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挽救合資公司的危機，華遠通過區政府協調，將三層商業樓面還貸前的無償使用權轉給了合資公司，那麼中方與外方在合資公司各佔50%的股權，也同樣應改變原有不平等的分配關係，改為了50%對50%的分配比例，雙方重新修改了合資合同，並向國家外經貿委申報，並得到了批准。

我堅信，房地產開發將是未來中國發展的重要路徑與手段，我要努力將「死緩」的判決變成再生的動力，要想盡一切辦法生存下去。

清理整頓的工作開始了，應該慶幸我們曾做出的一系列強制性規定，它讓幾乎所有華遠的人都得到保護，沒有人捲入進去成為政治的犧牲品，我也用最短的時間恢復了正常的工作。我給員工的承諾是，儘管我們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困難，但如果別的人能吃上一個窩頭而活下去，我就一定能讓員工吃上兩個窩頭或饅頭，只要我們共同努力，就一定會渡過難關，取得勝利。

如今，不管是在世界合作的經濟組織之中，還是在聯合國的各種組織中，包括世界各種體育、科技組織中，都不再是以主義來劃分陣營和判斷對錯，而是就事論事、認真分析、友好協商佔據了主導地位，遺憾的是，在中國，這種以情代思、以線划對錯的「凡是」並沒有結束。

華遠面臨的第二個更嚴重的問題是：按照貸款銀團的規定，建設資金的使用有明確的嚴格的規定，即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完成計劃中規定的工程進度，並領取和支付相應的貸款，按規定的時間開業和經營，並按規定的還貸期限支付貸款利息和本金，所有的每一步期限是確定的，貸、還款的數額與期限也是確定的。但當「政治」事件發生之後，首先是施工總承包提出了要按不可抗力因素拖延工期，並不支付違約擔保，那麼我們就不可能按期經營並按期還款了。

其實早在1987、1988年，戴小明已經開始在北京之外尋找更多的生存機會了。

1988年、1989年的一連串危機，可以說是雪上加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通過集體的智慧和勇敢積極的應對，我們終於化險為夷了。每一次危機來臨時，總有一些人退卻；每一次問題加重時，總有些人會絕望，但是要敢於正視和面對。只有充分地利用可以尋找到的機會，只有一步步扎紮實實地解決問題而不存在任何僥倖心理，才能戰勝一個又一個的困難，距離目標更近；只有將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累積起來，才能攀登到山頂，實現我的夢想。

正是因為嚴格地按期還貸和提前還貸，讓雙方有了充分的理解與信任，2001年我們還清了所有的銀團貸款。

這是194rｅａｄ.99csｗ.cｏm9年以來，中國政府和中國企業在所有涉外貸款中第一起要求提前還款的案件，也是第一起要求中國銀行承兌擔保函的事件，這件事無論是對國家的信譽、中國銀行的信譽還是合資公司的信譽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當然也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重視。尤其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時期，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對外政策面臨重大考驗，並受到眾多批評，如果真的出現國際貸款銀團要求提前還款並兌付中國銀行保函的事件，會在國際上產生重大的不良影響，這就不僅僅是一家企業的事情了，就變成了一件涉及國家改革開放進程的大事。

由風波引發的另外一場危機，則是華威大廈合資股東的變更。挪威的合資夥伴對中國的政治與改革失去了信心，沒有堅持到大廈的開業就將全部股權轉讓給了德國的一家企業，從中國脫身了。這家德國的企業看到了中國商業發展的前景，提出將原來大廈設計的四至八層的辦公樓改造成商場，並從德國帶來了最先進的牆體切割設備，硬是在已經建好的鋼筋混凝土樓板上切開了可供自動扶梯上下的樓梯口，將自動扶梯從一層一直通到了八層（原來只到三層）。

