庭、監獄、特務和官僚機構，用武力鎮壓，用公文辦事。

司業二名，分為左右，各提調三堂。博士五員，分五經，于彝倫堂西設座教訓六堂，依本經考課。

絕對禁止學生對人對事的批評和團結組織，甚至班與班之間也禁止來往：

第三隻好任用沒有做過官的讀書人。讀書人當然想做官，可是有的人也有顧忌，顧忌的是失身份：「海岱初雲擾，荊蠻遂土崩。王公甘久辱，奴僕盡同升。」和奴僕同升也許還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政權還不太鞏固，對內未統一，北邊蒙古還保有強大力量。有的人顧忌的是這個政權是淮幫，大官位都給淮人占完了：

洪武二十六年監生人數突增的原因，是因為有新的政治任務，人手不夠，特別擴大保送，說詳下文。

以帝王之威，用減刑用充軍，利誘威脅，命令人民讀他的「至寶」，命令學生熟讀講解他的「至寶」，可惜，人民是不識「寶」的，利誘不理，威脅無用。成化時（1465—1487）陸容記《大誥》的下落說：

祭酒同時也是教員，和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職專教誨，務在嚴立課程，用心講解，以臻成效。如或怠惰，不能自立，以致生員有戾規矩者，舉覺到官，各有責罰。換言之，教員如不能使生員循規蹈矩，所遭遇到的不是解聘，而是更嚴重的刑事處分。

功課內容，分《御制大誥》《大明律令》《四書》《五經》劉向《說苑》等書（後來又加上《御製為善陰騭》《孝順事實》《五倫書》等書），最主要的是《大誥》。《大誥》是明太祖自己寫的，有《續編》《三編》《大誥武臣》，一共四冊，主要內容是列舉他所殺的人的罪狀，使人民知所警戒，教人民守本分、納田租、出夫役，替朝廷當差的訓話。洪武十九年以《大誥》頒賜監生，二十四年三月，特命禮部官說：「《大誥》頒行已久，今後科舉歲貢人員，俱出題試之。」禮部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以違制論。違制是違抗聖旨的法律術語，這罪名是很大的。皇帝頒布的殺人罪狀，列作學生的必修功課，而且，作為考試的科目，用法令強迫全國生員非熟讀講解不可，這道理是用不著什麼解釋的。其次，訓練學生的目的是做官，《大明律令》必然是必讀書，而且「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四書》《五經》是儒家的經典，洪武五年，明太祖面諭國子博士趙俶：「爾等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孔子的思想是沒有問題的，尊王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套，最合帝王的需要。可是，孟子就不同了，洪武三年，他開始讀《孟子》，讀到有幾處對君上不客氣的地方，大發脾氣，對人說：「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下令國子監撤去孔廟中孟子配享的神位，把孟子逐出孔廟。他認為這本書有反動的毒素，得經過嚴密的檢查。洪武二十七年（1394）特別敕命組織一個「審查委員會」，執行檢刪任務的是當時的老儒劉三吾，把《盡心篇》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一章；「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和《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一章；《萬章篇》「天與賢則與賢」一章；「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以及類似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一共八十五條，以為這些話不合「名教」，全給刪節掉了。只剩下一百七十幾條，刻板頒行全國學校。這一部經過大手術切割的書，叫作《孟子節文》。所刪掉的八十五條，「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至於《說苑》，則因為「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于方冊之間，深有勸誡」是當作修身或公民課本被指定的。此外，也消極地禁止某些書不許誦讀，如洪武六年面諭趙俶時所說：「若蘇秦、張儀，繇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術，宜戒勿讀。」由此可見，學校功課的項目，內容的去取，必讀書和禁讀書，學校教官是無權說話的，一切都由皇帝御定。有時高興，連考試的題目也出，例如聖制策問十六道，試舉一例，敕問文學之士，整個題目如下：

