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那兒？」我大聲問。

他回答的時候，我看向母親，但她在看窗外。父親的視線倒是在後視鏡里同我對上了。我想告訴他們，奧班比從貝南給我寫過幾封信。信里說，他跟一個愛他、把他當兒子一樣疼的女人住在一起。離家后第二天，他上了一輛從阿庫雷開來的大巴，去了貝南。他說，他決定去那裡只是因為想到了偉大的貝南國王奧翁拉文抵抗英帝國統治的故事。抵達貝南后，他看見一位婦女從小汽車裡下來，就勇敢地走過去告訴她自己無家可歸。她同情他，把他帶回了她一人獨居的房子。他在信中寫道，有些事情，要是告訴我，會讓我難過。另一些事情，他認為我還太小，不宜得知，知道了也不明白。但他承諾，以後一定會告訴我。他說，目前我只要知道這些就可以了：那女人是位獨居的寡婦，而他已經變成了男人。在同一封信里，他還說，他已經準確計算出了我出獄的日期——二〇〇五年二月十日，他會在那一天回到阿庫雷。他說伊巴夫會為他通風報信，這樣他就會知道我的情況。

開口前，父親的話——「要強勢，要做世界的主宰」——在我腦海里迴響。我扭頭看向父母。他們坐在一起，戴維陪著他們。父親看著我的眼睛，點點頭。然後，他的嘴無聲地開合。我懂了，點了點頭。他笑了。接著，我開始向法庭訴說，我的聲音在北極般寂靜的法庭上回蕩。開場白我早就想好了。

我點點頭。

他的信是伊巴夫轉交給我的。我哥哥在逃亡六個月後回過阿庫雷，見過伊巴夫。當時他人在阿庫雷，卻不敢進我們家的院子。他去找了伊巴夫。後者告訴了他所有事情，還答應把他的信轉交給我。接下來的兩年裡，他幾乎每個月都給我寫信。他把信寄給伊巴夫，伊巴夫再請一位初級獄警轉交給我——通常得給點兒賄賂才行。伊巴夫經常坐在外面等我回信。可是，最初的三年過後，伊巴夫突然不來了，我到現在也不知道是為什麼，更不知道奧班比怎麼樣了。我等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什麼都沒等到。後來，只有父親偶然給我寫封信。戴維也寫過一封。奧班比一共給我寫了十六封信。我一遍又一遍地讀它們，直到註明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最後一封信的內容像存在椰子里的水那樣存在我腦海里：

我大哭起來，我的心跳得厲害。

我再次將目光投向街道。快到家時，我聽見自己說：「爸爸，你是說奧班比這些年一次都沒有回來過？」

我們同M.K.O.見面後幾個月，他的苦難就開始了。大家都相信是他贏了一九九三年的總統大選，但大選結果被取消了。之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讓奈及利亞政局滑向了前所未有的深淵。接下來那年的某一天，我們聚在客廳里看國家電視台的全國新聞，結果看到大約兩百名荷槍實彈的士兵乘坐坦克和軍車包圍了M.K.O.位於拉各斯的家，把他押上了一輛囚車；他被指控叛國，從此開始了漫長的鐵窗生涯。雖然我早已知道M.K.O.身陷囹圄，但他的死訊還是給了我重重一擊。我記得那天晚上我幾乎沒睡，我躺在床墊上，蓋著母親給我的裹身衣，想著那人對於我的哥哥們和我而言曾經有過的非凡意義。

她點點頭。伊巴夫和他父親一樣做了卡車司機，從森林里拉木材到伊巴丹。幹了兩年https://read.99csw.com後，他的卡車在路上打滑，掉進了路邊一個因為嚴重風化而形成的深坑，不幸身亡。

