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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我,幻想家」 3 「歡喜若狂」1913.5—1918.11

第一部 「我,幻想家」

3 「歡喜若狂」1913.5—1918.11

希特勒與眾不同,他未從家中帶來罐頭之類的東西。為了滿足他那永遠滿足不了的食慾,他只好向廚子或廚房幫工額外購買食品。這樣他便贏得了全團最大的「老饕」的美稱。與此同時,他又不好意思分享別人的罐頭食品,常拒絕別人的好意,理由是,他無從報答。魏德曼中尉提出,他將在聖誕節從伙食費中抽出10馬克給希特勒,這也被希特勒當場謝絕。
在戰爭期間,希特勒曾對維斯登基爾希納說過,在和平時期,他將成為畫家或步入政界;他的同志問他喜歡加入哪個政黨時,他回答說:「哪個都不。」受訓者中其他圈裡人的結論也是,只有一種嶄新的運動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決定將這個組織稱為「社會革命黨」,「因為這個新組織的社會觀點確實要進行革命」。
正當這支不法的部隊組建時,「斯巴達克斯團」在許多柏林人的贊同下,也在奪取柏林。他們控制了許多公共設施、交通運輸設施,以及兵工廠。1919年1月3日,處在絕望中的埃爾伯特政權解除了警察局長的職務,原因是他同情「斯巴達克斯團」,不久前還支持水兵叛亂,此時已公開承認自己是共產黨的「斯巴達克斯團」為了進行報復,公開號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熱烈響應這一號召。6日上午,20萬身背武器、打著紅旗的工人,從亞歷山大廣場出發向提埃加登集結。寒冷與大霧並未使他們的情緒低落,他們將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前進報》的工作人員以及烏爾夫電信局的工作人員抓來,總理府大樓也被憤怒的人群包圍——埃爾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裡邊。
魯登道夫寫道:這天是「這次戰爭中德軍的凶日」!德皇悲傷而鎮靜地對此做出反應,說:「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我們已山窮水盡了。必須結束戰爭。」幾天後,魯登道夫和興登堡與威廉在溫泉議事。當德皇下令讓外交大臣開始和談時,興登堡抗議說,德軍仍佔領大片敵人領土;魯登道夫則激動地宣稱,必須在國內加強紀律,同時還應「在猶太青年中強行徵兵,因為迄今為止他們還未有多少人入伍」。
然而,他的興趣很快便淡薄了。後來,他收到一張明信片,通知他已被接納為「德國工人黨」的黨員,這使他很是驚奇。他被邀請參加將於下星期三召開的委員會。因為他想自己建黨,無意參加任何現成的黨派,便擬作出憤怒的拒絕。但「出於好奇」,他又決定前往,再看看這個古怪的小組。
兩天後,8月3日,即向法國宣戰後一天,希特勒親自向路德維希三世遞交了一份請願書(巴伐利亞雖系日耳曼帝國的一部分,但其主權獨立一直維持至1918年),請求允許自己加入他的部隊。當日下午,希特勒便站在惠特爾巴赫宮前的人群里,向這位年邁的君主歡呼。路德維希終於露面了。他演講時,希特勒在暗自思忖:「國王若是看了我的請願書,並批准我入伍就好了!」次日,他收到了複信,拆信時「雙手發抖」。他被接納入伍,成為志願兵。8月16日,他到巴伐利亞國王近衛兵團的兵營報到——希特勒的第一選擇。兵營外有塊牌子,上面說,該團已滿員;但他終於被巴伐利亞第一步兵團接收——這是他的第二選擇。
總罷工的消息傳到前線時,士兵們的反應不一。許多士兵都與後方的百姓一樣厭戰,但也有許多人覺得被自己的同胞出賣了。希特勒稱之為「整個戰爭中最大的欺騙」。對那些懶鬼和赤色分子,他簡直被氣瘋了。「家裡人都不要勝利,軍隊還在打什麼仗?巨大的犧牲和貧困是為了什麼?軍人是要把仗打勝的,家裡人卻在鬧罷工反對!」
慕尼黑也處在另一次革命的邊緣,這次革命是在布達佩斯一次政變的鼓舞下發生的。3月22日,有消息傳來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人民陣線,以工農兵委員會的名義,已奪取了匈牙利的政權,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貝拉·昆為首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貝拉·昆本人是猶太人,在32名委員中,有25名也是猶太人。因此,倫敦的《泰晤士報》便將這個政權稱為「猶太黑手黨」。貝拉·昆的勝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膽子壯起來了。4月4日傍晚,委員會的代表們踏著厚達20英寸的大雪(多年未見的大雪),艱難地行走在街道上。他們的目的地是離希特勒戰前住所僅兩座房子開外的羅文布勞大廈——在這裏,人們大聲宣讀決議:「消滅黨派,團結全無產階級,宣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與俄國和匈牙利的無產階級結成兄弟關係。這樣,世界上便沒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們全面實行社會化。」
在前線,他的同志們從未聽他這樣說過。表面上,他也並不比別人反猶。有時,他也會說上一兩句不痛不癢的話,諸如「假若所有猶太人都不比斯坦(電話接線員)聰明,那就不會有麻煩」。每當談起維也納和猶太人無所不至的影響,據維斯登基希納的回憶,希特勒並不帶什麼「惡意」。事實上,施密特從未聽他談論這一話題;魏德曼中尉也未聽說過(說真的,我不相信希特勒對猶太人的仇恨是那時產生的)。
德軍成功地奪取了伊普列斯,攻勢宣告結束,戰鬥轉變為陣地戰。這樣,在團部工作的人也就相對平靜下來。此時,團部設在梅辛納斯村附近一僻靜地區,希特勒也就有時間作畫。希特勒身邊帶有畫具,畫了幾幅水彩畫,其中有梅辛納斯村附近的斷壁頹垣一幅、維斯切特村附近的戰壕一幅。新團長的副官魏德曼要希特勒畫另一種畫——為一軍官餐室(系一小屋,設在一徵用的別墅內)上色。該餐廳內有一幅畫,畫的是一個垂死的士兵浪漫地橫卧在鐵絲網上,顯得與餐室極不協調。魏德曼叫梅克斯·阿曼中士在團部工作人員中找個善於油漆的人來。結果,阿曼帶回來的是希特勒。關於房子的顏色是藍還是粉紅為好,魏德曼拿不定主意。希特勒觀察到由於陽光照來,房子呈淡紅,於是便建議塗成藍色。他搬來一個梯子,還找來一把刷子和一些塗料。他邊塗邊與魏德曼交談。「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魏德曼回憶道,「他神態不像軍人,說話帶一點奧地利口音。最主要的是,他很嚴肅。很明顯,他的生活經歷很豐富。」
幾天後,他被調往巴伐利亞第二步兵團,在伊麗莎白廣場的一間大型公共學校里開始了基本的訓練。這次訓練時間雖短,但課目緊湊,除隊列操練外,還有拼刺刀訓練。一天下來,新兵們累得筋疲力盡。一個星期後,希特勒被正式派往巴伐利亞第十六步兵團,他繼續在慕尼黑受訓,課目訓練比先前更加緊張。阿道夫的一個名叫漢斯·孟德的同伴發現,他首次擺弄步槍時,「像女人觀賞自己的首飾一樣,興奮地將它左看右看,使我暗自發笑」。
5天後,一個工作政府成立了,埃爾伯特憑多數選票被任命為帝國的第一任總統。他任命了一個總理大臣,由總理大臣組閣,由意志堅強的諾斯克(他稱自己為「警犬」)出任國防大臣——這是最有意義的選擇。這意味著「自由兵團」在魏瑪共和國的支持下,將開始活動並繼續保衛國家,不致使它赤化和產生暴亂。
數天後,全團開赴阿拉斯地區,準備發動另一次春季攻勢。但希特勒仍有閑暇作畫,畫了不少水彩畫,內容皆系對他有意義的戰場景象(在他的未出版的日記中,舞台設計家戈頓·克勒格說,希特勒這些戰時的畫作具有高度的藝術性,他之所以讚賞也可能是出於感激之情,因為希特勒曾把他從飢餓中解救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住在巴黎,希特勒常買他的畫)。那年復活節,他的藝術轉向群眾。他用石灰將煤球塗成白色,在團長的花園裡擺成「1917年復活節快樂」一語。幾個月後,第十六團又來了一個新團長弗賴赫爾·馮·圖波夫少校。新團長是個少壯派人物,有活力,一到任便重整軍紀。他不但使官兵們難堪,還敢讓他們批評上級。為了消除受挫折的悶氣,圖波夫出門狩獵,希特勒是趕獸出林者之一。就在緊挨前沿的林中,希特勒手持長棍爬來爬去,整整爬了兩個鐘頭,又叫又喊,替團長趕野兔出林,供團長射擊(16年後,希特勒將團長提升為將軍)。
希特勒被送進一所野戰醫院。他的傷勢(第一次)並不重,但在病房內,他患了一種驚駭症,幾乎使他「驚」倒。事情是這樣的:他躺在病床上,猛然聽見一個德國女人——一個護士——在跟他說話。「這是兩年來第一次聽到這種聲音!」不久,他便上了一列開往德國去的救護火車。「運送我們回家的火車越開近邊界,每個人內心便越不安。」他終於看到了第一所德國房子——「憑它的高高的屋頂和漂亮的百葉窗就可看出,祖國!」
兩個月後,他出院了。他被調至慕尼黑的一個補充營。根據《我的奮鬥》,在這裏他終於找到了士氣為何崩潰的答案。是猶太人!在後方密謀讓德國倒台的就是他們!「幾乎每個職員都是猶太人,幾乎每個猶太人都是職員。這不免使我大吃一驚,不得不將他們與在前線少得可憐的幾名猶太人代表作一比較。」他也深信,「猶太人的金融」掌握了德國的生產,「這隻蜘蛛正開始慢慢地吸吮人民細胞中的鮮血」。
這支新的力量,即德國國防軍,幾乎立即開始行使比其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權力。為使部隊不受布爾什維主義的影響,他們成立了一個部門,專門在部隊中調查以顛覆為目的的政治活動,還向工人組織滲透。在負責這個單位的卡爾·梅爾上尉所挑選的人員中就有希特勒。希特勒原是最適合幹這一行當的,但梅爾之所以挑選他,是因為他在戰時有過模範記錄,也可能是出於憐憫。「我第一次碰見他時,他像是一條尋找主人的、疲倦的喪家犬。」梅爾所得之印象是,希特勒「隨時將命運投入他人之手,只要此人對他表示友善」,他「對德國人民和他們的命運漠不關心」。
希特勒將發現的情況向梅爾上尉作了彙報。梅爾上尉又將情況轉報給了一群高級軍官和資本家,他們每周在「四季飯店」碰頭一次,討論重建德國軍事力量的各種辦法。他們的結論是,只有靠德國工人的支持,目標才能達到。可把小小的「德國工人黨」作為一個開端。據梅爾上尉說,一天,魯登道夫將軍出現在梅爾的辦公室,允許希特勒參加這個黨,並協助它的建設。
月色以其魔力鑄成北歐之古文,
這很難說是一個政黨,因為除6人委員會外,便再沒有什麼。「因為存在著赤色威脅,我們的會是秘密召開的,」德萊克斯勒(說這話時已是個嚴肅的、毫無名望的、疾病纏身的人)回憶說,「除討論和學習外,我們沒有多少可為。我將我的想法寫進了一本名叫《我的政治覺醒》的小冊子中。是從一個工人的日記中挑選出來的。」他的夢想是能找到一個既精力充沛又有膽量的人,從其小冊子中得到一些教益,「併為我們找到原動力。反正需要一位傑出的人物,一個具有強烈信念的人物,一個獨眼龍,一個絕對無畏的人物,一個能為此採取行動的人物」。
在國內,老百姓也被迫以貓狗充饑。麵包是用鋸末和土豆皮為原料製成的,牛奶也幾乎無處可得。德國的盟友也吃了苦頭。在維也納,由於食品奇缺,奧地利政府被迫向柏林請求糧食援助。在布達佩斯和維也納,罷工事件不時爆發,其原因不光是飢餓,還有德國與俄國的新布爾什維克政府媾和失敗。罷工浪潮波及德國本身,雖然數月來德國本身就受軍事獨裁管制。1918年1月28日,全德工人實行總罷工。罷工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和平,但也堅持派出工人代表參与與盟國進行的談判,要求增加糧食定量,廢除軍事管制法,在全德建立民主政府等。在慕尼黑和紐倫堡,上街請願要求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立即實行和平的工人只有數千名,但在柏林,走出工廠要求成立罷工委員會的工人就達40萬。雖然罷工工人不到一周便被驅回工廠,但叛亂的精神在首都蔓延。看來,全面爆發革命只是個時間問題。
三個月後,松姆戰役仍打得難分難解。聯軍不斷進攻。在此戰役中,雙方總共損員61.4萬人,但這是無謂的屠殺,因為德軍的陣線絲毫未動。一周來,儘管多次執行危險任務,希特勒過的仍是受符咒保佑的生活。10月7日晚,他的幸運結束了——其時,他與其他通信員一起,正坐著睡在一條通往團部的狹窄的地道里。一顆炮彈在狹窄的入口處炸開了,把通信員們打成一堆。希特勒大腿受傷,卻仍在與魏德曼爭個不休,要求讓他留在前沿。「中尉,我傷不重,對吧?」他焦急地說,「我還能留在你身邊,我是說,留在團部!不行嗎?」
獻給正義的好人們!

