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覺得右小腿一陣劇痛，但救人要緊，於是將摩托車鎖在一邊，扶著這位中年婦女進了海軍總醫院。一系列的檢查之後，幸好這位中年婦女只是倒地時受了點外傷，沒有骨折之類的問題，交警做完處理記錄后，她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回去了，後來我按交警的要求賠了些醫療費、誤工費就了事了。

二是由華遠牽頭，委託市規劃院進行西單北大街東側的整體改造規劃方案，這件事也由人才公司負責。當時我們再次使用了市場經濟的辦法，第一次採用花錢支付研究費用的方式，委託市規劃院進行城市成片改造的規劃工作。那時的政府機構還從來沒有用商業的辦法進行城市規劃的先例，城市規劃院的知識分子從來只知道由上級單位撥款，按上級的指令完成工作，而這次打破了傳統的工作方式，政府的規劃研究機構被市場「撞了一下腰」。

1984年10月下旬，華遠公司在民族館召開了成立一周年的慶祝會，陳元書記到場講話，並給了我們另外一個任務：要做一個「西城區發展戰略的研究報告」，要以當時的情況入手，提出未來數年的中期、長期發展規劃。這正是由於看中了我們的可研報告有特殊的新意，也希望我們能利用社會的人才，為西城區的長遠發展提出建議。

三是戴小明組織各公司經理像區戰略研討會一樣，也在華遠發展的戰略問題上召開了研討會。區里的發展戰略確定之後，公司必須重新確定自己的發展戰略。經過各種激烈的爭論之後，我們確定了「從經營性擴張到資源性轉換」的發展戰略，並確定了公司的宗旨和定位是「來源於社會，服務於社會」，明確了華遠的精神是「團結、堅韌、探索、奮鬥」，明確了華遠的原則是「總體最優」。

1983年華遠剛成立時，區里劃撥了13家企業給華遠，其實是政府在「甩包袱」，這些企業的經營情況都不好，政府希望靠華遠的整頓和管理讓這些企業起死回生。

於是我的摩托車就讓朋友推回了家，而公司來車將我送回了家。

同時我們還提供了一份厚厚的文字研究報告，印製了幾百份，所有報告的印製工作當仁不讓地都是由我在農科院時建立的打字裝訂室完成。雖然每次我們要求印製報告的時間都很緊，但憑著我的老關係，所有人知道是我的活時都十分激動，她們為我的成績感到自豪與驕傲，都主動地加班加點，精益求精地完成了任務。

我也參加了工商管理學院的帶考試和文憑的學習，其實自從部隊回京之後，這種夜校式的培訓班我不知自掏腰包參加了多少個，卻沒有機會參加正規的、系統的學習，這次有機會參加學校的學習，準備考個文憑或證書。

後來我不斷遇上很多人，希望我投資電影或電視劇，但每次都被我明確拒絕了，最初投資的失敗（也許是不逢時）和受騙，讓此後的我堅決拒絕了這種投資。即使許多優秀的導演、演員後來都與我很熟，並成為朋友，我也從不參与。

我沒當過政府官員，但我接觸過許多政府官員，也了解許多城市的發展戰略及變動的隨意性。一個地方政府能否用科學的方法確定基本的中長期發展戰略是這個地方是否能穩定發展的一件大事，但許多地方政府是靠官員的長官意志和業績追求而制定短期發展戰略的，因此每換一屆政府官員就被動地調整一次戰略方向，失去了許多的時間機會和成本機會。雖然城市也在這種忽左忽右的變動中有了一些發展和進步，卻缺少整體性、連貫性，也削弱了城市的整體競爭能力。

當時陳元書記已調到市委任常委工作，但仍關心西城區的發展，專門回來參加會議，並聽取研究工作。我們首先進行發展戰略的研究成果彙報。

應該說關於華遠發展的戰略問題的研討會是華遠未來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明確了發展的方向，打下了理論的基礎，此後的許多年，應該說華遠都是沿著這樣一條主線發展的，並於1993年實現了「三化」目標，至今仍擁有一定的資金資源（如多家銀行的股份）、可以獲取土地的開發公司，以及股份制上市公司。read.99csw.com