舉監是舉人入監。洪武初年擇年少舉人入國子監讀書。洪武十八年，又令會試下第舉人送監卒業，是補習班或先修班的意思。

明太祖寄託培養官僚的全部責任於國子監，這一條款就是授權國子監教官，用刑法清除所有不服從不聽調度的反抗分子。毀辱師長的含義是非常廣泛的，無論是語言、行動、思想、文字上的不同意，以至批評，都可任意解釋。被周納的犯人是不能也不許可有辯解的機會的。至於生事告訐，更可隨便運用，凡是不遵從學規的，不滿意現狀的，要求對某方面教學或生活有所改進的，都可以用生事告訐的罪狀片面判決之，執行之。國子監第一任祭酒宋訥是這條學規的制定人，明初人說他辦學極意嚴酷，以求符合明太祖的政策。在他的任內，監生走投無路，經常有人被強制餓死（這也是有學規的依據的，洪武十五年第二次增訂學規：師生如有病患，不能行履者，許令膳夫供送。若無病不行隨眾會食者，不與當日飲食），以至自縊死。他連死屍也不肯放過，一定要當面驗明，才許棺殮。後來他的兒子宋復祖繼任司業，也學他父親「誡諸生守訥學規，違者罪至死」。學錄金文征反對宋訥的過分殘暴，想法子救學生，向明太祖提出控訴說：「祭酒辦學太嚴，監生餓死了不少人。」太祖不理會，說是祭酒只管大綱，監生餓死，罪坐親教之師，和祭酒無干。文征又設法和同鄉吏部尚書余熂商量，由吏部出文書令宋訥以年老退休（洪武十八年宋訥七十五歲，已經過了法令規定該致仕的年齡了）。不料宋訥在辭別皇帝時，說出並非真心要辭官，太祖大怒，追問緣因，立刻把余熂、金文征和學錄田子真、何操，學正陳潛夫都殺了，還把罪狀出榜在國子監前面，也寫在《大誥》裡頭。這次反迫害的學潮，在一場屠殺后被壓平，從此再也沒有人敢替餓死縊死的學生說話了。

不但監生請假休學，要得特許，連教員請假，也必得經過同樣程序，如洪武十二年助教吳伯宗奏請省親，明太祖特許給假四個月就是一個例子。

監生請假休學，只有在棄喪、完姻、父母年已七十必須侍養，或妻子死亡等情形下，才被准許。而且得由皇帝親自准許。請假日期有嚴格規定，洪武十六年令監生入監三年，有父母者，照地遠近，定限歸省。其挈潔家成婚者亦如之，俱不許過限。父母喪照例丁憂。伯叔兄長喪而無子者，亦許立限奔喪。十八年令監生有父母年老無次丁者，許還原籍侍養，其妻死子幼者許送還鄉，給予腳力，立限還監，違者罰之。二十二年，禮部奏准，監生畢姻般取，照省親例入監三年者方許。三十年令監生省親等事，量道路遠近，定具在途往還日月：每日水路一百里，陸路六十里；直隸限四閱月，河南、山東、江西、浙江、湖廣限六閱月，北平、兩廣、福建、山西、陝西限八閱月。其住家月日：省親三閱月，畢姻兩閱月，送幼子還鄉一閱月，丁憂照官員九九藏書例不計閏，俱二十七月。凡過限兩月以上者，送問復監。同年有違限監生二百一十七人，祭酒比例擬奏，發充吏役。三十一年又有違限監生二百二十人，命吏部銓除遠方典史以困役之。

國子監既然是為皇家製造官僚的工廠，用嚴刑峻法來捏塑官僚，那麼，皇家對這工廠的技|師，自有其劃一的僱用標準。和監規的尺度一樣，明初的國子監教官，是被嚴刑約束著，連一絲一毫自由的氣氛也不許有的。例如第一任國子學博士和祭酒許存仁，在明太祖幕府十年，是從龍舊臣，洪武元年被劾逮死獄中。表面上的罪名是私用學宮什器，娶妾飾床以象牙，非師臣體，實際上是因為明太祖剛即位做皇帝，存仁便告辭回家，犯了忌諱。司業劉丞直勸他：「主上方應天順人，興高采烈，你要回家，也該等待一會兒。」存仁沒理會，果然因此致死。第二任祭酒梁貞也得罪放歸田裡。第三任魏觀，後來在蘇州知府任上被殺。第四任樂韶鳳以不職病免。第五任李敬以罪免。第六任吳顒因為武官子弟怠學，寬縱不能制裁被斥免。國子監第一任祭酒是宋訥，屠殺生徒，最被恩禮，可是明太祖還不放心，經常派人伺察，有時還在暗中畫他的相貌，一喜一怒，都有報告。第二任龔敩，得罪的罪狀是有監生告假還家，沒有報告皇帝，祭酒便准了假。明太祖大怒，以為「賣放」，「置於法」。第三任胡季安坐胡惟庸黨案得罪。第四任楊淞，因為擅自分配學生宿舍，原來有廊房二十間，所住學生以罪被逐，留下空屋，明太祖令北城兵馬司封鑰，楊淞因為宿舍不夠住，自作主張，准許學生住進去，結果是因此「掇禍」。最末一任張顯宗就是奉天門訓話里的年紀小的秀才官人，上任不久，明太祖便死了，算是僥倖沒有意外。統計三十多年來的歷任祭酒，只有以殘酷著名的宋訥是善終在任上，死後的恩禮也特別隆重，可以說是例外，其他的不是得罪，便是被殺。

