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貧窮而無權的人們來說，許多問題從來都是一樣的，不管是哪個種族，在一段特定時期內淪落到如此地步，都免不了要碰上這些問題。《猶太人前進日報》在1907年評論道：「紐約猶太人地段的警察，在全美稱得上是最野蠻的。」在20世紀初，一位義大利移民作家曾抱怨政府官員對他表現出的「粗暴」和「輕率」，他為此而感到「噁心」。而以前人們對貧苦種族的許多抱怨，也和今天的說法一脈相承，譬如責怪猶太人和義大利人「毫無節制地亂生孩子」，說他們當中發生的謀殺都是「野性的一時發作」，認為要把移民提高到體面而自愛的水平，其難度簡直不可思議，甚至「比登天還難」等等。

例如，僱主的歧視就不能解釋某一給定種族內部各種人之間存在的巨大收入差別，如果僱主們一般並未意識到這些內部區別的話。來自香港的華人普遍都很貧困，而土生土長的美籍華人普遍都很富足，此種狀況用僱主的種族主義是解釋不通的，因為在各僱主的眼裡，「華人看起來都是一樣的」。第一代和第三代美籍墨西哥人在收入上的頗大差距，也無法用僱主的態度來加以解釋。因為在藍領職業里，僱主不太可能去了解求職者屬於哪一代，而大多數美籍墨西哥人又都在從事藍領職業。僱主更不太會查家譜，以便能把自由黑人的後代與其他黑人區分開來，而大多數老闆究竟能否把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移民和其他黑人分辨開來，是大為可疑的，甚至老闆是否有興趣要知道得這麼多，都很難說。

各種族群體之間的差別，很少有人明確地加以否定。但出於政治上的原因，為了爭取全社會能夠（或應當）為各個種族做點什麼，這些差別被隱約地抹殺或忽視了。各種族為什麼會有這些差別，是什麼特殊情況使他們產生這些差別的，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而歷史為解答這個複雜的問題提供了某些線索。從人種和遺傳的角度來解釋各個種族進步的差異，多年來也曾得到普通民眾和專家們不同程度的首肯。這方面的證據很多，從對國際上多民族國家進行比較到美國國內各個種族智商水平和模式的差別研究等，不一而足。

特殊技能在許多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歷史證明，新技術在幾年之內就能很順利地學到手，而相比之下，態度卻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個世紀的時間才能改變。那些至今不能克服曠工和遲到的老毛病，並在工廠或學校里需要經常有人監督的種族，通常來說，其祖輩們在100多年前就有這種不良習慣了。人的文化遺傳可以比其生理遺傳更加重要，儘管生理遺傳的重要性會引起更多的爭議。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因與外界隔絕而養成了必要的觀念和紀律，例如在若干小股的黑人中就曾出現過此種狀況，那麼對他們來說，掌握技術就不會困難，經濟也能搞上去。在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證，就是聖父教派的那些收入最低（通常也是沒受過教育）的追隨者們，他們在大蕭條的年代里曾建立起幾百個小型企業。這些在當年那種最暗淡的前景下所創建的企業所取得的成功，恰與20世紀60年代及70年代由政府出資支持的那些企業大批倒閉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儘管60年代和70年代這批有政府撐腰的企業，具有更多的財政支持，並且（或者）還有「行家」的指導，但是聖父教派的崇拜者們卻在個人紀律和集體合作方面形成了更多的人文資本。黑人穆斯林接納黑人當中收入最低且受教育最差的階層，但其所辦的企業也獲得了成功。人文資本的重要性還體現在教育領域。從學生考試成績和校友職業成就來看，辦得最好的黑人學校也就是在同一城市裡曠課和遲到比率都低於白人學校的那些黑人學校。這並非說，此種曠課和遲到是件什麼了不起的大事，而是說，促使學生堅持坐在課堂上並及時到校的，是對待學校的一整套態度。

各種文化儘管只是獲取事物的方式，但文化也是忠誠和情感寄託的焦點。倘若出於實用主義的理由而試圖讓一個種族同化于另一種文化，那就會引起該種族的憤怒，認為這是對它的貶低（常被認為是為同化而同化罷了）。所以，如果想讓他們同化的是外族人，那就會被認為是壓迫，如果想讓他們同化的是本族成員，那就會被認為是背叛。從某種程度上說，在猶太人、墨西哥人、黑人、日本人和義大利人當中，都曾出現過這種態度，恐怕其他種族實際上也一無例外。然而，即便那些抗拒同化最努力的種族，或某些種族最反對同化的那部分人士，後來也都同化了，就是說，都美國化了，儘管同化的速率有別。

任何一個種族都在某個方面有其獨特之處，然而從歷史上看，一直存在著一種承繼模式，即在居住區、職業選擇、領導力量方面，或在學校或其他組織里，往往出現一個種族取代另一個種族的現象。

即便一個種族當時的能力在市場上被準確地評估出來，該種族的個別人士仍然可能被全然埋沒。杜波伊斯本人或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是舉出這樣的例子都不能提供證據表明，對作為一個整體的種族加以歧視就足以解釋該種族為什麼會貧困。像杜波伊斯和保爾·羅伯遜這樣受過一流教育、才華出眾的個別人士，其辛酸的悲劇就在於掣肘他們的僅僅是種族偏見。

那些具有專業技能和創業本領的種族，因為可以獨立經營或在族內僱用員工，所以用不著學會英文也能發家致富。19世紀的德裔農場主和猶太裔服裝業工人，儘管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也沒有真正融入美國文化，但照樣越來越富有。而那些缺乏這種專業技能和創業本領的種族，才不得不依賴其他種族為其提供就業機會，不得不學會別人的語言並充分理解別人的文化，以便在勞動場所能相處下去。

美國各種族呈現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模式，也許要算是伴隨時間而來的那種經濟狀況的普遍提高了。在美國，進步是如此廣泛地被人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以致有必要澄清，進步不是自動到來的。在世界的許多地方，人們當今的經濟生活水平，比起他們的祖先好不到哪裡去。然而美國各種族群體卻不然，他們除去在生活水平、政治代表權和壽命諸方面都有絕對意義上的提高外，在相對意義上一般也都有所提高。美籍義大利人在20世紀初期，其收入所得還不到全美收入平均值的一半，但現在卻已經超過全美平均水平。19世紀末曾經是一貧如洗的猶太人，現在的收入已壓倒其他任何一個種族，包括盎格魯—撒克遜人。美國各種族的進步，在速率上雖然千差萬別，但進步本身的覆蓋面卻很廣。

