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遷對明代史事雖然十分重視，用一輩子工夫鑽研收集，但對小說戲曲，卻非常輕視。如《北游錄·紀郵》載：

從天啟辛酉（1621）開始，這一年他母親死了，在家讀陳建所著《通紀》，嫌它不好，便著手收集整理材料，一條條地積累，分別年月放在匭里，愈積愈多，編次條貫改了六次，編成一百卷。不料到丁亥（1647）八月，一股腦兒被小偷偷光了。黃宗羲《談君墓表》說：

此外，《北游錄·記聞》上《趙朴》條：

另一個主要史料《明實錄》，讀來讀去，讀出了許多困難。第一是這書沒有印本，只有萬曆以後的各種傳抄本。私人傳錄，當時抄書的人，怕這書部頭大，有時任意偷懶，少抄或漏抄以至錯抄的地方很多。錯字脫簡，到處都是。更糟的是這書原來就不全，因為崇禎這一朝根本沒有實錄。天啟呢，在清初修《明史》的時候，因為《天啟實錄》里如實記載了當時宰相馮銓的醜事，馮銓降清以後，憑藉職權方便，把記有他醜事的這一部分原本偷走毀滅了，以此，《明實錄》的傳抄本也缺了這部分。補救的辦法是多找一些《明實錄》的傳抄本，用多種本子互相校補，但是，這個辦法在二三十年前的私人研究工作得不到任何方面支持的情況下，是辦不到的。另一個是找一部明末清初人的有關明史的較好的著作，這部書就是談遷的《國榷》。

黃宗羲撰《談君墓表》，說他：「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為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士奇）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芳）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厲，而太史遁荒，皇宬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邸報，補其闕文，成書名曰《國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他：「留心國史，考證皇朝實錄寶訓，博稽諸家撰述，于萬曆后尤詳，號為《國榷》。」由此可見談遷原來編撰《國榷》的用意，是因為明列朝實錄中有幾朝實錄有失實、丑正、歪曲的缺點，是因為諸家編年有訛陋膚冗的毛病，才發憤編纂的。到國亡以後，不忍國滅史亦隨滅，又訪求邸報（政府公報），補述崇禎、弘光兩朝史事，寄亡國的悲憤于先朝史書之編修，自署江左遺民，則是以愛國遺民的心情重寫國史，和原來的以留心國史、典故的歷史家心情編撰國史的時候有所不同了。其次，談遷編撰《國榷》，主要的根據是列朝實錄和邸報，參以諸家編年，但又不偏信實錄，也不側重私家著述；他對史事的記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廣泛，但選擇很謹嚴，擇善而從，不憑個人好惡。第三，建州史料萬曆以後最關緊要，《國榷》于萬曆后尤詳，特別是崇禎朝沒有實錄，談遷根據邸報編述了這十七年間的事迹。由於當時這書並未刊行，因之也沒有經過四庫館臣的胡亂刪改，我們可以根據《國榷》的記載和清修《明史》核對，就這一點而說，《國榷》這書對研究建州史和明朝後期歷史是有積極貢獻的。第四，1647年全稿被竊，他並不喪氣，為了保存前朝史事，又發憤重新編寫，這種https://read.99csw.com忠於學術研究，忠於國家民族的堅貞不拔，不為困難所嚇倒的精神氣節，是非常值得後人崇敬和學習的。當然，談遷也有他的時代局限性，如他對農民起義軍的仇視，對國內少數民族和鄰邦的態度和侈談災異迷信，以及文字敘述的過分簡約等，都是顯著的缺點，也是封建時代史家的一般缺點，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用這部書作研究資料時，是要注意到這些缺點的。

四百年前宋亡，他的祖先搬到海寧，如今，明朝又亡了，沒有地方可搬了。這段話是很哀感的。

談遷五十二歲以前的生活情形，不大清楚。從他後半生的生活看來，大概也是靠替人當幕友，辦些文墨事務，代寫些應酬文字，賺些月俸過日子的。《北游錄》里《紀文》一共有十六篇序，除《六十自壽序》以外，其他各篇題目下面都注有代字，是代他的東家朱之錫寫的。六十四歲這一年《縣誌》說他以事至平陽，大概也是替人做幕友，不然，他這樣窮，為了私事是出不了這樣遠門的。《縣誌》載他的著作有《西遊錄》兩卷，應該就是這次旅行的紀游文字。