也許,德國人最大的震動還是在於埃爾伯特登上了總理大臣的寶座。僅僅一天,霍亨佐倫家族的統治便被推翻,而平民中的一員竟取得了發號施令權,這怎麼可能發生呢?登上寶座后,埃爾伯特本人也如坐針氈。他明白,他的出現是對帝國主義扶植起來的人們的一種侮辱。而且,他甚至連街頭上的激進思想都代表不了。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究竟代表誰?黃昏,當梅克斯親王前來道別時,他竟驚慌失措,連聲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倫王朝任「行政官」。
希特勒的發言及其邏輯,使德萊克斯勒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對秘書耳語說:「此人有種,可以利用!」他找到了希特勒,自我介紹了一番。但希特勒連這個戴著眼鏡、其貌不揚的先生的姓名都未記住。像一個宗教狂一樣,德萊克斯勒將自己的小冊子,一本只有40頁、封面為粉紅色的小書,硬塞到希特勒的手中,口中嘮叨著「你必須好好讀一讀,請你再來」之類的話。
4月13日,棕櫚主日,當原總理大臣,即那位社會主義教師霍夫曼試圖用武力奪取慕尼黑時,革命也就到此告終。即使擁有像希特勒等那樣戰功卓著的軍人,他也從未有機會起事。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阻止第二團士兵赤化,他曾站在椅子上大聲疾呼:「說我們應保持中立這話的人是對的!畢竟,我們不是為一夥漂泊不定的猶太人站崗的革命衛士!」雖然希特勒等人曾使慕尼黑衛戍部隊保持中立。到黃昏,「霍夫曼起義」被粉碎,政權落入了赤色職業分子手中——由歐仁·萊維納領導,他是聖彼得堡人,父親是猶太商人。他們是共產黨派往慕尼黑去組織革命的。在逮捕了詩人托勒后,他們立刻將政權變為真正的蘇維埃。然而,他們違反了「即使能在局部或暫時取得勝利的情況下都要避免動武」的嚴格的黨令,以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派出相當一部分力量去與霍夫曼為重新奪取慕尼黑而倉促糾集起來的8000名士兵對壘。那時,霍夫曼的部隊正向離城只有10英里的達豪集結。
……由於雨水不斷(沒有冬季),又近海,地勢又低,此地的草地和田野活像是無底的沼澤,街道上到處是黏黏糊糊的泥漿。步兵的戰壕、掩體、大炮陣地、交通溝以及鐵絲網、「狼窩」、地雷陣等,都設在這樣的泥潭裡。這真是個奇形怪狀的陣地。
他之所見令他怏怏不快,但仍拿不定主意是否參加。這是他生活中「最大的難題」。而後兩天內,他內心不斷在打架。理性告訴他應該拒絕,但九-九-藏-書感情又令他接受。他曾立誓進入政界,而這個荒唐可笑的小組又有一個卓絕的優點——它還未「凝成『一個組織』,使個人有機會施展個人活動」。由於它很小,他能按自己的需要左右它。
那時正是春天,春光明媚,陽光普照,被從巴伐利亞部分的阿爾卑斯山吹來的山風蕩滌過的空氣似乎也比維也納的空氣清新。那天是星期天——5月25日。街上除漫步的遊人外,幾乎沒有什麼行人。街上的樓宇和雕像令他瞠目,而他呢,「從我進入這座城市的第一小時起,我就深深地愛上了這座城市,比愛其他城市要深得多。這是座德國城市。」
這是已知的希特勒的第一份政治文件,而他也第一次成功地將他對猶太人的仇恨變為一部實實在在的政治綱領。
於是阿道夫又回到了自己的房內,繼續靠繪製招貼畫和出售畫作為生。然而,到6月28日,他的強行掙扎的畫家生活和成為建築師的希望終於破滅了。那天,他在室內,忽然聽見下邊的街道上人聲鼎沸。他連忙跑下樓梯去看個究竟。途中,波普太太激動地喊道:「奧地利的皇位繼承人,弗朗茲·斐迪南大公被人暗殺了!」希特勒將她撥開,衝到街上,擠進人群。街上,人們把一塊木牌圍得水泄不通,木牌上寫道,謀殺大公及其夫人索菲亞的兇手是一個年輕的塞爾維亞恐怖主義者,名叫加夫利洛·普林西普。希特勒早年在維也納首次詢訪下議院時就產生的對斯拉夫人的一切事物所懷的根深蒂固的仇恨,現在又復活了。
用黑暗勢力使眾志成城——
柏林在進行激烈的巷戰。一方用的是大炮、機槍和飛機掃射,另一方用的是步槍和手榴彈。經4天激戰後,諾斯克宣布,「凡持武器反抗政府軍者就地槍決」。於是,數以百計的工人依牆而立,未受審判便被處決。有1500多名革命者被打死,至少有1萬人受傷。然而,叛亂情緒繼續在全德國蔓延。在薩克森,政權由激進派掌握;魯爾盆地處於被包圍狀態。芝加哥《每日新聞》代辦處的記者本·赫希特發電稱:「德國正患神經病,沒有精神健全的東西可報。」
8天後,希特勒所在連隊在伊普列斯附近參戰。當士兵們冒著晨霧前去解救受困部隊時,英軍和比利時軍的炮彈不斷在前方樹林中開花。「此時,一顆顆炮彈在我們頭頂呼嘯而過,在林子的邊緣開花,樹木被削倒,好像它們是稻草似的。」在給慕尼黑的一位熟人,恩斯特·赫普助理法官的信中,希特勒這樣寫道,「我們好奇地觀看著。此時,我們尚不知有何危險,我們誰也不害怕。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著『衝鋒』的命令……我們匍匐至樹林的邊沿,頭上是呼嘯而過的炮彈,四周是被打倒的樹木和枝葉。炮彈又在樹林邊沿爆炸了,頓時硝煙瀰漫,泥土石塊滿天飛,連大樹也被連根拔起。我們不能老趴在這裏,如果要戰死沙場,也要死在外邊。」德國人終於反攻了。「我們衝鋒四次,都被壓了回來,我們這群士兵,除我之外,還有一人生還,而他,最終也倒了下去。一顆子彈打穿了我的右袖,但,如同奇迹一般,我卻安然無恙。後來,我們第五次出擊。這次,我們佔領了樹林的邊沿和農莊。」
以理想為目標的萬德沃格爾的青年,曾把他們的崇高理想帶進戰壕;現在,作為「自由兵團」的士兵的他們,又把這些理想帶上了德國街頭。「這是一代新人,是突擊隊戰士,是中歐的精華。」他們的桂冠詩人恩斯特·容格寫道,「這是一個嶄新的種族,堅強、有智慧,又滿懷目標。」他們將是為拯救德國而戰鬥的軍人。「我們必須用鮮血鑄造新的形式,用鐵拳奪取政權。」
在這個文化多元的地域,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迷戀復活了。在圖書館里,他一待就是幾個小時,凡是有關這件「毀滅的理論」的文獻他都加以研究。「……我再次埋頭鑽研這個新世界的理論文獻,試圖弄清這種理論所能產生的影響,並將它在政治、文化和經濟生活中所帶來的各種事件與現實的種種現象加以對比。現在,我第一次將注意力集中在掌握這個全球瘟疫上。」
希特勒雖然同意這些社會改革,但不信任發起改革的革命黨人:執行委員會是布爾什維克的工具,是前線士兵的出賣者;其最終目標是另一個赤色革命。當希特勒前往設在施霍賓地區鄰近的圖爾肯大街的兵營報到時,他也碰到了同樣的叛逆精神。在當月的早些時候,這個兵營已投靠埃斯納政權,受「士兵代表會」管轄。那裡沒有一星半點軍紀,兵營成了豬圈。人們對從開戰的第一天起就在戰壕里服役的老兵不表示任何尊敬。許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這地方比曼納海姆還糟糕。令希特勒特別怏怏不快的是委員們的行為。「他們的所有活動都令我反感,我決定儘快離開這個地方。」
泛德主義的追隨者也自動加入了遊行隊伍。「德皇萬歲!」——運動的領導者這樣正式地宣稱:「我們必須將德語民族組成一個帝國,一個民族。這樣,一個永遠是最優秀的民族便能指導全人類的進步!」他們簡直是說出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肺腑之言。他把霍亨佐倫王室看作是在中世紀時期曾在東部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的日耳曼武士的繼承人。由此,他深信,德國必須為生存,為「自由和未來」而戰鬥。
在許多巴伐利亞人看來,庫爾特·埃斯納是革命的典範,很多人相信,他是靠莫斯科的金錢資助才鬧革命的。恰恰相反,在11月那歷史性的一天,他口袋中才有18個馬克。事實上,他是殘酷而實用主義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反面。他雖是在管理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但他仍像在他最喜歡的咖啡室里一樣。埃斯納企圖建立的並不是共產主義,甚至連社會主義也不是,而是一種獨有的激進民主。他是政治家裡的詩人,期望一個美的、光明的、理性的統治。他更像雪萊而不像馬克思,他正沿著被人遺忘的道路走下去。1月的選舉為中產階級的政黨帶來了巨大勝利,以及讓他辭職的普遍要求。
我便獨往寧靜的沼澤之橡樹旁。
那時,柏林正響應世界革命的號召。前一天,柏林工人置共產黨之命令于不顧,全部出動至市中心,進行示威遊行。在「紅色水兵聯盟」和其他激進軍事集團的參与下,他們佔領了當地30個警察局;水兵們包圍了位於亞歷山大廣場的警察總署,該署由「自由兵團」的幾個步兵連守護。次日,「工人委員會」的1500名代表,以壓倒性的票數,贊成總罷工的號召。首都動彈不得,無電,無交通運輸。
這些前線來的同志,這些舊日的「候鳥」,與希特勒一樣,覺得投降是恥辱,對國內陣線不信任,因為它正在墮落為布爾什維主義。軍方曾在報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達克斯團」的危險尚未消除,號召士兵們起來,加入「自由兵團」,「阻止德國變成全球的笑柄」。對此,老兵們會予以熱烈響應,這就可以理解了。
革命者全集結于東城,他們在主要的關卡架起機槍。為了進行反撲,國防大臣諾斯克使用了新近才賜給他的專制權力,於3月5日從「自由兵團」調遣了3萬名官兵進城挨座樓房驅逐叛亂者;柏林的酒吧間、舞廳和酒館等,則仍正常開業。
這是個咖啡室革命,是血腥現實的幼稚的翻版。革命的領導人是詩人恩斯特·托勒。他的主張包括要求改革戲劇、繪畫以及建築的藝術形式,使人類精神得以自由。內閣由一群怪人組成。例如住房委員下令,此後各家的起居室,須一律建在廚房和卧室上方。然而,這群怪人最奇葩的還要算是弗朗斯·里普——他被挑選為外交委員(即使在精神病院住過一些時候),理由是,他鬍子修剪齊整,又穿一件灰色大衣,是外交家的形象。里普給莫斯科發了一份措辭激憤的電報,攻擊埃斯納的繼承人偷了部里的廁所鑰匙;並向伍爾登堡和瑞士宣戰,「因為這些豬狗未立即租給我60輛機車」。
「次日上午,希特勒先生便出去了。不一會兒就回來了,手裡拿著一個他在某地撿來的畫架,立刻開始畫畫,一畫就是幾個鐘頭。不到幾天,我便見他畫好了兩幅畫,很漂亮,放在桌上,一幅是教堂,另一幅是劇院。此後,我的房客一早便夾著皮包外出找顧客。」
這些年輕人常圍著篝火,席地而坐,在一個首領指揮下,高唱《自由戰士之歌》。有時,他們或無言地注視著篝火,以尋找「林中信息」,或傾聽某同伴朗讀尼采或斯特潘·喬治著作中的激動人心的段落,諸如:「人民與至高無上的智慧渴望著人——行動!……也許,在你的嫌疑人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獄中昏睡多年的某個人就會一躍而起,完成這一行動!」他們靠神秘主義而昌盛,在理想主義驅使下,渴望行動——任何一種行動。

