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上文言：春秋時詭詩一種之名，入戰國變成散文一種之體。現在且立此假設，以傳後來之證實或證虛。

以「侯人兮」起興之詩，今不見於二《南》，然戰國末人，必猶及知二《南》為南方之音，與北風對待，才可有這樣的南音原始說。二《南》之為南音，許是由南國俗樂所出，周殖民于南國者不免用了他們的俗樂，也許戰國時南方各音由二《南》一流之聲樂出，《呂覽》乃由當時情事推得反轉了，但這話是無法證明的。

從上文看，那些神話固不可靠，然可見邶南豳秦方土不同，音聲亦異，戰國人固知其為異源。

此一次序與今見毛本（熹平石經本，據今已見殘石推斷，在此點上當亦不異於毛本）不合者，《周南》《召南》不分為二。《邶》《鄘》《衛》不分為三，此等處皆可見後代《詩經》本子之腐化。《周南》《召南》古皆並舉，從無單舉者，而《邶》《鄘》《衛》之不可分亦不待言。又襄二十九之次序中，《豳》《秦》二風提在《魏》《唐》之前，此雖似無多關係，然《雅》《頌》之外，《陳》《檜》《曹》諸國既在後，似《詩》之次序置大部類子前，小國於後者；如此，則《豳》《秦》在前，或較今見之次序為勝。最可注意者，即此一段記載中並無風字。《左傳》一書引《詩》喻《詩》者歌百處，風之一詞，僅見於隱三年周鄭交質一節中：其詞曰：「《風》有《采繁》《采》，《雅》有《行葦》《泂酌》。」此一段君子曰之文辭，全是空文敷衍，准以劉申叔分解之例，此當是後人增益的空話。除此以外，以《左傳》《國語》兩部大書，竟無《國風》之風字出現，而雅頌兩名詞是屢見的，豈非風之一詞成立本在後呢？《論語》又給我們同樣的一個印象，《雅》《頌》是並舉的，《周南》《召南》是並舉的，說到「關雎之亂」，而並不曾說到「風之始」，風之一名詞絕不曾出現過的。即《詩三百》之本文，也給我們同樣的一個印象，《小雅·鼓鍾》篇，「以雅以南」，明是雅南為同列之名，非風雅為同列之名。《大雅·崧高》篇所謂「吉甫作誦……其風肆好」者，風非所謂國風之義。孟子、荀子、儒家之正宗。其引《詩》亦絕不提及風字。然則風之一詞之為後起之義，更無可疑。其始但是《周南》《召南》一堆，《邶》《鄘》《衛》一堆，《王》一堆，《鄭》一堆。……此皆對《小雅》《大雅》一堆而為平等者，雖大如「洋洋盈耳」之《周南》《召南》，小如「自檜而下無譏焉」之《曹》，大小雖別，其類一也。非《國風》分為如許部類，實如許部類本各自為別。更無風之一詞以統之。必探《詩》之始，此乃《詩》之原始容貌。

《周南》《召南》　南音（南之意義詳《周頌說》）

今見《詩三百》之次敘是絕不可靠的，依四始之義，這次敘應該是不可移的，至少首尾如此。但這是後來的系統哲學將一總集化成一個終始五德論的辦法，是不近情理的。不過傳經者既以詩之次序為不可移，乃有無數的錯誤，即如《大雅》內時代可指的若干詩中，因有一篇幽王時的詩在前，乃不得不將以後的詩都算在幽王身上了。這個毛病自宋人起已看出來，不待多所辯證，現在但論《大雅》中幾篇時代的錯誤。