又《紀聞》上《續文獻通考》條：

記王紹徽、薛國觀條，俱霍魯齋先生說。

由曹秋壑介紹，又和霍魯齋往來，寫信說：

他自己也說：

全書敘述是以明列朝實錄為基礎的，但又不全據實錄，如記永樂幾次和蒙古的戰爭，來往行程都用金幼孜的《北征錄》《后北征錄》和楊榮的《后北征記》，在永樂八年六月庚子次澄清河條，小注，「實錄雲青楊戍」，可以清楚看出。永樂十年九月記殺大理寺卿耿通。談遷說此事「實錄不載，豈有所諱耶。事具南院故牘，不可不存」。說明這一條實錄里原來沒有，是他用檔案補上的。同樣的十四年七月乙巳殺署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談遷也說：「讀其爰書，未嘗不三為之太息也。」可見談遷是讀過處紀綱死刑的判決書的。十九年十二月底有一條「始立東廠，專內臣刺事」，小注：「事不見正史。而會典據成化十八年大學士萬安奏罷東廠雲。文皇帝建立北京，防微杜漸，初行錦衣衛官校，暗行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恐外官徇情，隨立東廠，命內臣提督控制之，彼此并行，內外相制云云。不知實錄遺此，何也？」可見這一條也是實錄原來沒有，是reａd•９9csｗ•ｃｏm談遷根據會典補上去的。又如《明實錄》和《明史》都說明成祖是馬皇後生的。談遷卻根據《太常寺志》說明成祖是妃所生等。不止如此，他對實錄所記某些史實，還明白指出是說謊，叫人好笑。例如宣德三年（1428）三月癸未，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條，他就說：「吾于冊儲而甚疑當日之事也……（中間指出疑問，從略）乃實錄載胡后再請就閑，貴妃再辭坤極，謂其皆誠心，大非人情。后史氏飾美，不為有識者所葫蘆乎！」

他生性耿介，受不了這樣生活，想回南了。《北游錄·后紀程序》：

據《北游錄·紀文·六十自壽序》：「癸巳十月癸亥朔，抵長安，明日為攬揆之辰，周一甲子矣。」癸巳為公元1653年，往上推六十年，他生於1593年，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公元1621年，二十九歲，開始編撰《國榷》。1644年，他五十二歲，清軍入關，北京淪陷。1645年，五十三歲，弘光被俘，南京淪陷。1647年，五十五歲，《國榷》全部手稿被竊，發憤重新撰寫。1653年，六十歲了，受聘義烏朱之錫做幕友，到北京收集明代史事，訂正《國榷》，1656年，年六十三歲，離京回海寧老家。

他的卒年，據黃宗羲《談君墓表》：「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張慎言）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按談遷自撰《北游錄》，丙申（1656）五月辛丑，從北京回家。在五月以前，也沒有記到陽城的事實。《海寧縣誌·隱逸傳》則說：「丁酉夏，以事至平陽，去平陽城數百里遠，處士徒步往哭張家宰之墓。……卒年六十有四。」則談遷死於丁酉年，年六十四歲。黃宗羲《墓表》所說丙申，應是丁酉之誤。

談遷在北京兩年多的收穫很大，但是，也有許多困難。借書訪人，都不是容易事。北京塵土飛揚，也不習慣，《北游錄·紀文·寄李楚柔書》訴苦說。

《國榷》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據談遷《國榷》義例，原稿原來分作百卷，現在的本子是海寧張宗祥先生根據蔣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抄本互相校補后重分的。這書是明朝的編年史，按年按月按日記載著者認為重大的史事，起元天曆元年到明弘光元年（1328一1645）。卷首四卷分作大統、天儷、元潢、各藩、輿屬、勛封、恤爵、戚畹、直閣、部院、甲科、朝貢等門，是綜合性的敘述，便於讀者參考的。

談遷一生從事學問，手不釋卷，國亡后更一意修史，《北游錄·紀詠》下《夢中作》：

最後在《國榷》卷九十一記：

偷光了，再干，從頭做起。以實錄為本，而且還參考幾種不同的本子。從1647年起第二次編撰《國榷》。為了搜訪史料，他多年前就想去北京，1644年高宏圖的《棗林雜俎序》提到：

