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其他各府縣，也和蘇州一樣，欠了很多稅糧。周忱首先找老年農民研究，問是什麼緣故。農民們說，交糧食照規矩得加「耗」（附加稅），因為倉庫存的糧食日子久了分量就減少了，加上麻雀老鼠都要吃糧食，這樣，就會有耗損。官府把預計必有的耗損分量在完糧時附加交納，叫作「耗」。但是，地主們都不肯交納，光勒掯農民負擔全部耗損，農民交納不起，只好逃亡，稅糧越欠越多了。

他是進士出身，在刑部（管司法、審判的部）做了二十多年的員外郎（官名，專員），不為人所知。直到大學士（宰相）楊榮推薦為江南巡撫、總督稅糧，才出了名。

明成祖死後，三楊當國，三楊就是原來七人內閣中的三個，是楊士奇、楊溥和楊榮。這三人都是有能力的政治家，在他們當國時期，政治是比較清明的。

也正由於封建時代的青天極少，所以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幾個青天，也就成為箭垛式的人物，許多人民理想中的好事都被堆砌到他們身上了。像宋朝的包拯，明朝的況鍾和海瑞，都是著名的例子。

蘇州地方殷富，人口稠密，土地集中，人民貧困，階級關係比較緊張。在況鍾以前，做知府的不要說久任，連稱職能夠做滿任期的也沒有一個。況鍾以後，也還出過幾個好官，不過都比不上他這樣有名，為人民所愛戴歌頌。

佔全國稅糧近十分之一的蘇州，欠糧這樣多，人口大量外流，是不能不嚴重地影響到封建王朝的統治基礎的。首相楊士奇提出補救方案：蠲免欠糧，官田減租，清理冤獄，懲辦貪官，安撫逃民，特派知府等六項措施。況鍾就是在這樣情況下，被特派到蘇州執行這些措施的。

由於封建統治階級一貫剝削、虐待人民，和人民對立，老百姓在平常時候，是怕官的。老百姓和官的關係是，一要完糧，二要當差，三呢，遭到冤枉要打官司。這三件事都使老百姓怕官，一有差錯，就得挨板子、上夾板，受到種種非刑，關進班房，以至充軍、殺頭等，老百姓怎能不怕？

就東南一帶而說，農民負擔之重居全國第一。這時全國的實物收入，夏稅秋糧總數約三千萬石，其中浙江一省佔二百七十五萬多石，約佔全國收入十分之一弱。蘇州一府七個縣卻佔二百八十一萬石，比浙江一省交的糧還多。松江府一百二十一萬石，也很重。以蘇州而論，墾田數只有九萬六千五百零六頃，佔全國墾田數百分之一點一，交納稅糧呢，卻佔全國稅收的百分之九點五。

況鍾（1383—1442），江西靖安人。從1430年起任蘇州知府，一直到1442年死在任上，連任蘇州知府十三年。

況鍾在人民中間的威信日益提高，主要的是他還辦了以下這幾件事：

官田減租是得到明宣宗的同意，用詔書（皇帝的命令）下達全國的。但是，有人認為，減掉了租，就減少了王朝的收入，遭到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沒有能夠貫徹；蠲免欠糧，也同樣行不通。隔了兩年，還是沒有解決。儘管明宣宗和楊士奇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統治基礎，下了極大決心要辦，並且嚴厲申斥戶部官員，不奉行減租免糧命令的就要辦罪，還是辦不了，辦不好。

但是，《十五貫》這個故事，其實和況鍾並不相干。

《十五貫》成功地塑造了況鍾這個歷史人物，刻畫了他的性格、思想感情。他通過具體分析，進行現場調查研究，得出正確結論，終於糾正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錯誤判斷，平反了冤獄，為人民辦了好事。這個戲形象地突出了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這個主題，是具有現實的教育意義的，是個好戲。

他有良好的工作習慣，每天都記日記，除記重要的事項以外，也記下這一天的氣候，陰、晴、風、雨。有一回，有人謊說，某天長江大風，把米船打翻了。周忱說不對，這一天沒有風，一句話把這案子破了。又有一回，一個壞人故意把舊案卷弄亂，想翻案。周忱立刻指出，你在某天告的狀，我是怎麼判決的。好大胆子，敢來糊弄人！這個壞人只好服罪。江南錢糧的數目上千上萬，都記得很清楚，隨時算出，誰也欺騙不了他。

周忱遇事留心研究，找出關鍵問題，提出解決辦法，隨時改革不適用的舊辦法，適應新的情況。他有便宜行事的職權，地方性和局部性的問題，可以全權管理，以此，他在江南多年，先後辦了不少好事。

他從不擺大官架子，有時候有工夫，騎匹馬沿江到處走，見到的人不知道他是巡撫。在江南年代久了，和百姓熟了，像一家人一樣，時常到農村去訪問，不帶隨從，在院子里，在田野里，和農夫農婦面對面說家常話，談談心，問問有什麼困難，什麼問題，幫著出主意。

