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上面所講的這些問題是明朝以前沒有發生過的，或者雖然發生過，但並不顯著。當時的人也認識到了嘉靖前和嘉靖后所發生的這種巨大變化。當然，他們還不能理解這叫作資本主義萌芽。從我們今天來看，這個變化是舊的東西改變了，新的東西露出了頭。這些例子都可以作為資本主義萌芽來看。但是這些萌芽並沒有成長，以後又遭到了壓力，因此到鴉片戰爭以前中國還不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還處在萌芽狀態。

關於這個問題，我自己有些看法，也不一定成熟，提出來大家討論。我想，要說明某個時期有某個事物萌芽，必須要有一個界限。這個界限是什麼呢？就是要具體地指出一些事實，這些事實是以往的時期所不可能發生和沒有發生過的，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才能發生的。沒有這個界限，就會把歷史一般化了。試問：這個時期發生過，一百年以前發生過，五百年以前也發生過，這怎麼能說明問題？而且這些新發生的東西不應該是個別的。僅僅只在某個時期、某個地區出現的個別的東西能不能說明問題呢？不能說明問題。因為我們的國家這樣大，經濟發展不平衡，有先進的，有落後的，沿海和內地不同，平原和山區也不同。不要說別的地方，就說北京吧，全市面積有一萬七千平方公里，市內和郊區就不同，因此，個別時期所發生的個別的事情也會有所不同。所以作為一個事物的萌芽，必須是這個東西過去沒有發生過；現在發生了，而且不是個別的。只有這樣看，才比較科學。現在我們根據這個精神來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我想把問題局限在14世紀到16世紀所發生的主要事件上面，特別是16世紀中葉這個明朝人自己已感覺到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著重提出那些在這個時期以前所沒有發生，或雖已發生而很不顯著，這個時期以後成為比較普遍、比較顯著的一些問題。

第一，關於手工工場。在明朝初年的時候，有一個人叫徐一夔，他寫了一本書叫《始豐稿》。這本書裏面有一篇文章叫《織工對》。這篇文章講到元末明初，在浙江杭州有許多手工業紡織工場。這些紡織工場的經營方式是怎樣的呢？有若干間房子和若干部織機，工人都是僱工，他們不佔有生產工具。生產工具是誰的呢？是工場老闆的。老闆出房子、出機器、出原料，工人出勞動力。工人在勞動以後可以取得若干計日工資，工資隨著工人的技術熟練程度不同而有高有低，其中有一些技術水平比較高的，可以得到比一般工人加倍的工資，假如這家工場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別的工場可以拿更高的工資把他請去，勞動強度很高，把工人弄得面黃肌瘦。這是元末明初（14世紀）的情況，當時這樣的工場在杭州不止一個。但是能不能說在14世紀時就已經普遍地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呢？因為只有這一個地區的資料，我看不能。但是從這裏可以看出，在14世紀中期，個別地區已經有了這樣相當大的手工工場，老闆通過這樣的生產手段來剝削雇傭工人的歷史事實。這說明當時已經有一部分農村勞動力轉化為城市雇傭勞動者。這種情況在14世紀以前是沒有的。