以地望之別成樂系之不同，以樂系之不同，成《詩三百》之分類，既如上所說，此外還有類分《詩三百》的標準嗎？曰應該尚有幾種標準，只是參證的材料遺留到現在的太少了，我們無從說確切的話。然有一事可指出者，即《頌》，《大雅》，《小雅》，二《南》，其他《國風》，各類中，在施用的場所上頗有一種不整齊的差異。《大雅》一小部分似《頌》，《小雅》一小部分似《大雅》，《國風》一小部分似《小雅》。取其大體而論，則《風》《小雅》《大雅》《頌》各別；核其篇章而觀，則《風》（特別是二《南》）與《小雅》有出入，《小雅》與《大雅》有出入，《大雅》與《周頌》有出人，而二《南》與《大雅》，或《小雅》與《周頌》，則全無出入矣。此正所謂「連環式的分配」，圖之如下：

一種的辭令，每含一種的寓意，如歐洲所謂Moral者，由來必遠，然周漢之間，《詩三百》之解釋，至於那樣子政治化者，恐也由於那時候的詭詞既以風名，且又實是寓意之辭，儒者以今度古，以為《詩經》之作，本如詭詩。而孟子至三家之詩學，乃發展得很自然矣。

齊人好宗教（看《漢書·郊祀志》），作侈言（看《史記·孟子騶子列傳》），能論政（看管晏諸書），「泱泱乎大國」，且齊以重樂名。然《詩·風》所存齊詩不多，若干情詩以外，即是桓姜事者，恐此不足代表齊詩。

豳詩　周本土人戍東方者之詩（說見后）

七、枚馬賦體之由來。漢初年rｅａd•９9ｃｓw.cｏｍ賦絕非一類，《漢志》分為四家，恐猶未足盡其辨別。此等賦體淵源有自，戰國時各種雜詩之體，今存其名稱者尚不少，此處不及比次而詳論之，姑談枚乘、司馬相如賦體之由來。枚賦今存者，只《七發》為長篇，而司馬之賦，以《子虛》為盛（《上林》實在《子虛》中，為人割裂出來），此等賦之體制可分為下列數事：

這一說不是釋四始，而是釋四部之名義，顯是後起的。今所見最早之四始說在《史記·孔子世家》：

《論語》言放鄭聲，可見當時鄭聲流行的勢力。李斯《上秦王書》：「鄭衛桑間……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缶而就鄭衛。」不知鄭是由衛出否？秦始皇時鄭聲勢力尚如此大，劉季稱帝，「朔風變于楚」，上好下甚，或者鄭聲由此而微。至於哀帝之放鄭聲，恐怕已經不是戰國的鄭聲了。

今以《破斧》起興論周公之詩在《豳風》。疑《豳風》為周公向東殖民以後，魯之統治階級用周舊詞，采奄方土樂之詩（此說已在《周頌說》中論及）。

（二）並非詩體，只是散文，其中每有叶韻之句而已。

二《南》有和其他《國風》絕然不同的一點：二《南》文采不艷，而頗涉禮樂：男女情詩多有節制（《野有死麕》一篇除外），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只在二《南》里適用，其他《國風》全與體樂無涉（《定之方中》除外），只是些感情的動蕩，一往無節制的。

吉甫和仲山甫同時，吉甫又和申伯同時，申伯又和甫侯一時並稱，又和召伯虎同受王命（皆見《崧高》），則這一些詩上及厲，下及宣，這一些人大約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亂曾藏宣王于其宮，以其子代死，時代更顯然了。所以《江漢》一篇，可在厲代，可當宣世，其中之王，可為厲王，可為宣王。厲王曾把楚之王號去了，則南征北伐，城齊城朔，薄伐𤞤狁，淮夷來輔，固無不可屬之厲王，宣王反而是敗績于姜氏之戎，又喪南國之人。

因風及諷，說了如許多，似去題太遠。然求明了風一詞非《詩三百》中之原有部類之名，似不得不原始要終，以解風字，於是愈說愈遠矣。

《大雅》《小雅》　夏聲

（三）總有一個寓意（Moral），無論陳設得如何侈靡，總要最後歸於正道，與淳于髡飲酒，鄒忌不如徐公美之辭，全然一樣。

《大雅》的時代有個強固的內證。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時的，這可以《崧高》《烝民》為證。《崧高》是吉甫作來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是吉甫作來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時人，則《烝民》中又說得清楚：「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史記·齊世家》：