與希特勒一樣,他相信未來肯定會掀起日耳曼浪潮,於是便在建立「日耳曼秩序」之巴伐利亞分支機構方面費了不少精力。成員嚴格限於日耳曼人,且必須能證明三代人之「血統純正」;每個成員均須保證積极參加「反對國際主義和猶太民族的鬥爭」。全國的革命浪潮迫使塞波登道夫給他的組織標上一個無辜的名字「圖裡會」作為掩護。到此時,他已決定將其多年來的願望付諸實施:把工人吸引到他的「人民」事業這方面來。他指示一個圖裡會員——徹頭徹尾的體育專欄作家,要他建立「工人政治小組」。此人將安東·德萊克斯勒(他已為「良好和平」組織了一個有名無實的工人小組,叫作「自由勞動委員會」)找來,兩者於是合併組建了一個新的政治組織。「德國工人黨」的預備會議于那年1月初在一小飯店(福爾斯坦弗爾德·霍夫)內召開。參加會議的約25人,大都系德萊克斯勒所在工廠的鐵路工人。德萊克斯勒向與會者扼要地闡述了該黨的雙重目標:結束階級鬥爭,把工人從馬克思的國際主義中解放出來;讓上層階級明白他們對工人所負的責任。德萊克斯勒說,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接受德國人的統治」。德萊克斯勒建議將小組稱作「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黨」(與一年前在波希米亞建立的、目標大致相同的黨同名。順便提一句,該黨的黨徽是卐),但有人反對說,「社會主義」一詞會被誤解。
在國內面臨叛亂、前線即將崩潰的情況下,希特勒更常與人爭論,並大談特談赤色分子如何進行欺騙。然而,希特勒的聲音卻被後備部隊的抱怨聲所淹沒。據施密特說,在這樣的時刻,希特勒「變得怒不可遏,常厲聲高喊說,戰爭敗就敗在和平主義者和退縮者手裡」。一天,有個見習軍官說,再繼續戰爭是蠢舉,他竟遭希特勒的襲擊。兩人拳腳|交加,最後,在受了不少重擊后,希特勒擊敗了對手。施密特回憶說,打那以後,「新來者都鄙視他,但我們這些老同志卻更加喜歡他了」。
容格這一席話,可說是代表希特勒講的。慕尼黑之赤色政權使積壓在希特勒心頭的憎恨蘇醒了。在慕尼黑獲得解放后不久,便發生了一件將改變希特勒的生活、扭轉世界歷史進程的事件。1919年6月28日,獲勝的盟國簽署了《凡爾賽和約》,德國政府沒怎麼拖延便批准了和約的條款。條件很苛刻,德國被迫獨自承擔引起戰爭的責任,並賠償戰爭造成的所有損失。大片大片的帝國領土被奪走: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落入法國之手,馬爾梅蒂地區割給了比利時,波森之大部以及西普魯士割給了波蘭。德國還丟失了它的殖民地。丹吉克成為一個自由邦;薩爾、施萊維希和東普魯士將擁有公民投票權。更有甚者,盟國將佔領萊茵河15年之久,萊茵河右岸30英里寬的地帶將被划為非軍事區。條約還規定,德國不得擁有潛艇或軍用飛機,軍隊數目僅限10萬。這樣,德國蒙受之恥辱達到了頂點。
「你是否知道,你的學生中有個天生的演說家?」米勒教授指著那個臉色蒼白的士兵問梅爾上尉。梅爾喊道:「希特勒,你過來。」希特勒「帶著某種目中無人的窘態,笨拙地」走了過去。由於他有演說的天才,他終於被分配在慕尼黑的一個團里當上了訓誡員。「我以最大的熱情和愛開始工作,因為,猛然間我便得到了向大群聽眾演講的機會,我歷來純粹憑感覺而不是憑直覺所假設的東西,現在證實了:我能『講』。」隨著每一次演講,希特勒變得越來越自信,那就是,他的聲音已發達到如此的地步,以至營房內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聽清他的演講。
1914年初的一個星期天下午,希特勒儘管艱苦卻也有收效的生活突然受到了威脅。1月18日下午3時30分,有人在急切地敲門。開門后,希特勒發現,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面目嚴峻的慕尼黑警察局的刑警。這個刑警名叫赫爾勒,他出示了奧地利的一份官方文件,通知希特勒「於1914年1月20日自動前往林嗣的卡瑟琳·伊麗莎白30號碼頭報到入伍」。如不按時報到,他有可能被起訴或罰款。更可怕的是他受到警告說,如當局發現他犯有「為逃避兵役而離國」之罪,他將被罰以重款,甚至被監禁一年。
4年來,喪失人性的陣地戰,如同在許多德國愛國者身上發生的一樣,使希特勒無比憎恨國內那些「在祖國背後插刀」的和平主義者和逃避兵役者。他,以及像他那樣的人們,都滿腔熱血,發誓要對這種背叛進行報復,從中也就產生了未來的政治。1914年的希特勒絕不是睡眼矇矓的志願兵。4年的戰地生活給他帶來了歸屬感,也在一定程度上給了他自信。他曾為德國而戰,而且是真正的德國人。他曾被迫光明正大地自食其力,長大成人後有自己的自豪感;入伍時,他還是個不成熟的青年,儘管在維也納受盡艱辛,但仍非常幼稚;現在,他已是個成熟的人,準備在世間爭取一個成熟的人的位置。
戰爭的狂熱席捲了整個德國。這種狂熱純系感情使然,而不是出於理性;人們已處於近乎歇斯底里的狀態,急於求得正義,而不顧代價將會如何。人們把戰爭看作是某種魔術表演。學生們在街上遊盪,高唱著《萊茵河衛士》,高喊要採取行動。在卡爾斯廣場,一群人將「法利希」咖啡館夷為平地,原因是樂隊拒絕反覆演奏國歌。知識分子也同樣興高采烈,因為它意味著人們可從厭煩中解脫,也意味著資產階級之虛偽的終結。戰爭將使人們從社會和文化的弊端中解放出來。連數月前被威廉辱罵為蛀食「帝國橡樹」之蛀蟲的社會主義者也欣然接受了德皇的邀請(「現在,我們是兄弟手足」),加入愛國的十字軍。
這件事也表明一個時代的終結。早在48年前,俾斯麥實現了其夢想,統一了德國,為德國和德國人樹立了新的形象。一夜之間,東普魯士容克(地主)和大工業家之安全賴以存在的基礎倒塌了;一夜之間,隨著帝國國旗的降落,大多數德國人愛國而保守的生活賴以存在的政治哲學也土崩瓦解了。https://read•99csw.com
晚間必被魔法變為渺小!
到次日上午,共產黨人已端坐在布蘭登堡大門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街,在薩洛登伯格大街,他們的步槍已是鋪天蓋地。除有戰略意義的火車站已被佔領外,政府印刷大樓和波佐釀酒廠也被佔領。不到24小時,仍在政府手中的市內主要建築物已是寥寥無幾了。
自20世紀初,連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藝和政治理論,以及普受歡迎的波希米亞主義之精神,就業已在慕尼黑存在,並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規的人們。在離施萊斯默大街只有幾幢房子遠的地方,即門牌106號,居住著另一位政治極端者——他從俄國流放出來,已居住年余。他登記的名字是梅爾先生,真名卻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搞地下活動時人稱他列寧。十多年前,他曾在這裏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著書立說。
閃光的鋼鐵由他們煉造——非用於戰爭,
就是在這種僵持的時刻,一條小白狗(很明顯,是英軍送上門來的吉祥之物)為追逐兔子跳進希特勒所在的戰壕。希特勒將狗抓住。開始時,那條白狗老想逃跑。「我以巨大的耐心對它(它聽不懂德語),慢慢令它習慣與我相處。」希特勒給它取名叫「小狐狸」,並教它諸如爬梯子之類的把戲。白天,「小狐狸」與他從不分離;晚間,它就睡在他身旁。
拂曉時分,希特勒所乘的火車正沿萊茵河賓士。大多數巴伐利亞兵都從未見過萊茵河。隨著朝陽透過晨霧緩緩升起,聳立在尼德瓦爾德的象徵著日耳曼帝國的巨大的雕像突然出現在人們眼前。整列火車的士兵自發地唱起了《萊茵河衛士》。「我只覺得,我的心快跳出胸膛。」希特勒回憶說。
冬天一到,買畫的顧客便稀少了,這給希特勒的生活增加了困難。即便如此,據他後來說,這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幸福、最心滿意足的時期」。在不利的條件下,維也納令人悶悶不樂,慕尼黑則永遠不會失去其魔術般的引誘力。「在今天,如果說,比起世界其他地方來,我更愛慕尼黑的話,」11年後,希特勒在牢房裡回憶說,「部分原因是,不僅過去,現在仍同我開拓的生活息息相關。即使在那時我取得了內心滿足的幸福,究其原因,完全是因為這個維特斯巴赫人的住地在每個斤斤計較,但又具有豐富感情的人的身上所產生的魔力所致。」
4月29日,征服慕尼黑的包圍圈不斷緊縮,城內的革命者驚慌失措。有人謊報說,白軍已佔領了主要的火車站,頓時,紅軍指揮部的人員便走散一空——除托勒(他獲釋,以進行最後抵抗)和紅軍的指揮官外。紅軍的指揮官決定對白軍進行最後的報復,因為不久前,「自由兵團」曾在一石場里處決52名俄國戰俘並槍殺十多名手無寸鐵的工人,他下令將關在學校里的人質全部處決。托勒嚇得魂飛魄散,慌忙前去阻止這次屠殺。但待他趕到時,至少有20人已被殺害。
他下了從維也納開來的火車,爬上樓梯,走進了喧囂的慕尼黑霍班霍夫區。打從第一分鐘起,巴伐利亞首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維也納聽慣了多種語言的嘈雜聲后,在這裏,連人們的說話聲在他聽來都是和諧悅耳的。「這城市對我是那樣的親切,好像我曾在裡邊住過多年似的。」
此次會議在赫侖大街的另一家低級咖啡館(阿爾特斯·羅森巴德)內舉行。通過燈光昏暗、空無一人的餐廳,希特勒來到後面,發現四人圍桌而坐。其中一人就是那本小冊子的作者。德萊克斯勒熱情地歡迎了他,祝賀他成為「德國工人黨」的黨員(「現在,我們有一個長著大嘴的奧地利人了!」他曾對一名委員說過)。德萊克斯勒解釋說,他們正在等候全國組織的主席哈爾雷先生。
「要敘述白軍的暴行,非有厚厚的一本書不行,」法國駐慕尼黑武官報告說,「……肆無忌憚而又有組織的野蠻行為……野蠻的屠殺,無法形容的胡鬧……」英國的官員們要不是沒有看見這些暴行,要不就是視而不見,宣布這些暴行是「從目前所掌握的情況看,慕尼黑蘇維埃插曲之結果」,英國外交部政治情報局報告說,「是在全德加強了法律與秩序,使斯巴達克斯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在群眾中名聲掃地。」共1000多名所謂的「赤色分子」被「自由兵團」處決。在慕尼黑,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堆起如此多的屍體,使人們的健康受到了威脅。對那些無法辨認的屍體,只好拋入塹壕。