第二，新的商業城九_九_藏_書市興起。在討論中有不少文章籠統地提到明朝有南京、北京、蘇州等三十三個新的商業城市，來說明這個時期商業的發展。有三十三個商業城市是不錯的，但是時間有問題。因為並不是整個明朝都是這樣的情況。事實上，這些城市之所以成為商業城市是在明成祖以後。當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後，為了解決糧食的運輸問題，把運河挖深、加寬了。這樣，通過水運不僅保證了糧食的運輸，其他商品的運輸也暢通了，因而促進了南北物資的交流。這樣，到了宣宗時期（15世紀中期），沿運河一帶的許多城市開始繁榮起來。這時候，由於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國內市場擴大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當時為了保證貨物的流通，沿長江、運河及布政使司所在地建立了三十三個鈔關。明朝用的貨幣叫寶鈔（紙幣）。關於紙幣的情況這裏不能詳細說了，只說明一條，明朝的紙幣很不合理，它不兌現，開始拿一張鈔票還能換到一些物資，後來就不行了。政府只發鈔票，越發越多，超過了實際物資的幾百倍。在這種情況下，鈔票就貶值了。明朝政府為了提高鈔票的信用，採取收回鈔票的政策。怎樣收回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增加稅額。因此，就在各個商業城市設立了一個機構，叫作「鈔關」。一共設立了三十三個鈔關。鈔關幹什麼呢？就是向往來的貨物收稅。納稅時就用鈔票交納。鈔關設在商業城市，有三十三個鈔關就有三十三個商業城市，這是不錯的。但有些人就根據這個數字說整個明朝只有三十三個商業城市，這就不確切了。因為設立鈔關是明宣宗時候的事情，宣宗以前沒有。而就商業城市來說，在明成祖的時候就不止三十三個，後來又有所增加。因此，不標明確切的時間，以一個時期的情況來概括整個明朝，是不符合當時存在的客觀事實的。隨著商業城市的增加，商人、手工業工人也增加了，這就形成了一個市民階層（這個階層主要是指手工業者、中小商人）。這些人為了保衛他們自己的利益，建立了很多行會，有事情共同商量，採取一致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就發生了明朝末年的市民暴動。這裏應該指出：所謂「市民」，這個概念不能亂用。有些人把當時的進士、舉人、秀才等官僚都算作市民，這就模糊了階級界限。這些人都是當時的統治者，不是被統治者。把市民階層擴大化，混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界限，這是不對的。

第七，文學作品上的反映。唐朝、宋朝也有傳奇小說，裏面的主角是些什麼人？主要是官僚、士大夫、文人等，寫市井人物的作品很少。到明代中葉以後出現了以市井人物為主人公的作品。例如《白蛇傳》的故事。在《西湖三塔記》中的三怪是：烏雞、水獺、白蛇，男主角是將門之後——奚宣贊（岳飛部下的將官奚統制之子）。而《洛陽三怪記》的三怪是：赤斑蛇、白貓精、白雞精，男主角卻是開金銀鋪的老闆潘鬆了。流傳到現在的《白蛇傳》只剩下二怪：白蛇和青蛇，男主角則是開生藥鋪的許仙。故事的主角從將門之後的奚宣贊轉變為生藥鋪的許仙，這一變化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上次講過，明朝建都北京，糧read.99csw.com食主要要從南方運來。四五百萬石糧食的運費要由農民負擔，運費超過糧食價格的幾倍，農民負擔很重。所以到明英宗時，逐漸改變了這種辦法。有些地方稅收開始改折「金花銀」，像這個地區應該送四石糧食，現在不要你交糧食了，改交一兩銀子。政府用一兩銀子同樣可以買到四石糧食。由於國內市場的擴大和稅收折銀的結果，銀子的需要量就大大增加了，原有的銀子不夠市場上的需要。因此在萬曆時期就出現了采銀的高潮。政府徵發許多人，到處開銀礦，苛征暴斂，引起國內人民的反對。

由於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商品流通的客觀需要，遠距離的大量的交易需要共同的貨幣作媒介，因而白銀普遍地應用起來了。這種情況也是以往歷史上所沒有發生過的。