談遷對史事的真實性態度很嚴肅，為了求真，不惜一改再改。例如記明末張春被建州俘虜事就改了多次。第一次記錄在他所寫的《棗林雜俎》智集：

談遷原名以訓，字觀若，明亡后改名遷，字孺木，海寧縣棗林人，明諸生。他自己題《棗林雜俎》：

原來還想趁朱之錫修書之便，抄一點東西的。到了知道內閣圖書已經殘缺失次，無可資訂，便下了決心，離京回家了。

《上太僕曹秋壑書》也提出同樣要求：

《國榷》這部書，知道的人很少，因為沒有印本流通，只有傳抄本，有機會看到的人不多。二十五年前的北平，只有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一部曬印本，很珍貴，不能出借。記得在1932或1933年為了查對一條材料，曾經翻閱過一次，以後便再也沒有機會見面了。

他家很貧困，《縣誌》說他：「處士操行廉，雖游大人先生之門，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北游錄·紀郵》記他好幾次拒絕人送禮物，拒絕人拿錢買他的文章。1656年南歸時也不肯求人寫介紹信給以方便，《紀程》下小序說：「談遷曰：余北游倦矣，得返為幸。……在燕時，或修贄廣謁，而余不能也。別居停，竟長揖出門，不更求他牘。道中躡一敝屣，殆于決踵。余豈不憂日後耶，憂日後又不如忍目前。余歸計決矣，擔簦而往，亦擔簦而回，篋中錄本殆數千紙，余之北游幸哉！余之北游幸哉！」從這段自述，可以看出他性格的耿介，是一個有骨頭的老窮漢。

《北游錄·紀聞》自序記訪問遺事，隨聽隨記：

《國榷》的主要根據除明列朝實錄和崇禎邸抄以外，1630年喻應益《國榷》的序文，說他采諸家著述凡百余種，這話是有事實可查的。試以卷一到三十二的引書為例，談遷參考過明代人著作有葉子奇、宋濂、王禕、解縉、蘇伯衡、方孝孺、金幼孜、楊士奇、吳寬、李賢、李夢陽、丘浚、葉盛、姚福、鄭曉、雷禮、王世貞、王世懋、王鏊、王瓊、楊守陳、何喬新、薛應旗、陸深、馮時可、袁帙、何喬遠、鄧元錫、姜南、郭正域、吳朴、周暉、敖英、晏璧、鍾士懋、林之盛、陳于陛、馬晉允、陶望齡、楊廉、崔銑、羅鶴、袁又新、許重熙、張適、劉鳳、顧清、嚴從簡、郭子章、趙汝濂、高岱、廖道南、劉文征、徐學謨、陳仁錫、顧起元、霍韜、黃佐、陳懿典、朱國楨、謝鐸、朱鷺、黃瑜、陳建、黃金、李維楨、尹直、楊慎、顧璘、焦竑、田汝成、茅瑞徵、楊寅秋、勞堪、郭棐、羅玘、唐樞、王錡、王廷相、張志淳、陳士元、屠隆、黃志清、程敏政、儲瓘、于慎行、趙時春、徐日久、陳敬宗、陳漣、冒起宗、包汝楫、周聖楷、陳善、吳中行、羅洪先、李濂、葉向高、胡松、陳廷諤、錢士升、黃省曾、袁懋謙、史繼階、許相卿、葉燦、史桂芳、何景明、陳鎏、張鼐、凌翰、朱睦、尹耕、謝彬、姚淶、陳德文、徐必達、陳繼儒、張溥、陳子龍、沉德符、屠叔方、姚士磷等一百二十多家。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海鹽鄭曉的《吾學編》《今言》，豐城雷禮的《大政記》《列卿記》，太倉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武進薛應旗《憲章錄》，屠叔方的《建文朝野彙編》，朱鷺的《建文書法擬》，焦竑的《獻征錄》，徐學謨的《世廟識余錄》，鄧元錫的《明書》，高岱的《鴻猷錄》，等等。

還有一點很有意思的，是關於建文帝的記錄。《太祖實錄》的第三次修改本根本不承認建文帝這一朝代的存在，把建文年號取消，用洪武紀年。《國榷》不但恢復了建文年號，而且紀事也站在建文的立場上，在永樂起兵以前，稱永樂為燕王，到起兵以後，建文帝削除燕王位號，便直稱永樂為燕庶人了。我們要注意從明仁宗一直到崇禎帝都是永樂的子孫，談遷是亡國遺民，晚年還到過北京，跑到十三陵去哭過崇禎的墳，但是在歷史敘述上，他卻站在為永樂所推翻的建文帝一方面。拿這件事和明代後期許多支持建文帝的野史的出版來看，說明了那時期的士大夫，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和失望；他們不敢公開指斥現實的統治者，只好把同情寄托在以失敗九九藏書而告終的建文帝身上了。他們逃避現實鬥爭，同情改革失敗的統治者，這也是封建時代，有正義感而又骨頭軟弱的讀書人的悲哀吧。

