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期並不像現在有大量的現代化購物場所，更沒有綜合體式的大型超市和百貨商場，也沒有綜合性的集吃、購、玩於一體的場所，我們在這群建築中安排了多種商品類經營，有多個風味餐廳，大型的檯球廳、保齡球廳，還有美容、美髮廳，各種名牌精品店，張大中的「大中電器」就在這裏起家，西苑飯店的風味餐廳也在這裏落戶，各種小商品在這裏雲集，並散發到全國各地，這裏成了北京休閑、購物的重要場所。

當中央發布「停緩建」的文件時，正是華南大廈要打樁挖土的階段，施工單位已經進場開始進行施工前平整場地的準備了，但一紙命令讓項目停工了。

最大的問題來自經濟的宏觀調控。1988年的投資高漲和價格闖關，引發了全國性的通貨膨脹，並引發了社會的不滿，於是政府決定用指令性計劃的手段「停、緩建所有的樓堂館所」，全國大規模的停工活動開始了。

由於我的入獄，西單地區的改造規劃中斷了，但原有的規劃設計合同仍然有效，出獄后我找到了市規劃院，重新完善了整個西單地區東側的改造方案，並開始分步實施。

當人們回憶過去時總會顯得比較輕鬆，當時的歲月磨難卻是心中無法忘懷的。

結賬時戴小明發現多出了一筆額外的消費，問我是否動了洋酒，這時我這個土包子才知道那些洋酒是要單獨付費的。也許是看在我成功地從合資公司要到了400萬美元的大市政費用的分上，戴小明並沒有讓我掏腰包。回來后我將剩下的洋酒擺在書櫃里，要永遠記住這次「無知」的「恥辱」！

80年代末期的通脹其實不完全在於投資過熱，還在於價格闖關的疊加作用。

當時西單的大市政工程已經全線開工，市政工程的費用本應由華威大廈、民族大廈和華南大廈三家共同分擔，但民委因大廈的建設資金未落實而一分未付，華南大廈又因「停緩建」的文件而停工，廣州、上海方面同時發來函告，要按照中央的指示，停止建設和停止支付各種款項，這就給正在進行的西單大市政工程的現金流帶來了極度的困難。

放開價格的改革是想用價格槓桿的作用擴大市場的生產能力，從而讓短缺物資的產品供給增長，以保證市場的充分https://read.99csw.com供給，再讓價格在競爭中和供需相對平衡中回落，但市場在短缺供給的飢餓症中並未能在短期之內迅速增加有效的供給，尤其是無法彌補歷史欠賬中的短缺，因此價格在短期內上揚而形成通脹。

當時進入市場幹了個體戶的經營者，大多是政府、社會無法安排就業，而自己擁有私有房屋的，多數是有過社會不良行為，有過犯罪記錄，或來自「文革」中被打倒、被歧視的家庭，他們無路謀生，不得不自己努力。當多數人還在依賴政府、單位時，這些人中的少數人則成了第一批進入市場中的吃螃蟹者。最初時他們就像黑社會中的老大，但後來我們也成了朋友，原因正在於他們也從拆遷中獲得了應得的收益。

拆遷的工作並非一帆風順，一般的居民可以用蓋好的新房改善其居住條件（當時都是實物拆遷，以房換房，而非先現金補償再由居民去買房，那時也有「寧要西單一張床，不要外邊一間房」的說法，但現在看，那時的三環如今早就變成城市中心區了），但保衛中南海的四團無法外遷，還有延安保育院的院長帥孟奇大姐，曾在「文革」時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黃以俊將軍和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的李鍾奇少將，我們既不可能讓他們成為釘子戶，也無法讓他們留在當地，這就不得不以異地改造的方式解決。

今天，許多媒體與開發商在評論2003年之後的各種宏觀調控措施，特別是行政限制性措施時，總願意用「史上最嚴厲」來形容，卻並不知道最嚴厲的政策是非市場化的指令性，不問什麼原因和理由，也不管企業面臨什麼樣的困境與風險，只要一聲令下，就必須無條件地服從，至於如何彌補各種損失那就是企業自己的事。

已調到市委工作的陳元同志仍然關心著西城區的建設與改造工作，整體方案確定之後，陳元同志聯繫了上海市的市委書記江澤民和廣州市的市長朱森林（後任廣東省省長），建議共同合作，在北京為上海市與廣州市建立一個集約型經營辦公場所，三方政府簽署了合作合同。北京市由華遠地產公司作為代表，上海市由錦江集團和上投公司作為代表，廣州市由廣東國際信託read.99csw.com投資公司（簡稱廣國投）、南方大廈、廣州大廈和粵海公司四家為代表，共同出資建設華南大廈，並委託華遠地產代為拆遷和建設。