母親大聲尖叫，驚動了眾人，法庭一片混亂。父親拚命用手捂住她的嘴，低聲懇求她安靜，結果聲音忍不住大起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們身上。父親先是向大家致歉：「對不起，法官大人。」然後對母親說：「別哭了，別這樣。」儘管如此，我沒去看他們。我一直凝視著座位上方遮住落滿灰塵的厚重百葉窗的綠色窗帘。一陣風猛地吹過，它們輕輕地飄蕩開來，就像飄揚的綠色旗幟。我閉上眼睛，等混亂過去。我被黑暗包圍了。在黑暗中，我看見一個身背帆布包的男人正在往家裡走，就像他離家時那樣。他就快到家了，我就快觸摸到他了。這時，法官用小槌敲了三下桌子，咆哮道：「繼續。」

伊巴夫的死訊給我帶來的震動甚至更大，因為我從沒想過，在我坐牢期間，我認識的人可能會死。事實上，我認識的人有好些都死了。汽車修理工博德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死於交通事故。父親在信里提到過這件事，我能從字裡行間感受到他的憤怒。那封信的最後三行充滿感情，鏗鏘有力，讓我多年後仍然無法忘記：

首先是父親：我再一次見到他時，他蓄了一把灰鬍子。那天我出獄，之前已經有六年沒見過他和其他家人了。我好不容易等到他們，結果發現個個都變得讓我認不出來了。父親的樣子讓我感到難過——生命像個鐵匠，把他捶打成了憔悴瘦長的鐮刀形狀。他的聲音里也積累了一些怨艾，好似長久留在他口腔里沒被說出來的那些言語的碎屑生鏽了，每當他開口說話，就會散落在舌尖。我知道這些年他經受過許多治療，儘管如此，他的變化還是難以用言語完整描述。

「不對！兩年半以前。」戴維插嘴說。

「那裡有人。」我指著那塊黑乎乎的地方說。

「不，阿齊克韋，聽著，」他說，「你要像我教你的那樣站到那裡去，做個男子漢。你要像拿起武器為你的哥哥們報仇時那樣精神。」他用雙手在空中勾勒出一個巨人的軀幹，一顆淚珠沿著他的鼻子流下來，「你要告訴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你的語氣要像我教養你、希望你長成的人的語氣——要強勢，要做世界的主宰。就像——記住，就像——」

「為什麼？」我問。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戴維和恩肯是白鷺。

「他死了。」她說。

接著我會看到，聽到判決后恐懼萬分的我掃了父親一眼，發現笑容像螳螂一樣躍上他的前額。母親則大叫一聲，雙手像直升機一樣懸在頭頂，懇求上帝打破沉默，不要聽任這一切發生在她身上。然後，獄警們給我戴上手銬，推著我往後門走去，我的理解力突然降低到未成形的孩童——胎兒——的水平，覺得在場所有人都是來我的世界看我的，現在他們該離開了——好像被帶走的不是我，而是他們。

「你聽到了嗎？」

在我周圍移動的一切同獄中歲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獄中，我能做的只有閱讀、凝視、祈禱、哭泣、自言自語、希望、睡覺、吃飯和思考。

手指晃動得越快，唱得就越快；你越是動得快唱得快，指甲就越白，越乾淨，越閃亮。我正想著，妹妹撲到我懷裡，給了我一個熱情的擁抱。她啜泣著一遍又一遍地說：「歡迎回家，哥哥，本。」

「這不是哭的時候，本，」我們一走到那兒，他就低聲說，「沒有——」

他頓住了，手指無意識地劃過他的光頭。他似乎忘詞了。

「像你們以前做漁人時那樣，」他的嘴唇翕動著，終於說了出來，「聽到了嗎？」他搖晃著我，「我說，你聽到了嗎？」

「大概兩年前。」母親說。

但他們誰都不動，好像沒聽見我的話。他們都站在那兒看著，父親用手臂圈著母親，戴維臉上綻開一個大大的笑容。他們好像在用眼睛叫我去探明那到底是什麼，或者他們覺得我看錯了。可是，當我再次朝我的哥哥們多年前打過架的那個方向看過去時，我隱約看到有兩條腿爬上了院牆。我一步一步挪過去，心怦怦亂跳。一個想法慢慢升起。