朝陽的CBD區域改造戰略也晚于西城許多年，東城的二環西側戰略則更晚，至今尚未全部實現。

1985年春節后，區里在工商管理學院組織了幾百人的戰略研討會，除我們之外還從中央、市裡、學院等分別請了一些專家、學者共同研究西城區的發展問題。

後來胡玫找到了其他的投資人，完成了這部巨作。應該說這部《漢武大帝》拍得很不錯，也賺了很多錢，尤其是陳寶國的表演在當時也引起了轟動，但我並不眼紅，對那些投資賺了錢的人，也許我骨子裡有一種對抗的情緒。

如宣武區到20世紀90年代初才確定了前門大街改造的想法，但因沒有協調好與崇文區的關係而無法實施，打通兩廣路計劃則是在90年代中期才在市裡的推動下實現的。崇文區前門大街的改造更晚于西單地區改造許多年，因而失去了先機。

正當我們為公司成立一年取得重大成績而沉醉時，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初生的幼苗還沒開花結果就夭折了。

正是因為這次西城區的發展戰略研討會，奠定了這樣一個發展戰略的基礎，才有了此後西單北大街東側工程的規劃與改造，有了西單北大街西側「西西工程」的規劃與改造，有了中組部的搬遷與改造，有了今天整個西單北大街880米路段的全新面貌，有了將西單與金融街連成一片即西單向西擴展至西二環的戰略擴張，又有了如今金融街西擴的戰略。

通過關係辦事並不可恨，哪怕是通過父母的關係或權力，但要辦得坦蕩，不是為私、不是為個人謀財富、不是腐敗與貪污，而是讓社會受益。

華遠經過一年多的努力，通過制度的改革和兼并重組，給這些企業注入了活力。當時最簡單的一條就是承包機制和激勵機制，讓多勞多得落實到每一個職工、幹部的頭上，發揮他們的自主能動性，而制度的改變也改變了人的積極性，這些企業除一家被關閉之外，都取得了成倍增長的效益。這樣就解決了退休職工的利益保障問題，也擴大了就業。一年後，區里看到解決了這些麻煩之後，又把這些企業轉回了區里，有的給了街道，成為街道發展經濟和提供財力的支柱產業。

於是我們又開始了新的地方經濟發展的研究工作，從一個局部的項目擴展到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研究。一方面我重新組織了原有的研究班子，從了解和分析西城區的現狀開始，找出區域發展的優勢與劣勢，並提出短、中、長期的發展意見；另一方面我要充分利用現有的攝、錄像設備，用電影紀錄片的方式拍一部電視片，將研究報告的精華用電視片的方式反映出來。

衣錫群是後來上任的區長，沒有參加最初的研討工作，上任后很想了解當時的情況，還為此在幾年之後向我要了當時的錄像帶，專門做了研究。雖然距錄像帶的拍攝已過了多年，但戰略意圖依然明確，因此他和他的後幾任區長都能堅持這一發展戰略，讓西城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為了保證規劃工作的時間與質量，我將規劃院負責該項設計的整套班子都拉到了月壇公園管理處我們包租的一層辦公室中。當時帶隊的是規劃院的副總工芮總，隊員中有如今已經是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單霽翔等人。研究人員在我們的辦公室中切割各種模型，分割各種地塊，安排道路系統，確定建築高度、密度與功能，並根據容積率、客流量計算交通流量等，並安排了城市中心的綠地和地下的交通。如今除了右翼王府異地重建計劃沒有實現、民族大廈未能如願建設之外，西單的現狀就是1985年我組織完成的城市規劃中的預期。

除這些企業之外，華遠採取了「跑馬圈地」的發展方式，一些人能提出一些好的想法（也許是並不現實的想法），就可以掛靠在華遠的大旗之下，獨立經營，上繳高額利潤和管理費。那時華遠迅速從只有七個黨員的小公司發展成有擁十多家下屬企業的總公司，「諸侯割據」的現象開始出現，卻沒有核心業務和拳頭產品，一些上不了規模的小公司都在單打獨鬥，無法形成企業的合力。這種情況ｈｔtｐｓ://ｒｅａｄ.99ｃｓｗ.cｏm有些像瞎貓抓老鼠，碰上誰算誰，碰不上就自生自滅。