地方學校之外，洪武八年又詔地方立社學（鄉村小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

國子監的前身是國子學。宋龍鳳十一年（1365，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以元故集慶路儒學改建。有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典膳等官。在建學的前一年，未有校址，先已任命了國子博士和國子助教，在內府大本堂教皇子和胄子（貴族大官子弟）。吳元年（1367）定國子學官制，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助教從八品，學正正九品，學錄從九品，典膳省注。洪武四年（1371）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祿，祭酒二百七十石，司業一百八十石，博士八十石，典簿七十石，助教六十五石，學正六十石，學錄五十石。十四年又更定官員品數，祭酒一人，從四品；司業二人，正六品；監丞二人，正八品；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典簿一人，俱從八品；學正十人，正九品；學錄七人，典籍一人，俱從九品；掌饌二人，雜職。又改建國子學于雞鳴山之南。十五年改國子學為國子監。二十四年，又改司業監丞各一人。從祭酒到掌饌都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於吏部。

入學生員享受免役特權，除本身外，還免其家差徭二丁。在學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

又說：

明初的國子學、國子監，所負荷的製造和訓練官僚的任務，據《南廱志》和《明史·選舉志》所記：

明代官制，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正四品，郎中正五品，主事正六品，監察御史正七品，給事中從七品。布政使從二品，參政從三品，參議從四品，按察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僉事正五品。知府正四品，知州從五品，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教諭無品級。從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這一時期監生任官的情形來看，第一，監生並沒有一定的任官資序，最高的可以做到地方大吏從二品的布政使，最低的做正九品的縣主簿，以至無品級的教諭。第二，監生也沒有固定的任官性質，部院官、監察官、地方最高民政財政官、司法官，以至無所不管的親民的府州縣官和學校官，監生幾乎無官不可做。第三，除做官以外，在學的監生，有奉命出使的，有奉命巡行列郡的，有稽核百司案牘的，有到地方督修水利的，有執行丈量記錄土地面積定糧的任務的，有清查黃冊的，有寫本的，有在各衙門辦事的，有在各衙門歷事的。第四，三十年來監生的任官，以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為最高，十九年為最多。「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大體來說，從國子學改為國子監以後，監生的出路已漸漸不如初年，從做官轉到做事，朝廷利用大批監生做履畝定糧，督修水利，清查黃冊等基層技術工作。至於為什麼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大量任用監生做高官呢？理由是第一，剛開國人才不夠，只能以國子生出任高官。第二，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藍玉被殺，牽連致死的文武官僚、地方大吏為數極多，多少衙門都缺正官，監生因之大走官運。至於為什麼洪武十九年監生任官的竟有千餘人之多呢？那是因為上一年鬧郭桓貪污案，供詞牽連到直省官吏因而系死者有幾萬人，下級官吏缺得太多的緣故。至於為什麼在洪武十五年以後，監生做官的出路一天不如一天呢？那是因為從十五年以後，會試定期舉行，每三年一次，進士在發榜后即刻任官，要做官的都從進士科出身，甚至監生也從進士科得官，國子監已不再是唯一的官僚養成所了。進士釋褐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和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監生原來的出路為進士所奪，只好去做基層技術工作和到諸司去歷事了。