自認是為政治而生並必然從事政治的希特勒,此時正準備返回慕尼黑。由於特隆斯坦戰俘營即將關閉,他與施密特同時被分配在第二步兵團,該團兵營設在施霍賓。另一個有同樣理想的同志已經在慕尼黑紮根,此人叫阿爾弗萊德·羅森堡,是個瘋狂反猶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愛沙尼亞人,他是取道俄羅斯前來此地尋找其真正的家。與希特勒一樣,他也是畫家和建築師;與希特勒一樣,他比土生土長的德國人更日耳曼化。他離開故土的目的是要為自己找到一個祖國。另外,他決心警告他的祖國要謹防曾破壞他的故土的布爾什維克的恐怖,併為祖國不致落入猶太共產主義之手而鬥爭。
那天清晨5時左右,他仍雙眼大睜。他躺在小床上,眼巴巴看著老鼠的滑稽動作,想起了德萊克斯勒硬塞給他的那本小冊子。希特勒本人也覺得奇怪:第一頁就把他吸引住了。「我不自覺地發現,自己的發展竟在眼前展開。」次日,書中的思想和語句不斷闖進他的腦海。「國家社會主義」一詞和「新的世界秩序」一詞,以及它的預言,即新的政黨不只必將把丟掉了幻想、遭受剝奪的工人吸引過來,連公務員和中等階級的下層也吸引過來。這令他久久不能忘懷。
每當被問起是哪裡人時,希特勒總是回答說,他的家是第十六團——不是奧地利——戰爭結束后他將在慕尼黑生活。然而,他們首先得贏得戰爭!在這點上,他是瘋狂的:如果有人開玩笑說戰爭永遠也不會勝利時,他便變得瘋狂,在室內來回踱步,說英國必將失敗,如同「禱告時必說阿門」一樣。

儘管服役時間長,戰鬥也勇敢,希特勒仍然是班長。據魏德曼說,其中一個原因是,希特勒「缺乏領導才幹」;另一個原因是他不拘小節,行為草率。他的頭老歪向左肩,行走時垂頭彎腰。雖然他一有可能就洗澡,並稱那些不洗澡的同志為「活糞堆」,自己則不喜歡擦皮靴。見軍官前來他也不立正。更重要的是,沒有讓通信員當中士的合法肥缺。如果要得到晉陞,希特勒就得放棄其現行職務,這樣一來,團部就會失去一名最好的通信員。
7月20日,弗隆美爾戰役打得如火如荼。雙方折兵損將無數——但雙方都未前進分毫。在以後的兩個月中,戰鬥成了沉悶的陣地戰,炮火猛烈,雙方前進或後退的長度僅能以碼衡量了。也就是這個時候,希特勒失去了一位親密的戰友,漢斯·孟德被調至後方——在戰俘營內任翻譯。但他仍有兩個同志在身邊,即恩斯特·施密特和伊格納斯·維斯登基爾希納,更加重要的是,還有他的愛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弗隆美爾,有多少次我在凝視我的愛犬『小狐狸』呀!」25年後的一個冬夜他回憶說。當談到他的愛犬「小狐狸」對一隻飛舞著的蒼蠅所做的反應時,他是何等神往。首先,它全身發抖,好像受了催眠術一般,像老人一樣皺起眉頭,然後,突然一躍而起,朝它猛吠。「我常常注視著它,好像它是一個人似的——注視著它發怒、咆哮的各個過程。」希特勒吃飯時,「小狐狸」就坐在他身旁,目不轉睛地注視著他的每個動作。如果希特勒吃了五六口后還不給它東西,「小狐狸」便會坐立起來,看著主人,好像在說:「我怎麼辦?」「我多麼喜歡它呀,真有意思!」

9月12日,希埃爾少校令他前去參加小小的「德國工人黨」的另一次會議。如果說有什麼強烈信念的「獨眼龍」,希特勒就是一位。當晚黃昏,希特勒踏進了位於赫侖大街的一家小咖啡館——斯特納卡布勞咖啡館。裡邊已有約40名工人。主講人原定系詩人埃卡特,但他因病缺席,主講人換成了經濟學家弗德爾,他的題目是「如何,並用何種手段才能消滅資本主義」。
希特勒甚至與同屋住的兩名姦細無法相處。他們就他的「體格習慣」向梅爾上尉抱怨。另外,「他說夢話,還夢遊,非常令人討厭」。於是,他便搬進了二樓的一間小屋。這裏原是個小倉庫,窗戶全釘上了栓,但希特勒「似乎為有一間小屋而感到高興」。
有秩序進行革命的火焰在全德國自行點燃。在弗萊德里希市,卓別林工廠的工人們組成了代表會。斯圖加特地區的工人們,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車工廠的工人在內,舉行了罷工。在與埃斯納提有相同觀點的社會主義者領導下,他們提出了類似的要求。在法蘭克福,水手也舉行了起義。在卡塞爾,整個衛戍部隊,包括一名指揮官在內,一槍未放便叛亂成功。在科隆,僅放了數槍,擁有4.5萬名士兵的衛戍部隊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內的秩序卻很快得到恢復。在漢諾威,當局雖曾令部隊動武,但文官叛亂仍獲得成功——士兵們加入了叛亂陣線。在杜塞爾多夫,在萊比錫,在馬格德堡,情況都一樣。
因為刀槍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150英裡外的魏瑪便成了國民議會的所在地。這個選擇除有地理上的原因外,還有文化上的原因:魏瑪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鄉。2月6日,國民議會在新國立劇院舉行會議。會議沒有霍亨佐倫王朝開會的那種豪華氣派和儀式。沒有樂隊,沒有馬隊,也沒有耀眼的制服。
從圖書館回來,他常常一個腋下夾著一兩本書,另一腋下夾著香腸和白麵包,匆匆走上樓梯,回到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注意到,他已不再在羅文布勞飯館或更小些的餐館就餐。他曾幾次請希特勒「坐坐,吃一頓飯無妨」,但他從不應邀。在波普太太眼裡,他這個「奧地利人很迷人」,是個容易相處又樂於助人的青年,但又有點神秘,「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常常在家一待就是幾天。「他像個隱士,悶在房中,從早到晚都在讀他的又厚又沉的書。」熱心的房東太太要是叫他上她的廚房去進餐,他總能找到借口推辭。一次,她問他,他讀的書與繪畫有什麼相干。他挽起她的胳膊說:「親愛的波普太太,有誰知道在生活中什麼可用上,什麼用不上?」學習完后,他常到啤酒館或咖啡館去。在那裡,常常有人聽他高談闊論。但是,他一把話匣子打開,馬上便有人反對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辯論於是便展開。在這種論壇上,在與這些對手的辯論中,希特勒的思想和理論變得更加鋒利。
兩天後,凌晨5時,埃爾伯特政權的一名代表馬特阿斯·埃爾斯伯格在福煦元帥的私人車廂里與盟國簽署了停戰協定,于上午11時停止敵對行動。在那年的11月11日11時,他給一個被打得支離破碎的民族帶來了和平,同時,他也無辜地虛構出了所謂「十一月罪犯」的話——是社會主義者出賣了民族。雖然輸掉戰爭的是德皇和德國的帝國主義將軍們,但威爾遜總統拒絕與他們簽訂停戰協定,他堅持要與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強迫社會主義者去為自己未曾帶來的後果負責的辦法,威爾遜給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種政治工具,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壞力進行支配。

他的最迫切的兩個問題解決了:第一,他無須參加他所憎恨的奧地利陸軍;第二,他無須再靠自己的努力去度過第二個艱難的冬天。除找到了一個有足夠的衣、食、住的家外——他的生活也有了目的。他用不著再去懷疑了,在他的生命史中,首次明確地知道了自己將往何處去和為了什麼,他穿上了軍裝;唯一懼怕的是,在參戰前戰爭便結束了。
在過去數月中,他多次差點兒送命,卻總能化險為夷。他好像有護身符似的。「一次,我在戰壕里與幾位同志一起吃晚飯,」多年後他對英國記者華德·普賴斯說,「突然,有個聲音好像在對我說,『快起來到那邊去』。聲音清晰,且不絕於耳,我只好機械地服從,好像它是一道軍事命令似的。我手裡捧著飯盒,立刻起身,沿著戰壕行走了約20碼。我坐下來繼續進食時,心也安定多了。但我還沒吃兩口,只見火光一閃,接著便從我原來待的地方傳來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一顆流彈在我坐的位置上爆炸了,留在原地的人全被炸死。」
在維也納,憤怒的人群已開始擁向塞爾維亞租界。有些政界頭目感到,這場悲劇將在歐洲導致一種危機。然而,德皇卻在秘密地向哈布斯堡王朝施加壓力,要他們入侵塞爾維亞。德國已做好戰爭準備,他對他們說,首先會援救塞爾維亞的國家是俄國,但它卻未做好準備。在這種壓力下,奧地利於7月28日向塞爾維亞宣戰。接著,俄國進行了反對奧地利的全國總動員。有鑒於此,威廉便在皇宮的陽台上宣布:「戰爭威脅迫在眉睫。」接著他又向俄國發出一份最後通牒,要求俄國於次日中午前停止總動員。由於未得到任何回答,德皇便於8月1日下午5時簽署了反對俄國的總動員令。
由於開始時與他友好相處的許多人都認為他是個姦細,所以,他的社會生活並沒有如此成功。有個名叫荻埃爾的矮個子兵,公開蔑視先進者。希特勒緊跟不舍,一直追到街上,口中在不斷闡述德國的真正任務。他的話猛然被打斷了:「告訴我,」荻埃爾說,「是不是他們灌進你腦中,你忘了沖洗?」據一位目擊者說:「這位長途演說家,大吃一驚,瞪了他一眼,一聲不響地走了。」
10月7日,希特勒告訴波普夫婦,他所在的部隊要離開慕尼黑。他緊握著波普先生的手說,如果他戰死,請他寫信通知他妹妹,她也許需要他寥寥無幾的遺物,如果她不要,這些遺物就送給波普夫婦。希特勒與房東的兩個孩子擁抱告別時,波普太太不禁失聲痛哭。擁抱后,希特勒便「轉身跑了」。次日,第十六步兵團開進了國王近衛兵團,舉行了隆重的開拔儀式。在路德維希三世面前,士兵們宣誓效忠於他和德皇威廉。接著,希特勒與另外數名奧地利籍士兵也向他們自己的君主奧皇弗朗茲·約瑟夫宣誓效忠。關於希特勒對此次值得紀念的儀式的反應,據唯一記載稱,他曾對同志們說過,10月8日這天將永遠留在他的記憶中,因為在那一天,他們領到了雙餉,還吃了一頓特別午餐:烤豬肉和土豆沙拉。
幾星期後,他向同志們作了一驚人的預言:「我會如雷貫耳的,等待我的時代的來臨吧!」
同志們在談論食物或女人時,他則專心致志地讀書或作畫,但是,一旦話題轉入嚴肅的主題上,他便會停下來大發議論。他的同志們大都頭腦簡單,聽到他滔滔不絕的議論,個個都如痴如醉。他們都喜歡聽他口若懸河地談論藝術、建築等。由於「他眼前常常攤開一本書」,他是個知識分子的印象也隨之得到加強。他背包中常常有幾本書,其中一本系叔本華所著,「我從其中學到許多東西」,這位哲學家一再強調的盲目意志的力量,以及這種力量必然取得的勝利,肯定在他腦中引起反響。
戰鬥持續了3天。https://read.99csw.com團長戰死,中校副團長負了重傷。希特勒此時已是團部的通信員,他冒著猛烈的炮火,找到了一名軍醫。兩人協力將副團長拖到急救站。據希特勒說,到11月中旬,第十六步兵團僅存軍官30名,士兵總數不到七百,倖存的士兵只有五分之一,但進攻的命令仍不斷下來。新團長恩格爾哈特中校在希特勒和另外一名士兵陪同下,來到前沿視察敵軍陣地,被敵人發現,機槍子彈如雨點般打來,兩人躍至團長跟前,將他推進戰壕內。恩格爾哈特一聲不響地與兩人熱烈握手,表示要授兩人以鐵十字勳章。到了次日下午,正當他與眾人討論授勛一事時,一顆英軍炮彈打中了團部的帳篷,有3人被當場擊斃,團長和其他人受了重傷。就在幾分鐘前,因為有4個連長沒有來開會,希特勒和另外3名士兵被迫離開這個帳篷去尋找。這是希特勒一系列九死一生、近乎奇迹的經歷的開始。「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時刻,」他在給赫普助理法官的信中寫道,「我們全都像信神一樣信奉恩格爾哈特中校。」