僅僅這一個合資的項目，就因西單地區的改造和政治事件的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故事。這既是華遠的第一個西單改造項目工程，從而帶動和引發了整個西單一條街或說西單地區整體的改造與變化。也是華遠第一個國際合資的項目，第一個國際銀團貸款的項目，從而帶動了華遠此後的多項國際合作，以及跨境的上市活動。這些國內、國際事件的發生，也讓我積累了大量有關國際交往的知識與經驗，學會了如何與國內的政府合作，如何突破現有體制的約束；如何處理各種危機；如何處理各種不同的股東合作關係；如何利用金融的槓桿作用；如何進行商業綜合體的建設與經營；如何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戰略、戰術，以適應市場的要求，實現目標利益的最大化；如何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和銀行的優勢，過渡和搭橋，為解決危機而換取時間，並用時間換取操作的空間。最終完成本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實現最終想實現的目標。

通過區政府的協調，政府用紅頭文件的方式首先化解了合資公司與總承包方的矛盾，雙方各退一步：一、肯定了中國不存在不可抗力的政治問題，承包方應對合同違約延期承擔責任；二、同時承認特殊情況給按期完成工程造成了麻煩，事出有因，最後決定承包方支付300萬美元的擔保費用，並應按所約定的工期完成全部工程。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九_九_藏_書，雙方雖然都不夠滿意，但都選擇了接受，畢竟如果拖延下去，雙方的損失都可能會更為嚴重，這種處理也有利於針對性地解決後續貸款銀團的貸款重組問題。

在中外合資時，雖然華遠與挪威方各占華威大廈50%的股權，由中方負責出土地並支付合資期間的全部土地租用費用（土地使用費），但由於中方需要將大廈的一至三層還建給原區里的被拆遷單位（這是合資的前提條件），因此雖然雙方各持50%的股權，但收益的利潤分紅按中方35%，外方65%的比例分配，而且還建部分不計入合資公司，合資公司要用扣除還建中方的面積之後的剩餘面積進行經營，並償還貸款本息，而貸款銀團正是根據這些剩餘面積的經營能力測算，認為延期經營會無法償還貸款本息的。

這份聯合總承包中，香港瑞安公司是提供了巨額擔保的，他們出具了500萬美元的擔保函，如果不能按期竣工，我方有權扣押和兌現這500萬美元的擔保函，如果「政治」事件變成不可抗力的理由成立，則我方就不能要求承包方履約並按時竣工，並且我方也無權扣押和兌付對方的保函，於是「政治」事件是否被認定為不可抗力事件就成了關鍵，而又由誰來認定這種政治事件的性質是否算是不可抗力事件呢！

而針對貸款銀團提出的延期經營必然帶來無法按期還款的問題，市、區兩級政府也採取了一些措施，張百發、吳儀、張建民三位副市長聯合召開了多次辦公會以協調各方，並做出了一些利益調整的規定。

同時公司還面臨著另外一方面的壓力，這個壓力來自國際貸款銀團。

前進的道路並非是一帆風順的。1988年的「停緩建」命令之後，緊接著是全國房地產開發公司的情況整頓，這也是配合壓縮投資高漲、防止過熱的重要措施。

我當時更多思考的還是如何解決我面臨的各種難題。

毫無疑問，中國的官方政府不會承認這是一件屬於不可抗力的政治事件，沒有官方的文件，中國的法院與仲裁委員會也都無法裁定這種政治事件是否算是不可抗力事件，或者說也不可能承認這是合同履約中的不可抗力的理由。官方不承認，這不僅是政治立場的問題，也是對世界的一種表態，官方只能堅持這是西方勢力在中國的一次陰謀，而中國政府粉碎了這個陰謀，並很快地恢復和穩定了正常的生活、社會、經濟秩序（至少這次事件沒有在中國的經濟上造成太多的直接損失），法院與仲裁機構當然不會超越這條政治的紅線，當然也不願意以一個案例來引發更多的合同糾紛案件。

