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衛所制度之崩潰
四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酉，詔兵部凡以罪謫充軍者，名為恩軍。
五年後，監察御史鄧真上疏說軍衛之弊。也說：
凡軍裝盤纏，宣德四年令每丁一名，優免原籍戶丁差役。若在營余丁，亦免一丁差役，令其供給軍士盤纏。
永樂五年六月辛卯，御吏蔣彥祿言：國家養軍士以備功戰，暇則教之，急則用之，今各衛所官夤緣為奸，私家役使，倍蓰常數，假借名義以避正差，賄賂潛行，互相蔽隱。
內外各衛所軍士，皆有定數，如伍有缺，即當勾補。今各衛所官吏，惟耽酒色貨賄，軍伍任其空虛。及至差人勾補，縱容賣放，百無一二到衛。或全無者。又有在外聚妻生子不回者。官吏徇私蒙蔽，不行舉發。又有勾解到衛而官吏受贓放免，及以差使為由，縱其在外，不令服役，此軍衛之弊也。
永樂八年四月戊戌，湖廣郴州桂陽縣知縣梁善言：本縣人民充軍數多，戶有一丁者發遣補役，則田地拋荒，稅糧無征，累及里甲。乞將軍戶一丁者存留，當差納糧。或發遣當軍，則以所遺田地與軍屯種，開除糧額，庶軍民兩便。禮部儀軍戶一丁應合承繼者仍令補役。田土付丁多之家佃種。如果無人承種，准開糧額。從之。
在衛官軍苦於出錢，其事不止一端。如包辦秋青草價，給與勇士養馬，比較逃亡軍匠，責令包工雇役。或幫貼錦衣衛夷人馬匹，或加貼司苑局種菜軍人內外官人造墳皆用夫價，接應公差車輛，俱費租錢，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營內外官員，率與軍伴額數之外，謫發在營操軍役使，上下相襲，視為當然。又江南軍士，漕運有修船盤削之費，有監收斛面之加，其他掊克，難以枚舉。以致逃亡日多，則撥及全戶，使富者日貧；貧者終至於絕。江南官軍每遇京操，雖給行糧，而往返之費，皆自營辦。況至京即撥做工雇車運料，而雜撥納辦，有難以盡言者。
洪武十三年五月庚戌，上諭都督府臣曰：近各衛士卒，率多逋逃者。皆由統之者不能撫恤，宜量定千百戶罰格。凡一千戶所逃至百人者千戶月減俸一石，逃至二百人減二石。一百戶所逃及十人者月減俸一石，二十人者減二石。若所管軍戶不如數及有病亡事故殘疾事，不在此限。
明初，衛所世籍及軍卒勾補之法，皆溍所定。然名目瑣細，簿籍繁多，吏易為奸。終明之世，頗為民患，而軍衛亦日益耗減。
一方面私役兵士，藉以漁利。《明成祖實錄》卷六一八：
衛軍逃亡缺額，竟成為衛所官旗的利源，一方面他們可以干預沒逃亡者的月糧，一方面又九_九_藏_書可以向逃亡者索賄。以此一任行伍空虛，不加過問。《明成祖實錄》卷一五七：
原載南京《中央日報·史學》第三期
1936年3月19日
1936年3月19日
從征、歸附兩項軍兵大部分是建國前期所組織，謫發一項當為建國以後的新兵，又名恩軍。《明太祖實錄》卷二三二：
宣德八年八月壬午，河南南陽府知府陳正倫言：天下衛所軍士，或從征，或屯守，或為事調發邊衛。其鄉貫姓名詐冒吏改者多。洪武中二次勘實造冊；經歷年久，簿籍鮮存，致多埋沒。有詐名冒勾者，官府無可考驗虛實。
衛軍已逃亡的，「勾軍無虛歲，而什伍日虧」。未逃亡或不能逃亡的，卻連「平居以壯儀衛，備國容猶不足」。這是衛所制度崩潰后的現象。同時這崩潰的因素，又早已孕育在衛所制度初建立的那天。
在這種情形之下，衛所制度建立的第一天就已伏下崩潰的因素。《明史·兵志四》記起吳元年十月到洪武三年十一月，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余。到正統三年這數目就一跳跳到一百二十萬有奇，佔全國軍伍總數的三分之一。同年據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純的報告，他所視察的某一百戶所，照理應有旗軍一百二十人，可是逃亡所剩的結果只留一人。
永樂十二年十月辛巳，上諭行在兵部臣曰：今天下軍伍不整肅，多因官吏受賕，有縱壯丁而以罷弱充數者，有累歲缺伍不追補者，有偽作戶絕及以幼小紀錄者，有假公為名而私役於家者，遇有調遣，十無三四，又多是幼弱老疾，騎士或不能引弓，步卒或不能荷戈，綏急何以濟事。
《兵志序》：
國初乘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恆產。然當是時官皆畏法不敢虐下，故建衛從軍，多安其役。自後日漸承平，流罪者悉改充戍，故人有懷土之思，不能固守其新業。於是乎逃亡者十常八九，而清勾之令遂不勝其煩擾矣。