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現在學術界還在爭論，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有的人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很早，有的人認為很晚。所提供的史料的時間性都很不肯定，從8世紀到16、17世紀都有。特別是關於《紅樓夢》的社會背景的討論，展開以後更是如此。是在什麼情況下產生了《紅樓夢》這部作品？它的社會基礎是什麼？《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反對科舉、尊重婦女的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他罵念書人，罵那些舉人、秀才都是祿蠹，說女孩子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這樣的思想認識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的？對於這一系列的問題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看法，各有各的論據。而且關於「萌芽」這個詞的意義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種樹，種子種下去以後，慢慢地露出了頭，這叫萌芽；又如泡豆芽菜，把豆子放在水裡，長出一點東西，這也叫萌芽。既然只是萌芽，它就不是已經成熟了的東西，還只是那麼一點點。假如是整棵的菜，那就不是萌芽；至於開了花、結了果的東西，就更不是萌芽了。所以要把這些情況區別開。可是現在某些討論中存在這樣的問題：將萌芽看成是已經開花結果的東西。這實際上就不是資本主義萌芽，而是資本主義的成熟階段了，還有人認為中國資本主義早已經成熟了，中國社會早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這樣一來就發生了一系列的大問題：中國既然早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那麼，怎麼解釋1840年以後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一百年來我們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怎麼解釋？

又如《金瓶梅》，是萬曆二十二年（1594）以後的作品，寫嘉靖、萬曆年間的事。主角西門慶也是開生藥鋪的。與西門慶來往的篾片、清客都是官僚地主的後人，原來的地位比西門慶高，後來沒落了，成為西門慶的門客。以這樣一些人物為中心的小說，在過去是沒有的。

其次，在文化娛樂方面。嘉靖以前唱的歌曲主要是北曲，嘉靖以後南曲流行了，而且唱的歌詞主要是講男女戀愛的。嘉靖以前不大講究園亭建築，嘉靖以後，到處修假山、建花園，光南京就有園亭一百多所，蘇州有好幾十所，北方就更多了，清華園這些地方都是過去的園亭。明朝前期有一條規定，官員禁止嫖娼妓，嘉靖以後，這個紀律不生效了，文人捧妓|女成為風氣，為她們寫詩、寫文章，甚九_九_藏_書至選妓|女為狀元、榜眼、探花。戲劇方面，過去只有男戲，嘉靖以後就有女戲了。很多做過大官的人寫劇本，像《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就是一個官。元曲的作者沒有一個是高級官員，都是一些下層社會的人，有的在衙門裡當一個小辦事員，有的做醫生；可是明朝戲曲的作者，大部分都是舉人、進士，有些還是高級官員。明朝後期盛行賭博，官吏、士人以不會賭博、打紙牌為恥。

再次，從政治方面來看。《明史·循吏傳序》提到嘉靖以前一百多年，一方面休養生息，發展生產；另一方面政治上比較清明，好官比較多。譬如大家知道的《十五貫》裏面有個況鍾，連做十幾年的蘇州知府，是個好官。另外一個好官是周忱，他做蘇州巡撫二十一年，在《十五貫》里被刻畫壞了，這是不對的。此外，像于謙連做河南、山西巡撫十九年。嘉靖以前，有好些巡撫連任幾年甚至十幾年的，這是明朝後期所沒有的情況。明朝後期好官就少了。做官講資格，一講資格就壞事了，只要活得長就可以做大官；相反，真正能給老百姓做點事情的人就到處碰壁。像海瑞就是這樣，到處遭到大地主階級的反對，辦不了好事情。明朝後期有個知識分子陳邦彥對吏治的這種變化作了總結，他說：在嘉靖以前，做官的人還講個名節，做官回到家裡，人家問他賺多少錢，他要生氣；嘉靖以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做官等於做買賣，計較做這個官賺錢多還是賺錢少，在這個地方做官賺錢多，另外換一個賺錢少的地方就不願意去。到富庶的地方去做官，親友設宴慶賀；如果到窮地方去，大家就嘆息。做官和發財連起來了，念書是為了做官，做官是為了發財。當時陞官是憑什麼呢？一個是憑資格，一個是憑賄賂。當時叫「送禮」。地方官三年期滿要進京，朝廷要考核他的成績。這時就是他「送禮」的時候了。送了禮就可以陞官。所謂送上黃米、白米若干擔，即指黃金、白銀若干兩。後來改為送書若干冊，書的後面附上金子、銀子，叫作「書帕」。所以明朝後期的地方官上任以後先刻書。但是他們又沒有什麼學問，於是粗製濫造，亂抄一氣。

