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被我們稱為華遠公司「遵義會議」的南戴河會議上，總公司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策——全面進行和推動除合資企業之外的下屬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得到到會者的一致擁護。

「海」「政治」事件之後，許多人爭取從「海」里「上岸」，尋找一種安全的保護。小平南方談話之後，則出現了新一輪下海的浪潮，這輪想下海「打魚」的，不是那些失業和待業者，反而是大量已有一定社會地位，有穩定的工作，甚至是有一定的官職的人群，他們拋棄了穩定的工作，拋棄了官位，要在「大海」中沖向「彼岸」了。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不但明確了未來中國的改革方向，也提出了具體的路徑，在國內掀起了改革的熱潮，讓整個社會從陰影中走了出來，讓許多人看到了新的希望。

改革初期面臨的是短缺的商品供給，大多數的民營企業和新生企業多是從產品供給的角度出發尋找生產、生存的機會，也有大量的企業進入流通領域，以活躍商品的流通，解決市場供給短缺的問題，但1992年之後，大量的下海人員、新生的企業則多集中於第三產業的領域。正是因為改革開放，中國也放開了一些過去被嚴格控制和壟斷的行業領域，如保險業、金融業、物流業、高科技產業、諮詢、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等，而那些本就擁有一定知識、理論和眼光的改革者們，就有了施展才能的機會，也因此誕生了一批自稱為「九二派」的下海者。

我開始檢討自己的多元化戰略，發現沒有最專業的人才和技術，沒有綜合的管理能力，大多數的多元都會是失敗的，華遠總公司必須將所有的力量https://read.99csw.com集中在自己最擅長和最專業的領域，將五個手指合起來形成一個拳頭，才能形成企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並佔領和擴大市場。

此前公司都是按企業法註冊的，沒有員工的股權，也無法吸收外部的社會資金進入，前者無法將員工的利益與公司的利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尤其是以個人技術為支點的高科技企業，不利於吸引和留住人才，也難以實現收入與貢獻結合的合理分配；後者則不利於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和社會資金，除銀行借貸之外，難以進行社會融資，而股份制改造則有利於解決上述的問題。

最初的舊城改造項目房價很低，靠「三個一點」的辦法才能消化這些棚戶區「硬骨頭」，而後來房價的不斷升高則讓這些改造成了有利可圖的大肥肉。如萬明寺小區的改造中，居民回遷率高達80%，回遷補償的新房超出原住房面積的部分只需支付240元/平方米的補差價。開發企業要靠超出回遷面積之後的剩餘住房銷售的盈餘彌補回遷的巨額成本，而單位購房的價格卻很難提高，拆遷的實物安置政策又佔壓著開發企業的大量資金，如何解決資金的問題就成了制約企業快速發展的瓶頸。

1991年，國家出台了《土地有償出讓的暫行條例》（55號令），開始實行土地的有償出讓制度。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打破了開發企業的國有壟斷，開始允許境外的資本進入國內成立獨資和合資的房地產開發企業，用有償出讓的方式獲取土地並進行商品房的開發，合資企業建設的商品房按外銷房管理，打破了商品房的管九九藏書制和按計劃購買的限制條件，成為了第一批真正意義上自由交易的商品房。同時也開始允許非公經濟進入房地產領域，同樣用出讓的方式獲取土地並進行商品房的開發，而大部分原國有的房地產開發企業仍主要面對單位團體住房，很少有私人單獨購買的情況。

1980年，中國有了第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中國房地產開發公司，也是建設部下屬的試點。楊慎副部長牽頭起草了《城市房地產開發公司的管理辦法》，那時國家還沒有實行土地的有償出讓制度，因此全國的城市開發公司都為全民所有制，按企業登記法註冊的公司承擔了之前的城市統一建設辦公室的工作。政府從土地中獲取收益的辦法是由開發公司代建市政基礎設施、道路、站點等配套，相當於政府收取的實物地租，因此住房銷售的價格是按成本加法定利潤的方式由五個部委聯合審批的，銷售的渠道也是按照購買單位審批的建房計劃和資金批複分配到不同的開發企業，由單位統一購買之後再行分配，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而非市場化的自由定價和自由交易。

改革的初期是大量的失業，待業的青年要如何解決就業的問題？大多數人希望能進入旱澇保收的體制內，機關不行就事業單位，國有不行就大集體，只有少數的人敢於下海闖世界，剩下的則是哪都去不了而不得不在里求生存的人群。

改變管理架構，這可是件大事，習慣於傳統管理辦法的政府要接受，總公司要改變過去發號施令的習慣，要放棄一部分管理的權力，這種改革，既是從上向下的一種推動，也是總公司管理機制的一種自我革命。過去華九九藏書遠公司中就有「親兄弟，明算賬」的說法，但這主要指的是經濟賬，管理上還是總公司說了算，而股份制改革之後，也許連行政上的有些事總公司說了也不算了，如股份制改革后的工會管理、職工代表大會制度、黨支部制度等，都遇到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新問題，都需要在改革的進程中一步步解決。