我通過母親為農科院安裝啤酒罐而讓小飯館受益，但小飯館並非我的個人財產，也不是我的公司的財產。

1988年，打字室的一個女孩子徐嵐平要去日本留學，跑到我的辦公室借美元，我們倆聊天時，她就跪在地上，雙手伏在我的辦公桌上翻動我的圖紙。我的辦公室主任一進門看到這種情況十分驚訝，她並不知道我和打字室的孩子們曾在一起度過了最初的艱苦創業階段，又有後來的許多聯繫，這群我眼中的孩子，始終把我當成長輩一樣信任。

為了展銷會我通過父母的關係給社會提供了商品，同樣並不是為了個人發財，這些商品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滿足了市場的需要。

只有科學地分析，形成上下一致的共識，確定以地方經濟發展而非以官員短期利益為主的中長期發展戰略，並由多屆政府始終如一地堅持實行，才能顯示出人民群眾的力量和區域發展的優勢。

我是靠父母的關係「走後門」當的兵，雖然不是父母主動出面，卻必須承認確實是父輩老戰友的關係在發揮作用，並且是與個人利益相關的，但那時我當兵是抱著為保家衛國盡義務的一種理念，而非為當官發財謀私。

我通過父母的戰友關係為部隊買過汽車、採購過節日的商品，但要解決的不是個人的當官發財，實際上也沒有因此陞官，而是為部隊建設做貢獻。

這也許就是城市成片規劃改造的先鋒，開創了一條企業買單、城市規劃領先城市建設的新路。市政府批准這個區域的城市規劃之後，開始推廣這種成片規劃的舊城區改造方案，如後來的西單北大街西側的改造、金融街的整體規劃和CBD的成片規劃等。

我們只有幾個人，卻完成了一件放到今天也許許多人都無法相信的製作：幾十盤的錄像帶，最終剪接成了一部45分鐘的精品，既要說清歷史與現狀，又要揭示問題與優劣勢，更要提出建議、展示未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曾給胡玫捐過幾十萬元，拍攝了反映部隊生活的八集電視紀錄片，就算是做公益。當胡玫拍攝《漢武大帝》時，只拍了幾集，原來的投資人就放棄了投資，胡玫找到我讓我投資，我說我可以借給你錢，但我不投資，你先繼續拍片，同時去找別的投資，等找到其他投資時，把錢還給我，通過這種方式解了胡玫的燃眉之急。

當時最重要的投資理念還不是能為華遠賺多少利潤，而是要確保大廈儘快取得融資和進行建設，要優先確保區政府的利益和回遷單位的基本保障。有了大樓，有了商業的經營，繁榮了地區的經濟，政府才能提高稅收和機動財力。

1985年華遠提出了要向資源轉型的戰略。什麼是資源？當時制約企業發展的要素是資源，最主要的要素一是資金資源，二是土地資源。當時的西單地區改造給了華遠土地資源，下一步要爭取更多的土地資源，同時要解決錢的問題，那就要籌建銀行、信託公司或財務公司，於是那時總公司的核心層開始將注意力從開辦多個經營性公司與管理這些經營性公司向建立與擁有資源性公司轉移了，同時從公司的整體發展戰略上提出了要實現「集團化、股份化、國際化」的未來戰略。

1984年底，華遠組織了西單食品大廈的設計方案評審工作，一個現代化的設計方案被市政府批准了，隨後華遠開始組織設計與準備材料。那時還是以計劃為主的建築材料供給時代，鋼材的供給剛剛開始實行部分計劃外的雙軌制，因此要發揮各公司的關係和力量準備鋼材。我也通過農科院訂購了一批鋼材，因型號不符，只好轉讓了，沒想到這卻成為我日後被判刑的一項罪名。

不能不承認，西城區的發展戰略不但優先於各區，並且連續多年不變，堅持不懈，因此取得了巨大的發展，而我在那時所做的發展戰略是十分重要的。

許多人痛恨「官二代」（或「紅二代」）們利用父母的職權「走後門」，我確實也多次利用過父母的關係（主要是母親的關係）辦過許多事情，但九-九-藏-書我可以很坦然地將這些「走後門」的事情寫在書里，恰恰是因為我覺得這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並非像許多人理解的那樣，是為了自己發財、為了簡單的個人受益去跑去要，或形成腐敗與貪污。我不能說這些「走後門」都與個人的利益無關，但確實並非出於斂財的目的。

