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的夏天，紅藍降落傘的太陽裙已經放出了全部底邊，肩帶預留的尺度也都用上了，紅色降落傘變得粉紅，藍色也褪成淺藍，棉布被摩擦洗滌，薄如絹紗，但它依然讓我出風頭，依然惹得女孩們羡慕。我穿著這條心愛的裙子跟著父親去郊區打獵。葷菜稀缺的年代，父親一桿氣槍常給餐桌帶來驚喜。斑鳩、鴿子、野兔，經外婆的手都能成席，一隻野雞燉一大盆湯，多放生薑，再切幾片鹹肉一同燉，就去除了野物固有的膻腥。因此打獵解決了父親的玩兒性，也解決了我成長期的營養。

童年我有一條裙子，白底色，上面布滿紅色和藍色的降落傘。式樣是肩膀上兩根帶子，前胸和後背各露一塊可觀的面積，很像現在性感女子的太陽裙。只是孩子的我不圖性感，只圖風涼。母親那時常常巡迴演出，乘火車的時間多，就在火車上為我縫製了這條裙子。式樣是從一本書的插圖中看來的，媽媽不叫它連衣裙，而管它叫「布拉吉」（俄語連衣裙）。布拉吉的原型出現在《白夜》的女主人公納斯金卡身上，那是媽媽最初的靈感。等媽媽把裙子放在我身上比畫時，裙子底邊還沒收工。底邊留出三寸，然後對摺過去，兩根肩帶的長度也留得富餘，余出的尺寸縫在背心裏面，都是為我即將長高的個頭預留的尺寸；我一年年長高，底邊可以逐漸放出，肩帶也可以一年年放長。那個年代，我們很少穿合身的衣服，不是太大，就已經太小，有時還沒等把預留的尺寸放完，布料已經破舊。帶紅藍降落傘的太陽裙讓我在孩子群里顯得出眾，讓我巴望每一天都炎熱，巴望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外婆對於各種動物已有許多土知識，但她也吃不準這隻黃羽毛的美麗小鳥是什麼品種，開始說它是鸚哥，後來又說它是黃鸝。孩子我樸素無華，就叫它小黃。小黃黃得絕了，人間肯定染不出那個黃來，正如人間又有誰能複製花和雲霞的顏色？小黃的黃顏色那麼明亮，又那麼柔和，翅膀尖一道黑邊，更襯出黃顏色的燦爛。

我外婆和外公的後院種了蓖麻、桑樹、西紅柿、絲瓜，以及許多種類的月季花，拉不了幾根晾衣繩，所以這種換季的大洗大曬，就要搬到公共的大院子去。大院子周九_九_藏_書圍一圈平房，中間一個洗衣台，幾個自來水龍頭，平房裡住二十來戶文聯和作家協會的家屬，院子里縱橫拉著許多條鐵絲，供二十幾戶人家當洗衣曬場。於是洗衣和晾曬就是家屬們的交誼活動，傳是非，攀比貧富，說媒拉縴包打聽，都在這裏進行。晾曬之物也是人們家境的寫照，誰家晾曬了皮草，誰家有絲綿被，誰家的床單上凈是補丁，都是家屬們交誼活動的話題。黃昏時分，各家收衣物，外婆發現我的降落傘布拉吉不見了。她去挨家打招呼，看看誰家收錯了衣服，給我們還回來。好多天過去，沒人表示收錯了衣服。這時我母親才意識到，她做的那條驚世駭俗的布拉吉在人們眼裡是遺失了的美，是愛美之人的秘密嚮往，一個或多個潛伏者對它一直以來是志在必得的。母親暗暗自豪，卻也暗自后怕，如此脫離大眾審美而不自知。外婆很難過，怪罪自己把它晾曬到公共晒衣場。母親卻說，大家現在反正都穿軍裝，真的假的不管，軍裝最時髦，明年給女兒做件軍裝吧。

當天晚上，外婆把二十來個麻雀用油煎了，噴上醬油和酒，再加一點糖，成了爸爸一碟下酒菜。爸爸給這道菜取了個名字，叫「袖珍鐵扒雞」。只要有這道菜，父親總會叫上一兩個跟他一樣失意的朋友：被打倒的作家，靠邊站的畫家，一塊兒喝幾杯，打趣一番自身的狼狽處境。或狼或狽的朋友們坐在小方桌邊，父親卻總是先想到我，夾起一個香味撲鼻的「袖珍鐵扒雞」送到我嘴邊，平常我是會嘗一兩隻的，但這天我拒絕了父親筷子上的誘惑。黃色的小鳥卧在一隻鞋盒裡，鞋盒放在我膝蓋上，麻雀和它是遠親，我不能一邊為它療傷，一邊饕餮它的親戚。我非但不吃「袖珍鐵扒雞」，還用仇恨的眼睛看著每一個吃它們連骨頭都不吐的人：你們任人宰割，卻弱肉強食地吃更弱小的生靈，哼！我的潛台詞大致如此。