不但是法外的弊害使平民受盡苦痛，即本軍本戶的勾捕，也使一家人傾家蕩產，消耗了國家的元氣。試舉兩例說明，第一例可以看出這制度曾破壞了多少美滿的家庭，殘酷到何種程度。《明太祖實錄》卷二一七：
臣在行伍四十余年，謹陳勾軍之弊：凡衛所勾軍有差官六七員者，百戶所差軍旗或二人或三人者，俱是有力少壯及平日結交官長、畏避征差之徒。重賄貪饕官吏，得往勾軍。及至州縣，專以威勢虐害里甲，既豐其饋饌，又需其財物，以合取之人及有丁者釋之，乃詐為死亡，無丁可取，是以宿留不回，有違限二三年者，有在彼典雇婦女成家者，及還，則以所得財物，賄其枉法官吏，原奉勘合，矇矓呈繳，較其所取之丁，不及差遣之官，欲求軍不缺伍，難矣。read.99csw.com
（正德中官武定知州）會清軍籍，應發遣者至萬二千人。侃曰：武定戶口三萬，是空半州也。力爭之……得寢。
衛所的軍額是一定的，衛軍的喪失，無論是死亡或逃亡，都須設法補足。補額的方法，是到原籍拘捕本人或其親屬。同年又置軍籍勘合。
除從征和歸附的軍兵以外，謫發和垛集軍是強迫被征的，被威令所逼，離開他們所慣習的農田和家屬，離開了他們所慣習的日常生活，被安排到一個遼遠的陌生的環境中去，替國家服務。一代一代下去，子子孫孫永遠繼承著這同一的命運和生活。在這情形下，大部分的軍士發生逃亡的現象。章潢《圖書編》說：
衛所的組織。《兵志二·衛所門》記：
大都督府言，起吳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余。於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懲戒。小旗逃所隸三人，降為軍。上至總旗、百戶、十戶皆視逃軍多寡奪俸降革。其從征在外者罰尤嚴。
正統元年九月分遣監察御史軒輥等十七人清理軍政，在賜敕中也指出當時的弊害，促令注意。《明英宗實錄》卷二二記：
至嘉靖時法令愈嚴，有株累數十家，勾攝經數十年者，丁口已盡，猶移復紛紜不已。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二《勾軍可罷》條說：
一
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為兵者，其軍皆世籍。
九月庚戌，上以內外衛所軍伍有缺，遣人追取戶丁，往往鬻法且又騷動於民。乃詔自今衛所以亡故軍士姓名鄉貫編成圖籍送兵部，然後照籍移文取之，毋擅遣人，違者坐罪。尋又詔天下郡縣，從軍戶類造為冊，具載其丁口之數，如遇取丁補伍，有司按籍遣之，無丁者止，自是無詐冒不實，役及親屬同姓者矣。
南都各衛軍在街者，余嘗于送表日見之，尪羸飢疫，色可憐，與老稚不勝衣甲者居其大半。平居以壯儀衛，備國容猶不足，脫有事而責其效一臂力，何可得哉？其原繇尺籍，皆系祖軍，死則必其子孫或族人充之，非盲瞽廢疾，未有不編于伍者。又戶絕，必清勾，勾軍多不樂輕去其鄉，中道輒逃匿。比至，又往往不耐水土而病且死，以故勾軍無虛歲，而什伍日虧。且勾軍之害最大，勾軍之文至邑，一戶而株累數十戶不止，此勾者至衛所，官識又以需索困苦之，故不病且死，亦多以苦需索而荒。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壬子，懷遠縣人王出家兒年七十余，二子俱為卒從征以死。一孫甫八歲，有司復追逮捕伍。出家兒訴其事于朝，命除其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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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雖然派大臣出外清理軍伍，宣德三年且特命給事御史按期清軍，清軍的條例也由八條而增為十九條，又增百二十二條，軍籍也愈來愈複雜。嘉靖三十一年又于原定戶口收軍勾清三冊以外，增編軍貫、兜底、類衛、類姓四冊。可是這一切只是多給予官吏以剝削的便利和機會，軍伍由之愈空，平民由之愈苦。結果，衛所軍士既不能作戰，也不能保衛地方，徒然給國家和民眾增加一個不必要的負擔。