他看到遠處有一台大吊車在推倒房屋，周圍聚集了一群人。之前，在一個廢棄的公廁附近，我也看到過類似景象。

她的嗓音很動聽。父母和戴維站在後面靠近車子的地方看著我們。我抱著她，低聲說我很高興回家。這時我聽到有人兩次發出很響的嘟嘟聲。我抬起頭，看到一個模糊的人影跨過井邊的院牆。許多年前，波賈就是從那口井裡被拉上來的。我嚇了一跳。

不過，在所有人當中，戴維的變化最出乎我的意料。見到他，我吃了一驚。他的身材就是波賈的翻版。兩人幾乎毫無差別，除了一點。波賈總是精神抖擻，而戴維給人的印象是害羞，還有點兒拘束。我們在監獄院子里打過招呼后，他一直等到我們的車快開到鎮中心時才再次開口。他已經十歲了。我想起來了，就是這個孩子，在他（恩肯也一樣）出生前那令人難忘的幾個月里，母親經常會唱一首歌，她相信這首歌能給未出生的孩子帶來喜悅。那時我們都相信這個。她一開始唱歌跳舞，哥哥們和我就會聚集到她身邊，因為她的嗓音很迷人。伊肯納會用調羹敲打桌子，模仿鼓點；波賈會用嘴模擬出長笛的聲音；奧班比會跟著曲調吹口哨；我負責喝彩歡呼，在母親重複以下唱詞的時候打拍子：

「沒有，一次都沒有。」父親搖搖頭，他的聲音有點兒尖利。

庭上眾人就座后，公訴人——一條鬣狗——詳細描述了阿布魯的傷口。九-九-藏-書（「……受害者屍體上發現多個魚鉤造成的洞眼，頭骨開裂，胸部血管被刺穿……」）接著，法官要求我自辯。

不過，白鷺們出名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它們往往是好時光的先兆。據說，它們剔起指甲來比最好的指甲刀弄得還乾淨。我們，還有阿庫雷其他孩子，一看到它們從空中飛過，就會奔出去，朝著那些低飛的白鳥晃動手指，一遍又一遍地重複那句習語：「白鷺，白鷺，停在我手上。」

「變化好大。」我說。

我抬頭看他，一股強烈的似曾相識的感覺湧上心頭。我想了想，那是一九九二年，或者一九九三年，或者一九九四年，或者一九九五年，或者一九九六年，當時波賈就是這樣糾正母親的。但這不是波賈，是比他小得多的弟弟。

父親的改變太大了。他說話的時候不再跟人有眼神交流。在監獄接待大廳里，他跟我說母親的事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了這一點。以前的他要強勢些；因為生了這麼多孩子遭人譏笑，他毫不動搖，聲稱這是為了在家庭里實現多元成功。「我的孩子們會成為偉人，」他說，「他們會成為律師、醫生、工程師。還有，瞧，我們的奧班比已經是個士兵了。」多年來，他一直懷抱著這些夢想。他不知道，他所懷抱的不是夢想，而是腐爛很久的、生蛆的狂想；現在，它們變成了沉重的包袱。

我沒回答。我回答不出來。我注意到外面的動靜越來越大，看守我的獄警們正在靠近。更多人走進法庭，其中有些是挎著照相機的記者。看見他們，父親提高了嗓門，語氣迫切：「本傑明，不要讓我失望。」

在她講述的過程中，我屏住了呼吸。我同這個男孩從小玩到大；從一開始，他就在。他還跟我的哥哥們和我去過奧米-阿拉河邊釣魚。太可怕了。

車子駛過奧米-阿拉河在鎮上最寬的一段。我看見有人在泥漿色的河水裡划船，一個漁人在往水裡撒網。路中間的混凝土分道線上豎立著一長列路燈。離家越來越近，被遺忘的關於阿庫雷的記憶慢慢地睜開了死氣沉沉的眼睛。我注意到路況有了很大改變，我出生並紮根於此的這個城市在這六年間也發生了劇變。道路拓寬了，兩旁的商鋪們退到離車輛川流不息的道路好幾米遠的地方。一座人行天橋連接著道路兩邊。小販們此起彼伏的叫賣聲驚動了入侵我心靈已久的靜默怪獸。因為擁堵，我們的車停了下來。一個穿著褪色的曼聯球衣的男人跑過來拍我們的車門，想從母親那邊的車窗塞進來一條麵包。她搖上了車窗。差不多有一千輛車在同時按喇叭，車裡的人在不耐煩地咒罵。在這些車前方，一輛龐大的半挂車在人行天橋下面笨拙地掉頭。正是這頭車中恐龍造成了擁堵。