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圖書館讀《明實錄》，抄《朝鮮李朝實錄》，想從這兩部大部頭書里，找出一些有關建州的史料，寫一本建州史。因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這三百年間的歷史都隱沒了，竄改了，歪曲了，為的是好證明清朝的祖先從來沒有臣屬於明朝，沒有受過明朝的封號，進一步強調建州地區從來不屬於明朝的版圖等政治企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修《四庫全書》的時候，把明人有關建州的真實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辦法多種多樣，一種是毀板，禁止流通；一種是把書中有關地方抽掉，弄成殘廢；一種是把有關文字刪去或改寫。推而廣之，連明朝以前有關女真歷史的著作也連帶遭殃，不是被刪節便是被竄改了。這樣做的結果，從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中期這一段期間的建州史實，在整個歷史上幾乎成為空白點，我們對建州族的社會發展、生產情況、生產工具、社會組織、風俗習慣、文化生活、部落分佈等不是一無所知，便是知道得很少。這是個歷史問題，應該解決。解決的辦法是努力收集可能得到的史料，加以組織整理，填補這個人為的空白點，從而充實豐富祖國各族大家庭的可愛的歷史。

公元1644年高宏圖替他寫的《棗林雜俎序》說：

想望了二三十年，如今頭髮都白了，在解放了的祖國，在黨的整理文化遺產的正確方針下，中華書局排印了這部六大厚冊五百萬字的大書，怎能叫人不高興，不感激，不歡欣鼓舞！這部書就我個人的治學經歷來說，也是一個鮮明的今昔對比。

拿《國榷》和《明實錄》對比，《明太祖實錄》經過三次修改以後，許多事實都被刪改掉了，例如明太祖晚年殺諸將，實錄只寫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不說是怎樣死的。《國榷》卻並不隱諱，老老實實把事實如實寫上。以《國榷》所記和錢謙益的《太祖實錄辨證》對讀，完全符合。以《國榷》和清修《明史》對比，《明史》隱去建州史跡，從猛哥帖木兒、阿哈出、釋家奴到李滿住、凡察、李豆罕一直到努爾哈赤這一段，幾乎是空白，《國榷》卻從頭據實記錄，不但建州諸衛和奴兒干都司的設置年月分別記載，連以後各衛首領的承襲也都一一記上了。和《明實錄》、朝鮮《李朝實錄》對比，也可以互相印證。

原書有崇禎庚午（1630）新建喻應益序，說：「三代而後……野史之繁，亦未有多於今日者，然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之偏，紀載或失之略。……鹽官談孺木，乃集海鹽、武進、豐城、太倉、臨朐諸家之書凡百余種，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為一編，名曰《國榷》。」天啟丙寅（1626）談遷自序批評了在他以前的幾個明代編年史的作者以後，說：「故予竊感明史而痛之，屢欲振筆，輒自慚怒臂，不敢稱述。間窺諸家編年，于訛陋膚冗者妄有所損益，閱數歲，裒然成帙。」序后又有跋：「此丙寅舊稿，嗣更增定，觸事凄咽，續以崇禎、弘光兩朝，而序仍之，終當復瓿，聊識於後。」由此可見《國榷》初稿完稿于公元1626年，以後陸續改訂，過了二十年，1645年以後，又續加了崇禎、弘光兩朝。據義例所說《國榷》創稿于公元1621年，1647年被小偷偷走原稿，又發憤重新編寫，1653年帶稿子到北京又加修訂，那麼，這部書的編纂時間前後已經超過三十年了。

因為身份地位關係，他只是一個老秀才，幫人做幕友，接觸的人不多。就是碰到了，也很難談得起來，又怕人厭煩，不免很緊張。即使這樣，也還是有些收穫，如不到北京，這些材料的收集是不可能的。《北游錄·紀郵》是他在京時的日記，從日記可以看出他到北京的目的是為了訂正《國榷》，訪問、借書、抄書的目的也是為了補充《國榷》。來往最多的幾個人是太倉吳偉業駿公、同鄉秀水曹溶秋壑、武功霍達魯齋，這三人都是崇禎進士，都是藏書家，熟識明朝掌故。他到京后就寫信給吳偉業請求指出《國榷》缺點和借閱有關史籍：