第四，內地的某些官僚地主也參加商業活動和經營手工工場。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家所熟悉的《游龍戲鳳》中的正德皇帝（明武宗），他就開了許多皇店。這是16世紀初期的事情。嘉靖時有個貴族叫郭勛（《三國演義》最早的刻本是他搞的），在北京開了許多店鋪。另外有個外戚叫周瑛，在河西務開店肆做買賣。現在這個地方已經很蕭條了。可是在明朝的時候，由於南方的糧食、物資運到北方來都要經過這裏，因此是個很繁華的地方。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在地方上，明朝四品以上的官到處經商。四品有多大呢？知府就是四品。知縣是七品。原來明朝有一條規定，禁止四品以上的官員做買賣。但是行不通。事實上官做得越大，買賣也做得越多越大。特別是像蘇州這樣的地方，很多退休官員開各種各樣的鋪子，有的發了大財，成了百萬富翁。官員經商過去也有，但是在明初還多半是武官，到了明朝中葉這種情況就改變了，不但武官經商，文官也經商；不但九_九_藏_書小官經商，大官也經商；不但經商，而且還經營手工工場。華亭人徐階做宰相時，「家中多蓄織婦，歲計所織，與市為賈」。這種現象也是過去沒有過的。過去的官僚認為做買賣有失身份，社會上看不起。士、農、工、商，商放在最後。孟子就罵商人是「壟斷」，認為他們不勞動，出賣別人生產的東西從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事情，有身份的人不幹這種事。漢朝以來，各個歷史時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實行過重農抑商的政策。當時社會上一般是看不起商人的，當然也有個別地區有個別例外的情況。但是到16世紀以後，這種看法就改變了，不只武官，就連皇帝、貴族、官僚都搶著做買賣，商人的社會地位也提高了。

通過對外貿易的出超，大量的白銀輸入了。西班牙人從墨西哥運白銀到呂宋，由呂宋轉運中國，以換取中國的絲織品和瓷器。到後期，墨西哥的銀元也大量流入中國。這樣，國內白銀數量逐漸增加。所以到萬曆初年，賦役制度大改變，把原來的田賦制度改為「一條鞭法」，使賦役合一。從此大部分地區的賦稅和徭役改折銀兩。

第五，當時的人對這個時期社會情況變化的總結。16世紀中期社會經濟情況發生的變化，明朝人看得很清楚，有不少人就各方面變化的情況作出了總結。

這方面的材料直到現在還是不夠完備的，還沒有進行認真的研究。上面談的只是個人的看法，不一定對，更不一定成熟，只供同志們參考。

首先，從社會風俗方面來說。明朝人認為嘉靖以前和嘉靖以後是兩個顯著不同的時代。有不少著書的人指出了正德、嘉靖以後社會風俗的變化。在嘉靖以前，婦女的服裝很樸素；嘉靖以後變了，很華麗，講究漂亮了。宴會請客，原來一般是四碗菜一碗湯，後來變成六碗、八碗，以至十二碗、十六碗菜。山東《鄆城縣誌》記載在嘉靖以前老百姓很樸素、很老實，嘉靖以後變了，講排場了，普通老百姓穿衣服向官僚看齊，向知識分子看齊。窮人飯都吃不上，找人家借點錢也要講排場。總之，從吃飯、娛樂到家庭用具都不像過去了。這個時候，看到一些老實、樸素的人，大家認為不好，恥笑他。《博平縣誌》講嘉靖以後過去好的風氣沒有了，過去鄉村裡沒有酒店，也沒有遊民，嘉靖中期以後變了，到處都有酒店，二流子很多。當時有一種風氣，一個人有名，有字，還要起別號。嘉靖皇帝就有很多別號。不但知識分子起別號，就連乞丐也有別號。