眾人齊說使君賢，只剪輕蒲為作鞭，
兵仗不煩森畫戟，歌謠曾唱是青天九九藏書。

況鍾剛正廉潔，極重視細小事件，設想周密，不怕是小事，只要有利於百姓就做，對百姓有害的就加以改革。興利除害，反對豪強，扶持良善，百姓敬他愛他，把他看作天神一樣。第一次回家守孝，百姓想念他，作歌說：

生性儉樸，住的房子沒有什麼陳設，吃飯也只用一葷一素。做官多年，沒有添置過田產，死後歸葬，船上只有書籍和日用器物，蘇州人民看了，十分感動。做官辦事，不用秘書，一切報告文件都親自動手，文字質直簡勁，不作長篇大論，說清楚了就算。在請求官田減租的報告上，直率批評皇帝失信，毫不隱諱。

況鍾做了十三年知府，死的時候，老百姓傷心痛哭，連做生意的也罷市了。送喪的沿路沿江不絕。蘇州和七個縣都建立了祠堂，畫像祭祀，有的人家甚至把他的畫像供在家裡。

由於宋元以來的歷史發展，東南地區的農業經濟大大發展了，顯出一片繁榮氣象。況鍾所處的十五世紀前期，正是明王朝的全盛時期。但是，這個地區的繁榮，這個時期的全盛都只是表面上的，內部卻包含著嚴重的危機。

周忱還善於和下屬商量辦事，即使對小官小吏，也虛心訪問，徵求意見。對有能力的好官，如蘇州知府況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同知趙泰等，則更是推心置腹，遇事反覆商量，極力支持，使他們能夠各盡所長，辦好了事。正因為他有這樣好的作風，他出的主意，想的辦法，也都能通過這些好官，貫徹執行下去。

周忱最後還是被地主階級攻擊，罷官離開江南。他剛離開，戶部立刻把他積儲的余米收為官有，儲備沒有了，一遇到災荒、意外，又到處餓死人了。農民完不起糧，又大量欠糧了，逃亡了。百姓越發想念他，到處建立生祠，紀念這個愛民的好官。

周忱（1381—1453）從1430年任江南巡撫，一直到1451年，前後共21年，是明朝任期最長的封疆大員，最會理財最能幹的好官。

為什麼江南地區的農民負擔特別重呢？這是因為從南宋以來，由於這一帶土地肥沃，經濟發展，貴族、官僚用種種方法兼并土地，到了政治局面發生變化，舊的貴族、官僚被推翻了，他們所佔有的土地就被沒收為官田，經過多次變化，官田就越來越多，民田就越來越少了。到明太祖取得這帶地方以後，又把原來的豪族地主的田地沒收為官田，並且按私租收稅，這樣，這帶地方的官田租稅就特別重了。

民田的租稅雖然也很重，但是農民向地主交租，多在本地，當天或者幾天就可以來回，一改為官田，不但田租特別重，而且收的糧食要交官了，得由農民運送到指定的倉庫交納。在交通不便的情勢下，陸運、水運，要用幾個月以至更多時間，不但佔用了大量勞動力，不能投入生產，而且交納一石官糧，往往要用兩三石以至四五石的運費，有時候遭風翻船了，或者被人搶劫，都得重新補交，所有這些巨大的運費和意外的賠墊，都要由農民負擔，農民怎麼負擔得起？蘇州農民因為官田特別多，負擔就特別重。

那麼，問題就來了，《十五貫》既然是宋朝的故事，況鍾卻是明朝人，從宋末到明前期，相差有一百幾十年，為什麼戲劇家一定要把這故事算在況鍾名下呢？

三年任滿，到京師朝見，百姓怕他陞官，很擔心，到回來複任，百姓又唱道：

危機是農民負擔過重。

也有全局觀點，對鄰近地區遇事支援。有一年江北鬧大飢荒，向江南借米三萬石，周忱算了一下賬，到明年麥子熟的時候，這點糧食是不夠吃的，借給了十萬石。

在https://read.99csw.com這十五年中，況鍾和當時許多有名的政治家來往，成為朋友，交換了對政治上的許多看法。其中主要的是江西同鄉的京官。在封建時代，交通很不方便，官僚們對同鄉是很看重的，來往較多，政治上也互相影響，這種關係稱為鄉誼，是一種封建關係。況鍾的同鄉中有許多是當權的大官，有聲名的政治家，況鍾深受他們的影響，在況鍾以後的政治活動中，也得到他們的支持。