終於在凌晨4點鐘左右ｒｅad.99cｓw.ｃｏｍ，各方就合同文本條件達成了一致，開始列印裝訂文件，各種文件最終摞在一起有一米多高，都是中英文雙語文本，僅簽字、蓋章就用了兩個多小時。凌晨，我們非常抱歉地將中國銀行北京分行的牛忠光行長從熟睡中叫醒，並拉到談判桌上來簽署各種文件，直到早上8點多鍾才最終完成全部重組貸款文件的簽署，所有的人都終於鬆了一口氣。

合資公司作為甲方當然也會堅持這不是一個執行合同中的不可抗力因素，仍然要求合同的承包方必須履行合同，按期交付使用，如果不能按期交付，則要扣押和兌付保函，由承包方承擔給合資公司造成的損失，這樣至少可以減少合資公司因推遲經營而產生的經濟損失和貸款利息支付。

這個過程中間工程在繼續加緊進行，公司靠施工方的履約擔保罰款的300萬美元和從中國銀行北京分行取得的400萬美元的臨時貸款支撐了工程的建設。

那天，當代表貸款銀團的代理行代表到京時，擔任華威大廈總經理的王漢光告訴我說，只給他辦理了24小時的入境簽證。從其10點多到京后就開始緊張的談判，許多問題的細節上雙方仍有許多爭議，律師、擔保銀行、合資公司、翻譯都在各種大會、小會中拖得筋疲力盡。到晚上12點時雙方仍未達成協議，這個猶太人卻無法離開中國了。我再次與王漢光、中行擔保行的蔣月萍共同商量，堅持必須簽署完重組貸款合同之後才去為其辦理延期簽證，讓其離境。

這次重組貸款合同簽署之後，貸款的額度增加了，但執行合同並沒有再出現問題。尤其是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之後，市場經營情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合資公司在王漢光總經理的管理之下（我雖是合資公司董事長，但從未管理過具體的事務）不但實現了經營的目標，反倒是真正地實現了提前還貸。1998年出現亞洲金融危機時，貸款銀團出乎意料地向我們提出，如果有需要，銀團可以再提供新的貸款。

簽訂重組貸款協議時，說實話我們心裏並沒有充分的把握，也做出了一些再退讓條件的準備，但希望能爭取到最好的條件。

其一是華威大廈總承包的乙方香港瑞安建築集團和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合體，以「政治」事件為不可抗力的理由，要求華威大廈的總施工期向後推延，原定於1990年初全部竣工，要拖延至一年之後竣工。這些理由中也包括因學生們將運送玻璃幕牆的集裝箱推倒當路障而造成大量的損失，不得不重新加工訂貨，從境外完成訂貨加工和生產運輸，則需要大量的時間，竣工的時間無疑要大大地延後了。

這就有些像今天九*九*藏*書從媒體、網路中看到的事，人們幾乎可以一邊倒地認為被強制拆遷的居民，就一定是正確的，僅僅因為有一些強制拆遷行為是違法的、惡劣的，是強制侵犯了私人的財產權利的，由此導致人們對強制拆遷的痛恨，因此大家也就不去分析真正的事實和判斷真正的是非了。其實在媒體與網路中也可以看到，在現實中普遍存在類似情況，那就是有許許多多的「天價」釘子戶，這些「天價」釘子戶滯留的原因並非是出於對私有產權的保護（有些甚至是租用的公房），也並非是提出了合理的要求而得不到滿足，許多強制性拆遷是經過了法院的合理判決的。也許有些人認為開發商都是壞人，因此認為強制拆遷都是開發商乾的，也就都是壞事，因而支持被拆遷戶。其實大多數的強制拆遷都不是開發用地，也不是開發商的行為，如網路上有名的錢雲會案件，根本就與開發商無關，而是電廠的建設用地。

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也大胆地做了一件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事情：我們抓住貸款銀團未事先通知擔保銀行而要求貸款方提前還貸這一漏洞，同時在香港和斯德哥爾摩的兩個法庭起訴貸款銀團，我們這一起訴，對方就必須中止提前還款和兌付擔保函的執行，等待法庭的判決，這就為我們解決相關問題爭取了時間。