在上述背景下，種族在工作場所或街區居住模式方面的分離，應當被視為某種更加普遍現象中的一個特殊情況——這種特殊情況不管是從文化意義上還是從生物學意義上來看，在本質上都不取決於把種族分為「優越」或「低下」的某種意識形態。此類種族主義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一直是和種族隔離及種族歧視交織在一起的，特別是南方，但卻不能普遍地引申到凡是各種族于工作地點和居家所在非屬隨機分佈的一切場合。即使歷史發展到今天，要使美國各城市具有東歐和南歐血統的居民達到隨機分佈的格局，那麼就必須把他們當中半數人的住地重新安置。長期享有自由選擇住房權利的種族，也仍未達到隨機分佈的局面，這部分是出於他們自己的偏愛。明顯以種族區分的居住、工作和就學模式，誰都能看得到，但這種現象在其他方面絕不是獨一無二的。這甚至也不是某一種族被認為表現「好」、能幹或生來就「優越」的問題。兩個種族合在一起的時候與分開的時候，各自的表現會不同，或幹得不一樣，例如義大利裔的築路勞工隊伍或愛爾蘭裔開鑿運河的勞動集體當初就是如此。這當中所具有的內涵也超出種族認同的範圍。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時候和分開的時候，表現也不盡相同，這種差別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構成建立特定組織的理由。這在本質上不是一個牽涉優越、低下或平等的問題。

捕捉歷史的因果關係，與尋找自我辯解和譴責別人的理由是大不相同的。進行因果分析和道義分析，要做到二者互不混淆，哪一項都是夠困難的。例如，一個種族的偏見造成另一個種族貧困的程度問題，乃是一個因果關係問題，而不能因為偏見在道義上令人反感就認為這是一個早有定見的結論。持有偏見的人，在經濟方面和社會方面被他們所仇視並誣衊為低下的人趕上或拋在後面的情況，並非沒有發生過。此種情況有時會發生，有時不會發生。究竟會不會發生，又是一個因果關係問題。但是如果有人說，僅偏見就足以解釋因果，那麼，美籍猶太人和日本人就不會像今天這樣成為美國最富有的兩個種族。

在經濟方面趕上在美國出生的同族人或同種人的水平，花費如此長的一段時間，表明需要付出相當數量的人文資本九-九-藏-書。這不僅僅是指技術能力（獲得這種技術能力通常無須這麼長的時間），還指經驗、社交、信心、沉著、個人精明及組織有方等一系列人的因素。但是新移民不但趕上而且最終超過土生土長的同胞，這個事實也表明，他們身上具有人文資本方面的某種優勢，表明遷居美國是一個帶有選擇性的過程，前來的是自己祖國人口中那些有雄心或有本事的分子。一旦他們獲得其所需的其他種類的人文資本，這種優勢就顯露出其價值了。這還向人們表明，在選擇性的移民和非選擇性的整批逃亡難民之間，確實存在著差別。19世紀40年代大飢荒時期的愛爾蘭移民更像是難民，他們來美是要逃離一場全民族的滅頂之災，當時愛爾蘭人確實有餓斃在馬路上的。他們來美后，適應環境之所以緩慢而艱辛，可能就部分地反映出這種背景。明治時代來美的日本移民可能根本就沒有什麼技術可言，可是這批人的人品有過人之處，而且在日本時已部分地認同了美國的規範和目標。

可惜，日本人（以及華人和猶太人）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卻時常被認為是不屑一顧的幼稚行為，主張應考慮以更加有力的對抗性的手段來爭取進步。然而19世紀的美籍愛爾蘭人在各個領域使用對抗性手段曾屢遭失敗，從公立學校的爭議到南北戰爭時的抗拒徵兵，從試圖以恐怖活動來贏得經濟進步。到組織遠征軍去加拿大以獲取愛爾蘭的獨立，無一是成功的。20世紀，黑人當中非暴力民權運動的初步成功，曾因更加好鬥的直接行動策略的興起而明顯放慢了前進速度，因為這種策略反倒使社會各界對黑人的抵制態度強硬起來，並引起廣泛的后衝力，從單純的不滿情緒到諸如三K黨（甚至在北方各地）及納粹外圍之類的組織再度復活。

同族內部在文化適應上的差異，通常會導致該種族內的一部分人與另一部分人相互保持距離——這種情況同樣也發生在各個種族的身上。乍到美國的或對美國文化尚未怎麼認同的人，總是待在剛來時的定居地，而同族中那些已經較為認同美國文化的家庭，則會和他們拉開距離，依此類推，認同美國文化愈深，家境愈富裕，搬得愈遠，一直擴散到本族街區的外圈，甚至跨入周圍的普通社區。此種典型的由一個種族各部分成員因文化認同程度有異而形成的同心圓居住模式，在某些城市出現過，但諸種障礙（例如當地住著其他不願搬遷的種族等）也經常使得由文化認同程度有異的人們構成的各個新的種族社區，相互之間存在著某些距離。從曼哈頓東南端搬遷到布朗克斯區內新出現的中產階級地段的那些發了財的猶太人家庭，就是許多種族居住地廣為分散的典型例子。有時特別是在最近時期——某些文化認同程度較高且家庭闊綽的少數種族成員，會幹脆脫離本族，搬到普通的美國人居民區。有錢的華人也不住在唐人街或中產階級的種族集居區。

人們常說，美國是個移民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說，此話不假。但須知「移民」這個籠統的字眼包含著來美各個不同民族之間的許多重大差異。比如說，食不果腹的愛爾蘭人和作為大屠殺倖存者的東歐猶太人，實質上是舉家逃亡的難民，背井離鄉時連橋樑都曾付之一炬，到達美國時是鐵了心要當美國人的。而另外一些人來美是屬於僑居性質的，大多數是男性，仍然抱有返回故土的打算，所以他們的著眼點首先不在於語言和文化上的美國化，或急著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從義大利、中國、日本和墨西哥來的早期移民，基本上就屬於這種情況，今天往返于波多黎各和美國本土的那些人，也大體如此。當然，也有的移民既非難民亦非僑民，而是一些由自己選擇其定居美國的時間和地點的人。這樣的移民——例如德國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就很少會「集居」在其登岸的港市，而很可能會選擇那些適合於他們自身狀況的地區長期定居下來。最後還有一類人，他們來美根本不是自己的選擇，而是被捉來的，這就是非洲黑奴。他們在美國的地理分佈和所起的職業作用是專為別人提供方便。

種族承繼關係並不僅僅表現在居住區方面。早期的愛爾蘭移民就曾被廠方用來充當破壞罷工的工賊，他們因此而遭到工人的憎恨，結果就被排斥在工會的大門之外。後來，愛爾蘭人自己建立了工會，就輪到義大利人、黑人和其他種族的人充當工賊，他們同樣也落得遭人忌恨和被拒絕參加工會的下場。再後來，愛爾蘭人當上了工會的頭目，猶太人和義大利人成了他們的部下。而今天，有的工會是由猶太人領導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成了他們的部下。同樣，在學校里擔任19世紀愛爾蘭移民子女的老師的，是信奉新教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半個世紀之後，在學校里教育猶太人子女的，多為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裔教員，而非猶太裔教員。再過30年，在哈萊姆地區教育黑人子女的，多為猶太裔教員，而不是黑人教員。處在發家過程中的種族的子女，難得有本族充當其「角色典範」。某些最成功的種族，尤其是華人和日本人，幾乎從未有本族的「角色典範」。

