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邵三字毫無瓜葛，這斷不能委為當時手民之誤。並且有《七卿年表》的本證在，我們實在想不出錯誤的由來。

《明史》因修纂時間過長，從順治二年數起有九十五年，如從康熙再開史局數起也有六十幾年。中間不知道更換了多少總裁，多少批纂修。不由一手始終其事，所以紀傳志表，往往抵牾。並且卷帙過多，替它逐一審校一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如將一切明代史籍，清人傳述，和湯斌、尤侗、汪琬、朱彝尊、楊椿、毛奇齡一班人所撰的史稿，黃宗羲、全祖望、王夫之一班人所撰的詩文集，和《明史》一一互校，便可發現《明史》有若干部分有脫文斷句，有若干部分有訛字誤文，有若干部分重複，有若干部分漏落。這些小問題向來不被人注意，粗心一下讀過去也就算了。可是我們如要可信的史實，要利用這些史料時，便非先費一番工夫，做幾次辛苦的校讀工作不可。

為要引起一般學者對這一小問題的興趣，以下試約略舉出幾條《明史》中較為顯著的錯誤，作為例證。

卷三《太祖本紀》三：「十五年十一月戊午置殿閣大學士，以邵質、吳伯宗、宋納、吳沉為之。」故宮出版乾隆四十二年重纂《明史本紀》文同。按宋納即宋訥，納為訥之訛文。卷一三七有《吳訥傳》。《吳伯宗吳沉傳》同見卷一三七。王鴻緒《明史稿·本紀》三隻說：「十一月戊午仿宋制置殿閣學士。」邵質不見《明史》及其他諸書，竟不知他到底是什麼人。考王氏《明史稿·太祖本紀》的撰人是湯斌。檢《擬明史稿》卷三：「戊午初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據此，邵質原作劉仲質。證以《明史》卷一百十一《七卿年表》，「洪武十五年二月壬戌劉仲質任禮部尚書，十一月改大學士」，再考北平圖書館所藏《太祖高皇帝實錄》，「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始仿宋殿閣之制，置大學士官，同拜命者宋訥、吳伯宗、吳沉、劉仲質四人」，都足證明《明史本紀》所說的邵質實即劉仲質。《仲質傳》附見《明史》卷一三六《崔亮傳》：

在官修之正史中，自來學者多推崇《明史》，以為「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唯《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理由是（一）修史時間極長，從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歷時凡六十年；（二）纂修者多系一時專門學者，如朱彝尊、毛奇齡、湯斌、吳志伊、汪琬、萬斯同、姜宸英、劉獻廷、李清等——遺老如黃宗羲，顧炎武雖被羅致而不就，但亦與有相當關係；（三）立傳存大體；（四）去前朝未遠，故事原委，多得其真；（五）事詳文簡。九九藏書

按所缺一人為王廉，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二有傳：「王廉字希陽，青田人，僑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學士危素薦授翰林編修，明年與修《元史》。又明年偕典籍牛諒使安南還，改工部員外郎。固辭，出為澠池縣丞。十四年擢陝右左布政使。無子，卒葬杭州之西山。」大約是當時館臣不留心，偶然忘了王廉的名字，又無法湊成三十人，便把趙壎算成兩人，抵三十人的數額了。

卷二八三《湛若水傳》：「湛氏門人最著者永豐李懷，德安何遷……懷字汝德，南京太僕少卿。」按李懷，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八作呂懷，「號巾石，嘉靖壬辰進士，著有《律呂古義》《歷考》《廟議》諸書」。《明史》卷二八二《唐伯元傳》：「伯元受業于永豐呂懷。」卷二〇八《洪垣傳》又附有呂懷小傳：「呂懷，廣信永豐人，亦若水高弟子，由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改春坊左司直郎，歷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每言王氏之良知與湛氏之禮認天理同旨，其要在變化氣質，作《心統圖說》以明之，終南京太僕少卿。」這樣，《湛若水傳》中之「李懷」可信為即《洪垣傳》中之「呂懷」，李為九九藏書呂之訛。揆以《明史》傳中涉及另外一人，如這人有專傳時，即以「自有傳」了之，不更述其字型大小籍貫行歷之例，這也不能不說是重傳了。

鄭定事迹見卷二八六《林鴻傳》：「鄭定字孟宣，嘗為陳友定記室。友定敗，浮海亡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洪武中征授延平府訓導，歷國子助教。」卷一二四《陳友定傳》又說：「鄭定字孟宣，好擊劍，為友定記室。及敗，浮海人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洪武末累官至國子助教。」這兩篇傳文相差不過幾個字，並出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三《林鴻傳》，不過省去歷延平府訓導下「歷齊府紀善」五字而已。