宣德八年二月庚戌，行在兵部請定稽考司軍之令。蓋故事都司衛所軍旗伍缺者，兵部預給勘合，從其自填，遣人取補。及所遣之人，事已還衛，亦從自銷。兵部更無稽考。以故官吏夤緣為弊，或移易本軍籍貫，或妄取平民為軍，勘合或給而不銷，限期或過而不罪，致所遣官旗，遷延在外，娶妻生子，或取便還鄉，二三十年不回原衛所者。雖令所在官司執而罪之，然積弊已久，猝不能革。
這簡直是杜甫《石壕吏》的本事，所不同的只是杜甫所寫的是戰時情形，這是平時情形而已。第二例子可以看出在這制度下的經濟損失。《明成祖實錄》卷一〇三：
《王道順渠先生文錄》卷四論清軍之弊有三，第一是清勾不明，第二是解補太拘，第三是軍民並役。他說：
實際上不到四十年，這兩種制度都已失其效用，不但不能足軍，反而擾害農民。第一是官吏藉此舞弊。《明宣宗實錄》卷九九：
衛所官吏一方面剝削衛軍，使其不能生活，被逼逃亡。《明宣宗實錄》卷一〇八記：
其因罪謫戍的，則預先布置，改易籍貫，到衛即逃，無從根補。《明宣宗實錄》卷一〇七：
正統十一年五月己卯福建汀州府知府陸征言：天下衛所軍往往假稱欲往原籍取討衣鞋，分析家資，置借軍裝。其官旗人等，貪圖賄賂，從而給與文引遺之。及至本鄉，私通官吏鄰里，推稱老病不行，轉將戶丁解補，到役未久，託故又去，以致軍伍連年空缺。
二
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為軍，衛所無缺伍，且有羡丁……成祖即位，遣給事等官分閱天下軍，重定垛集軍更代法。初三丁巳上垛正軍一，別有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至是令正軍貼戶更代，貼戶單丁者免，當軍家蠲其一丁徭。
（官松江知府）清軍御史李立至，專務益軍，勾及姻戚同姓，稍辨，則酷刑榜掠，人情大擾。訴枉者至一千一百餘人。
戶有一丁被垛為軍，優免原籍一丁差役，使其供給軍裝盤纏。《明會典》卷一五五：
劉大夏《劉忠宣公集》卷一《條列軍伍利弊疏》說：
此外，最大的來源為垛集軍。《兵志四》：
初期國家法令尚嚴，衛軍比較能安分服務。稍後政府不能約束官吏，衛軍苦於虐待和鄉土之思，遂逃亡相繼，據王瓊的觀察，逃亡者的比例竟佔十之八九。他在《清軍議》中說：
《明九_九_藏_書史·劉基傳》：
一被徵發，便世世子孫都附軍籍，和民戶分開。《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一記：
使奉命勾軍的官旗，自身也成逃軍。第二是軍籍散失，無法勾稽。《明宣宗實錄》卷一〇四：
宣德八年十二月庚午，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聰言：遼東軍士多以罪謫戍，往往有亡匿者。皆因編髮之初，奸頑之徒，改易籍貫，至衛即逃，此及勾追，有司謂無其人，軍伍遂缺。
京營故有占役、虛冒之敝。占役者，其人為諸將所役，一小營至四五百人，且有賣閑、包操諸弊。虛冒者，無其人，諸將及勛戚、庵寺、豪強以蒼頭冒充選鋒壯丁，月支厚餉。
正統三年十月辛未，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純言：遼東軍士往往攜家屬潛從登州府運船，越海道逃還原籍，而守把官軍受私故縱。飭嚴加禁約。
衛有指揮使，所有千戶、百戶，總旗轄五十人，小旗轄十人，衛統于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都司十七（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廣、廣東、廣西、遼東、河南、貴州、雲南、大寧等），行都司三（北平、江西、福建），留守司一（中都），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戶所六十五。成祖以後，多所增改，都司增為二十一，留守司二，內外衛增至四百九十三。守御屯田群牧千戶所三百五十九。約計明代衛所軍兵的總數在三百萬人以上。
這制度等不到土木之變，等不到嘉靖庚戌之變和倭寇的猖獗的試驗，已經完全崩潰了。
衛所制度是明代立國的基礎，衛所軍兵之不斷逃亡，一方面表明了這制度內在的弱點，一方面也泄露出統治權動搖的消息。這情形使政府感覺到非常恐慌，極力想法補救。把追捕逃軍的法律訂而又訂，規定得非常嚴格。《明史·兵志四》記：
洪武十三年五月乙未，詔曰：軍民已定籍，敢有以民為軍，亂籍以擾吾民者，禁止之。