外婆去世后，我被父母送到奶奶家。就在我當兵之前，我回到那個熟悉的大院，去看望我童年的朋友，順便把當兵之後不好意思再玩的物事留給朋友們，比如糖紙集錦，做布娃娃的用料，編織小掛件的彩色玻璃絲。這天，我已經收到部隊的複試通知，將要去北京複試，我看見大院的晒衣九*九*藏*書場晾出一條床單，中央打了一塊補丁，布料正是白底帶紅藍兩色的降落傘。別人也有買同樣布料的自由。等等，不對呀，那上面明明有依稀可辨的血跡。受傷的小黃，神秘失蹤的小黃，都不是兒時夢幻；它真實地存在過。那些穿著美麗布拉吉的夏天真正存在過。我滿可以埋伏到傍晚，伏擊來收被單的人，看看到底是誰那麼鍾愛我童年的降落傘布拉吉，拆成碎布都不捨得扔，用整塊床單把它們鑲嵌起來。我最終沒有鼓足勇氣，也缺乏那點殘酷和好奇心。

秋風起，外婆把所有的夏天衣物都徹底洗曬， 然後就要收箱。外婆在晾曬我心愛的降落傘布拉吉時說，可惜讓鳥血搞髒了，不過沒關係，明年還能再穿一夏天。

回到打獵的這一天。我穿最心愛的裙子跟在爸爸後面，進入了雜樹林。樹林圍著一口池塘，林子里鳥語如歌。現在想來爸爸是野蠻的，被他沿襲的貴族遊戲——打獵，也是野蠻的。野蠻在於他們對於生態、環保、野生動物保護等等概念完全無知，也在於他們以嗜殺表現雄性的驍勇和彪悍。對於人為獵殺會造成的物種非自然淘汰，以及某些物種的滅絕，他們毫無概念，因而毫不憂慮，這就是野蠻。告別飢餓是走向文明的第一步，爸爸從事野蠻獵殺，只為達到這文明的第一步，這種悖論現在來看多麼無奈。爸爸在肩膀上架起獵槍，很帥的，一隻眼睛眯起……槍響了，不遠處一隻美麗的黃色羽毛的鳥撲棱著翅膀，落到樹枝上。在樹枝上，它仍然奮力撲騰著翅膀，還活著！我跑了過去，抱起受傷的小鳥。小鳥一隻翅膀中彈，血浸紅了它半個身體。我用手絹把它包住，再用我的裙子為它做了個吊床。等父親完成了那天的狩獵，拎著二十來只麻雀回家時，黃色的小鳥在我裙子的吊床里睡著了。

我含著眼淚，叫外婆救九-九-藏-書救小鳥。外婆開著動物急診室，什麼她都能救，小野貓從屋檐的破洞里掉下來，身上還帶著半個沒被母貓吃完的胎盤，她都能把小貓崽救活。外婆用鉗子把一顆氣槍子彈從小鳥的翅膀里鉗出來，又給傷口塗了紅汞，告訴我，假如一夜之後它還活著，小性命就算救下了。外婆更加心疼的是我布滿降落傘的布拉吉，小鳥留下的血跡經她搓揉若干遍，本來已經薄得令人擔心的布料幾乎被搓穿了，血跡是淡了，但仍然依稀可辨。

小黃活過了第一夜，第二夜，到了第三天，它開始喝水，吃小米和高粱米。外公把小黃放在一個圓形、底部平坦的籃子里，天花板上釘了個釘子，籃子就吊在釘子上。這是外公對貓咪設置的防盜措施，臘肉臘魚他都這樣吊在天花板下面。吊在籃子里，小黃就安全了。外婆家養了四五隻貓，兩隻是野貓，它們在天花板上面有一個大家族，吃奶的小貓崽失足從破洞掉到外婆家屋檐下，外婆就把它們養起來馴化。開始野貓媽媽會來找孩子，在院子的牆上嚎叫，小野貓便在門內裡應外合地應聲，我問外婆為什麼不把貓崽給野貓媽媽送回去，外婆說，她過去是送回去的，但很快發現院子里出現貓崽的殘骸，往往被貓媽媽啃得只剩一個貓頭。外婆說，野貓聞到自己孩子身上沾了人類氣息，就會把孩子吃掉。我一直到今天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是這樣，也許那是野貓的家規，被人類收養過的貓崽被視為背叛者？好在家貓野貓在外婆家都一視同仁，外婆和外公眼裡，凡是活物，都是他們的寶貝。儘管貓族和院子里養的下蛋雞互不相擾，但一隻野外來的小鳥，肯定擋不住貓們動凡心。小黃的傷一日好似一日，外婆在它腿上拴一根麻線，再把麻線系在籃子上，它已經可以圍著籃子起飛，在空中抖摟幾下翅膀，又落到籃子里。這可把貓們饞壞了。它們不動聲色地卧在一邊，從各個角度打量小黃，眼睛都是獵豹的，賊亮的眼珠里，細細瞳仁簡直就是瞄準鏡的十字準星，殺心就在它們冷冷的目光里，小黃起飛、著陸，往東、往西，它們的十字準星緊緊追蹤，志在必得地終日守著這個會飛的山珍。不過小黃的飛翔本領一天天回歸、完善，外婆把它腿上拴的麻線越放越長，我牽著麻線在九九藏書房間里從一頭跑到另一頭，彷彿在放一個活風箏。到了這時，貓們已經死心，意識到它們不是長翅膀族類的對手。進入了秋天，我把小黃帶到院子里，解開麻線，希望它不再做我的活風箏，而真正做一隻自由的鳥。奇怪的是，沒有了腳上的羈絆，它只在地上啄啄這裏，啄啄那裡，撲騰翅膀，也只飛半米高，又回到地上。也許被人餵養，膽子是依仗著人的，被徹底解放了，依仗業已成性，並不再嚮往更高更寬的去處。