華遠在廣州設了辦事處，在深圳購置了物業，在海南設立了與中國金融學院、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分行合作的華銀國際信託公司、海南環島旅遊公司，以及租用軍方的蜈支洲島進行開發。華遠總公司將由北京為支點向全國發展。

這種大型改造當然要有精確的設計計算，要確保大樓的整體性與結構的完整性，更要有重新的加固計算，保證抗震的強度和安全。遺憾的是德國人也沒有等到收穫的季節，在開業不久后又將合同中50%的股權轉讓了。這次接盤的股東，恰恰是總承包的施工方之一的香港瑞安集團的羅康瑞先生。正因為他對大廈充分了解，也因最後施工中的結算和被扣罰的300萬美元保證金，為此他成為了大廈的股東，有些事反而更容易解決了，通過減免稅費的政策，也減少了其在承包施工工程中的損失。

恰恰因為歷史上我們曾努力地學習「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這種不論事實真相，而以情緒的好惡為標準劃線的判斷、思維方式至今仍佔據主導地位，因此在許多問題的討論中就會出現非甲即乙、非此即彼的爭論。當今世界早已不是以主義劃線的時代了，不同陣營中的人們都在試圖尋找利益衝突或主義衝突中的共識。

完成了這些境內的協調工作之後，hｔｔpｓ://ｒｅaｄ•9９ｃsｗ•ｃｏm我們也有了要求貸款銀團重組貸款合同的條件和資本，合資公司增加了出租物業的面積，增強了收入與還貸能力，也讓貸款銀團看到了希望和保證，當然也不願意打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了。

為此區政府決定，為增加合資公司的還貸能力，滿足貸款銀團的要求，將本應還建給區政府的面積中的第三層，在償還銀團貸款階段，由合資公司無償經營使用，以增加合資企業的收入，增加還貸的能力。在償還完銀團貸款后，再將大廈的第三層還給中方的還建單位，或按市場價格租用，由合資公司有償使用。

為猶太人租用的賓館只有未打開的行李箱待了一晚上，所有人都吃的盒飯，一夜沒有合眼。早上我們為猶太人換了機票，將其送上了飛機。其實我們根本沒有能力只為其辦理在京只停留24小時的簽證，但這種虛假的消息也許會有助於我們促成雙方儘快地達成協議。

前後與貸款銀團多次協商、扯皮，大約用了一年多的時間，終於基本達成了重組貸款的一致意見，扭轉了這一連串的危機局面。

當時北京約有40多家已註冊的房地產開發企業，而市裡要求18個區縣，每個區縣只保留一家開發企業，市裡保留兩家，給中央保留41家開發企業名額，其餘的開發企業要「關、停、靠、轉」。當時東城、朝陽、宣武、海淀等區都將各區的兩三家企業合併為一家了，但西城區有3家開發企業，一是房管局系統以維修舊房為主的開發企業西城區住宅開發公司，並擁有與四川省政府合作的四川大廈項目，因而暫緩調整（四川大廈原本是與華遠合作的項目，也是華遠做的可研報告，但因我被檢察院抓捕，區政府將該項目劃撥給了該公司；二是西城區城市建設開發公司，這是一家由統建辦公室改造的傳統的正牌開發企業，當然是唯一應正式保留的；三是華遠這個後起之秀，但由於我們有正被停緩建的華南大廈項目和其他正在建的住宅項目等，因此給華遠地產公司的「判決」是「死刑，緩期執行」，要求華遠開發公司除完成已立項和開發的項目之外，不得再申請新的立項和開發新的項目。

沒有任何一次的成功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沒有任何一次的成功是別人送上門來的，更沒有什麼是可以不付出犧牲而輕易獲得的。男人的肩膀只有在重擔之下才能鍛煉得更加可靠，更加堅強。也只有擔當得起歷史的重擔，才能開闢出創新的道路。

更嚴重的則是貸款銀團的代理行向合資公司提出，因公司工程進度違約，要求合資公司提前還款，並要求中國銀行北京分行履行貸款全額擔保的義務，要扣押並兌付中國銀行為貸款銀團開具的擔保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