據上引《詩》之辭為風；誦之則曰諷（動詞），泛指詩歌，非但謂十五國。又以風名詩歌，西洋亦有成例如Aria，伊大利語謂風，今在德語曰Arie，在法語曰Air，皆用為一種歌曲之名。以風名詩，固人情之常也。

五、由這看來，諷字之與風字，縱分寫為二，亦不過一動一名，原始本無後人所謂「含譏帶諷」之義，此義是因緣引申之義，而附加者。

《詩經》的部類凡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更分之則四：一曰國風，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三頌。此樣之分別部居至遲在漢初已如是，所謂「四始」之論，即是憑藉這個分部法而生的，無此分別即無「四始」說，是很顯然的。然四始之說究竟古到什麼時候呢？現在見到的《毛詩》四始說在詩序中，其說曰：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揚威的詩，有些可在宣時，有些定在厲時，有些或者在夷王時的。既如此明顯，何以《毛序》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這都由於太把《詩》之流傳次序看重了：把前面傷時的歸之厲王，後面傷時的歸之幽王，中間一段九九藏書耀武揚威的歸之宜王。不知厲王時王室雖亂，周勢不衰，今所見《詩》之次序是絕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十月》中言「周宗既滅」，此兩詩在篇次中頗前，於是一部《小雅》，多半變作刺幽王的，把一切歌樂的詩，祝福之詞，都當做了刺幽王的。照例古書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后了些，這都由於誤以《詩》之次序為全合時代的次序。

所謂「風」一個名詞起來甚后。這是宋人的舊說，現在用證據充實之。《左傳》襄二十九，吳季札觀周樂於魯，所歌詩之次序與今本《三百篇》大同。其文曰：

《大雅》不始於西周初年，卻終於西周初亡之世，多數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這話如把《國風》算過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論，此正所謂王者之跡者，卻實在不錯。《大雅》結束在平王時，其中有平王的詩，而《春秋》始於魯隱之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周南》《召南》是一題，不應分為兩事，猶之乎《邶》《鄘》《衛》之不可分，《左傳》襄二十九，吳季札觀樂於魯，「為之歌《周南》《召南》」固是不分的。

如上所解，則全部《詩經》之部類皆以地理為別，雖《頌》為舞詩，《雅》證王朝之政，亦皆以方土國家為部類者。有一現象頗不可忽略者，即除《周詩》以外，一國無兩種之詩。魯宋有《頌》，乃無《風》，其實魯之必有《頌》外之詩，蓋無可疑。即就《周詩》論，豳王異地，雅南異統，雅為夏聲，乃中國之音，南為南方，乃南國之詩。當時江淮上之周人殖民地中兩種音樂並用，故可曰「以雅以南」。今試為此四名各作一界說如下：

故略其不齊，綜其大體，我們可說《風》為民間之樂章，《小雅》為周室大夫士階級之樂章，《大雅》為朝廷之樂章，《頌》為宗廟之樂章。

漢魏儒家釋雅字今可見者幾皆以為「雅者正也」（參看《經籍籑詁》所輯）。然雅字本誼經王伯申之考定而得其確詁。《荀子·榮辱篇》雲：「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讀書雜誌》雲：「引之曰：雅讀為夏，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遼齊大夫子雅，《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子夏。楊注云：「正而有美德謂之雅，則與上二句不對矣。」斯年按，《荀子》中尚有可以佐此說之材料，《王制篇》雲：「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又雲：「使夷狄邪音不敢亂雅。」此皆足說明雅者中國之音之謂；所謂正者，縱有其義，亦是引申。執此以比《論語》所謂「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尤覺阮元之說，以雅言為官話，《爾雅》為言之近官話者，正平可易。且以字形考之，雅、夏二字之本字可借古文為證。三體石經未出現風雅之雅字，然《說文·疋（「疋」同「雅」，下同）下》雲，「古文以為詩大疋字」，然則《三體》《石經》之古文雅字必作疋甚明。《三體》《石經》《春秋》中夏字之古文作是，從日從疋，是夏字之一體，正從疋聲，加以日者，明其非為時序之字，准以形聲字之通例，是之音訓正當於疋字中求之也。