人們有時相信，出身書香門第並得益於父母課餘輔導的孩子，才能在學校里出人頭地，就像猶太人家庭所樹立的那種風範一樣。但日裔移民的家庭根本不具備這些條件，然而他們的子女在學校里卻是拔尖的。20世紀政治和法律的重大革新運動之一，就是爭取不同膚色的兒童混合一校。這種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單一種族兒童集中讀書的學校和多種族兒童混合讀書的學校，二者之間的差別是如此懸殊，以致教育過程本身就令某種族的兒童感到低人一等。然而歷史證明，對教育抱有不同態度的各個種族在同一學校里讀書所出現的差別與隔離學校里讀書所出現的差別，程度是一樣的。日裔兒童和美籍墨西哥兒童在同一所學校里就讀時所表現出來的差別，與南方黑人兒童和白人兒童在不同的學校里就讀時所表現出的差別一樣巨大。幾十年來，猶太兒童與波多黎各兒童在同一學校里表現出的差別甚至更大。不同的文化在價值觀和信仰方面的重大差別，和在社交上傳遞同一種感情或態度時所使用的方式上的差別，都足以造成族際衝突。眼神、手勢、語調或某種並無惡意的俗話，在另一種文化氛圍里會代表完全不同的意思，從而不斷地引起無謂的誤會和不安，甚至會導致侮辱和敵意。進一步說，族際之間的個人衝突很容易把雙方當事人鄰近地區的其他本族成員都卷進來，使事態擴大。文化多樣性在教育和其他社會活動方面的優勢，因合作是出於自願還是出於被迫而各有千秋。例如，對在出於各方自願基礎上的種族混校進行的早期調查表明，這種混校增進了種族之間的親善，教學效果也很好，但那些根據法庭的命令而強制實行的混校，卻產生了與此相反的後果。這是令人深思的。因政府住房計劃而相互為鄰的各種族家庭——本意是尋求低價房租而不是種族多樣化——時常是沒有交往而自行隔離，儘管在統計數字上是「整合」了。

文化本無優劣。文化只在適應某一特定環境的時候才顯出其好或壞。在美國各種族中，最成功的是猶太人，然而猶太人搞農業卻總是一敗塗地。他們的祖輩在歐洲時，長期在都市社會中生活慣了，這既是他們在鄉村務農的一大障礙，又是他們在城市經商的一大優勢。

在早期的移民時代（或對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來說的早期都市流動時代），此種居住地的分離模式可能主要是文化認同差異的反映，而不是單由經濟差異造成的。有些種族當年在歐洲時就有地區差異，譬如義大利裔就來自義大利不同的省份，猶太人則來自不同的國家。這種背景上的差別，也可從他們在美國的集居地段上體現出來。

不管是在（美國的）多種族環境里，或是在世界各個民族及國家之間，事情大多取決於由價值觀念、態度、技能及交往等因素所構成的一套整體系統，許多人將這套系統稱為「文化」，經濟學家們則將其稱為「人文資本」。一個多世紀以來，人們一直對於某些國家能如此迅速地在經濟方面從戰爭的廢墟上恢復起來感到驚詫不已。「二戰」后德國崛起的所謂奇迹，不過是最近的一個例證，類似的情況從前也在其他某些國家發生過。戰爭所毀壞的只是一個國家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資本，比如城市、工廠、農田、鐵路和公路等。而人文資本卻是戰爭無法毀壞的，正是人文資本才使那些有形的東西得以建設起來，並能夠在其遭到毀壞之後加以重建。穆勒在100多年前就曾指出，一個先進國家經濟的有形成分過不了多少年就會磨損或耗盡，從而不得不加以更新。戰爭所起的作用只不過是加速這種進程罷了。然而，一個國家持續不斷的更新和進步，端賴其國民的知識和意向。

許多論述各種族在收入和職業方面的差別的著作，隨意地使用「歧視」這一類的字眼，甚或使用更加充滿感情|色彩（然而很難驗證）的「剝削」二字。不錯，在歷史上的各個不同階段，有事例表明許多種族確曾九九藏書遭到顯而易見的歧視，但是，要確定各種族在收入和職業或住房方面的差別究竟達到何種程度才能表明歧視的存在，卻是一個複雜而難以判斷的過程。歧視一詞本身的含義也很廣，從根據個人目前的實際能力只能付給底薪，到存在壓抑培養能力的歷史性障礙都可稱為歧視。用僱主的歧視來解釋某一時的收入差別，通常意味著沒有按該種族當時的能力付足其所得。然而在這一點上，歷史的和當前的經驗證據遠不是結論性的，儘管有許多評論家說得十分斬釘截鐵。

然而畢竟有某些一般的模式呈現在歷史的長河之中。確定這些一般模式的成因及其內涵，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種族問題、美國社會乃至更為廣泛的人類活動。

家庭在各個種族中起到了相當不同的作用。在19世紀，許多愛爾蘭人之所以妻離子散，皆被歸咎於貧窮，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義大利人也同樣貧窮，但他們的家庭並未分裂，那時的義大利人也不像處境相同的愛爾蘭人或其他種族那些，經常去接受慈善施捨或者去賣淫。現實狀況遠非決定一切的因素。重要的不僅僅是家庭的穩定（即丟棄家庭或離婚的比率低），而且還要看家庭所體現的價值觀念。猶太人和義大利人皆有高度穩固的家庭，但猶太人的家庭觀念驅動其成員向上走，而義大利人的家庭觀念卻使其感到，脫離家庭的軌道而進入外部世界猶如「背叛」了家庭。

美國種族史——說到底，也就是美國人民史，是一部由複雜種族和個人所組成的複雜集合體的歷史。這部歷史不是一出簡單的道德戲劇。它是一個由許多相似模式和深刻區別所構成的故事，是一個由痛苦、自豪和成就所構成的故事。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一個關於許多極不相同的傳統的故事，在另一種意義上來說，它又是一個以其許多面目出現的人類精神的故事。

各個種族在居住區、學校、職業等方面不斷出現一個接替另一個的現象，而美國作為一個整體也在發生變化。在19世紀末期，地下污水管道和室內管道都已安裝起來，這意味著城市裡的任何種族都不必再去忍受19世紀中期愛爾蘭人所經歷過的原始而危險的生活條件了。地鐵、有軌電車及後來的公共汽車線路的開通，使得勞動人民得以散居開來，上班也花不了多少時間。現代的貧民窟再也不會像19世紀紐約東南部那樣不可想象的擁擠了。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今天的居住條件仍然不夠寬敞，但這是相對於同時代人而言的，比起19世紀的猶太人、義大利人或愛爾蘭人的居住條件來，那就好得沒話說了。今天教學用房「擁擠」的學校，每個班級的學生人數可能只相當於19世紀紐約東南部學校班級人數的一半。今天的問題確實存在，有時也真的很嚴重，但這些問題絕不是史無前例的。