希特勒獲鐵十字勳章后第四天,聯軍在亞眠附近冒著大霧發動反攻,突破了德軍陣線。魯登道夫向前線派出一名參謀,並立即向被突破地區派出預備隊。當增援部隊向前線運動時,退卻的士兵向他們高聲怒罵:「騙子們!你們在延長戰爭!」
希特勒回到兵營二樓的小房裡后,與通常一樣,又患了睡不著覺的毛病,便開始往地板上撒麵包屑和吃剩的飯菜——喂老鼠。他已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即在天亮前,「觀看這些小東西在美食周圍轉來轉去。在生活中,我曾經歷過許多貧困,我完全能想象出飢餓是什麼滋味,因而也能體會這些小東西的快活。」
有個學生從紅軍殘存的陣線溜了出去,將這一暴行情況向「自由兵團」的指揮官做了報告。於是,他們決定拂曉進城。5月1日,晴朗而溫暖。「自由兵團」從幾個方向朝城內湧來。除在霍普班諾夫和施霍賓地區遭到一些抵抗外,他們沒費多大工夫便把零星的革命力量解決了。「自由兵團」的部隊受到被解救出來的市民們的歡呼,在馬里恩廣場還舉行了群眾集會。紅旗降落了,換上的是巴伐利亞的藍白國旗。
那年秋初,希特勒參加了自稱為「德國工人黨」的一個小政治團體的一次會議。儘管在討論時——據參加會議的24人中之一人說——他發了言,且「講得很好」,但對那晚的會議印象淡薄,在《我的奮鬥》一書中,他未有提及。這個黨是由慕尼黑鐵路工廠的一個工匠——安東·德萊克斯勒于當年早些時候創建的。關於這點,希特勒是否曾屑於調查還是個疑問。該黨的綱領是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奇怪的結合,黨的本身披著一件神秘的外衣,似乎只是由一小撮美其名曰「工人政治小組」組成——這是魯道夫·弗萊赫爾·馮·塞波登道夫的主意。塞波登道夫本人就是個神秘人物,身材又矮又胖,雙眼有點凸出,「是個畫家,而不是個賣弄學問者;更喜奢侈享樂,不是個柏拉圖主義者」;「有點嗜好武器,卻又不公開表現出來」。
在就職前,希特勒及其他政治姦細被送往慕尼黑大學受專門訓練。政治教導員中有像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教授那樣滿肚子是激進右派學問的保守派。「對我,」希特勒寫道,「這件事的價值就在於,我現在有機會見到思想與我相似的同志,可與他們詳盡地討論目前的形勢。我們都多少堅信,犯下了11月罪惡的各黨派,各中心也好,社會民主黨也好,均無法將德國從未來的崩潰中拯救出來。而那些所謂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組織』儘管願望良好,但也無法對已發生的事件進行彌補。」
3月3日,柏林終於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與俄國和談成功。但是,加在年輕的蘇維埃政府頭上的條件是如此之苛刻,以致德國的左翼分子宣稱,和約的真正目的是要消滅俄國革命。布爾什維克人投降的消息,使像希特勒那樣的軍人相信,德國肯定會獲勝。比之過去任何時候,全面勝利現在看來已在握。總司令部下令大規模反攻,大部分部隊對此均忠實地響應,雖然不那麼積極。在之後的數月中,希特勒所在的第十六團參加了魯登道夫的大規模春季攻勢的各個階段:在松姆、在恩河以及最後在馬爾納,希特勒的戰鬥精神較之前更加高漲。6月間,在前線,希特勒在一戰壕里瞥見一種東西,像是法國的頭盔。他往前爬去,發現那是4名法國大兵。希特勒拔出手槍——那時,通信兵已將步槍換成了短槍——用德語向他們大聲喊話,好像他有一連人馬。他親自將4名戰俘交給了馮·圖波夫少校,並獲嘉獎。圖波夫回憶道:「沒有什麼情況會阻礙他執行最困難、最艱巨、最危險的任務。為了祖國和他人,他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和安寧。」8月4日,希特勒獲一級鐵十字勳章一枚,但這是為表彰其先前所取得的成就,不是為這一次卓越的功勛。嘉獎令只說:「為表彰其個人之英勇與各種優點。」(除這次的獎章及1914年所獲的二級鐵十字勳章外,希特勒還獲得過下列勳章:1917年9月17日獲三級軍事鐵十字勳章一枚,外加戰刀;1918年5月9日因作戰異常英勇獲團部勳章一枚;1918年5月18日獲傷員獎章一枚;1918年8月25日獲三級服役獎章一枚。)這枚勳章是提名讓他受勛的營部副官雨果·古特曼上尉,一個猶太人,親自授予的。
兩星期後,第三國際在莫斯科舉行大會,一致通過了建立共產國際的決議。在接踵而來的歡慶勝利的活動中,列寧號召各國工人起來,強迫他們的領導人從俄國撤軍,恢復外交和商業關係,並用大量派遣工程技術人員和指導員的辦法,協助重建這個剛長羽毛的國家。
實際上,由於革命這個傳染病,希特勒正處在醞釀和混亂的狀態中,他從未像現在那樣對他所投奔的國家之命運表示關切。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傳種族主義的小冊子——或許是埃卡特編寫的,這立刻使他想起他在維也納讀過的類似小冊子。「這樣,我不自覺地發現,我自己的發展又重新展現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頭之所見所聞,使壓抑在他心頭的對猶太人的仇恨活躍起來了。猶太人處處都在掌權:先是埃斯納,繼而是像托勒那樣的無政府主義者,末了是像萊維納那樣的俄國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羅莎·盧森堡,在布達佩斯是貝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懷疑是陰謀的,如今在他眼裡正變為現實。
正當列寧在紅場上向大型的「五一」節群眾集會宣布共產主義的勝利時(「不僅在蘇維埃俄國,而且也在蘇維埃匈牙利和蘇維埃巴伐利亞,獲得解放的工人階級正在自由地、公開地慶祝周年解放。」),「自由兵團」正在慕尼黑消滅抗拒分子的老巢並逮捕紅色領導人。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已屬於「自由兵團」。很快,他們便在路德維希大街大踏步前進,在經過弗爾德赫侖大廳時,還操起正步。埃爾哈特旅的士兵,頭戴卐字鋼盔,高唱著「頭戴卐字盔,黑白紅袖章……」
因為在受訓時期曾聽過弗德爾的課,希特勒才能集中精神聽下去。他的印象是不好不壞。很明顯,這不外乎是另一個「從地下冒出來,很快便銷聲匿跡」的組織,他的創建人並不知如何才能將其俱樂部變成一個真正的政黨。當晚的會議令他厭煩;弗德爾一講完,希特勒便輕鬆了。一宣布自由討論,希特勒便要離會,但某種東西「驅」他留座。幾分鐘后,希特勒在痛斥一個教授——因他主張巴伐利亞從普魯士分離出來。希特勒以幹練的口才,精闢的論點講了15分鐘,使這個教授「……在我把話說完前,像一條落水狗似的離開了大廳」。
返回慕尼黑后,他還在兵營里從事演說。他的另一個任務是對新近在慕尼黑產生的約50個激進組織進行調查。這些人包括種族主義分子、共產主義分子、激烈民族主義分子、無政府主義者和超級愛國主義者;其組織包括諸如「革命學生集團」「共產社會主義協會」「奧斯塔拉同盟」「新祖國」等一系列政治派別。
羅森堡未經介紹便出現在埃卡特房內。羅森堡還在走廊里,埃卡特就有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個熱誠而極端嚴肅的青年。羅森堡劈頭就問:「閣下是否有反對耶路撒冷的戰士?」埃卡特笑了,「當然有!」問他是否寫有什麼東西,羅森堡立即拿出一篇文章——關於猶太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在俄國產生破壞力的文章。他們之間,一種將影響希特勒生涯的關係就這樣開始了。埃卡特把羅森堡看成是「共同反對耶路撒冷的戰士」。此後不久,羅森堡關於俄國的文章不但出現在埃卡特自編的報紙上,而且也出現在慕尼黑的周刊《德意志共和國》上。這些文章的主題是,猶太人為世界萬惡之源;世界大戰和赤色革命都是復國主義者策動的,他們現正與共濟會密謀,企圖接管全世界。
1913年的慕尼黑有人口60萬。在歐洲,它是個活躍的文化中心,其活躍程度僅次於巴黎。多年來,它一直在吸引許多慕名前來的畫家,但這些人,希特勒發現,都是腐朽不堪之輩:瑞士的保羅·克里,以及像坎丁斯基、佐侖斯基和布爾柳克兄弟那樣從東方逃來的難民。他們全是「新畫家協會」的領導人。這個協會是在4年前創立的,目的在於給其成員更多的自由。希特勒屬古典派,與他們的這種觀念格格不入,但是,這種理論的推崇者卻也在藝術上為慕尼黑帶來了發酵劑和激動。這肯定也刺|激了年輕的希特勒這個奧地利人。「慕尼黑稱這些從東方的俄國和巴爾幹半島逃來的長發者為游牧民族。他們源源不斷地擁進施霍賓,即北區。那裡,街道筆直……其目的,似乎只是為了保證在多數的畫室內能有充足的光線。」儘管希特勒鄙視這些東方難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亞人,也需要他們的自由和傳統。在這裏,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創作出《崔斯坦和伊索德》《詩歌會》《萊茵河之金》;在這裏,居住著諸如斯特潘·喬治、雷納·瑪麗亞·里爾克那樣著名的德國詩人;在這裏,理查·施特勞斯正在寫他的歌劇,托馬斯·曼剛在不久前寫成《威尼斯之死》這篇小說,而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正在與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樣空蕩蕩的室內疾書《西方的衰落》這部著作之首卷。在鄰近的一家名叫「十一個劊子手」的餐館內,《暴君的幽默》的作者、聲名狼藉的天才弗蘭克·韋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創作的歌曲;在全德國,他創作的關於性生活和墮落性的話劇,令觀眾作嘔也使他們著迷。

他月收入極不固定,眼下正是收入微薄的階段,原因是,此時慕尼黑的書畫市場,「正在冬眠,而在此地生活或設法生活的畫家人數幾乎達三千」。他解釋說,早在1910年就曾向維也納當局申請入伍,接著,他便描繪了一幅他如何在維也納掙扎的可憐的圖景。