監生入學后，還得再經過一次編級考試，分堂（級）肄業。

坐堂期間，管制極端嚴格，表面上歷次增訂的監規，總共五十六款，除關於教官部分以外，關於約束防閑監生的，如：

舊的人才不夠用，只好想法培養新的了。明太祖用自己的訓練方法，造成大量的新官僚。這個官僚養成所叫作國子監。《明史·選舉志》說：「學校有二，曰國學，曰府州縣學。」

其實，並不是明武宗比他的祖宗更仁慈，而是一百多年來，進士科已經完全代替了國子監的地位，做官的不再從國子監出來，國九九藏書子監已是破落的冷而又窮的衙門，會饌因為經費不夠停止了，連房子倒塌了，朝廷也不肯修理，靠募捐才能補葺一下。它已失去了明初官僚養成所的地位，當然，也用不著這根刺目的不相稱的竿子了。

明太祖朱元璋原來是紅軍大帥郭子興的親兵，一步步陞官，做到韓宋的丞相國公，龍鳳十年（1364，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做吳王，四年後爬上寶座做明朝的開國皇帝。本來是靠武力起的家，化家為國后，有的是隊伍，紅軍嫡系的，敵軍收買過來的，投降的雜牌軍，官民犯罪充軍的，不夠，再按戶口抽壯丁，總數約莫有兩百萬，編製作衛（師）所（團），分駐全國各地，執行武裝彈壓警戒的任務。

貢監據洪武十五年十六年的法令，府州縣學歲貢生員一人，是有一定名額的。這定額在洪武朝發生過兩次例外，第一次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初令天下府學歲貢二人，州學二歲貢三人，縣學每歲貢一人入監，明年如常」。突然增加保送名額，照例歲貢生應于次年正月到京師，因為這法令，洪武二十六年的官民生總數就增加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第二次在洪武三十年，這一年「本監以坐堂（在學）人少，誠恐諸司再取辦事不敷，移文禮部，上令照二十五年例。於是入監遂眾」。據上文記錄，三十年度的官民生總數是一千八百二十九名，三十一年的名額，雖然沒有記錄，大概和二十六年度的相差不遠。從后一例子的理由，可以明白這兩次增加名額的原因，是因為朝廷諸司辦事人員的迫切需要，說明了在學監生同時也是朝廷的辦事人員。

明代地方學校的建立，始於洪武二年。明太祖以為元代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戰爭以來，人習於戰鬥，唯知干戈，莫識俎豆。他常說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如今京師已有太學，而地方學校尚未興辦，面諭中書省臣令府州縣都立學校，禮延師儒，教授生徒，講論聖道。於是大設學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府學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師生月稟米人六斗，地方官供給魚肉。

生員往來議論，就難免對學校設施，對政治良窳有意見，有結論，就難免不發生學潮，針對的辦法是隔離和孤立。至於結黨，發生組織力量，就無法管束和訓導了，非嚴辦不可。在太祖朝嚴刑重法、大量屠殺的恐怖空氣中，監生不能也不敢提出原則性的反抗，只好從生活不滿的方面來發泄，因之，故言飲食污惡，對飢餓的抗議就成為學潮的主題了。抗議飢餓的行動，如不是集體提出，學規另有專條：「生員毋得擅入廚房，議論飲食美惡，及鞭撻膳夫。違者笞五十，發回原籍，親身當差。」這和枷鐐禁錮終身役使的處分，輕重相去是極大的。此外禁例，如不許穿常人衣服；有事先於本堂教官處稟之，毋得徑行煩紊；凡遇出入，務要有出恭入敬牌；以及無病稱病，出外遊盪，會食喧嘩，點問（名）不到，不許燕安怠惰，解衣脫巾，喧嘩嬉笑。號房不許私借他人住坐，不許作穢，不許酣歌夜飲等二十七條，下文都是「違者痛決！」最最嚴重的一款是：

國子監坐堂監生最多的時期，將近萬人，校舍規模是相當宏大的，校址東至小教場，西至英靈坊，北至城坡土山，南至珍珠橋。左有龍舟山，右有雞鳴山，北有玄武湖，南有珍珠河。「延袤十里，燈火相輝。」監內建築，正堂一，支堂六，每堂一十五間，是師生講習的地方。有饌堂二所，是會饌的地方。書樓十四間藏書。光哲堂十五間住琉球官生。號房（學生宿舍）約二千間。此外有射圃、倉庫、醬醋房、水磨房、曬麥場、菜圃、養病房等建築。規模最宏大的是供奉孔子和列代賢哲的文廟。