按規定，監獄里允許一名牧師來探視犯人。福音傳教士阿賈伊九-九-藏-書每隔兩星期左右就會來看我一次。通過他，我得以了解外面世界的最新情況。在我被告知即將獲釋的前一星期，他告訴我，根據奈及利亞軍人政府首次向文官政府交接權力的精神，以阿庫雷為首府的翁多州州長奧盧塞貢·阿加古決定釋放一批犯人。父親說，我的名字在獲釋名單的最前面。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那個悶熱的日子被定為我們的釋放日。不過，並非所有犯人都這麼走運。我入獄一年後，也就是一九九八年，福音傳教士阿賈伊帶來一個消息：獨裁者阿巴查口吐白沫死了，據說是吃了一個毒蘋果。正好一個月後，阿巴查囚禁的頭號犯人暨死敵M.K.O.在即將被釋放之際以幾乎同樣的方式死去——他是喝了一杯茶。

離家越近，我越想他。我剛剛雀躍起來的心情又要低落下去了。我開始覺得，關於陽光明媚的未來的想法不會持續很久，如果奧班比不回來的話。它會像中彈的人那樣腳步蹣跚，然後倒地而亡。父親告訴過我，母親相信奧班比已經死了。他說，四年前，她剛從休斯主教精神病院住了一年出來，埋下了一張奧班比的照片。她說她夢到阿布魯殺了奧班比，跟當初殺死他的親哥哥時一樣，用一根長矛把奧班比釘在了牆上。在夢裡，她竭力想把他從牆上拉下來，但最終他還是在她眼前慢慢死去。她相信這個夢是真的，於是開始為奧班比哀悼，她一直哭，怎麼安撫都沒用。父親雖然不信，但為了讓她好起來，還是同意了她的說法。他的朋友亨利·奧比阿拉建議說，就隨她去吧，爭辯無益。最初，戴維和恩肯不信，他們說阿布魯已經死了，不可能殺死奧班比，但父親警告了他們，他們於是不再質疑。母親強迫父親和她一起參加一個儀式，把奧班比葬在伊肯納身邊。她威脅說，要是他不去，她就自殺。父親去了。可她葬的不是奧班比，而是一張奧班比的照片。

一名孕婦冒冒失失地跑上了公路，父親趕緊剎車。那女人一邊穿過公路一邊揮手致歉。很快，我們轉進了一個街口，我覺得就是我們家所在的那條街。之前經過的街道都被清理過了，新建築比比皆是，好像一切都變成新的了，世界本身也重生了。熟悉的房屋突然出現在眼前，就像剛打過仗的戰場盡頭的風景。我看到阿布魯的破卡車曾經佔據的地方，那裡只剩幾塊爛鐵，如倒下的樹木般混跡于埃桑草叢。一隻母雞帶著小雞在那裡覓食。它們的喙機械地在土裡一點一點。這景象讓我吃驚。我不知道那卡車後來怎樣了，是誰把它弄走的。我又開始想奧班比。

「我們是釣魚兄弟幫。我的哥哥們和我——」

「是的，鄰居。」

我很想把戴維拉過來抱抱，父親突然說話了：「拆房子。」好像我向他提過問題似的，「到處都是。」

母親也老了很多。跟父親一樣，她的聲音後面隱藏著沉重的東西，這使得她的話語像是從泥沼里爬出來的，就像肥胖會影響一個人的形態，使他腳步蹣跚。我們坐在監獄里的一張木頭長凳上，等待典獄長最後一次在文書上簽字。父親告訴我，奧班比和我離家后，母親又在幻覺里看見了蜘蛛，不過很快就康復了。他說話時，我看著對面的牆。牆上胡亂掛著一些面目可憎、身穿制服的人的畫像，還有印在廉價海報紙上的訃告。牆面的藍色塗料褪色了，還因為濕氣長了霉斑。我讓自己的九_九_藏_書視線集中在掛鐘上，因為我已經很久沒見過鍾了。當時是五點四十二分，最短的指針正在向六點靠近。