此則四始之本說，非如《毛序》之竊義。據此說，知所謂四始者，乃將一部《詩經》三百余篇解釋為一個整齊的系統。原始要終，一若《呂子》之有十二紀，《說文》之始一終亥者然，且與刪詩之義，歌樂之用，皆有關係。作此說者，蓋以為其終始如hｔtps://rｅａd.９９ｃsｗ•cｏm此謹嚴者，正是孔子有心之編製，為禮義，為弦歌，勢所必然。

三、戰國時一種之詭詞承風之名。

按，厲王立三十余年，然後出奔彘，次年為共和元年。獻公九年，加武公九年為十八年，則獻公九年乃在厲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時，或厲王之初，未嘗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則仲山甫徂齊以城東方，當在此時，即為此事。至獻公徙臨菑，乃殺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轉為之城臨菑。《毛傳》以「城彼東方」為「去薄姑而遷於臨菑」，實不如以為徙都薄姑。然此兩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時，即在厲王之初，此外齊無遷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當仲山甫之城齊。這樣看來，仲山甫為厲王時人，彰彰明顯。《國語》記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懿公戲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戲為魯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猶及宣王初年為老臣也（仲山甫又諫宣王科民，今本《國語》未紀年）。仲山甫為何時人既明，與仲山甫同參朝列的吉甫申伯之時代亦明，而這一類當時稱頌之詩，亦當在夷王厲王時矣。這一類詩全不是追記，就文義及作用上可以斷言。《烝民》一詩是送仲山甫之齊行，故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這真是我們及見之最早贈答詩了。

今試以所用之處為標，可得下列之圖，但此意僅就大體言，其詳未必盡合也。

一、「風」「諷」乃一字，此類隸書上加偏旁的字每是漢儒所作的，本是一件通例，而「風」「諷」二字原為一字尤可證：

六、我疑「論」「議」等詞最初亦皆是一種詭詩或詭文之體，其後乃變為長篇之散文。《莊子·齊物論》：「六和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入議而不辨。」此處之論，謂理；議，謂誼；辨謂比。猶雲六合外事，聖人存而不疏通之，六合內事，聖入疏通而不是非之，春秋有是非矣，而不當有詞，以成偏言。這些都不是指文體之名稱而言者，然此處雖存指文體，此若干名之源，也許是詭詩變為韻文者。《九辯》之文還存在，而以辯名之文，《九辯》外尚有非者。至於論之稱，在戰國中期，田駢作《十二論》，今其《齊物》一篇猶在《莊子》，在戰國晚年，荀卿、呂不韋皆著論（見《史記》）。然此是後起之義，《論語》以論名，皆語之提要鉤玄處。《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左傳》諸卜筮本是一時流行，至少在三晉流行之《周易》，師為官，春為名，當即傳書之人。《左傳》卜筮皆韻文詭詩，或者這是論一詞之最古用處嗎？議一字見於《詩經》者，「或出入風議」，應是指出入歌詠而言，如此方對下文「靡事不為」。又《鄭語》：「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韋昭解，「百物草本鳥獸，議使各得其宜」，此真不通之解。上句謂伯夷能禮，下句當謂伯翳能樂，作詭詩以形容百物，而陳義理。如今見《荀子·賦篇》等。