北京已經為清人所佔領了，怎麼能去呢？就是想去，有了材料，也怎麼下得筆呢？十年後，公元1653年，義烏朱之錫官弘文院編修，服滿進京供職，聘他做書記，在這年閏六月同路從運河坐船到北京。丙申（1656）二月又從運河回到海寧。在北京住了兩年半多，收集了不少史料。

黃宗羲《墓表》說：「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為奇士，頗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縣誌》說：「崇禎壬午（1642）間，受知陽城張公慎言、膠州高公宏圖，二公者天下之望，相與為布衣交。甲申（1644）高入相，張為家宰，凡新政得失，皆就咨于處士，多所裨益。相國以處士諳掌故，薦入史館，泣辭曰，遷老布衣耳，忍以國之不幸，博一官。高乃止。勛寺交扇，時事httｐｓ://reaｄ•99cｓw•ｃom日非，處士私語二公曰，公等不去，將任誤國之咎。二公用其言，先後乞骸骨。乙酉張客死宣城，高致命會稽，處士歸於麻涇之廬。」《北游錄·紀文·六十自壽序》說：「記甲申正月既望，御史大夫陽城張藐山（慎言）初度，遍集齊、梁、吳、晉之士，余首坐，劇飲。先生顧諸客曰，冠進賢而來者，趾高氣揚，仆視其中無所有也。雖一窮褐，胸中有書若干卷。深相禮重。」由此可見從公元1642年起，談遷就入高宏圖幕，並和張慎言往來，被兩人所器重，參与謀划。他對國事所提的意見，散見《棗林雜俎》仁集《定策本末》《勸進》《監國儀注》《王肇基》《黃澍》《高傑》等條。

他的著作除《國榷》《棗林雜俎》《北游錄》以外，有《棗林集》十二卷，《棗林詩集》三卷，《史論》二卷，《西遊錄》二卷，《棗林外索》六卷，《海昌外志》八卷。

到1655年，他在北京，和吳偉業談舊事，才弄清楚張春並未降敵。他又把這一事實寫在所著《北游錄》上：

他喜歡讀書，連壞書也要讀一遍。喜歡做筆記，人們談的，路上聽的，只要有點意思，就記錄下來。到處借書抄書，甚至跑到百里以外去借去抄。《北游錄·紀文·上吳駿公太史書》說：

談遷的生平，見於《海寧縣誌·隱逸傳》、黃宗羲《談君墓表》，都很簡略。現在根據他所著的《北游錄》和《棗林雜俎》，綜合敘述如下。

當時，我從《朝鮮李朝實錄》中抄出有關建州和中朝關係的史料八十本，這些史料大部分是朝鮮使臣到明朝和建州地區的工作報告，很具體，很可靠，對研究明朝歷史，特別是研究建州歷史有極大幫助。這部書定名為《朝鮮李朝實錄中之中國史料》。隔了二十多年，最近才抽工夫校補，交給中華書局，正在排印中。

談遷加的按語是：「夫春實未嘗詘膝，流離異域，其志有足悲者。宋王繼忠陷契丹，上書言款，即張春之前茅也。繼忠見原，春見疑，勢有固然，無俟言之畢矣。」便完全改正過來了。張春事迹見《明史》卷二百九十一《忠義傳》。

是他一生的寫實。

從以上所摘錄的材料看，談遷對明季史事的收集，是盡了極大努力的。除了曹溶、吳偉業、霍達以外，他訪問了故公侯的門客、降臣、宦官、皇親等，把所聽到的都記錄下來，和文獻一一核對。他還到過十三陵的思陵，明代叢葬妃嬪王子的金山，和景帝陵，西山和香山的寺廟等，也都寫了材料。他把這些目擊的史料應用到《國榷》這部書上，以此，《國榷》的史料價值是很高的，特別是萬曆以後，崇禎、弘光間的記錄。崇禎朝的史事根據邸報和訪問，弘光朝則他自己在當時的宰相高宏圖幕府，並和張慎言等大臣往來，許多事情都得於親身聞見，因此，是比較可信的。

從此，談遷就和這三個學者經常往來，討論史事了。《紀郵》記：

朱之錫序《北游錄》說他辛勤訪集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