就像過去一個人只能買一雙鞋，大多穿破了還要補上幾回才能換一雙鞋，而改革開放之後，一個人大約要買兩三雙鞋，有穿的、有換的、有適用不同場合的，但那時的生產只能滿足每人一到兩雙鞋的供給，當每個人都要買三雙及以上鞋時就出現了價格的上漲，其他的商品也面臨類似的問題。

民族大廈由國家民委負責投資建設，並參加西單地區改造中的統一市政建設，並由國家民委與市政府以紅頭文件的方式下發了會議紀要。

像華南大廈這種正在進行施工準備的項目，停下來還算是好的，許多項目已經完成了基礎建設，或正在結構施工之中，也都要說停就停下來，最多允許施工到一個能保證安全的部位。如四川大廈的項目已經出了地面，只被批准建設到地面四層的裙房部分，除了考慮施工的安全因素之外，全國所有的類似項目幾乎都「一刀切」地停工了。

於是區政府同意在未來的規劃綠地中將原有的西單體育場拆除，在原地建設兩層樓的臨時「勸業場」，將必須保留的商業單位和機構搬進臨時商場過渡，而居民則全部外遷到其他的地區進行安置。

目前的社會對城市建設中的拆遷有許多非議，其實絕大多數的城市拆遷都有嚴格的法律程序和合理的補償條件，絕大多數家庭的生活條件都在拆遷中得到了改善與提高，釘子戶通常極少，尤其是在實物分配的時代更是如此。而當今最沒有嚴格的法律約束的是農村集體土地上的徵用與拆遷活動，產權不清、集體利益的分配、宅基地的分配等問題造成補償安置通常不直接到戶，而是通過集體轉移，因此增加了大量的社會矛盾。

難處理的一般是軍產、傳統私有住房和個體經營戶。軍產在法律上沒有明確的界定範圍，只能參照相關法律協商解決，而絕大多數軍產需要異地安置，保證其土地權屬不變，這無疑會大大增加城市改造的成本。大面積的央產（部委產）大多也會參照軍產執行，但雜亂和零星的部分則按居民住房處理。「文革」時大多數的原傳統私有住房被九_九_藏_書沒收、徵用了。有些家庭還保留了彭真擔任市長時下發的產權證書，但多數使用權已被擠占和改變，大規模的退還還沒開始，因此有許多爭議，通常以產權換產權，使用人另行安置，讓私有產權人可以收回產權，也是一種改善。

剛聽到「停緩建」的命令時，我試圖利用各種關係向國家計委專審辦公室申請列入非停緩的項目；當得知項目必須無條件停工時，我懇求上海、廣州方面能繼續撥款以完成前期市政工程；當上海、廣州方面拒絕撥款時，我乞求銀行能給予貸款支持，但被拒絕了。當一系列求助於外部的努力都失敗之後，我不得不打消一切依賴於他人的念頭，獨立思考如何自救，我不得不獨自承擔失敗的風險，盡自己最大努力去拼搏。

實施這些改造項目需要大量的改擴拆遷工作，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要擴寬西單北大街還要完善市政基礎設施，大型的改造項目需要各級政府的支持。

「拆遷，拆遷，一步登天」。在住房實物分配的時代，大多數家庭根本沒有能力和條件改善住房，只能服從單位或房管部門的分配，因此拆遷是額外獲得住房改善的重要路徑。住房實物分配幾乎與單位分配相似，卻又能擺脫單位對住房的控制與約束，雖然居住的距離遠了一些，但條件大大改善了。那時大多不是私有產權，即使是單位分房，個人也無能力選擇地點，因此絕大多數家庭在拆遷中都獲得了「一步登天」的改善。

面對如此嚴厲的命令，不僅是我們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全國所有的停工項目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誰能最先從困境中找到渡過危機的出路呢？

藉著合資公司在珠海召開董事會，我帶著律師正式向合資公司提出了支付400萬美元大市政費用的要求和各種預算，終於籌到了啟動西單地區改造的資金。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這是歷史上第七次指令性停緩建調控。計劃經濟時代，大多數樓堂館所並非商業性開發，而是以基本建設立項納入計劃的一種投資行為。每當投資進入高潮時，自然就引發通脹。在商品與物資短缺的時代，多數建材如鋼材、水泥、玻璃、瀝青等都是按計劃供給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開始有了計劃外產品的供給，但價格上實行雙九_九_藏_書軌制，當投資猛增時，價格就出現暴漲，也就引發了所有物資的供應緊張和普遍的價格上漲。歷史上每當出現這種通脹時，最簡單和直接的方式就是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強制命令許多正在建設的項目停工、緩建，讓發展速度慢下來。