按照政府的指令，這次的研究我並沒有收費，而這個好的建議被政府確定為明確的發展戰略之後，為西城區的經濟發展做出了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巨大貢獻。

遺憾的是我的工作太多，無法保證上課時間，更慘的則是，一次去學校的路上，我的雅馬哈50摩托車撞上了一位推著自行車的中年婦女。那是在海軍總醫院門前的紅綠燈前，紅燈時，一輛公共汽車停在最外道，而我停在了第二道，綠燈亮了，公共汽車還沒啟動，著急上課的我一擰油門就沖了出去，沒想到從我視線盲區、公共汽車的前面推出了一輛自行車，我正好撞到了自行車的前輪上。這位推車的中年婦女想橫穿馬路，但走到半路時燈變了（那時沒有黃燈的間隔，紅燈后立即變綠燈），公交車駕駛室位置高，能看到她，但我在公交車的側後方，看不到有人推車過來，等發現時已經撞上了，於是兩個人都翻身倒在了地上。

干這事的正是卓柳江的老公閻陽生。我將區里的調查資料、區情況的分析報告等交給閻陽生，由閻編寫了電視片攝製的劇本，並從北京電視台找來了謝芳導演和攝影師，開始了製作工作。同時調來一個原來在照像館工作的美工，製作各種圖表、標板，豐富電視片的表現形式（那時的計算機功能少，還不能像現在這樣製作視頻，連四通的打字機都還沒有誕生）。

西城區沒有什麼工業，除了街道的小廠之外，不可能靠工業發展西城的經濟，且最大的財政收入來源於商業的經營，財政收入的下降與地震之後西單地區商業活動的減少有著最直接密切的關係。借已經開始的西單舊商業街區的改造之勢，將整個西單地區進行改造，變成北京市最大的商業中心區，是完全可能的，也可以帶動整個西城區的繁榮。

其他幾個城區恰恰因為沒有在當時確定這樣一種全區上下認識一致的發展戰略，才出現了這任政府和下任政府在發展地域、方向和實施方法上的差距，長時間靠零敲碎打的城市改造摸索經驗，直到西城區推行一致的經濟發展戰略初見成效，才引起重視。

胡玫很感謝我的幫助，因此堅持將我的名字放在字幕中製片人的位置，如今大家看到的《漢武大帝》結尾字幕中有我的名字，但我並不是投資者，也不是製片人。

1983年成立這個計劃外全民所有制的企業時，區里的領導也並不明確公司的定位和發展戰略，只知道要從舊的體制中尋找一個突破口，用新的市場化經營方式探索改革之路，既要解決區域經濟的發展問題，又要用公司行為為政府的公共利益提供支持（包括方法、資金和管理上的支持），既要讓政府想實現的經濟意圖有法可依，又要有人去干、有錢去干，華遠就充當了這樣一個角色。人從哪來？錢從哪來？要靠華遠自己去解決。華遠絕不是僅僅為了自身的發展而只圖賺錢的企業，華遠要成為區域發展的推動力，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的領頭羊。

隨後我們又簡單地進行了文字報告的發言，解釋了背後的原因和我們的思考，並將「繁榮西單，發展西城」八個大字作為最後的總結。

早期我所做出的任何努力與創新都被事後的情況證實，中國人並不缺少智慧和創造性，缺少的是制度開放的自由，缺少的是市場的機制，只有自由的市場機制才能真正激發整個社會中企業與個人的思想開放和創造力。當時華遠之所以能有所突破，得益於政策的開放、允許試驗，也得益於我們這樣一群年輕人沒有受傳統的計劃經濟的框框束縛，敢於和勇於進行各種探索，因此有了創新，有了對整個社會的推動。

為了表現某些特殊的變化與改革的預期，我們還讓自己的員工、員工的家屬和孩子當演員，用生活化的表現形式生動地反映社會的變化，用實htｔps://ｒeａｄ•９９csｗ•ｃｏm景拍攝，同時也動用了北京電視台一些原有的資料帶，組合成了一部《機遇與挑戰》的彙報片。因為時間限制，我們要不斷地壓縮、編輯與剪接，使用的設備都是我們的商品，錄音、剪接也都是我們自己操作的，我也成了熟練的編輯、剪接的能手。