從唐宋以來，封建王朝任命官僚，主要是用科舉出身的人，上過學，會寫一定格式的詩、文，通過考試，成為叫作進士或者舉人的知識分子。一般在衙門裡辦事的吏（科員），地位很低，只能一輩子做吏，是做不了官的。明朝初期，科舉出身的人還不夠多，官和吏的區別還不十分嚴格，以後就不同了。況鍾的父親是一家地主的養子。況鍾從小也念過一點書，但沒有考上學校。到成年以後，1406年被選作靖安縣的禮曹（管禮儀、祭祀一類事務），一直做了九年的吏。他為人幹練精明，通達事務，廉介無私，為縣官所重視。也正因為他做了多年的吏，直接和人民打交道，不但了解民間痛苦，也深知吏的貪污害民行徑，到後來做了官，便有辦法來制裁這些惡吏了。

我國在過去漫長時期是農業國，封建王朝的經濟基礎是農業。王朝的全部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出自農民交納的糧食，服兵役和無償勞役的也主要是農民。要是農民交不起糧或者少交糧了，農民大量逃亡外地，不當差役了，便會發生嚴重的政治危機，危害封建王朝的統治地位。

這是因為況鍾的確是歷史上的好官，也的確替當時負屈的老百姓申過冤，救活了不少人命，在當時人民中威信很高。其次，朱素臣是蘇州人，對《十五貫》的故事和況鍾這個人物的傳說都比較熟悉。戲劇家為了集中地突出故事情節，集中地突出歷史人物，把民間流傳已久的《十五貫》故事，和當時民間極有威望的好官況鍾結合起來，一方面符合人民對於清官好官的迫切要求，一方面也反映了一定時期的歷史情況，是完全可以允許的藝術處理。

封建時代的官僚，被人民表揚為青天，是很不容易的事。

周忱弄清原因，就創立平米法，把完糧附加的耗米，合理安排，不管是地主是農民，都一律負擔，又進一步由工部（管工程的部）制定鐵斛，地方準式製造，凡是收放糧食都用同一的標準量器，革除了過去大斗進小斗出的弊病。農民交糧，一向由糧長（地主）經手存放運輸，制度紊亂，糧長巧立名目，從中取利，農民負擔便越發重了。周忱經過細心研究，制定一套辦法，大大減少了糧長做壞事的機會，也減少了耗損。又精打細算，改進了糧食由水路運到北京的辦法，節省了人力和糧食。把這些節約的糧食和多出的附加耗米單獨設倉貯存，叫作余米，逐年積累，作為機動用費。又和況鍾舉辦了濟農倉，減免了蘇州和其他各府的官田租糧。經過親自考察，發現松江、嘉定、上海一帶的河流淤塞，就用余米動工疏浚，興辦了許多水利工程。通過九九藏書這些措施，人民負擔減輕了，加上遇有天災，可以得到及時的救濟，不但荒年不必逃荒，連稅糧也不欠了，倉庫富足了，民生也安定了。

但是，一到了階級矛盾十分尖銳，老百姓忍無可忍，團結起來暴動的時候，情況就完全改變了。人民自己已有了武裝，也有了班房，那時候，老百姓就不再怕官了，害怕發抖的是官。以此，歷史上每次農民起義，矛頭總是首先針對著本地的官員，口號總有殺盡貪官污吏這一條。

太守朝京，我民不寧，
太守歸來，我民忻哉！

蘇州七個縣完納的二百八十一萬石稅糧中，民糧只有十五萬石，官田田租最重的每畝要交三石糧。官糧中有一百零六萬石要遠運到山東臨清交納，有七十萬石要運到南京交納，運到臨清的每一石要用運費四石，運到南京的也要六斗。這樣殘酷的剝削使人民無法負擔，在況鍾到蘇州以前，四年的欠糧數就達到七百六十多萬石。老百姓完不了糧是要挨板子，坐班房的，農民要活下去，就只好全家逃亡，流離外地了。

也還必須指出，儘管歷史上出現了幾個青天，是當時人民給的稱號。但是，也絕不可以由此得出結論，以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場的政治家。不是的，恰恰相反，他們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官僚，在這一點上，也和當時其他封建官僚一樣，是和人民對立的。不過，由於他們的出身和其他關係，比較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痛苦，比較正直，有遠見，為了維持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緩和階級矛盾，在不損害封建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識地辦了一些好事。這些好事是和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人民當前利益一致的，對當時的生產發展，對歷史的進展有好處的。因此，他們在當時被人民叫作青天，在歷史上也就應該是被肯定的，值得紀念的，在某些方面，還是值得今天學習的人物。

1449年10月瓦剌也先敗明軍于土木（今河北懷來縣），明英宗被俘，北京震動。當國的大臣怕瓦剌進攻，打算把通州存的幾百萬石糧食燒掉，堅壁清野。這時恰好周忱在北京，他極力主張通州存糧可以支給北京駐軍一年的軍餉，何不就命令軍隊自己去運，預支一筆軍餉呢？這樣，糧食保全住了，駐軍的糧餉也解決了。