那是我第一次住進五星級的涉外賓館，每個房間都有許多小瓶裝的洋酒，我以為都是贈送的，不但品嘗了幾瓶，臨走時還將剩下的所有小瓶洋酒都打包帶回家。

我再次動用了農科院的施工隊，用加班加點的突擊方式建設了「西單勸業場」，並將西單的各種市政路由長安街穿橫二條，引入了西單北大街。

說實話，當我試圖辦個「百花市場」時並沒有成熟的經營經驗，最初的市場中，個體戶們經常發生買賣商品的糾紛，多次發生動刀動棍的打鬥，流血事件時有出現，一段時間之後，經營才逐步走上了正軌。等到有了穩定的經營收入時，我才從銀行換取了信任，爭取到了貸款。那時我走過的每一步都是在創新的路上探索，都是在做著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每一次的嘗試都要承擔經濟上的與心理上的巨大壓力，也都是在拿自己的未來在賭博。任何一個決策，不管事前有多少的討論、研究，沒有一個決策是有先例並有誰敢打包票說一定能成功的。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戰，往往就在於決策者的決心，而成功也常常就藏在這種拚死的努力之中。人生沒有退路時，會迫使人們不得不選擇前進，我無法知道前進的路上有多兇險，但我知道只有前進才可能有生存和成功的機會，這也就成為了唯一的選擇。

除了已與挪威合資的華威大廈之外，沿西單北大街的東側，經與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簡稱民委）協商，準備將中央民族學院附屬中學（今中央民族大學附屬中學）遷走，在原地建設一棟民族大廈，並將原右翼王府整體遷移至異地保留（最終這項工作未進行）。同時在小石虎衚衕以南建設一棟華南大廈，在西單十字路口東北保留西單文化廣場的綠地，在橫二條西側建設另外一棟商業大廈，將西單北大街東側的居民全部遷移，將整個地區改造成一個集中的商業中心區，同時將在堂子衚衕建設煤氣站和11萬伏的變電站。如今這些規劃已經全部實現了。

隨著ｒeaｄ.9９csｗ•ｃｏｍ大市政工程的改造，道路擴寬了，我們又通過申請，在管線走廊上面沿街建設了一長串臨時的二層鋪面，將西單的商業人流與大型商場連成一片，民族大廈位置上的中學搬遷了，但大廈的建設沒有資金支持，右翼王府已改造成了小商品市場。整個西單這一片在恢復基本建設之前，通過這種市場化的改造，又從一片廢墟的拆遷現場變成了繁華的商業中心，直到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西單地區的改造才重新開始恢復。

我又翻閱了華威大廈所有的合資文件，發現合同中規定，與挪威的合資公司應支持西單地區統一改造的市政費用，但並未支付。

而在這些城市建設過程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體會。

華遠及時修改了戰略，我在原準備建設華南大廈的工地上迅速申請了修建臨時建築的方案和指標，用快速拼裝的輕體鋼結構板房搭起了上萬平方米的集貿式商場「百花市場」，用出租商鋪的經營方式，通過市場的經營和出租，既讓雜亂的施工場地變成了城市的一道景觀，又換取了現金流，增加了地方的財政稅收，活躍了地區經濟。這一模式受到了建設部的重視，當停緩建給所有的地方都帶來了巨大的善後處理壓力時，矛盾開始向建設部集中，我們的「百花市場」則在停緩建中闖出了一條新路，於是各地的市長們、建委主任們、商委主任們紛紛跑到這裏來參觀學習，並召開了多次現場會，這也成了一條彌補損失的先進經驗。

從北京到全國各地，這種半截子的工地都建起了臨時建築的市場，一方面改善了市容市貌，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場地，回收了部分的資金。

也許在最初拆遷時許多人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但城市的發展會改變他們的生存條件，他們也是城市發展的建設者。

當時西單北大街兩側沿街的街面上布滿了各種各樣的商鋪，也有許多的個體戶門臉和餐廳，還有歷史悠久的第一理髮店。其中的一些商業單位（如新華書店等）我們準備將其回遷到未來建設的華南大廈和民族大廈中，但建設周期中有合理的周轉問題，當時除了經濟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一個考慮因素是職工的就業安置問題，也包括不可能離開這個地區的治安派出所等，這就要就近安排臨時的過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