四、孔子已有「思無邪」與「授之以政」之詩論，孟子更把《詩》與《春秋》合為一個政治哲學系統，而同時上文所舉之詭詞一體，本是篇篇有寓意以當諫諍之用者。

以「燕燕於飛」（即燕燕往飛）起興之詩，今猶在《邶》《鄘》《衛》中（凡以一調起興為新詞者，新詞與舊調應同在一聲范域之中，否則勢不可歌。起興為詩，當即填詞之初步，特填詞法嚴，起興自由耳）。是《詩》之《邶》《鄘》《衛》為北音。又《說苑·修文篇》「紂為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衛》正是故九*九*藏*書殷朝歌。至於《邶》《鄘》所在，說者不一。

現在如可證明詩之部類本不為四，則四始之說必非古義，而為戰國末年說詩者受當時思想系統化之影響而創作者。現在依風、雅、頌之次序解釋之。

然則《秦風》即是西音，不知李斯所謂「擊瓮叩缶，彈箏搏髀」者，即《秦風》之樂否？《唐風》在文詞上看來和《秦風》近，和《鄭》《王》《陳》《衛》迥異，或也在西音範圍之內。

然則風之一詞本義怎樣，演變怎樣，現在可得而疏證之。風者，本泛指歌詞而言，入戰國成一種詭辭之稱，至漢初乃演化為枚馬之體。現在分幾段敘說這個流變。

（一）鋪張侈辭。

二、風乃詩歌之泛稱。

王國　東周之民政

在後來所謂國風之雜亂一大堆中，頗有幾個地理的頭緒可尋。《呂氏春秋·音初》篇為四方之音各造一段半神話的來源，這樣神話固不可當作信史看，然其分別四方之音，可據之以見戰國時猶深知各方之聲音異派。且此地所論四方恰和所謂國風中系統有若干符合，現在引《呂子》本文，加以比核。

《史記·滑稽列傳》：

此雖史公錄原文，非復全章，然所錄者儘是整語，又含韻詞，此類文章，自詩體來，而是一種散文韻文之混合體，斷然可知也。此處之諷乃名調，照前例應為風字。「以風諫焉」，猶雲以詩（一種之詭詞）諫焉，此可為戰國時一種詭詞承風之名之確證。至於求知這樣的詭詞之風是什麼，還有些材料在《戰國策》及《史記》中。《戰國策》八記鄒忌與城北徐公比美事，《史記》四十六記騶忌子以鼓琴說齊威王事，皆是此類文章之碎塊遺留者。又《史記》七十四所記之淳于髡，正是說這樣話的人，騶忌、淳于髡便是這樣「出入風議」的入，他們的話便是這樣詭詞，而這樣的詭詞號風。到這時風已不是一種單純韻文的詩體，而是一種混合散文韻文的詭詞了。《荀子·成相》詭詩尚存全章，此等風詞只剩了《戰國策》《史記》所約省的，約省時已經把鋪陳的話變做彷彿記事的話了。然今日試與枚馬賦一比，其原來體制猶可想象得之。

《大雅》始於《文王》，終於《瞻卬》《召旻》。《瞻卬》是言幽王之亂，《召旻》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開闢南服之盛，這兩篇的時代是顯然的。這一類的詩不能是追記的。至於《文王》《大明》《綿》《思齊》《皇矣》《下武》《文王有聲》《生民》《公劉》若干篇，有些顯然是追記的。有些雖不顯然是追記，然和《周頌》中不用韻的一部之文辭比較一下，便知《大雅》中這些篇章必甚後於《周頌》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廟》諸篇能上及成康，則《大雅》這些詩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大雅》中已稱商為大商，且雲「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全不是《周頌》中「遵養時晦」（即「兼弱取昧」義）的話，乃和平的與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來自殷商，殷士裸祭于周，俱引以為榮，則與殷之敵意已全不見，至《盪》之一篇，實是說來鑒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說明了。

戰國漢初，儒者見到這樣的詭調之「風」，承襲儒家之政治倫理哲學，自然更要把刺詩的觀念在解詩中大發達之，於是而「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九_九_藏_書《關雎》作，仁義凌遲，《鹿鳴》刺焉」，於是而「《三百篇》當諫書」。《國語》雲「瞽獻曲，史獻語」。