公司沒有對股份制改造的方案和條件進行任何限制，各公司申報方案經批准后，既可以用現金認購的方式讓員工入股，也可以將員工的專利等技術條件作價入股，還可以與合作單位合股，並可以吸收社會資金入股，對高科技企業和小企業甚至不限定總公司或原公司的持股比例，也允許員工全部持股（但只要使用華遠的名稱或留在華遠總公司的系統中就必須交納一定數額的管理費）。

南方談話后，14個試點城市開了商品住宅面向市場的先河，尤其是深圳、廣州等市場最先開放的試點城市，但北京等非開放的試點城市仍未充分開放公開的商品房市場。北京比較特殊的是，1991年開始啟動了危舊城區的改造工作試點，第一批改造試點主要是西直門外的德寶地區，用國家補貼一點、單位出一點、個人出一點的「三個一點」辦法，進行了今天所說的「棚戶區」的改造，當政府已無力對舊城區中的危房進行大規模的維修、維護以保證房屋的質量與安全時，不得不依靠各方的力量共同對這些危房進行成片改造。

當社會改變了對從企、從商的看法時，當企業家得到社會的尊重並改變了原有的社會地位時，就會有更多的人從體制內轉行到企業家的行列，加入實踐改革路徑的探索之hｔｔps://rｅａd.9９ｃsｗ•com中。同樣這股浪潮也推動著那些不甘於現狀的企業進行改革，華遠同樣捲入了這股改革的浪潮之中。

在今天，股份制並非是什麼新鮮事，而在當時從國家法律到工商登記註冊都還是個試點中的新問題，而更多的人根本無法理解什麼是股份制，如何操作股份制。

當時股份制還是個大多數人都不理解的新課題，要經體改委（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現在已經併入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股份制改造審批辦公室進行專門的審批，才能到工商部門註冊。股份制改造之後要解決公司治理結構的問題，總公司將不再擁有原來的幹部任命權力，只能按持股比例在董事會中發表意見，並由股東和董事會決定公司管理的班子和董事長。

當我們解開了心中的疙瘩，看到光明時，胸懷豁然開朗了，看到天變藍了，海更寬了，從高高的沙坡上乘著板船順坡快速滑落時，從我們喊聲中傳出的不再是恐懼而是勝利的歡樂。當我們乘車而來時，尚在爭論著當年的任務如何完成，而當我們統一了認識，滿載著理想而歸時，則在暢想著如何創造美好的未來。

特別是區里各級政府部門管理機構，都對股份制一無所知，甚至不理解什麼是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有什麼樣的約束力！

該事件之後，北京相當長一段時間沉浸在死氣沉沉之中。

1992年總公司召開年中工作會議，把總公司與各分公司的領導拉到了南戴河自動化公司的小基地里，專門開了兩天的閉門會，學習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分析國家的經濟改革形勢，檢討企業存在的問題，充分地解放思想，拓寬改革的思路，重新確定企業下一步的發展戰略https://read.99csw.com。

完成西單市政工程和「百花市場」的經營之後，公司開始到深圳尋找房地產開發的機會，希望在北京之外的領域開闢第二戰場，並在深圳南關外投入了一個幾萬平方米的建設項目，後來又在廣東省陽江市收購了空調機廠並尋找開發項目，也和朋友去了廣西北海。

正是這種成片的危舊房改造帶動了北京市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居民居住條件的改善，華遠地產公司也承接了除西單地區改造之外的萬明寺地區的改造、阜外大街的改造、東冠英小區的改造等項目，同時和一些單位擁有的其他改造項目合作，如將工業污染和危險行業外遷相結合的項目，包括將汽車修理廠、油料儲運站、商品混凝土站外遷等。1992年之後，北京除了大搞城市建設之外，還進行了大規模的香港招商活動，以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入北京。

我代理了總公司的全面職務之後，首先取消了各分公司向總公司上繳的管理費，減輕下屬企業的負擔，創造更寬鬆的企業生存環境，改變總公司靠吃管理費生存的局面，並在那時鼓吹企業多元化發展的影響下，用總公司直接投資的方式合資建立了服裝廠、染織廠等企業，衝動地試圖在短期內將公司的規模迅速擴大，結果那時的擴張雖然曾紅火一時，最終大部分都以失敗告終了。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給了中國發展的新契機，也給了華遠第二次生命。股份制改革試點和北京市的危舊城改造，讓華遠有了更多的發展機會。公司收縮了京外的業務，將更多的力量集中於首都的建設和西單地區的再改造，鄧小平的講話解除了華遠房地產公司的「死緩」判決，也讓房地產開發成為華遠總公司的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