區政府在戰略研究會上確定了西城區「繁榮西單，發展西城」的基本戰略之後，就展開了強大的攻勢。

5月7日，在月壇公園的天香院（華遠公司總部的第三個辦公地點）召開了由馬凱副區長主持的大會，總結了這次自查和外查的情況。我的人才公司購買鋼材的情況屬於超出營業執照批准的經營範圍。其實在華遠公司的營業執照所批准的範圍中，有經營計劃外鋼材產品這一專項，本來為大廈購買鋼材的事宜是由華遠公司辦理的，但後來因鋼材型號問題要處理轉讓，而由人才公司直接轉賬處理少了這道手續，卻增加了許多的麻煩。

等送走了這位中年婦女，我才發現自己的腿堅持不住了，一照片子，原來是骨折，只好在醫院打了石膏。之前我並沒有想到會骨折，還來來回回地走了不少路，也許是因為精神緊張，注意力都集中在被撞的中年婦女身上，等她走了，我松下了心，才發現原來自己摔得比被撞的人更重，也許是摩托車倒地時砸在了小腿骨上的原因，只好打電話求援。

為了讓首都人民的節日過得豐富多彩，我又拿著區政府的介紹信去找了媽媽，也找了一商局的黃洪年叔叔，並通過他們的特批，爭取到了一些節日的供應商品和自行車、彩電等緊缺商品。雖然無法滿足整個市場的需求，卻為這次春季展銷會增添了許多亮點，確實起到了吸引群眾參与的作用。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總公司同時開始了管理幹部的培訓，有組織地安排大批人員去工商管理學院參加培訓，培訓這一優良的傳統從那時開始一直延續至今。人才是企業發展的重要要素之一，那時還無法靠社會招聘的方式徵集人才，必須靠內部培訓的方式提高現有人才的素質，使現有的人員從人力變成真正的人才。

1984年底，公司投資拍攝了電視劇，用了些商業化的辦法。拍攝電視劇我大約也算得上是創始人之一了，那時還沒有類似於華誼兄弟、紫禁城這種專業的製作公司，除了電影廠之外，沒有演員的團隊和導演的團隊。張小冬和陳國星（方舒的前夫）向我提出了投資拍攝電視劇的想法，拍好的電視劇可以賣給電視台或賣錄像帶。

1985年春節，市政府決定在北京展覽館舉辦春季展銷會，以增加節日生活的氣氛，這個任務交給了西城區政府，又由區政府轉交給華遠公司（國有企業重要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就是為政府分擔社會公益任務）。從組織商家參展，到組織貨源自展，都是一件新事情，而要吸引更多的群眾參加這項展會，最重要的莫過於在短缺經濟的時代能否提供緊俏的物資。

此後的連續四五屆政府都始終堅持這一發展戰略不動搖，也從這一發展戰略中取得了巨大的收益和成效，既改變了城市的面貌，又增強了區域財政的實力，讓西城區從此進入了北京市財政稅收的前列，連續十數年獲得人均財政收入第一名。

當時區政府負責組織戰略研討會工作的是政府辦公室副主任胡紀平（後來調到華遠當書記），她非常想提前知道研究報告的內容和電視片的內容，但被我們拒絕了，理由是獨立機構的研究報告最好不要受政府的干擾和影響，否則就失去了獨立性。她很擔心我們的報告會讓政府的官員們不滿意，領導會連帶批評她。

斷腿並沒有影響公司的工作，但我開始將精力放到合資建樓的談判中，我們將最初的可研報告改製成招商資料，開始通過各種關係與一些大公司、大企業聯繫，希望通過合作的方式，由我們出地，對方出資，然後按面積分成。我負責從我方應得的面積中安排回遷事宜，或共同承擔回遷面積，在剩餘面積的分配中我方與對方按「我小你大」的比例分配，以確保區政府應得的利益和投資方的利益。