關於海盜劉香的下落，《明史》卷二六五《施邦曜傳》和卷二六〇《熊文燦傳》不同。《施傳》說：「劉香李魁奇橫海上，邦曜縶香母誘之，香就禽。」《文燦傳》則以為「鄭芝龍合廣東兵擊香於田尾遠洋，香脅（洪）雲蒸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香勢蹙，自焚溺死」。

卷二八五《趙壎傳》附《烏斯道傳》：「傅恕字如心，鄞人，與同郡烏斯道、鄭真皆有文名……斯道字繼善，慈溪人……子緝亦善詩文，洪武四年舉鄉試第一，授臨淮教諭，入見賜之宴，賦詩稱旨，除廣信教授，自號滎陽外史。」這一段小傳，我們如不參校旁書，便一輩子也不會明白它的錯誤，以為滎陽外史即是烏緝的別號，「子緝」下一段都是烏緝的傳文了。但試一檢王鴻緒《明史稿》的傳文，烏緝又作烏熙，「子緝亦善詩文」下「洪武四年舉鄉試第一」上有「真字千之」四字。這樣一來，「洪武四年」以下一段便都成為鄭真的小傳，和烏氏父子毫不相干了。按張時徹《寧波府志·文學傳·烏斯道傳》：「子熙光，字緝之，為國子監丞，亦以詩文擅名。」《慈溪縣誌·文苑傳》所載完全相同。由此可知斯道子名熙光，字緝之，《明史》作名緝固然錯了，《明史稿》作名熙也不能算不錯。《明史稿》「真字千之」四字是承上文「與同郡烏斯道、鄭真皆有文名」說的。《明史》疏忽，落此四字，便張冠李戴，鬧了笑話。九九藏書

卷二八五《戴良傳》：「太祖初定金華，命（良）與胡翰等十二人會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講經史，陳治道。明年用良為學正，與宋濂葉儀輩訓諸生。太祖既旋師，良忽棄官逸去。元順帝用薦者言，授良江北行省儒學提舉。良見時事不可為，避地吳中，依張士誠。久之，見士誠將敗，挈家泛海抵登萊，欲間行歸擴廓軍。道梗，寓昌樂數年，洪武六年始南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太祖物色得之。十五年召至京師，試以文，命居會同館，日給大官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暴卒，蓋自裁也。」此出黃存吾《閑中錄》。《曝書亭集》卷六三《良傳》與之多異。「元末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時太祖兵已定浙東，良乃避地吳中。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擴廓軍前，不得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變姓名隱四明山。十五年征入京……」這樣說是戴良在洪武十五年前不但沒有做過明朝的官，並且也沒有見過太祖，始終是元遺臣。十五年後被征，強迫他投降做官，所以自殺明志。全祖望《九靈先生山房記》也力辯其仕明之誣，說良在十五年前和明絕無關係。竹垞謝山諸熟明代掌故，所說都有根據。《明史》卻偏信一家之說，引為信史，這種不闕疑不求真的態度，實不足取。

其他褒揚的和貶責的批評，百數十年來聚訟紛紜，而大要不過如上二說。關於《明史》本身的評價和缺失，在這篇短文中我們不能一一詳論。我在此所要指出的是《明史》不是一部完好可讀的史籍。我們縱不能把它重新改造，至少也應該用清儒治學的精神，替它再逐一校勘一遍，補缺正誤，方不致貽誤學者。

胡惟庸得罪被殺，黨案牽連十幾年，被殺的武官文臣知識分子富豪平民有好幾萬，是明初一件大事。不過他的獲罪之由，卻傳聞異辭，莫衷一是。《明史》卷三二四《外國·占城傳》以為「洪武十二年貢使至都，中書不以時奏。帝切責丞相胡惟庸汪廣洋，二人遂獲罪」。卷三二二《日本傳》又以為「先是胡惟庸謀逆，欲借日本為助，乃厚結寧波衛指揮林賢，佯奏賢罪，謫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尋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密緻書其王借兵助己。賢還，其王遣僧如瑤率兵卒四百餘人詐稱read.99csw.com人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劍其中，既至而惟庸敗，計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謀也。越數年，其事始露，乃族賢而怒日本特甚，決意絕之，專意以防海為務」。這就是說，胡惟庸的罪狀是謀反。其實，細按當時的記載，便可知這一段史跡出於太祖親定的《大誥》，一面之詞，不可信。況且遍查日本史乘和僧徒傳記，就根本沒有如瑤這個人。胡惟庸在十二年九月下獄，次年正月處刑。在這短時期中也不能做出這些布置。日本來華商舶，據日方記載和《名山藏》《吾學編》《皇明馭倭錄》諸書，他們大多是海賊，好就做買賣，不好就沿海搶掠，帶軍器以防海賊為名，不算是一件違禁的事，用不著把它藏在大燭中。並且南京是當時首都，大都督府所在，四百多日本人也不濟事！胡惟庸即使太笨，也不致笨到這個地步。卷三〇八《胡惟庸傳》又說：「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據此則通倭、通虜、謀反三事都發見在惟庸死後的幾年中。那麼，所謂胡黨的罪案，到底是一些什麼呢？又如封績，《明史》說他是「故元遺臣」，其實，據當時的口供《昭示奸黨錄》所載，他不過是一個不識字的奴才，連北方都從來沒有去過。一生沒做過官，硬安排他是遺老，明史館的纂修官未免太「神經過敏」了吧！