休假一結束,全團又重新開赴前線,但仗不夠希特勒打。「現在,我們仍在老陣地上,只能襲擊法軍和英軍。」在1915年1月22日給波普的信中他這樣寫道:「天氣很壞,常常在敵人的重炮火力下在齊膝深的水中一躲就是幾天。我們盼望能有幾天的喘息機會,並希望在數天內全線展開總攻。事情總不能永遠這樣下去。」
希特勒在投身政治的同時,在思想上也取得了重大的進步——這也是梅爾上尉一道命令的成果。教育部門有個學員來信詢問,關於猶太威脅問題,是否有資料可提供;希特勒被命令對此做出回答。在斯特納卡布勞會議后4天,希特勒拿出了一份冗長的答案。答案披露了希特勒在解決猶太問題上所取得的令人驚奇的進展。它通篇都是對猶太人的攻擊之詞——這是後來大家都很熟悉的:「它鑽進民主,吸吮著群眾的良知;它在人民尊嚴面前爬過,但只懂得金錢的尊嚴……它活動的結果,是人人染上種族的肺癆。」他的結論是,反猶的綱領必須以它是外國種族為由,從法律上剝奪猶太人的某些特權著手。「但是,毫無疑問,最終的目標是要堅定不移地將猶太人Entfernung(Entfernung一詞可譯為『剷除』,意味著從德國驅逐出去,但更有可能是『斬斷』,就是說,把猶太民族除掉)。」
在比利時中毒的當天,阿道夫·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恐懼和仇恨究竟有多大、多深,這是無法了解的。然而,在此後一年,對猶太人的仇恨,成為他生活中公開的主導力量。在這個時期,希特勒不過是成千上萬對猶太人和赤色分子產生恐懼的「愛國者」之一(猶太人與赤色分子幾乎成了同一體)。最近幾個月來,馬克思主義者鼓動的起義此起彼伏,令人喪膽,威脅著德國人生活的結構。
9月25日,英軍加緊進攻。至黃昏時,第十六團全線吃緊,與前線的電話通信突然中斷。希特勒與另外一名通信員前往看個究竟。他們「僥倖」回來報告說,電線已被打斷。由於敵方強攻在即,希特勒被派往前沿廣播,以警告各部隊。他再次九死一生,未被猛烈的炮火擊斃。
那年夏季,十六團回師首戰過的比利時戰場,準備參加奪取伊普列斯的第三次戰役。這次戰役仍與第一次一樣猛烈。7月中旬,他們連續十天十夜遭敵軍炮擊。在炮擊間隙,他們聽到地下可怕的挖掘聲——敵人在挖地道。頭上,飛機的嗡嗡聲不絕於耳,接著便是爆炸聲。此外,他們還不斷受到毒氣的威脅,士兵們有時得連續24小時戴防毒面具。7月的最後一天,守衛者們面臨著另一種恐怖——坦克。僥倖的是,滂沱大雨將無人地帶變成了泥潭,坦克全深陷其中。
8月,受創的第十六團退出戰場,調往阿爾薩斯休整。就在此時,希特勒兩度遭慘痛損失。有個鐵路官員,由於被「小狐狸」之滑稽傾倒,向希特勒出價200馬克購買他的愛犬。「你出20萬我也不賣!」希特勒怒氣沖沖地回答說。不料,在部隊下火車時,希特勒竟找不到「小狐狸」。部隊出發了,他只好跟上隊伍。「我絕望了。偷我愛犬的豬玀不明白,他之所為對我究竟意味著什麼。」大概與此同時,另一個「豬玀」用槍挑開了他的背包,偷走了裝有速寫畫、油畫和水彩畫的箱子。由於兩度受侮辱和心靈受創——第一次是鐵路之懶鬼所為,第二次是新入伍的兵痞(在前線,士兵們互相偷)所為——他把畫料束之高閣。
行動,他們在大戰中找到了。也許,這就是他們與希特勒一樣,堅信祖國的事業之正義性的原因。戰場生活,使官兵關係更加密切,形成一種共患難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們對領導他們進行交手搏鬥的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對他們而言,他不是指揮官,而是元首!他們是他的同志!他們對他盲從,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獄」。他們一同在前線締造了迄今為止德國尚不存在的民主關係。幾英里長的戰壕,與世隔絕,事實上成了「以火焰作牆的修道院」。
他被派到第十六團的預備營報到,營部設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經過了柏林。那時,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中央委員會」手中——這是士兵、工人和「獨立和多數社會主義者」的聯合體。這個聯合政府已經開始進行社會改革,這在幾個月前看來是不可設想的。它建立了八小九_九_藏_書時工作制,允許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組織工會的權利,增加老弱病殘和失業工人的福利,廢除報紙審查制度,以及釋放政治犯。
希特勒討厭慕尼黑了。他覺得,補充營的氣氛實在可憎。誰也不尊敬前線下來的士兵,這些人對希特勒在戰壕里受過的苦難毫無認識。他渴望回到自己人中間去,遂於1917年1月致函魏德曼中尉說,他已「康復,可再次服役」,希望「回到原來的團和原來的同志中間去」。3月1日,他回到了第十六團,受到了官兵們的熱烈歡迎。愛犬「小狐狸」欣喜若狂——「它瘋狂地朝我撲來」。吃晚飯時,連隊的炊事員做了一頓特別的飯菜為他接風,有麵包、果醬和糕點。希特勒終於回到了屬於他的「家」。當晚,他手持手電筒,對著刺刀大罵叛賊,在外邊瞎轉了幾個小時——後來,有人朝他扔了一隻靴子,他才回房睡覺。
魏德曼中尉和阿曼中士將應獲勳章的人員列了個清單,他們建議授予希特勒一枚一級鐵十字勳章。由於他是團部人員,名字被列在最後。但最終希特勒被拉了下來,只得了一枚二級勳章。即便如此,希特勒仍萬分高興,于兩天後給波普夫婦寫通道:「這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時刻。不幸的是,獲勳章的同志大都犧牲了。」他讓波普將描述此次戰鬥的報紙保存下來。「我要將它們留作紀念——假如親愛的上帝饒命的話。」他被晉陞為班長,不再被蔑稱為「系靴帶的同志」(系巴伐利亞人慣用的諢名),贏得了官兵們的尊敬。
我常常想起慕尼黑。我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能把賬與這伙強盜算清楚,不管代價如何,能儘快與他們交手;待我們中能有幸返回家園的人到家時,能看到德國的外侮得以消滅,國內的國際主義得以打破。這樣,成千上萬人的犧牲和痛苦才沒白費,以及為了反對國際敵人日日流成河的鮮血才沒白流。
在「紅色玫瑰」死後4天,新共和國舉行了首次全國選舉。那天是星期天,天氣晴朗而寒冷。自德國有史以來,婦女首次被允許參加選舉,在3500萬選民中,3000萬人為國民議會的423名候選人投了票。結果雖令人驚奇,但在預料之中。表面上假裝不要,實則希望霍亨佐倫捲土重來的兩個右派政黨,得到了約15%的席位;贊同實行共和的兩個中間派政黨,與埃爾伯特的「社會主義多數派」一樣,得到40%的席位;極左派「獨立社會主義者」僅得席位7%。選舉的結果,既是反革命的勝利,也是贊成共和的勝利。它註定是社交性質的。
當聽說有位名叫埃卡特的德國作家與他有許多共同觀點時,羅森堡便決定前去結識這位作家。迪特里希·埃卡特——詩人、劇作家、咖啡室知識分子——是個身材高大魁偉,頭頂禿髮的怪人,他常在咖啡館和啤酒廳出沒,同樣喜歡喝酒和議論。他是巴伐利亞國王的參事的兒子(曾因「神經有病」做過某醫院的病人),因而有機會打入古老貴族的圈子。他古怪放蕩,多少有點才華(他譯的《貴族晉特》一書,譯文出眾,被認為是標準譯本);他親德,反猶;他自己出錢出版周報,發行量達3萬份。
當希特勒和他的同夥們被裝上火車時,旅部的一名副官,一名叫弗里茲·魏德曼的職業軍人,見此情景,不禁百感交集。該團的團長已多年不在役,各連大都由後備役軍官指揮,而士兵們所受訓練又很馬虎。團里的機槍寥寥無幾,所用的電話原系紐倫堡一家公司為英軍製造的,士兵們甚至連鋼盔都沒有。他們開赴前線作戰,卻只有油布帽,如同1812—1813年解放戰爭時期的志願兵一樣。該旅士兵的熱情彌補了裝備與訓練之短缺。每列火車徐徐出站時,士兵們又唱又笑,就像去參加盛大的晚會一般。英勇而令人激動的戰鬥將進行數周,在元旦前以勝利告終。
11月7日,慕尼黑爆發了另一次起義。這次起義是由一個身材矮小且上了年紀的猶太人庫爾特·埃斯納領導的。此人常懶散地戴一頂大黑帽,帽子雖大,卻遮不住他那一頭亂髮。他衣冠不整,富浪漫色彩,是扔炸彈的赤色分子的活典型。因在戰時組織罷工之故,他已在獄中蹲了9個月。時至黃昏,包括許多士兵在內的革命者,業已佔領了慕尼黑的所有軍事要衝,身在惠特爾巴赫宮的路德維希三世被迫乘車出逃。在市南,車子跑出了路旁,翻進一塊土豆地里。這是巴伐利亞君主的恰如其分的結局。
新軍的成員參加某一政黨,這本來是非法的。但「為使魯登道夫高興(他的願望在軍隊中仍受到尊重),我便下令讓希特勒參加工人黨並助它成長。為此,開始時他每周拿到了相當於現時貶值后的20金馬克」。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希特勒是被命令做自己已經決定要做的事情的。他成了「德國工人黨」黨員,並登了記,領到了一份黨證。
在街上如痴如醉地漫步了半小時后,他來到了施萊斯默大街。他很有可能是從科尼斯廣場走過的。那普洛皮蘭大拱形建築,以及遠處的廣場令他目瞪口呆。之後,他可能是沿著布林恩納大街走去,來到那座城堡一般的、巍峨的釀酒廠,即羅侖釀酒廠。這裏正是施霍賓區,即學生區的邊緣,施萊斯默大街由此向北延伸。走過兩幢房子后,他便來到34號——這是波普縫衣鋪。該店的窗口貼出一張手寫的告示:「有房出租,設備齊全,人品端正者可租用。」
在這張告示的指引下,希特勒上了三樓。波普太太引他進房,房內有床一張,桌子、沙發、椅子各一隻,牆上掛著兩幅仿油畫之石版畫。「這青年與我很快便達成協議,」波普太太回憶說,「他說這房子很合用,還付了預租金。」她讓他填一張登記表。他寫道:「阿道夫·希特勒,建築畫師,來自維也納。」
由於權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勢力突然興起——所謂的「自由兵團」。這個兵團系由部隊內的右翼積極分子組成,具有希特勒那種保衛日耳曼帝國不受赤色分子破壞的熱情。由出生於希特勒時代的德國的新一代組成的「自由兵團」,為採取今天的行動,曾有過兩次準備。其一是戰前的青年運動,即所謂的「候鳥運動」。這些年輕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處遊逛,以尋求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大都來自富裕階層,鄙視從他們中產生的自由資產階級社會。他們堅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虛偽,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經濟是無恥和欺騙,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氣,藝術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學是虛假和商業化,戲劇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們認為,家庭生活約束了人,且不真誠;他們也認為,兩性關係,不管是婚內婚外,「貫穿著虛偽」。他們的目標是要建立起一種青年文化,以反對資產階級的家庭、學校和教堂的三位一體制。