1956年浙江崑蘇劇團上演了改編的崑曲《十五貫》之後，各地其他劇種也紛紛改編上演，況鍾這個封建時代的好官，逐漸為成千上萬的觀眾所熟識了。這戲中另一個好官周忱，是況鍾的上司和同鄉，也被賦予和況鍾不同的性格，成為舞台上的人物。

周忱不擺官僚架子，接近人民，傾聽群眾意見，心思周密，精打細算，會出主意，極會辦事，人民很喜歡他。

1430年，明封建王朝經過討論，為了進一步加強統治，增加財政收入，認為全國有九個大府，人眾事多，沒有管好，其中特別是蘇州府，交的稅糧比任何一省都多，政治情況卻十分不好，官吏奸貪，人民困苦，欠糧最多，百姓逃亡。要百官保舉京官中有能力而又廉https://read.99csw.com潔的外任做知府，來加強控制。禮部和吏部都推薦況鍾，首相楊士奇也特薦況鍾做蘇州知府。為了加重況鍾的權力，明宣宗還特別給以「敕書」（書面命令），許以便宜行事，並特許他可以直接向皇帝寫報告，提建議。

又有歌說：

《十五貫》的故事出自《宋元話本》的《錯斬崔寧》，大概是宋朝的故事。明朝末年，有人把這故事編在一部書里，題名為《十五貫戲言成巧禍》，清初的戲劇家朱素臣又把它改編為《十五貫傳奇》。現在上演的本子，是根據朱素臣的本子改編的。從故事改編的發展來說，一次比一次好，迷信成分去掉了，複雜的頭緒減少了，人物的形象更典型了，深刻了，也就更生動了；藝術感染力量更強烈了；教育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者的效果也就更好了。

到九年任滿，又照例到吏部候升，吏部已經委派了新的蘇州知府了，蘇州人民不答應，有一萬八千多人聯名保留況鍾，結果，況鍾雖然升了官，又回到蘇州管知府的事。

過了兩年，周忱鬱郁地死去。

由於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基礎是建立在對廣大農民的剝削、掠奪上面的，封建官僚是為了地主階級利益服務的；一切政治設施的最後目的，都是為了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這樣，也就不難理解在封建官僚的壓迫、奴役下，廣大人民對於比較清明、寬大、廉潔政治的嚮往，對於能夠採取一些措施，減輕人民負擔，申雪人民冤枉的好官的擁護了。對於這樣的好官，人民作了鑒定，叫作青天。

和巡撫周忱志同道合，他每次有事到南京，上岸時雖然天黑了，周忱也立刻接見，談到深夜。況鍾在蘇州辦的許多好事是和周忱的支持分不開的，周忱在巡撫任上辦的許多好事，也有況鍾的貢獻在內。

正因為如此，這故事不但得到廣大人民的喜愛，連況鍾的子孫也認為確有其事了。況鍾九世孫況延秀編的《太守列傳編年》上說：

靖安知縣和當朝的禮部尚書（管禮儀、祭祀、考試的部長）是好朋友，當況鍾做滿九年的吏，照例要到吏部（管任免、考核官員的部）去考績的時候，靖安知縣便寫信給這個朋友，推薦況鍾的才能。禮部尚書和況鍾談了話，也很器重，便特別向皇帝推薦。明成祖召見況鍾，特任為禮部儀制司主事，以後升為郎中，一連做了十五年京官。

明成祖在打到南京，做了皇帝以後，任命七個官員替他管理機密事務，叫作「入閣」，後來叫作「拜相」。這七個人中有五個是江西人，其中泰和人楊士奇和況鐘關系最深，南昌人胡儼、湖北石首人楊溥也是況鍾的朋友。此外，江西吉水人周忱和況鍾也很要好。

況鍾在蘇州堅決執行封建王朝的政策，在巡撫周忱的支持下，他多次提出官田減租和蠲免欠糧的具體辦法，都被戶部批駁不準。況鍾並不妥協，堅持要辦，一直到1432年3月，才得到批准，減去官田租七十二萬一千六百多石，荒田租十五萬石，官糧遠運臨清的減去六十萬石，運到南京的改為駐軍到蘇州自運，連同其他各項。每年減省了蘇州人民一百五十六萬石的負擔，假如連因此而省掉的運費、勞力計算，數目就更大了。這對蘇州人民來說，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對明王朝的統治來說，也確是起了鞏固作用。而且，官田雖然減了一些租，因為不欠糧了，王朝的實際收入比前幾年反而增加了。

由於官田田租減輕了，逃民回來后復業的就有三萬六千六百多戶。人民的生活雖然還是很苦，但是畢竟比過去稍微好了一些，生產情緒也提高了。他們歡欣鼓舞，感謝況鍾的恩德，到處刻碑紀念這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