學生入監，主持選送的是府州縣官、按察司官、本學教官。入學考試，主持考試的是翰林院官。入監後主持訓育的是國子監官。受訓完畢后，監生的出路，而且是唯一的出路，是替皇帝做官，「學而優則仕」。

這兩條，前一條不許生員交結地方官，后一條要使生員為皇家服務，在民間替朝廷清除「非為」。另一條：

日常功課，監規規定：一是寫字。每日寫仿一幅，每幅十六行，行十六字，不拘家格，或羲、獻、智、永，歐、虞、顏、柳，點畫撇捺，必須端楷有體，合格書法，本日寫完，就於本班先生處呈改，以圈改字少為最。逐月通考，違者痛決（打）。二是背書。三日一次背書，每次須讀《大誥》一百字，本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即平均每日背一百字。不但熟記文詞，務要通曉義理。若背誦講解全不通者，痛決十下。三是作文。每月務要作課六道：本經義二道，四書義二道，詔誥章表策論判語（公家文書）內科（選）二道。不許不及道數，仍要逐月作完送改，以憑類進。違者痛決。

監生穿一定的服裝，形式也是明太祖欽定的，用玉色絹布，寬袖皂緣，皂絛軟巾，叫作襕衫。每年冬夏衣由朝廷頒賜。膳食公費，全校會饌。有家眷的特許帶家眷入學，每月支食糧六斗。皇帝特賜，有時賜及學生的家長，例如洪武十二年賜諸生父母帛各四匹。或賜及妻子，如洪武二十七年，賜監生有家屬的六百二十五人，每人鈔五錠（這年官民生總數是一千五百二十人，有家眷的佔百分之三十八）。三十年又賜監生夏布大小人五匹，家屬每人二匹。

國子學時代只有洪武四年的生員總數，據《大明禮令》：「凡國學生員，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子孫弟侄，年一十二歲以上者充補，以一百名為額。民間俊秀年一十五歲以上，能通《四書》大義，願入國學者，中書省聞奏入學，以五十名為額。」則在洪武四年以前，官生與民生的比例是二比一。官生是主體，民生不過陪襯而已。國子監時代，洪武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只舉官民生總數，無法知道比例。從二十四年到三十年，有五個年度的在學人數記錄，二十四年官生佔總數1／34，二十五年1／82，二十六年1／2030，二十七年1／330，三十年1／610。在這個記錄中，值得指出的：第一，官生占監生總數比例極小；第二，官生就學比例逐年減少，從四十五名降為三名；第三，洪武二十六年監生員數突然激增，次年又突然減少；第四，官生中琉球生悅慈從洪武二十五年到三十年，留學至少有六年之久。

明太祖明白，武力可用以奪取政權，卻不能用以治國，而且，軍官大多數不識字，也辦不了公文。即使有識字的，也不能做高級執政官，武人當政，歷史上的例子說明不是好辦法。結論是要治國必須建立一個得心應手，御用的官僚機構，而官僚必得用文人。於是，問題來了。從朝廷到地方，從省府部院寺監到州縣，各級官僚得十幾萬人，白手成家的明太祖，從哪兒去找這麼些忠心的而又能幹的文人？

這篇有名的訓詞，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唯一可以比擬的，大概是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禁止民間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那道敕令吧。國子監前面的長竿，是專作梟令學生用的，一直到正德十四年（1519）明武宗南巡，這個頑皮年輕皇帝，學他祖宗的榜樣，化裝出來偵察，走過國子監前，看見這個怪竿子（那時代還沒有掛旗子的禮俗），弄糊塗了，問明白說是掛學生腦袋的。他說：「學校豈是刑場！」而且，「哪個學生又敢犯我的法令！」才叫人撤去。這竿子一共豎了一百二十六年。hｔｔps://ｒeaｄ.９９cｓw•ｃｏm

在官僚政治之下，地方學校只存形式，學生不在學，師儒不講論。社學且成為官吏迫害剝削人民的手段，明太祖曾大發脾氣，申斥地方官吏說：「好事難成。且如社學之設，本以導民為善，樂天之樂，奈何府州縣官不才酷吏，害民無厭。社學一設，官吏以為營生。有願讀書者無錢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願讀書者受財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本無讀書之暇，卻乃逼令入學，有錢者又縱之。無錢者雖不暇讀書，亦不肯放，將此湊生員之數，欺誑朝廷。」