雅既為夏，夏既為中國，然則《詩經》之《大雅》《小雅》皆是周王朝及其士民之時，與夏何涉？此情形乍看似可怪，詳思之乃當然者。一、成周（洛邑）、宗周（鎬京）本皆有夏地，夏代區域以所謂河東者為本土，南涉河及於洛水，西涉河及於渭水，故東西對稱則曰夷夏，南北對稱，則曰夏楚，春秋末季之秦公雲：「事蠻夏。」無異謂秦先公周旋于楚晉之間，而《左傳》稱陳蔡衛諸國曰東夏（說詳拙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然則夏本西土之宗，兩周之京邑正在其中。二、周人自以為承夏之統者，在《詩》則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在《書》則曰：「唯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說詳拙著《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見《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三八四一五頁（文中印刷錯誤極多）。然則周室王朝之詩，自地理的及文化的統系言之，固宜曰夏聲，朝代雖有廢興，而方域之名稱不改。猶之《詩經》中邶鄘本非周之侯封，檜魏亦皆故國之名號，時移世異，音樂之源流依故國而不改。音樂本以地理為例，自古及今皆然者，《詩》之有《大雅》《小雅》正猶其有《周南》《召南》。所謂「以雅以南」，可如此觀，此外無他勝誼也。

頌之訓為容，其詩為舞詩，阮元說至不可易。詳拙著《周頌說》，今不複述。

《周南》《召南》都是南國的詩，並沒有岐周的詩。南國者，自河而南，至於江漢之域，在西周下一半文化非常的高，周室在那裡建設了好多國。在周邦之內者曰周南，在周畿外之諸侯統于方伯者曰召南。南國稱召，以召伯虎之故。召伯虎是厲王時方伯，共和行政時之大臣，庇護宣王而立之之人，曾有一番轟轟烈烈的功業，「日辟國百里」。這一帶地方雖是周室殖民地，但以地方富庶之故，又當西周聲教最盛時，竟成了文化中心點，宗周的諸侯，每在南國受封邑。其地的人文很優美，直到後來為荊蠻殘滅之後，還保存些有學有文的風氣。孔子稱「南人有言」，又在陳蔡楚一帶地遇到些有思想而悲觀的人，《中庸》上亦記載「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而君子居之」。這些南國負荷宗周時代文化之最高點，本來那時候崤函以西的周疆是不及崤函以東大的（宣王時周室還很盛，然渭北已是𤞤狁出沒地，而渭南的人，與散地為鄰者當不遠於鎬京，已稱王了。不知在漢中有沒有疆土，在巴蜀當然是沒有的。若關東則北有河東，南涉江漢南北達二千余里）。我們尤感覺南國在西周晚年最繁盛，南國的一部本是諸夏之域，新民族（周）到了舊文化區域（諸夏）之膏沃千里中（河南江北淮西漢東），更緣邊啟些新土宇（如大、小《雅》所記拓土南服），自然發生一種卓異的文化，所以其地士大夫家庭生活，「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周南》《召南》是這一帶的詩，《大雅》《小雅》也是這一帶的詩，至少也是由這一帶傳出，其較上層之詩為《雅》，其較下層之詩稱《南》。南國盛于西周之末，故《雅》《南》之詩多數屬於夷厲宣幽，南國為荊楚剪滅于魯桓庄之世，故《雅》《南》之詩不少一部分屬於東周之始。已是周室喪亂后「哀以思」之音。

我們若是拿這樣賦體和《楚詞》較，全然不是一類，和《宋玉賦》校，詞多同者，而體絕不同，若和齊人諷詞校，則直接之統緒立見。枚、馬之賦，固全是戰國風氣，取詞由《宋玉賦》之一線，定體由《諷詞》之一線，與《屈賦》毫不相干者也。淳于髡諸騶子之風必有些很有趣者，惜乎現在只能見兩篇的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