那時華遠的內部政策，基本上是有好的經營思想和ｈttｐｓ://reａｄ•99ｃｓw.coｍ相對成熟的管理團隊都給予辦理執照、登記註冊的支持，但通常沒有資金的支持，要靠自己去找錢、找合作、找投資、找場地，並要服從管理、上繳管理費或利潤。如果幹不好就自生自滅，總公司不救也不安排。改革之初，這確實給了許多人成功的機會，讓他們不管成功或失敗至少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試上一把，但多數都以失敗告終了。

俗話說「傷筋動骨一百天」，但我兩次骨折都沒能享受這一百天：插隊時胳膊摔斷了，休養了八十多天，已經很不錯了；而這次只在家裡休息了三天，就架著雙拐上班了，公司還有許多事情要處理。

大量的數據、論證明確了未來幾年區域發展的路徑，最後經過外部專家與區政府的研討與交流形成了共識，區政府決定將「繁榮西單，發展西城」作為一項中長期的重要的發展戰略強力推進和實施。

一是加速了西單商品商場的拆遷工作，但同時遇到了新問題。市裡財政支出困難，決定取消文件中確定的兩千多萬元財政投資，但批准由華遠自行籌措資金，在保證回遷商戶的使用面積的情況下，允許用一部分面積換取投資。於是戴小明決定由我來替換原有的人員，兼任總公司建設部經理（那時華遠公司已從華遠經濟建設開發公司升級為北京華遠經濟建設開發總公司了），並負責洽談投資與合作事宜。

1985年初，開始了企業的診斷活動，企業要清查自身發展，分析存在的問題，以取得更大的進步。我的研究團隊成了企業診斷的諮詢方，用外部第三方的檢查判斷企業發展的優劣成了當時的一股流行風，我們的這種做法登上了《北京日報》，成為典型案例。華遠也邀請了區政府的各管理部門參与公司的自查、外查和診斷。

區委負責該項工作的是當時的組織部部長李三友，他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我也給予了同樣的回答。李三友部長不放心，就另行委託了一些人出了一份簡單的報告，以避免發生領導意見一邊倒或出現較大的偏差。

於是陳國星任導演，拉了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幫製片人、攝影等，又拉了一幫演員，開始拍攝了。拍了兩集的電視劇，叫《同謀》。那時兩集的電視劇投資費用只有五萬元人民幣，原想著也許會發個大財，但最後只有四個電視台買了這兩集電視劇，只有幾千元的收入，還被劇組「貪污」了，沒回到公司的賬上。我摔斷腿時正是電視劇殺青的時候，而我看到這部電視劇在電視里播放時則是在市局的看守所一監旁邊的K字樓里（據說K字樓是日本佔領北平時期建設的監獄，因樓的形狀像英文字母K而得名），頗具有諷刺意義。尤其是字幕上打出我的名字時連管教的警察都吃了一驚，私下裡問我：「這個真的是你拍的嗎？」當時我回答「是」之後，管教也對我另眼相看了，此後對我的態度也好多了。

撞車的地方正好在閻陽生的小家旁邊。剛開始閻陽生一直住在辦公室，他的父親調回北京后才住到父母家，後來單位分給他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我們又幫他在院里搭了間兩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他們夫妻就搬到了這個所謂的「自己的窩」里來了。三十五六歲的人總希望有個自己說了算的天地，哪怕再小，也是自己的地盤，在當時一家三口住在這種平房的人非常多，還有許多人連這種房子也分不到。

我們給每位參會者提供了一份文字研究報告，會議也同樣將李三友單獨做的報告下發了。會議首先播放的是我們的電視片《機遇與挑戰》，一開場就引起了重大的轟動，不但區里的領導們沒想到我們會採用這種彙報方式，連外請的那些專家們、領導們也都驚呆了，感覺就像看電影一樣。電視片從區情開始列舉了西城區行政區劃內的人口、地理、經濟、現狀，暴露了城市發展中的問題，進行了城市、區域間的比較，從改革的思路、理念上提出了新的看法，並提出和列舉了發展的戰略與未來的預期。片子放映時的驚訝之情在放完之後變成了全場的掌聲，也給寒冷的冬天帶來了一絲的暖意，長時間的掌聲不但讓我們鬆了一口氣，也讓胡主任緊張的心落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