也許,那是常有先知先覺的季節吧。那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正當秋霜使大地變得灰白時,他寫了一首怪詩。此時此刻,他或許感覺到了自己的命運:
幸好,他發現了一個對那個地方同樣厭惡的老戰友。「士兵中最懶、最厚顏無恥的,不消說,就是那些從未到過戰壕附近的人,」希特勒當通信兵時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憶說,「那地方滿是懶漢懦夫。」約兩星期後,由於特隆斯坦戰俘營(設在通往薩爾茨堡的途中,在慕尼黑以東約60英里)需要看守人員,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議兩人雙雙報名前往。看守組的成員大部分是「革命軍人」,前來迎接的是一位軍官,他下令站隊,但士兵們引為笑談:「難道他不知道操練已被取消了嗎?」第二天,除幾名曾在戰壕里服過役的士兵以外,其餘全被運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來了。
馮·米勒教授的妹夫戈特弗雷德·弗德爾講師,為這一運動加油打氣。弗德爾是為「打破利息奴役」而組織的「戰鬥聯盟」的創始人,以工程師為職業,實則是個經濟學家。他給訓練班的學員講述證券交易所和借貸資本的投機性和經濟性質。對希特勒而言,這是具有刺|激性的啟示。「在聽完弗德爾的第一課後,我便想,我已找到了建立一個新的政黨的最主要的基礎之一的方法。」在弗德爾要求結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舞下,他重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首次真正了解了卡爾·馬克思這個猶太人終生為之努力的著作的內容」。他終於讀懂了馬克思的《資本論》。
到5月3日,慕尼黑已全被奪取,「自由兵團」所付出的代價是68條生命。當然,此仇也得報。屬聖約瑟夫會的30名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在一酒店內商討演出話劇的事情時被捕。他們被押進惠特爾巴赫宮的地下室,其中21人被當作危險的赤色分子槍殺或被刺刀挑死。數以百計的人在類似的情況下被殺死,數以千計的人被押赴「自由兵團」所屬各部示眾「以示警誡」。另外,他們還頒布一系列苛刻的告示,繼續進行鎮壓。有些告示是根本無法執行的,例如,有告示規定,必須立即交出武器,否則槍斃。在法律和秩序的名義下,市民們被逐出家門,或受侮辱,或挨鞭打,或被殺害。「自由兵團」把慕尼黑從蘇維埃共和國的鐵蹄下解救出來,共和國做得雖然過分,但若與解救的方法相比,卻又相形見絀了。
1916年初夏,希特勒所在之兵團開赴南方,剛好趕上關鍵的松姆之役。戰役一開始,英軍發動猛攻,第一天就有近兩萬聯軍被打死或打傷。7月14日晚,在弗隆美爾一帶,第十六團的野外電話線全被打斷。希特勒和另一名通信員在「幾乎必死」,「每走一米都挨打」的情況下,被派去查線。他們縮進滿是水的彈坑或壕溝內避彈。同行的通信員累倒在地,希特勒無奈,只好將他拖回戰壕。
體育作家終於來了。哈爾雷生就一副羅圈腿,樣子難看,穿著不整。會上,他首先宣讀了前次會議的記錄;接著會計便報告說,現手頭只有7馬克50芬尼克;而後又宣讀了信件,還進行了冗長的討論。這比希特勒想象的還糟,「可怕,可怕!這是俱樂部生活之最糟者!我要參加這個組織嗎?」討論新黨員問題時,希特勒從黨組織的現實角度提出了許多問題。他發現,黨沒有綱領,沒有傳單,連一個橡皮圖章也沒有,有的只是良好的願望。他飛快地掃了幾個委員一眼。他們心中無數,思維模糊。
儘管他滔滔不絕地告誡同志們抽煙、喝酒是惡習,「阿迪」還是博得眾人的喜歡,原因是,危險時他很可靠。若遇到有人受傷,他從不將傷兵丟下不管;遇到危險的任務,他也從不裝病。另外,在漫長而乏味的戰鬥間隙中,他又是個好夥伴。由於他是個畫家,這使他與士兵們的關係更加親近。生活中若有笑料,他便將它畫成漫畫。例如,有一次,有個士兵打了只兔子,準備休假時帶回家,但他帶走的卻是一塊磚——有人把兔子偷換了。希特勒給這個玩笑的受害者寄了一張明信片——上面有兩幅漫畫,一幅是那士兵在家打開包磚頭的包袱,另一幅是他的朋友們在前線吃兔子。

一次講課後,馮·米勒教授發現一群人在進行生動活潑的討論。「人們好像著了魔似的。原來,有個人用深沉的喉音在高談闊論,越講越起勁。我有個奇怪的感覺,這些人的激動是他高談闊論所致。我看到的是一張蒼白的小臉。他頭髮蓬亂,不像軍人,鬍子修得整整齊齊,藍色的大眼中放著狂熱的光芒。」
那年冬天,與先前之西線一樣,在前線作戰之士兵異常艱苦。給養比先前任何時候都缺乏,士兵們被迫用貓狗充饑。希特勒的同伴回憶說,狗與貓相比,他更喜歡貓肉(也許是為「小狐狸」之故),若有食物可得,他最喜歡的是烤麵包塗蜂蜜或果醬。一次,他發現了一大坑麵包片,為滿足轆轆之飢腸,他有條不紊地取了出來,還機敏地從底部一包包地取出。他與同伴們分享這一份特殊所得,他們用麵包片換了些砂糖,然後製成了戰爭前線風味的奧地利點心「施馬侖」。
次日清晨,第十六步兵團開出了慕尼黑,前往離慕尼黑約40英里的勒希菲爾德兵營。士兵們背著背包,艱難地步行了11個小時,一路上都在滂沱大雨中行軍。「我住在馬房裡,」他在給波普太太的信中說,「全身濕透了,根本無法入眠。」次日,星期天,他們急行軍13小時,還在野外露營。由於天氣寒冷,士兵們又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待他們抵達目的地時,已是星期一下午了。士兵們雖然「累得要死,隨時有可能倒地」,但還是在一群法國戰俘面前,雄赳赳地開進了兵營。在兵營的頭5天是他生活中最艱苦的時刻,「因為訓練的時間冗長」,晚間還要行軍,以配合旅部的訓練。第十六步兵團將與另一兵團合併組成一個旅。所有這些行動都是合併的組成部分。由於新兵們疲於奔命,直到10月20日希特勒才得以偷空給波普太太寫信。他告訴她,他們將於當晚開赴前線。他說:「我高興死了。一旦抵達目的地,我會立即給您寫信,將地址告訴您。我希望能開赴英國。」當晚,新兵們被裝上火車。阿道夫·希特勒這個奧地利來的大愛國主義者,也終於踏上了為德國而戰的征途。
若不是「自由兵團」干預,柏林——最終是全德國——恐怕已陷入共產黨之手。不到一周,部隊從城外開來,將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達克斯團」的領導人,包括身材嬌小的「紅色玫瑰」羅莎·盧森堡在內,都被捕並慘遭殺害。
有意思的是,革命恰好是在希特勒患毒氣後遺症的時候開始的。在他乘傷員列車東行時——那是11月6日——巴登的親王梅克斯,即德國的新任總理大臣,收到了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一份照會。照會要求,除非廢除德皇威廉,否則美國不予簽訂停戰協定。這加速了德國軍方的瓦解。兩周后,正當艦隊受命出海時,叛亂公開爆發了,6艘戰艦抗議。在基爾,叛亂爆發后,水手們洗劫了軍火庫和短武器櫥櫃,並佔領了該市的大部分。在某兵營,有個伙夫竟建立了「基爾水手蘇維埃」;在港的艦隻僅有一艘未升起革命紅旗。士兵抓住軍官,扯掉他們的肩章,將他們送進監獄。
那時,我年輕,缺乏經驗,又得不到經濟援助,而我又自尊心極強,不願向人開口求助或行乞。在孤立無援的困境下,只能自食其力,所得的幾文錢,也僅能夜求一宿。那兩年,我唯一的女友是「憂愁」和「需要」,而除了飢腸外,我也沒有別的同伴。我從不知「青春」這個美麗的字眼為何物。5年後的今天,我的記憶依然是長滿凍瘡的手指、手背和腳。然而,當我記起那段歲月時,我不免有點喜悅,因為我已度過了最困難的時刻。雖然我貧困不堪,我周圍的人物也常值得懷疑,我卻保持了潔白無瑕的名聲,在法律面前我也無罪。除未向軍方報到外,本人問心無愧,而未報到是因為本人一無所知。我應負責的僅此一項。如要罰款,小額罰款也還足夠,本人也情願支付此款。
我羅織文字數行,
在柏林,極左派團體「斯巴達克斯團」(斯巴達克斯系一奴隸,是反叛羅馬人統治的領袖),在起義水兵的協助下,走上街頭鬧革命。這卻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義。到聖誕節前夕,首都已近無政府狀態。其他城市也有人揭竿而起,但勢頭沒有如此猛烈https://read.99csw•com。在全德國,軍事和警察機構開始崩潰。
現在,希特勒不但在施霍賓的咖啡館和飯店進進出出,而且也在享受思想自由的輕鬆舒適的空氣。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並不嚇人。在這裏,他不外乎是另一個怪人而已,他也常常能找到願意聽他發泄怨言和講述理想的人們。儘管他與施霍賓的波希米亞主義多少有些關係,他的繪畫風格卻一成不變,與他的烈火性格與激進的政治觀點形成鮮明對比。他的手法依舊是學院式的,而不是帶有試驗性質的,但很大胆,甚至剛勁有力。
9月初,第十六團開回弗蘭德斯。由於是後備部隊,也就允許士兵休假。他與一名叫阿倫特的同伴一同回到柏林。在首都,不斷增長的不滿情緒肯定使他厭惡,他也在希皮塔耳老家住了幾天。在他回團後幾星期,第十六團第三次開進伊普列斯下方,第三次出沒在科明尼斯附近的野地和山間。10月14日,在威爾維克村附近,希特勒受毒氣進攻而雙眼失明,不久,視力得到恢復。但在11月9日聽到德國即將投降的消息時,他的視力得而復失。此後幾天,他頻繁幻聽幻視。
他進了位於柏林西南的一所陸軍醫院。在經歷了一段戰壕生涯后,對他而言,醫院里那潔白的病床真是巨大的改變,開始時「我們不敢往上躺」。慢慢地,他習慣了這種舒適的環境,但對某些人身上的犬儒主義看不順眼。一到他能起身走動時,他便獲准在柏林度周末。他看到的是飢餓和赤貧,以及在鼓動人們爭取和平的「無賴」。
當晚,一卡車一卡車舉著紅旗的人們從市內經過。埃斯納手下的人佔領了鐵路和政府大樓。誰也沒有反抗,叛亂分子在戰界據點架機槍時,在場的警察把頭一轉——視而不見。慕尼黑的市民次日一早醒來便發現,他們的巴伐利亞已成了共和國。革命已經來臨,是德國式的,且沒費多少氣力,也沒有多大傷亡。人民以同一精神接受了他們的命運,未出現暴力的反應。慕尼黑人悶悶不樂地等待著。
六、七月間,戰鬥的速度加快了,頻繁的送信任務開始在希特勒身上產生影響,他的臉變得蠟黃而消瘦。每當天不亮英軍開始炮擊時,他便從床上一躍而起,拿起步槍,在室內急劇地來回踱步,「像出發前的賽馬一樣」,直到把所有人都吵醒。對別人的笨拙,他變得更加不耐煩。若有人抱怨食品太少,他便厲聲駁斥說,1870年時法軍吃老鼠!