隨著住房逐步轉向社會底層，住房的維修政策也不同了。19世紀在移民「集居」的貧民窟里，房東普遍不願修繕樓房而「寧願讓其破敗下去」，直到陳舊不堪而倒塌。換句話說，房主是故意讓樓房年年失修的，理由是反正現在住的是不知愛惜房子的房客，修房子等於白費錢財。對移民房客的這種評價，倒也不完全屬於帶有敵意的偏見。對他們持同情態度的一位改革派人士也曾說過：「移民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變成貧民窟。」20世紀的各個種族大體上也是如此。在某些貧民窟，房租經常比原先住著「體面人家」時還要高。然而，貧民窟房地產的贏利額，並不像社會改革家們斷言的那樣「高得不得了」。原因之一是貧民窟房地產的折舊率很高，更重要的是房租高並不等於贏利，房租拿到手才能贏利。在19世紀的貧民窟，因付不出房租而被下逐客令的現象是相當普遍的。貧民窟的房客付不出房租的現象，就是在20世紀也不罕見，儘管地方法規的變化近來已使房東難以向房客下逐客令了。在貧民窟，「漫天要價」的房租並不真正意味著貧民窟的房地產具有比其他方面更高的贏利率。

在20世紀20年代，美籍波蘭人的平均智商得分為85分（全美正常得分為100分），但到70年代，他們的智商水準就提高到109分。智商提高了24個百分點，不僅本身是可觀的，而且比現在白人和黑人智商的差別（15個百分點）還要大。美籍義大利人同樣也在智商得分方面趕了上來，從當初的80～85分提高到現在與全美平均分數線不相上下的水平。智商水平提高最明顯的可能要數猶太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猶太裔士兵在智力測試中的平均得分，比起各個被測試的種族中的任何人都要低。但在其後10年之內，經濟地位蒸蒸日上而且在文化上迅速融化於美國社會的猶太種族，智商的平均水準就超出一般的美國人。

個人可能會被歧視所毀壞，儘管歧視並不能解釋某個種族的經濟狀況。W·E·B·杜波伊斯在20世紀初曾指出，「對個別黑人工人的評價，不是按照他自己一個人的工作效率，而是按照黑人工人隊伍作為一個整體的工作效率，而整體的工作效率可能往往是偏低的」。膚色之所以成為是否僱用的許多選擇條件之一，是因為要仔細了解每一個人得付出高昂的代價。一個種族被歧視的問題，是個涉及該種族作為一個整體是否被誤斷或被付給低薪的問題，是個關於整體表現的平均水平問題，而與個人差異無關。有代表性的黑人，根據杜波伊斯的看法，「可能是勝任其所從事的工作的」，而假設白人的種族偏見一下子突然消失的話，作為一個整體，「黑人所佔據的地位將不會有多大的區別」，雖然「某些少數人會被提升，另外少數人會得到新的位置」，但「廣大的黑人大眾將一如既往……」。杜波伊斯期待減少種族隔閡所能做到的，實為後代黑人提供改進自己的技能與發奮努力的一種刺|激。姑且不論杜波伊斯這種判斷的經驗價值究竟如何，他這段話有一點很重要，即他把對個人的歧視與對一個種族的歧視區分開來了。

同樣在房產市場上，從19世紀紐約東南端的移民隔離區到現在，貧民窟住房的高額租金，多少年來一直受到指責。但是，儘管對貧民窟房東的尖銳責罵聲不絕於耳，真實的記錄卻表明，貧民窟房產的收益總的來說並不偏高。不錯，一定面積房產的租金要價很高，但收益卻只能看房客實際上付了多少租金——而紐約東南端每年都有千百起驅逐房客的事件表明，要價和付租不僅在概念上，而且在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老實交清房租的人，和前文提到的誠實消費者一樣，只得代人受過，而且房東的平均贏利率表明，紐約東南端的房客作為一個整體也並未受到「剝削」。

奇怪的是，在社會和經濟狀況最為相似的種族之間，族際敵視程度通常最嚴重，而較和睦的關係又更為普遍地存在於那些相互差別十分大的種族之間。南北戰爭之前，美國最反對奴隸制的種族，是由技術工人和獨立農場主組成的德國人和蘇格蘭—愛爾蘭人，也包括某些相當富有的人士，特別是在德裔人當中。在20世紀，最支持黑人民權運動的是猶太人，猶太人的整個文化史與黑人文化史有著天壤之別。而黑人的進步反倒在歷史的各個階段都遭到過愛爾蘭人的激烈反對，愛爾蘭人在收入和職業方面長期與黑人處在相似地位，愛爾蘭人的歷史和文化與黑人的歷史和文化在許多方面也有共同之處：都注重語言的生動和簡練，都主宰著特定的運動項目（棒球和拳擊），都在某些領域（體育界、娛樂圈、宗教、寫作及政治）里得以大顯身手，都迴避某些領域（科學和數學），都在某些行業（人壽保險業、金融業、出版業）里獲得了成功，又都在另外一些行業（製造業和經銷業）里難得打開局面，而且都具有共同的社會病態（酗酒、暴力、家庭破裂）。《太陽底下的葡萄乾》是一部描繪當代都市黑人生活的經典劇作，但卻包含愛爾蘭劇作的經典成分，即堅強的女性、窩囊的男子、宗教虔誠，以及一代人與另一代人之間的衝突。最為流行的描寫20世紀60年代好鬥黑人的電影之一，就是根據一部關於愛爾蘭革命者的電影改拍的。然而，儘管有這些共性——或許正因為有這些共性——黑人和愛爾蘭人之間向來就存在著美國歷史上的任何兩個種族相互從未發生過的最嚴重的敵視態度、暴力行為和流血事件。而像華人和義大利人這樣兩個鮮有共同之處的種族，卻能在紐約東南端世世代代相互為鄰、和睦相處。隨著更多的黑人上升到和猶太人差不多的中產階級地位，這兩個種族之間的合作減少了，衝突的事例增多了，這恐怕也能說明同樣的問題。在許多種族當中存在的那種高度地區化的移民模式，突出地表明和同種同文化的人住在一起是重要的。例如在1948年，日本日高地區來的移民有70%定居在加拿大，而且其中來自日高一個村莊的移民有90%都定居在加拿大的特定一隅。從沖繩來美的移民當中，90%上的人定居在夏威夷。就美籍義大利人而言，此種地區化模式發展到來自義大利特定村莊的人們在美國同居一條街的程度。

用「大熔爐」一次來表九*九*藏*書達美國種族同化的現象，一度頗為流行，但現在已是一種受人鄙視的觀念。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大熔爐理論盛行的時代，異族通婚的現象相對很少，但在知識界拒絕使用這一概念的當今時代，異族通婚的現象卻相當盛行。在德裔、愛爾蘭裔、英裔和波蘭裔美國人當中，有半數的婚姻是夫妻不屬於同一種族的，義大利裔和日裔美國人的情況也相差無幾。甚至與異族通婚比率較低的種族，比如黑人、猶太人和墨西哥人，嫁娶異族配偶的現象也日趨增多。