關於衛所制度崩潰的其他原因，及屯田之破壞等，另詳專文。
或公開請假離伍。如同書卷一四一所記：
三
這兩種制度都為兵部侍郎沈溍所創，《明史·唐鐸傳》曾對這新設施的成效加以批評：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
把逃軍的責任交給衛所官旗，讓他們為自己的利益約束軍士。這制度顯然毫無效果，因為在十年後又頒布了同樣性質的科令。《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一：
《張宗璉傳》：
國初衛軍籍充垛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余衛，數千里之遠者。近來東南充軍亦多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然四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逃亡故絕，莫不由斯，道里既遠，勾解遂難。九-九-藏-書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
衛所軍兵的來源。《兵志二》記：
正統十年二月辛亥，直隸御史李奎奏：沿海諸衛所官旗，多克減軍糧入己，以致軍士艱難，或相聚為盜，或興販私鹽。
清勾之始，執事不得其人，上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賄賂公行，奸弊百出，正軍以富而倖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盪數家之產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國初之制，垛集者不無遠近之異，謫戍者多罹邊衛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遷發，填實空曠，或因商宦，流寓地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懷。今也勾考一明，必欲還之原伍，遠或萬里，近亦數千，身膺桎梏，心戀庭闈，長號即終，永訣終天，人非木石，誰能堪此，此解補太拘之弊二也。爾年以來，地方多事，民間賦役，十倍曩時，鬻賣至於妻子，算計盡乎雞豚，苦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又忽加之以軍伍之役，重之以饋送之系，行責居送，天地可以息肩，死別生離，何時為之聚首，民差軍需，交發互至，財殫力竭，非死即亡，此軍民並役之弊三也。
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軍衛法。
是歲命兵部置軍籍勘合，遣人分給內外衛所軍士，謂之勘合戶田，其中間寫從軍來歷，調補衛所年月，及在營丁口之數。遇點閱則以此為驗。其底簿則藏於內府。
謫常州同知。朝遣李立理江南軍籍，檄宗璉自隨。立受黠軍詞，多逮平民實伍。
勾軍之弊，洪熙元年興州左屯衛軍士范濟曾上書言：
一到大舉清軍時，危害更甚。《明史·趙豫傳》：
《明史·李邦華傳》：
衛軍或秘密逃亡。如《明英宗實錄》卷四七所記：
結果是除大批的衛軍逃亡外，又逼使一部分為盜賊，擾亂地方治安。《明英宗實錄》卷一二六：
洪武十六年命五軍府檄外衛所，速逮缺伍士卒，給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之。洪武二十一年以勾軍發生流弊，命衛所及郡縣編造軍籍。《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三：
武備國立之重事，歷歲既久，弊日滋甚。戶本存而謂其為絕，籍本異而強以為同，變易姓名，改易鄉貫，夤緣作弊，非止一端。推厥所由，皆以軍衛有司及里主人等貪賂挾私，共為欺蔽，遂致妄冒者無所控訴，埋沒者無從追究，軍缺其伍，民受其殃。
《唐侃傳》：
宣德九年二月壬申，行在兵部右侍郎王驥言：中外都司衛所官，惟故肥己，征差則賣富差貧，征辦則以一科十。或占納月錢，或私役買賣，或以科需扣其月糧，或指操備減其布絮，衣食既窘，遂致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