我父親是個多面手，童年讀天主教會小學，開始學小提琴，但最終被神父判決為聽力五音不全，拉琴玩玩兒可以，但一生只能做音樂票友。升入中學，他玩兒起美術，被另一個神父發現了他的繪畫天才，於是轉行主修美術，畢業后順理成章考入同濟大學建築系。不過那時最讓他忙碌的，是一份不為人知的事業，叫作共產主義。父親天資超高，什麼都玩玩就玩出樣子來，但他對共產主義，卻是毫無玩心的，是準備拋頭顱灑熱血的。父親在抗戰尾聲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時年十六歲。同濟一年，他課上不如課下忙，忙著在學生中發展黨團員，忙著組織罷課，忙著帶隊遊行示威，終於暴露了身份。滿街呼嘯著拉笛的警車，其中有一輛就是奔我父親來的。於是組織上緊急轉移他去蘇北解放區。可能就在蘇北，他開始熱衷射擊和騎馬，馬術和槍法都接近優等。他騎著白色戰馬，身背盒子炮，跟隨解放大軍進入上海的帥氣，他的表姨（我稱呼新閘路婆婆）親眼見證過。根據他這位表姨的回憶，父親暴露了地下黨身份后，在她家躲避抓捕，而撤離上海的指示是臨時得到的，得到指示也得秘密離開表姨家，因此在他逃跑準備就緒的當口，表姨問他：「奧弟啊（父親乳名），儂明早想吃啥個小菜？」為了穩住表姨，他信口點菜，說想吃紅燒蹄髈。那時上海什麼都漲價，一隻紅燒蹄髈要變賣家當。等表姨典當了家當，買來了蹄髈，紅燒了它，這個表外甥卻不見了。表姨捨不得自己和孩子享受蹄髈，留在砂鍋里，涼了熱，熱了又涼，等了表外甥許多天，蹄髈早就燉化了。所以當表姨看到表外甥騎著白馬進城，頭一句話喊的是：「奧弟，蹄髈！」我估計那是我父親一生中最後一次騎馬。現在來看，那時年僅二十歲的父親，已經五種技藝在身，學什麼對於他都是玩兒，都玩兒得風流瀟洒。跟我一樣，他的文學才能是偶然發現的，也是由於戰爭而自我發掘的。他在一九五三年參加祖國人民慰問團去了朝鮮，戰爭的殘酷，生命的脆弱，讓他感到畫筆對於他想表達的，太局限了，於是他第一次產生了寫作的衝動。發表了幾個短篇之後，就招來了批判，他最好的一個短篇叫《無詞的歌》（一九八二年被我改編成電影劇本，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更名為《心弦》，我好討厭這個矯情的名字），被批判為「宣揚戰爭恐怖」，因而從他的小說集中被剔除出去。到了一九六七、六八年，父親的前幾項技藝都撂荒：馬肯定是沒得騎了，樓房肯定也是不能設計了，小說就更不能寫，而提琴呢，他一開弓就是舒曼、聖桑、舒伯特，軍代表、工宣隊雖然聽不懂，但聽得出它們的洋氣，那年頭洋氣的東西就要讓領導階級不高興的。繪畫倒是可以，但滿眼的畫面中，主人公個個赤紅臉、大瞪眼、提拳扎把式，不太符合教會學校給父親灌輸的審美觀。就剩下打獵一項，能讓他復辟一下公子哥的生活方式。read.99csw.com

一九六九年，我最喜愛的一個女作家吞了一瓶安眠藥，被抬到了醫院，但醫院沒讓她躺到病房裡，把她放在走廊上。女作家進入了一種暫時難以判斷的植物人狀態，為了輸液輸氧排液的方便，醫院脫|光她的衣服，撩一下被單即可。被單被撩開來，常常又不蓋回去，忘了或者懶得。兩周的昏迷，她的裸身給多少猥瑣的目光刮傷，事後沒人忍心告訴她。我們一幫孩子都是喜歡這個作家阿姨的，於是輪流值班為她的尊嚴站崗，就在這段時間，我徹底疏忽了小黃。這天回到家，發現拴小黃的那根麻線從吊在空中的籃子上拖到地下，而小黃不見了蹤影。外婆和外公恰巧都出門了，他們出門從來不關朝著後院的房門。我問外婆，小黃會是飛走了嗎？說不定，外婆回答。會不會給貓吃了呢？外婆沒有回答。四隻貓卧在四個方向，四張撲克臉，個個心知肚明地打呼，才不讓你看出，有關小黃它們一副牌揣了多久，最後出了什麼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