有時候，族內的差異會體現在屬於不同代的人的身上。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相當充分地融入美國文化，家境也闊綽起來，從而使第三代人有足夠的條件對正在消失的本族文化產生懷舊感之後，這第三代人當中的小青年會對他們不會講的母語、對他們從未遵循的祖輩習俗，以及對他們從未具有的母族「身份」特別關注。這種情況在各個種族當中都發生過，如日裔、愛爾蘭裔、墨西哥裔、猶太裔、黑人，以及其他一些種族。他們會故意地或人為地想方設法去獲得自己在實際上從未繼承到的某種「遺產」。

今天，人們常用「白人大出逃」這樣的誇張說法來渲染街區居民成分的變化。豈不知，早在街區的黑白居民變化成為有爭議的問題之前很久，此種模式就已存在了。19世紀愛爾蘭人湧入紐約和波士頓這兩個城市時，當地美國居民就曾逃離過。當時某個街區一旦出現一家愛爾蘭人，「非愛爾蘭裔居民就開始大搬遷」。在這種情況下，據當時一位人士的記述，房地產價值就會因「畏懼心理的擴散」而「戰慄」，驚慌失措的遷逃現象就接踵而至。在19世紀中期，當移民日趨增多時，由於「老住戶遷逃至市郊」，紐約城區就以每10年約1英里的速度向北擴展。在1840年，紐約市北郊的建築物直到今天的第14街為止，1850年就延伸到第34街，1860年進一步延伸到第42街。「白人大出逃」是一種混淆視聽的說法，這不僅因為它的歷史眼光短淺，還因為黑人在發現處境不利時也曾遷逃過。在19世紀的紐約，黑人曾因義大利移民步步「跟進」而通通逐街向後撤退。在19世紀的底特律，黑人則因波蘭移民的遷入而退出了原來的居住區。首批來到哈萊姆地區的黑人，就是為了逃避曼哈頓中區那些強悍的愛爾蘭人，而且因害怕碰上更多的愛爾蘭人，所以直到第145街，再向北就駐足不前了。

在各個種族之間，最引人注目的差異，也許就是他們對待求知和自我提高的態度。猶太人抓住美國的學校、圖書館和公益機構不放，其毅力和決心是其他任何種族都不能與之相比擬的。他們不僅拚命擠進公立學校，而且（在勞累一整天之後）連成人夜校也不放過。他們還不惜以微薄的收入買票去聽講座，並紛紛向公立圖書館借閱內容嚴肅的書籍，以豐富自己的學識。即便如此，《猶太人前進日報》還責怪他們做得不夠。當時和猶太人處在類似生活和工作狀況下的義大利移民則恰恰相反。在所有美國人當中，對公立學校最為反感、對公立圖書館最沒有興趣、對公益機構最存疑心的，就是義大利移民。這兩個種族在美國的任何遭遇，都無法解釋他們這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然而，猶太人和義大利人在歐洲的不同歷史卻能充分說明這一點，對於義大利南部的農民和勞工來說，鄉村生活幾乎引不起求職的慾望，正規教育派不上用場，如果不是有害的話。義大利人和猶太人在美國的學校里學習成績相差很多，這並不定就意味著誰受到了歧視，或兩個種族在能力上有什麼差別。

種族身份的重要性，在各個種族內部是有巨大差異的。對某些人來說，種族身份是一種足以在世人面前加以炫耀的自豪標誌。對別的一些人來說，種族身份是一種值得個人珍惜的生活方式，雖然無須公開張揚。另外還有一些人，對他們來說，種族身份是一種偶然性的東西，或者說是一種令人好奇的東西——或是一種盡量應予忘卻、迴避或逃脫的污點。諸如此類的五花八門的個人態度，歷來就存在於各個種族之中。簡言之，種族身份一直是種複雜而難以捉摸的現象。其特定內容歷來差異很大，即便在一個種族之內也是如此。例如在19世紀，猶太移民的種族身份就集中體現在他們的宗教禮儀和猶太人的民族文化傳統上，包括意第緒語。在他們的心目中，如果一個猶太人很少注重或根本不注重猶太教禮儀、生活方式和衣著，並在非猶太人當中講起話來像個非猶太人（正如20世紀的許多美籍猶太人那樣），那麼，要把他當做猶太人實在是匪夷所思的。然而，誰也不會認為，經過「二戰」時遭到的大屠殺及現代以色列國建立之後，猶太人就失去了他們的種族身份。僅僅是他們的投票記錄就足以使他們與處在同樣經濟水平的其他美國人涇渭分明。他們並未生活在過去的記憶中，但是過去一直存在於他們的生活之中。

凡涉及任何個人無法駕馭的歷史力量，責備個人是毫無道理的。責備從墨西哥來的移民沒有德國移民所帶來的那種技能和氣質，豈不荒唐!責備僱主沒有在恰恰需要具備這種技能和氣質的工作崗位上僱用同等比例的墨西哥裔工人和德裔工人，豈不同樣荒唐！

每一種族在美國的進步道路上都曾遇到過障礙。但是，他們在來美之前所遇到的障礙和所遭受到的痛苦，通常都要超過他們在美國所遇到的任何艱辛。在美國，反猶太主義不過意味著遭人白眼，並在求職方面受到限制而已，猶太人不會生活在可能遭到大規模驅逐和屠殺的威脅之下。甚至就非洲人在歷史上受奴役的痛苦而言，倘若他們落在阿拉伯人手裡或在西半球的其他地方，其處境也要比在美國來得更慘，在那些地方，奴隸出生的速度比不上死亡的速度。一句話，美國從未倖免于那些世代殘害人類的古老罪孽，其不同之處在於，別的因素也都有起作用的餘地，而且通常起到使人世變得更加美好的作用。

文化適應時常被描繪為一種單向過程，認為不同膚色的各種族群體被迫放棄自身的文化，並皈依盎格魯—撒克遜習俗。但在實際上，美國文化是建立在許多種族群體的飲食、語言、態度和技能的基礎之上的。傳統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排斥社會消遣的清教徒作風，早就被德意志人樂於從事文體活動以助身心健康的消閑氣度所壓倒，而這種健康的消遣活動現在已被認為是普通美國人的一大特徵。美國流行音樂亦植根于創造出爵士音樂和感傷樂曲的黑人音樂傳統。美國的政黨體制主要脫穎于愛爾蘭人的黨派作風。沒有什麼東西比漢堡包或牛肉香腸更能稱得上是地道的美國貨了，但這兩個詞都是德國城市的名稱。義大利餡餅和墨西哥餡餅也算得上是純正的美國食品。這些東西作為美國文化的特徵，並非源於當年的英國拓荒者。他們是全美共同的遺產，儘管今天仍存在著種族多樣化。哈萊姆區的居民也飲用百威牌啤酒，猶太人品嘗義大利餡餅，光顧華人餐館的顯然不都是中國人。