此外，在「三言」、「二拍」中，如《賣油郎獨佔花魁》、《倒運漢巧遇洞庭紅》等，主角是賣油小販和偶然發財的窮漢，這也都是當時的社會現實在文藝作品中的具體反映。

第六，貨幣經濟的發展。在明朝以前，白銀已經部分使用，但是還不普遍，還沒有作為正式的貨幣。元朝使用鈔票。明朝初年用銅錢，由於老百姓已經有了用鈔票的習慣，反而不習慣用銅錢，只好仍然用鈔票。但是由於明朝對鈔票管理不善，無限制地發行，又不兌現，因而引起通貨膨脹，鈔價貶值，由一貫鈔值銀一兩貶至只值一兩個錢，鈔票的經濟意義逐漸沒有了。鈔票不能用，銅錢的重量又太大，短途進行交易還可以，像從南到北的遠距離九*九*藏*書交易，帶大量的銅錢就不行，幾萬、幾十萬銅錢很重，不方便。在這種情況下白銀就日漸流通於市場。白銀有它的優點：它的質量不會變，既能分割，化整為零，又能把一些分散的銀子鑄成一錠，化零為整。白銀價值比較高，一兩白銀可以抵一千錢。因此社會上對白銀的需要越來越迫切。

第三，倭寇、葡萄牙海盜和沿海通商問題。明朝中葉，以朱紈為中心的一派人反對對外通商，對海盜採取鎮壓的政策，因而引起沿海地主階級的反對，形成一個政治上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朱紈最後失敗了。這種性質的鬥爭在以往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漢朝、唐朝、宋朝、元朝都有過對外通商，有時還很繁盛，大量的中國人到海外去經商；不但如此，國內有不少地方還住有許多外國商人。在唐朝的時候，廣州就有數量眾多的蕃商。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他們住的地方叫蕃坊。其他如揚州、長安等地方也住了不少的外國商人，對外通商也很頻繁。但是像明朝那樣，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在政治上形成一種力量，和內地一些反對通商的地主進行鬥爭，這種鬥爭並影響到政府的政策，這種情況卻是以往的歷史上所沒有的。為什麼明朝會出現這種新的情況呢？因為明朝國內、國外的市場日益擴大，商業資本日益發展，商人地主在政府里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商人地主在政治上有了地位，這在歷史上是個新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近年來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見。北京大學有個學生寫了一篇文章，說朱紈鎮壓海盜是愛國的行為。朱紈是個愛國者，這觀點是沒有問題的，朱紈確實是愛國者，可是不能拿這個來否認當時在政治上存在著不同的意見。當時已經出現了代表沿海通商地主利益的政治活動家，這和朱紈是否愛國是兩回事。我們並沒有說朱紈不愛國。這點不必爭論。問題在於這個時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主張通商，一種意見反對通商，這是歷史事實，是過去所沒有的。

以上這些情況說明，由於整個社會經濟的變化，即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商業的繁榮，影響到了社會各方面。一些大地主把一部分從土地剝削所得的財產投資于手工業和商業，這樣，過去被社會上所歧視的商人的地位就提高了。國家的高級官員有不少人變成了商人。經商成為社會風氣。商人賺了錢就奢侈浪費，造成社會上的虛假繁榮現象。封建秩序、封建禮法開始受到衝擊，從而在文學藝術方面也出現了反映這種社會生活的作品。

第八，明朝後期有了一些替商人說話的政治家。譬如徐光啟，他是上海人，是最早接受西洋科學，介紹和傳播西洋科學（如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的一個人。他家裡原來是地主，後來兼營商業。他本人中了進士，做過宰相。在他的思想中，反映了保護商人特權的要求，他提出了維護商人利益的具體建議。當時國家財政困難，西北有許多荒地，他就主張政府允許各地的地主階級招募農民來開墾荒地。開墾荒地多的，除了糧食給他外，還可以允許這個地主家裡的子弟有多少人考秀才、多少人上學，給他以政治保證。從他這種主張來看，他是當時從地主轉為商人的這一集團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