研究明代國子監的材料，除《明史·選舉志》以外，關於南京國子監的，有黃佐的《南廱志》，北京國子監有《皇明太學志》。此外，《大明會典》卷七八《學校門》也有簡單的記載。

當然，第一個想到的是元朝的舊官僚。除了在長期戰爭中被消滅了的一部分之外，剩下的會辦事有才力的一批，早已來投效了；不肯來的，用威嚇手段，說是「智謀之士」，「堅守不起，恐有後悔」，也不敢不來。其餘有的是貪官污吏，有的人老朽昏庸，有的人懷念元朝的恩寵，北逃沙漠，有的人厭惡、恐懼新朝，遁跡江湖，埋名市井。儘管新朝用盡了心機，軟話硬拉，要湊齊這個大班子，人數還差得太遠。

學校官在學的職務分工，據洪武十五年欽定的監規：祭酒是正官，衙門首長，專總理一應事務，要整飭威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屬官赴堂稟議事務，質問經史，皆須拱立聽受，不得即便坐列，正官亦不得要求虛譽，輒自起身，有紊禮制。祭酒和其他同僚，是長官和屬僚的關係，就國子監說，是一監之長，勉強比附現代名詞，相當於校長，但是，這個校長並無聘任教員之權，因為一切教員都是部派的。監丞品位雖低，卻參領監事，凡教官怠於師訓，生員有戾規矩，並課業不精，廩膳不潔，並從糾舉。務要夙夜盡公，嚴行約束，毋得徇情，以致廢弛。不但管學生規矩課業，還兼管教員教課成績，辦公處叫「繩愆廳」，器用除公案公椅以外，特備有行撲紅凳二條，撥有直廳皂隸二名，「扑作教刑」。刑具是竹篦，皂隸是行刑人，紅凳是讓學生伏著挨打的。照規定，監丞立集愆冊一本，各堂生員敢有不遵學規，即便究治。初犯記錄（記過），再犯決竹篦五下，三犯決竹篦十下，四犯發遣安置（開除，充軍，罰充吏役）。監丞對學生，不但有處罰權，而且有執行刑罰之權，學校法庭刑場合而為一。當然，判決和執行都是片面的，學生絕對沒有辯解申說和要求上訴的權利。這職位就管束學生而論，有點像現代的訓導長。掌饌是管師生膳食的，膳夫由朝廷撥囚徒充役，洪武十五年六月敕諭監丞等：「囚徒膳夫，俱系死囚，若不聽使令，三更五點不起，有誤生員飲食，一兩遍不聽，打五十竹篦，三遍不聽處斬，做賊的割了腳筋。若監丞典簿掌饌管束不嚴，打一百圓棍，如不死，仍發雲南。有通了學里學外人偷了學里諸物者處斬，家下人發雲南，欽此。」這種刑法是超出當時的《大明律》的。典簿職掌文案，凡一應學務，並支銷錢糧，季報課業文冊等項，皆須明白稽考。又管出納，又管教務，類似現代學校里的總務長和教務長。典籍是圖書館長。

明太祖有方法統治學校，屠殺學生，可是，他沒辦法辦社學，也沒辦法使人民讀他的《大誥》。有生死人之權，有富貴貧賤人之權，而終於無人讀他藏他的「至寶」，不要說讀，人民甚至連看都沒有看見，這大概是專制獨裁者應有的、共有的悲哀吧！

第二想到的是元朝的吏。元朝是以吏治國的。元世祖以後，甚至執政大臣也用吏來充當，造成風氣，中原一帶，稍稍識字能辦公文的，投身台閣做吏，顯親揚名。南方的士人既不能從科舉出身，又不甘心作吏，境況日漸沒落，不免對北方的吏發生妒忌嫌恨的感情。明太祖是南方人，當然不免懷有南方人共同的看法。他又深知法令愈繁冗，條格愈詳備，一般人不會辦，甚至不能懂，吏就愈方便作弊，舞文弄法，鬧成吏治代替了官治，代替了君治，這是對皇家統治有嚴重損害的。而且，辦公文的訣竅，程序格式條例，成為專業，不是父子，就是師徒世傳，結成行幫，自成團體。行幫是可怕的，把治權交給行幫，起腐蝕作用，更可怕。因此，吏不但不能用，而且得用種種方法來防範、壓制。在明代，吏不許做官，國子監生有罪罰充吏役，便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