當貧困的新居民取代原來的老住戶時，房子本身就會被搞得面目皆非。窮人歷來就未曾住過專門為他們建造的新房子。他們從別人手裡接過來的那些舊房子，本來是為收入高的人家設計的，這種人家住得起十分寬敞的屋宇。所以，窮漢遷入后，現成的整套住房就被分割成較小的單元，以出租給收入低的房客。大套房子分割成小套公寓，現有的公寓則由幾人共租，或者是由大家分攤房租，或者是通過轉租的辦法來湊齊房租。實際上，每個種族曾普遍經歷過請進房客以湊足房租的階段。在1880年，每個義大利移民的家裡，平均至少有一個房客。到1905年，情況有所改變，減少到平均每兩戶義大利人家有一個房客，與此期猶太人住戶當中的情形類似。住戶請進房客的這一比例，仍然高於20世紀20年代哈萊姆地區的黑人住戶，這時居民家庭請進房客已被認為是「聲名狼藉」的普遍做法。和其他許多方面的情況一樣，請進房客後來竟被視為駭人聽聞的怪事。造成這種誤解的唯一理由，就是早期歷史上存在過的模式被人們忽略或忘卻了。

就美國各種族的情況而言，人文資本的重要性體現在許多方面。那些赤手空拳來到美國的種族，當其文化強調一個工商型經濟所需要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時，很快就能由窮變富。即便在他們面臨著膚色和種族的偏見時——例如華人和日本人——不利的環境證明確實是一種阻力，但這種阻力終究不會使他們望而卻步。哪怕他們帶來的只是某些不足為奇的特定技能，諸如猶太人縫製成衣的手藝或德國人釀造啤酒的本領，也不妨礙他們迅速發跡。華人和日本人來美時，皆是無一技之長的毛頭小夥子，只好到農場去種莊稼，但他們比誰都肯乾和苦幹。後來，無處不在的華人手工洗衣店也並不需要當時愛爾蘭或黑人洗衣婦女尚未掌握的技術。但是愛爾蘭人或黑人卻從未像華裔或日本人那樣不斷開辦洗衣店或做其他什麼生意，儘管這兩個亞洲種族開初曾遇到缺乏資金和不懂英文這樣不利的條件，還缺乏技術。日裔園丁並不需要掌握比一架割草機更為複read.99csw.com雜的技術設備。使得這些平凡的職業變成發家致富渠道的，乃是肯干、節儉以及取信於人的品質和眼光，正是這些東西將「卑微」的工作變成了生意，將汗水變成了資本。同樣，許多使用手推車的猶太人貨郎最後也變成了店主，而且有的還成了整個聯銷店的大老闆。

有時候，種族內部早期的差異會被僱主察覺——特別是在那些需要工人長時期生活在一起的勞動場所。20世紀初僱用義大利集體勞工的美國老闆就發現，讓來自義大利不同地區的工人在一起幹活，等於自找麻煩，這些工人非打起來不可。而在19世紀，當新教和天主教兩派愛爾蘭勞工在開鑿運河時，雙方的械鬥更能說明這一點。在今天的美國，那些在農場打零工的黑人，如果分開住在不同的營地，那肯定是從西印度群島來的，而不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

從更一般的意義上來說，捕捉推動或阻滯種族進步的因素，絕不是在品德上或其他方面給各個種族劃分優劣等級。每個人都出生在一個他尚未參与創造的世界里，不管他屬於哪個種族。一個人如果出生在價值觀念和技術造詣都使生活易於應對的種族裡，那是他的運氣好，而不是他個人有什麼了不起。最大限度地洞察到這些價值觀念和技術造詣可能是些什麼，它們又為什麼如此關鍵，這才是極為重要的事情。

在其他種族之中，最易怒、最好鬥或最極端的分子，同樣也恰恰是某些熟諳美國文化，最有才華的成員。他們及其他一些人引申出一種看法，認為整個種族的文化適應及技能或奮鬥精神不管有多大長進，也未必能比該種族個別成員的發展來得更為成功。某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關押的日本人就曾經做出這種悲觀的結論。但是，不管他們的憤怒和悲觀如何，都可以理解，後來發生的事件表明，這種引申在邏輯上是站不住腳的，在歷史上也是錯誤的。在被關押后的一代人時間之內，美籍日本人就站到了美國最富裕、最為社會所接納並普遍最受人尊敬的種族之列。從日本人開始移民算起，這個過程大約用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他們在前進道路上遭遇到的那些最兇殘的種族主義分子，不可能會由於日本人有任何不同表現而改變自己的觀點。但是，人生有命，世間滄桑，日本人默默地以其堅韌不拔的毅力終於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各條戰線上取得了非同凡響的成就。

歷史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而非我們想要它發生的事情，也不是某種學說或意識形態認為已應當發生過的事情。相反，歷史有時能幫助我們估量我們對過去或對目前或對未來的信念。

儘管錢財明顯是一個重大的因素，但某些在經濟上最成功的種族——猶太人可謂這方面的典型——當初踏上美國土地時，卻是白手起家的。儘管人們都認為政治上的凝聚力是成功的先決條件，然而某些故意避開政治的種族，恰恰面對逆境而獲得了驚人的發展，美籍華人和日本人就是明顯的例子。反過來看，在具備膚色和語言優勢的種族當中，愛爾蘭的起飛是最緩慢的，但他們的政治成就卻是無與倫比的。儘管在美國歷史上就機會而言，邊疆是個關鍵因素，然而某些最成功的種族卻從未貼近過邊疆，甚至在邊疆開發完畢從而堵死了向上流動的門之後也從未見過邊疆是什麼樣子。蘇格蘭—愛爾蘭人在早期邊民中是響噹噹的，但他們的後代在阿巴拉契亞山區卻是當今美國最貧困的群落之一。猶太人、華人和日本人的歷史證明，認為教育「包治百病」的觀點也是可疑的，這三個種族都是依靠體力勞動和商業意識開始發家的，只是到了後來才有本錢把自己的子女送進高校讀書。

經濟歧視的存在及後果，遠非完全取決於對某一特定種族的偏見或偏見的程度。日裔遭遇到的歷史偏見的法律歧視，至少和波多黎各人所遭遇到的情況同樣嚴重，然而日裔的收入卻是波多黎各人的兩倍多，並且比盎格魯—撒克遜人後裔的收入也要高出不少。那種將種族收入差距基本上看做歧視的結果而不是由人文資本差別或年齡、地區分佈及其他因素差別所造成的流行觀點，不僅不符合歷史事實，也違背現實經濟狀況。把主觀上的偏見轉化為公開的經濟歧視，對於追求利潤的競爭性公司來說，是不划算的。雖然對於政府機關、公用部門、受到調節的金融等行業或大學及醫院等非營利組織來說，付出的代價要小一些。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白人僱主的卡特爾組織儘管在經濟、法律、政治和社會等方面都佔有一切可能想象得到的優勢，但在企圖控制剛剛獲得自由的黑人工資這個問題上卻屢遭失敗，表明這樣做是多麼不划算。例如在今天，把受過「同樣」教育的各種族人士作為全民成員而對其收入加以比較的統計數字，通常都忽視其教育內容和工作表現上的巨大質量差別。大凡這種質量差別哪怕稍為近乎精確地計算在內，族際相對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就會大大縮小，甚至完全消失。