我咀嚼著這封信，覺得該問問伊巴夫的情況。我想也許可以從他那裡了解為什麼哥哥不再給我寫信，於是我問家裡人伊巴夫是不是還住在阿庫雷。母親滿臉驚詫地看著我。

我們到家時，天都快黑了。有個女孩出來開院門。我馬上——但不是第一眼——就認出這是恩肯。她的臉跟母親一模一樣，個子比一般七歲的孩子高。她梳著及背的辮子。我一看到她就意識到，她和戴維是白鷺：暴風雨後現身的鴿子般雪白的鳥兒。雖然他倆在給我們家以沉重打擊的暴風雨來臨之前已經出生，但他們沒有切身體會。他們像在狂風暴雨中安然高卧的人一樣，一覺醒來，暴風雨已經過去了。雖說他們在母親第一次住院時略略感受到了一些風雨，但那只是遙遠的嗚咽，不足以吵醒他們。

我睜開眼睛，清了清嗓子，從頭敘說。

這次，那個身影回應了。我聽得清清楚楚，就好像在我最後一次聽見他的聲音和這次之間沒有任何原因，沒有鐵窗、手銬、障礙、歲月、距離和時間的阻隔，就好像這麼多年只有一聲叫喊從發出到消逝那麼短。從我聽到他說「是我，奧貝，你的哥哥」到我意識到是他的間隔也就這麼短。

在獄中，唯一獲許見我的人是個牧師，他跟我說過政權更替的事。考慮到我當時的年齡，法官認為不能判我無期徒刑或死刑，但因為我殺了人又不適合去少年管教所。於是，他們給了我八年刑期，服刑期間禁止家人探視或聯絡。關於那次庭審的所有東西都被我存在一個密封的瓶子里。在鐵窗下度過的許多個夜晚，蚊子在我耳邊嗡嗡，我會突然瞥見那個法庭。綠色的窗帘飄動起伏，法官坐在對面的高台上，嗓音低沉：

「對了，」母親想笑又沒笑，「是兩年半以前。」

她搖搖頭。

「是啊。」母親說。她笑了。在那一瞬間，我想起了她曾經被蜘蛛折磨的日子。

「我知道，爸爸。我只是為媽媽難過，」我答道，「請替我們向她說聲對不起。」

有那麼一會兒，我一動不動，他的身影開始向我靠攏。是他，真的是我的哥哥，他出現了，像白鷺一樣出現在我的暴風雨過後。這個念頭讓我的心快樂得像自由的鳥兒。他朝我走過來。我想起庭審最後一天聽到判決的時候，我曾經有過他回來了的幻覺。在我上被告席之前，父親發現我又哭了，就把我拉到法庭的一個角落，挨著一面巨大的碧綠色牆壁。

一開始，沒有人搭腔，沒有動靜，什麼都沒有。我扭頭問身後的家人，到底誰在那兒，但他們全都盯著我，一言不發。夜色籠罩了他們，他們變成了背景幕布上的剪影。我再次回頭看向那裡，結果發現那個身影靠著牆站起來，然後就不動了。

「他們想把這地方改造成一個城市，」戴維沒有看我，只是給了個解釋，「新州長要求把大多數房子都推倒。」

「什麼？」我倒吸了一口涼氣。

「我們的鄰居？」她說。

這種雪白的鳥兒在暴風雨後成群結隊地出現，它們的翅膀潔白無瑕，它們的生命安然無恙。雖然它們是在暴風雨中變成了白鷺，但暴風雨過後，在我所知的一切都被改變之後，它們出現在天空中，展翅翱翔。

「誰在那兒？」我再次發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