他的託詞是軟弱無力的。但他成功地利用了總領事的同情心。於是,總領事寫了一封便箋,隨同希特勒的信一同發出。該便箋寫道,總領事與慕尼黑警方均可證明,希特勒是誠實可靠的。由於希特勒似乎「急需適當對待」,總領事建議希特勒前往薩爾茨堡報到,無須遠涉林嗣。待林嗣當局同意后,希特勒遂於2月5日,由領事館出資,前往薩爾茨堡。當局發現,希特勒「身體太弱,不適宜執行戰鬥或輔助兵役,無法荷槍」。他瘦弱的體格使他無資格服役。
向俄國宣戰的消息傳到慕尼黑時,聚集在野戰軍將軍大樓前的人群興高采烈。阿道夫·希特勒當時正站在人群的前邊。他沒有戴帽,穿著整齊,留著小鬍子。沒有人比他更希望戰爭了。「即使在今天,」他在《我的奮鬥》書中寫道,「我可以不恥地說,由於歡喜若狂,我跪在地上,衷心感謝上蒼讓我有幸生於此時。」對他說來,這意味著他自幼所懷有的建立大德國的夢想可能得到實現。
卻硬成了石筍。
德萊克斯勒廢寢忘食地草擬黨綱。技術工人不得認為自己是無產階級,而是中產階級市民。中產階級呢,必須以犧牲「大資本主義為代價」加以擴大和加強。綱領還小心謹慎地宣布反猶,「國家不應支持與德國之道德與倫理標準相違背的宗教信仰教育」,更不能在事實上容忍。兩個星期後,成立大會便在圖裡會的總部召開。沒精打採的體育專欄作家卡爾·哈爾雷被選為主席,德萊克斯勒則是他的副手。
巴伐利亞人討厭普魯士人及與之相關的一切事物,這是個傳統。因此,慕尼黑對魏瑪所發生的一切,大都置之不理。對埃爾伯特政權企圖在全德國建立民主政權的嘗試,慕尼黑市一個世人尚未認識的知識界領導人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嗤之以鼻。1918年春,這個既厭世又厭惡女人、孤單而又貧困的光棍,終於出版了《西方的衰落》一書的第一卷。書評雖尚未出來,但書已在全德國產生了影響。「與1789年的法國人一樣,在不幸中我們必須走到底。我們需要一種懲罰,與之相比,四年來的戰爭根本算不了什麼懲罰。」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到頭來,恐怖必將如此之激動和失望發展到這樣一個程度,以至像拿破崙之獨裁一樣的獨裁竟被大家認為是救星。」
那年年底前,十六團戰鬥任務沒有多少,希特勒也就有充裕的時間讀書。對小說和雜誌,他不屑一顧,把全部精力放在攻讀歷史和哲學上。「戰爭迫使人們深刻地思考人性。」後來,他對漢斯·弗蘭克說過,「就生活中之各種問題而言,4年之戰爭等於30年大學之訓練。我最恨的莫過於閑聊文學。如果要關心人類的命運,人們只能讀荷馬的作品和宗教著作。在戰爭的後期,我讀的是叔本華的著作,且反反覆復地鑽研(他保存的叔本華著作選集被翻爛了)。此後,即使上帝是個真正的戰士,不用宗教之道我也能自由行事。但是,左臉挨打后換右臉一說,對前線而言,並不是良方。」
到這個時候,戰爭形勢已明朗,差點兒打到埃菲爾鐵塔的強大的魯登道夫攻勢已慘遭失敗。西線的失敗使人們大受震驚,尤其是這發生在西線取得的歷史性勝利之後——在西線,包括高加索在內的遼闊地區均已被征服。因此,士氣一落千丈,連老兵也不例外。兵車和休假車士兵的秩序大亂,軍官們不得不朝窗外開槍。在每個車站,士兵們四散奔逃。試圖維持軍紀的軍官們遭石塊和手榴彈的襲擊。列車兩側用粉筆寫滿了諸如「我們不是為德國榮譽而戰,而是為百萬富翁而戰」的革命口號。
那年10月初,施密特終於說服了希特勒去休假18天。這是開戰以來希特勒首次休假。他們的目的地是德列斯登——施密特的妹妹住在該地——但他們在布魯塞爾、科隆和萊比錫均作了停留,以觀賞各地風景。希特勒特別欣賞萊比錫。馬丁·路德就是在這裏的聖·杜馬斯教堂首次講道的——也就是在這個教堂里,巴赫曾演奏管風琴達27年之久,死後也埋葬在此地;還是在這個教堂里,瓦格納曾接受洗禮。但是,最使他難忘的還是那高達300英尺的「民族之戰」的巨型紀念碑。這座紀念碑係為紀念1813年戰爭之陣亡將士興建的,它看上去更像個堡壘,而不是個神壇。「這紀念碑與藝術毫無關係,」他評論道,「任它規模宏大,且很漂亮。」在德列斯登,他們觀賞了著名建築物,參觀了各種畫廊,包括著名的茨文格美術館在內。他原急於去劇院的,在看了節目單后——很明顯,沒有上演瓦格納的作品——他宣稱,沒有什麼值得一看的東西。後來,他獨自去了柏林,在一前方戰士的家中住了幾天。「這城市真了不起,」他在給施密特的明信片中寫道,「是個名副其實的世界首都。交通仍然繁忙,我幾乎全天外出,終於有機會較詳盡地參觀各種博物館。總之,應有盡有。」
希特勒「滿腔熱情」地來到慕尼黑,想在那裡學習三年繪畫和建築。但是,現實卻從未讓他實現夢想,他也從未進入當地的藝術學院。比起維也納,想靠繪畫謀生,在這裏更難。這裏商業化的市場並不比維也納的更大,而他被迫蒙受走街串戶或在啤酒館里賣畫的恥辱。但他堅信,儘管困難重重,他終將「達到自己立下的目標」。
於是,虛偽與真實分道揚鑣——
1918年11月末,希特勒離開了帕斯瓦爾克醫院,因為病人「除眼膜發燙外,余無他訴」,「適於服役」。後來,希特勒在法庭作證時說,那時他只能看出報紙標題的輪廓,害怕再也不能讀書。「醫院的病歷,」他抱怨說,「是在革命時期寫的,幾乎誰也得不到照顧,我們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連士兵的工資簿都未領到。」
2月,他寫信給赫普助理法官,描述了他的戰鬥經歷。奇怪的是在信的末尾,他卻談到了政治:
紅軍的總司令恰好是剛被共產黨逮捕的詩人恩斯特·托勒。他從獄中一出來,便躍上一匹借來的馬,趕赴戰場,像舊時的武士一樣,決心「為革命而戰鬥」。4月18日,這位紅色的騎士指揮部隊向霍夫曼發動進攻。但由於他是個人道主義者,又是個個人主義者,堅持置慕尼黑的命令于不顧。首先,他拒絕炮擊達豪,企圖通過談判避免衝突。其次,當戰鬥打響時,他率領士兵進行戰鬥,幾乎未流血便取得了勝利。霍夫曼的部隊慌忙後撤。蘇維埃領導人下令槍斃他所俘獲的軍官。不用說,他又把他們放掉了,而他自己也再次入獄。
那年12月,沒有下雪,只是陰雨不斷。全團所在的整個彎彎曲曲的戰壕都灌滿了水,第二個聖誕節較之於第一個更為慘淡。別人都在開拆家中寄來的包裹和慰問信,希特勒則獨自昏昏沉沉地坐在行軍床上。在為期三天的假期中,他幾乎沒說過一句話。同志們設法使他高興,並與他分享家中寄來的聖誕禮物。他一一予以謝絕,回到他私人的小天地里去了。假期一結束,希特勒一反陰鬱之態,馬上高興起來,對同志們「安靜度假」等譏諷之詞,還能報之一笑。
自在慕尼黑入伍以來,列兵漢斯·孟德就未見過希特勒。在慕尼黑時,他似乎身體太弱小,連背包都難以背動;現在呢,他手持步槍,頭上歪戴著鋼盔,八字鬍子下垂,眼中「放射出生氣勃勃的光芒」,到處走來走去,儼然是前線的戰士。其他通信兵對他之無畏深表尊敬,卻不明白一個奧地利人為何要如此冒險。「他真是個怪人,」有人對孟德說,「自取其樂。不過,在別的方面他倒是不錯。」

在德國全境,一個個政府都被工人或士兵代表會接管而垮台。後來,到11月9日,德皇宣布退位,國家權力落入溫和的社會主義者手中,其領導人是前鞍馬匠弗萊德里希·埃爾伯特。這標志著1871年1月18日在法國的凡爾賽宮「鏡廳」中宣布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即威廉二世的祖父,德國的首任皇帝建立的日耳曼帝國的結束。

在醒悟到自己的事業已無望后,他於2月21日清晨草擬了一項聲明,宣布辭職,但在前線蘭塔克遞交辭呈的半途,遭安東·阿科瓦利公爵暗殺。阿科瓦利公爵是個青年騎兵軍官,因母親是猶太人,遂被反猶集團打了下去。埃斯納本可在一小時內卸職,其統治也可被走中間路線的政府代替的。暗殺帶來了阿科瓦利最恐懼的後果:另一次往左走的浪潮。不久前還幾乎遭到所有人鄙視和反對的埃斯納,頃刻間便成了烈士和無產階級的聖人,革命也隨之被暗殺而蘇醒。工人士兵中央委員會宣布戒嚴,並任命了以阿道夫·霍夫曼(曾當過教師)為首的完全社會主義的政府,還宣布進行總罷工,晚7時開始宵禁。由於學生們在為他們的英雄阿科瓦利歡呼,慕尼黑大學被關閉。
儘管在社交中希特勒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梅爾上尉對他的演講才能仍很是看重,遂派他到慕尼黑城外去執行一次特別任務——住在勒茨弗爾德戰俘營的,被遣送回家的德國戰俘,由於表現出有斯巴達克斯觀點,於是便組織了一個「教化團」,以便將他們改造成為反社會主義的愛國者。
在傳票中,我被說成是個畫家。我有權得到這個頭銜,但只是在有限的意義上這種說法才正確。不錯,本人是靠出賣自己的畫為生。因為本人一無所有(家父生前系一公僕),我賣畫是為了能繼續學習。作為一個建築畫師,本人仍處在訓練階段,因此,我只能以部分時間作畫謀生。我之收入甚微,僅能收支相抵。
日間輕率無比者,
7月12日,宣傳隊從慕尼黑出發。5天後,希特勒本人得到了一次實際政治的教育。遣返的戰俘滿腹怒氣,說話尖酸刻薄。他們的青春和希望都受到欺騙,被迫在戰壕里像牲口一樣生活,回來后之所見又是混亂和飢餓。希特勒激昂地向他們講述「凡爾賽恥辱」「十一月罪人」和「猶太主義馬克思主義世界陰謀」,把他們的仇恨引向這些目標。在一系列的表彰報告中,希特勒對這項工作的熱情均有提及。「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希特勒先生,」一個觀察家評論說,「是天生的人民演說家。他以他的狂熱和魅力,使聽眾聚精會神,並相信他之所云。」
阿道夫百感交集。早在三年前,他還住在曼納海姆時,曾請求在維也納服役,但杳無音訊。刑警赫爾勒要求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簽字。希特勒心煩意亂,顫抖著簽上了「阿道夫·希特勒」這個名字。之後,刑警赫爾勒逮捕了他,將他押回總部。次早,他被押解至「奧地利領事館」。此時,連警方都同情他了。希特勒當時的處境如何,不說自明。總領事也憐惜這個面黃肌瘦、衣著襤褸的青年畫家,允許希特勒向林嗣發電,要求將入伍時間延至2月初。次日,林嗣打來複電:「務必於1月20日報到。」因為當天即為1月20日,加上對希特勒之驚慌的同情,總領事先生允許他寫信向林嗣當局解釋。這是一封請求饒恕的信,滿是語法錯誤的句子和錯拼的詞——它顯示出,這個被時運逼得走投無路的青年是何等驚慌和失望。他抱怨說,傳票「十萬火急」,令他無法處理自己的事務,連洗澡都來不及。
達豪一役失利后,霍夫曼被迫接受國防大臣諾斯克之「自由兵團」的援助。他們以出奇的速度擬就了一份征服慕尼黑的計劃,並執行得卓有成效。到4月27日,慕尼黑已被完全包圍。為報仇雪恨,被圍困的紅軍把蘇維埃共和國在全慕尼黑的敵人都抓了起來。水兵們抓了反猶的「圖裡會」的7名成員,包括一名漂亮的女秘書。共約100名人質被監禁在留波爾德中學。
1月底,希特勒又給波普寫了一封信,繪聲繪色地描述了戰場,而且是惡戰的情景:
每當寒夜來臨,
到1915年夏末,希特勒已成了團部不可缺少的人物,由於與各營各連指揮所相通的電話線常被敵軍炮火打斷,通信只好靠通信員聯繫。「我們很快便發現,」魏德曼中尉回憶道,「最可靠的通信員是哪一個。」(1935年,弗里茲·魏德曼成了希特勒的副官,4年後,因反對元首的外交政策,遭解職。在他所著的書中,他說,希特勒對其戰爭經歷的記憶好極了,「在講述他的經歷時,我從未發現他在撒謊或言過其實」。)其他通信員對他的機智和不平凡的勇氣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能像他童年時在書上讀到的印第安人一樣爬往前線。然而,在希特勒身上也有些東西使某些士兵不安。他太與眾不同,責任感太重。「把信送到目的地,」一次他教訓另一名通信員說,「比個人的雄心壯志,或為了滿足好奇心更加重要。」他常急於上陣,常常不請自來,替其他通信員送信。
帶著我的祝福和昌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