就許多美國少數種族而言，日積月累的變化已經使他們在20世紀面目一新，與19世紀的祖輩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這些深刻的變化現在很少有人提及，因為要照顧種族體面和敏感心理。19世紀同時代人自述和流行病的醫學記錄，都可驗證下述歷史事實：當時愛爾蘭移民的衛生狀況很糟糕，家中如此，個人也如此。但現在討論種族問題的論著，通常都對某個種族是否清潔隻字不提，除非在為了證明某人有偏見或仇恨心理，需要引用此人談到或抱怨某個種族不愛清潔的原文時，才會涉及這個問題。由骯髒所引發的流行病至今仍然在某些少數種族居住區傳播，但是各種族估計壽命的差距，卻被簡單地歸咎於社會上的種族主義。甚至在某一種族的年輕人當中，本來是由於逞能以顯示其男子漢氣概而造成的極高車禍死亡率，也被想當然地歸咎於該種族的貧窮，並且硬說是由於他們駕駛的車太舊才造成這種後果的。

究竟在收入和社會接納等方面的種際差別，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特定種族自己的行為和態度造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社會其他各界的行為和態度造成的，我們並不想在此處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此外要說明的是，這是個複雜的問題，不是一句話就能籠統概括得了的。

儘管各種族的經歷向來就沒有驚人的相似性，但種族史並非單純的模式重複，在各個種族普遍都有進步之後，情況仍然千差萬別。確實存在明顯的模式：不同的種族在極為相似的處境中的表現會截然不同，而外部社會對各種族的態度也有重大差別。

種族身份有時被認為是種族進步的一個潛在的有利——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種族身份強烈表現在一邊倒的投票上，在政治上偏袒本族候選人或優先僱用本族人的那些種族，一般來說並不見得比那些對此不太介意的種族生活得更好。在偏袒同族人方面，誰也趕不上愛爾蘭人，不管在政治上還是在教會裡，他們都是如此，但是總的看來，愛爾蘭人卻並不比義大利人進步快，而義大利人在政治上或在其他方面都很少有這種偏袒同族的精神。某些種族（比如猶太人和日本人）一直珍視並保持著自己的特殊文化，但卻從不就此公開做什麼文章（許多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士就愛這樣干）。使文化區別成為爭論不休的問題，究竟對文化存留或種族進步是否有推動作用，這絕沒有清晰的答案。19世紀時，愛爾蘭人曾對蓋爾特語大加吹捧，而當時的猶太人對意第緒語就沒有怎麼張揚，但實際上，猶太人當中講意第緒語的人卻比愛爾蘭人當中講蓋爾特語的人要多得多。

消費歧視的武斷說法（聲言「窮人買東西價錢高」）同樣也把矛頭對準時常被忽視的種族差別。舉例來說，犯罪率的差別就會在許多方面影響經營一家商店的開銷，導致同一種商品在不同的種族街區以不同的價格出售。一個誠實的消費者不得不為自己街區的慣偷、無賴和犯罪分子給商店造成的損失付出他的代價，但這和那種認為他的街區作為一個整體被開設在當地的商店或其他種族「剝削」的說法，不是一回事。許多商店不斷從犯罪率高的街區撤走，表明那裡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利潤可賺。

不管遺傳說本身在理論上有何道理或缺陷，對智力所包含的遺傳成分的爭論，確曾在歷史上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人生來是否就有智力上的差別，贊同者和反對者時常各執一端，好似在「能力」（不管如何對之加以界定）與結果之間存在著直接的關聯，換句話說，似乎文化差別這個重大的干預因素並沒有起什麼作用，實則大謬不然。

同一族的各個部分不僅不住在一起，而且還會因為文化適應程度的不同而相互責怪。某些猶太移民社區一方面嫌別的猶太社區太守舊，或太落後，或乾脆稱其為太「猶太」，而同時又嫌另外的猶太裔不像猶太人，是半猶太人，或直截了當地稱其為叛徒，好似只有他們才是正九九藏書宗的。同樣，今天的美籍墨西哥人對他們本種族當中的某些好似正在變成「英裔佬」的那些人也很反感，同時卻又鄙視那些剛從墨西哥來的同胞。20世紀30年代被遣返回國的那些美籍墨西哥人，在故鄉經受了痛苦的再調整過程，這更能說明文化適應程度不同所造成的嚴重問題，也說明一個整體的種族和外界社會之間是有差別的。

從國際上來對比各種族的進步，更加證明了人文資本的重要性。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和以色列，都出現了這樣一種突出的模式，即移民抵達時是白手起家，在經濟水平上低於在該國早就定居下來的本族同胞，但最終不但趕上還會超過他們。在美國出生的具有古巴、日本、墨西哥、黑人或菲律賓血統的美國人，都被後來遷居美國的本族同胞移民拋在後面。古巴移民在收入上在18年之後就趕上了在美國出生的美籍古巴人，其後就走到前邊去了。墨西哥移民花了15年就超過了美國出生的美籍墨西哥人。日本移民花了18年，菲律賓移民花了13年，西印度群島黑人移民超過在美國本土黑人——花了1年。

各種族的社會與經濟地位由於時代的前進而發生了變化，逃離街區時種族構成也發生了變化。在19世紀，因愛爾蘭人的遷入而使盎格魯—撒克遜人逃離，後來則是因義大利人的遷入而使中產階級的愛爾蘭人逃離。

且不管這些辯解之詞在純道義的框架內有何種道理，但從因果關係的角度來看，這些辯解之詞卻整個地模糊了真正起作用的主要因素。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些辯解之詞阻礙我們認識或理解進步曾經是——或現在是——怎樣取得的，因為種族內部問題的存在本身就已被忽視或否認了。一個種族，倘若聽到任何人說它曾經骯髒就不高興，認為這隻是那些偏執分子無中生有的捏造，那它永遠也不會幹凈起來。如果他們認為問題僅僅在於種族主義的教員和有偏見的測驗，那麼他們的子女在學校里就不可能克服學習上的缺陷。任何種族都無法克服其內部的其他問題——從酗酒到暴力——如果它認為這些事情都是歪曲的宣傳，或者是「社會」弊病的必然結果。根據這種觀點，某些為自我提升而長期進行的艱苦卓絕的奮鬥也就被否定了。這就等於說，歷史本身也被否定了。