卷一三六《陶安傳》：「安坐事謫知桐城，移知饒州。陳友定兵攻城，安召吏民諭以順逆，嬰城固守。援兵至，敗去。」按《陶安傳》出汪琬手，陳友定兵攻城一事，《汪氏傳家集鈍翁續稿》卷三八《陶安傳》作「信州盜蕭明攻饒安」。湯斌《擬明史稿》卷一，《太祖本紀》一：「至正二十五年冬十月癸丑，信州賊蕭明犯饒州，知府陶安敗之。」這一件事，《明史本紀》削去不書。考當時情勢，陳友定據有八閩后，只有一次派兵攻明方的處州，被胡深打敗，從此就關門自守，自顧還來不及，哪兒還有能力來向外發展，並且是越浙攻饒！朱國禎《開國臣傳》亦作「信州賊蕭明攻饒安」，就是汪琬撰史稿的根據。《明史》改作陳友定，顯然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關於兩次纂修《元史》的纂修官，《明史》卷二八五《趙壎傳》說：「三年重開史局，仍以宋濂、王禕為總裁，征四方文學士朱右、貝瓊、朱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殷弼、俞寅及壎為纂修官。先後纂九-九-藏-書修三十人，兩局並與者壎一人而已。」按二年修《元史》之纂修官，據同傳為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曾魯、高啟、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箎、王錡、傅著、謝徽、傅恕、趙壎十六人。合三年之纂修官十四人為三十人。可是趙壎以一人而參与前後兩次史局，實際上只能算是一人。所以兩次的纂修官的總數，據《明史》只有二十九人，和三十人之數不合。

反面的批評以為《明史》不能算盡善盡美，因為（一）清帝鉗禁太甚，致事多失實；（二）因學派門戶之偏見，致顛倒失實；（三）搜訪之漏落；（四）明清關係多失真相；（五）弘光迄永曆之終，事多失實。

卷二八六《林鴻傳》：「王偁字孟敭。父翰，仕元抗節死，偁方九歲，父友吳海撫教之。洪武中領鄉薦，入國學，陳情養母。母歿，廬墓六年。永樂初用薦授翰林檢討，與修大典，學博才雄，最為解縉所重。后坐累謫交阯，復以縉事連及，系死獄中。」——詳說王偁的事迹，於他父親的事只以一語了之。在卷一二四《陳友定傳》又附有王翰的小傳：「王翰字用文，仕元為潮州路總管。友定敗，為黃冠，棲永泰山中者十載。太祖聞其賢，強起之，自刎死。有子偁知名。」——述王翰事詳細，於他的兒子王偁，也只帶及一語。按這兩傳都出朱彝尊手。見《曝書亭集》卷六三《王偁傳》，《王翰傳》附及。《明史》把它分開來，以翰為元臣仕閩，故附《陳友定傳》。以假有文名，故附入《文苑·林鴻傳》中。互為詳略，煞費苦心。可是我們如細讀朱氏原傳，則似《明史》務為簡略，頗失史意。如原傳「偁中洪武二十三年鄉試」，《明史》簡作「洪武中領鄉薦」，把一肯定的史實簡成模糊，簡得沒有道理。原傳「留永福山中為道士者十年」，《明史》作「為黃冠，棲永泰山中者十載」，把道士譯成黃冠，把年譯成載，雅是雅了，可是有什麼大道理呢！並且《明史》還把這一句改錯了。《林鴻傳》中明說「永福王偁」，參以原傳，我們知道王偁以其父入閩故，所以占籍永福，則永泰山中為永福山中之訛明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