純粹屬於種族內部的收入差距，對於考察某個種族在整體上與全體社會的差距，是有啟發的。就某些種族而言，一個社會階層（比如來自香港的華人）的收入所得低於全美平均水平，而另外一個階層（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人）的收入則高於全美平均水平。19世紀來自東歐的猶太人生活貧困，而來自德國的猶太人則生活富裕。今天，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第二代移民在收入方面超出全美平均水平，而土生土長的黑人所掙的錢卻要少得多。當一個種族某些社會階層的全體人員（而非若干幸運的個別人士）在收入所得方面部超過全美平均水平時，那就難以將該種族在整體上低於全美平均水平的收入歸咎於僱主的歧視，如果僱主並不在該種族內部進行區分的話。

國際比較的研究所提供的證據，既有利於也不利於對種族差別的遺傳解釋。現代歐洲國家在技術、收入和其他普遍接受的進步指標方面，一般都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大多數地區，但若干世紀之前，中國人和埃及人確曾站在人類文明的前列，歐洲人當時卻遠遠落在後面。各個國家和民族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排隊次序發生過大起大落的變化，這證明遺傳說是站不住腳的。美國各種族在50年時間之內的智商次序的起伏，也表明遺傳因子決定人智的理論是大可懷疑的，尚且不談測試方法本身存在的問題。白人家庭撫養大的黑人孤兒，其智商與全美平均數持平或略高，這個事實更是否定遺傳說的有力證據。

撇開評估進步究竟有什麼意義這個更為複雜的課題不談，單純地比較上述各個不同種族的進步，就夠困難的了。一個包含著大量僑居成分的種族，和一個基本上是由意向相同的人們及子孫構成的種族，要找出二者進步的軌跡，其難度是不一樣的，前者就更加複雜而捉摸不定。1970年的美籍猶太人和10年之前即1960年的美籍猶太人，大體上仍是同一批人，而1970年美國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卻有相當一部分在1960年時還住在波多黎各；反過來說，1960年時住在美國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在1970年時已有相當一部分回到了波多黎各。以在美國本土或波多黎各任何一地收集的籠統數據來衡量一組特定的波多黎各人的進步，都是不得要領的。在美國本土永久定居30年以上的波多黎各人的進步，與形形色|色的所有被划為美籍波多黎各人的所謂進步相比起來，實有天壤之別，表現在收入、職業以及與異族的通婚率諸方面。美籍墨西哥人同樣也屬於這種情況，他們也有大批人在美、墨兩國之間不斷來回走動。將一個僑居群體與一個難民群體相比較，或與一個一般意義上的移民群體相比較，不管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衡量一個種族的進步，還是要弄明白這個種族受別人的歧視的程度，都是困難的。那些只求有個棲身的地方，拚命幹活攢錢以便返回故里的男子漢，其生活狀況怎能與在美國開辦農場並決心世代定居下去的農場主家庭生活狀況相比呢？簡言之，怎麼可能用同一個尺度去衡量追求不同目標的人們的進步呢？進一步說，怎麼可以要別人（即「社會」）對這些以一把尺子衡量出來的差別擔負起因果關係或道義方面的責任呢？

什麼時候組成家庭，也是與一個種族歷史有關的重要因素。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是高度穩定的，但家庭在個人生命旅途中組成很早。半數以上的美籍墨西哥女子在20歲之前就出嫁了，而如此早婚的美籍日裔女子只有10%。這一點顯然影響到墨、日兩個種族年輕女子受教育的權利。同樣，這兩個種族的青年男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景也大不相同，換句話說，當許多美籍墨西哥男子很可能不得不擔當起做父親的責任時，美籍日裔男子卻正在大學里讀書。這兩個種族的青年男女的職業前途必定會有差別。

不管是在勞動場所或者是在居住社區，人們之間的分離，是出於重要的實際考慮，這種考慮超出種族認同之外。老年人一般都不想住在孩童多的地方，而青年人的公寓地帶則時常有「兒童不得入內」的規定。這裏不是在爭辯多樣化的利弊，而是在表明美國歷史上多元化的普遍性，表明人在相互之間保持居住或社交距離，藉以處理多樣化造成的摩擦和麻煩的方式。在過去的美國南方，膚色意識和傳統曾使社交距離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居住距離的替代物，以致按膚色劃分的居住隔離在南方城市還不如在北方城市來得明顯。在各種環境里和黑人作近鄰或有接觸，一般來說，南方白人比北方白人更能接受這一點，出於同樣的道理，南方白人則堅持「白人至上」的觀念。

如果僅在道義的範圍內兜圈子，進步（及貧困）只能被說成是「社會」的產物，而這個「社會」到現在才勉強地賦予人們新的「權利」和不完整的「接納」。如果愛爾蘭人是19世紀的賤民，而在20世紀卻被完全接納，道義論者就會說：瞧，這樣做就對了，不過太遲了，早該這樣做的。但他們卻忽視了這樣一種可能，即被社會接受的愛爾蘭人與19世紀剛從愛爾蘭來的移民具有天壤之別，而當初那些愛爾蘭移民的個人行為在今天是別人包括今天的美籍愛爾蘭人所完全不能接受的。

各種族在償還信貸方面也有差別，並且不總是完全出於收入上的原因。舉例說，甚至低收入的美籍義大利人仍被視為可靠的放貸對象。華人、日本人和來自西印度群島的人為資助自辦企業而開設的那些輪流用款的信貸協會，其之所以能奏效，端看借貸者能及時地悉數償還借款。那些因缺乏此種可信度，因而不能在自己人當中使用這種辦法籌集資金的種族，通常也因同樣的理由無法向商業信貸機構籌集到資金。他們未能辦起企業實難武斷地歸咎於得不到銀行的支持，因為大多數小型企業（包括華人、日本人和西印度群島人開辦的企業）在開張時根本就不是靠銀行的貸款。

就黑人而言，連究竟應從何時開始量度他們的進步為宜，都是不明確的。從17世紀他們首次來美量起呢，抑或從19世紀解放黑奴開始量起呢，還是從20世紀他們湧入美國大都市開始量起呢，實在難以說清楚。黑人可以說是最古老的美國人的一部分，也可說是那些正在適應過程中的美國最新種族當中的一員，這要看以什麼時間為標準。他們的進步可以說是巨大的，也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這取決於從哪個起點開始衡量。

美國種族具有超出種族本身的內涵。在一個重視個人價值的社會裡，種族史提醒我們，每個人都生在世代相傳的特定文化模式之中，這種文化模式有著深遠的影響，此點不可忘記。一位著名的史學家曾經說過：「我們並不沉湎於過去之中，但過去卻糾纏著我們不放。」此外，種族史還反映出人類相處是何等的困難——不僅在他們作為廣義上的美籍猶太人、華人或墨西哥人時相處很困難，就是在這三個種族或其他種族內部，因為分裂為許多支，族內相處也是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