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多個市領導帶隊的龐大的招商團浩浩蕩蕩殺進了香港，邀請了香港幾乎所有數得上名的大佬們參加各種推介活動，當然也有大量的現場簽約活動。有些是早就接觸和洽談好了的項目，如華遠與戴小明合作的「西西」工程項目，有些則是現場各種優惠政策吸引下的合約，還有些則是為了「跑馬圈地」先簽后談的。

經過了一年半的考驗后，張大力副區長和組織部部長才到華遠總公司宣布了區政府的正式任命，我終於被批准擔任華遠總公司的總經理了，而這個任命對我來說似乎已經是過時的消息了。

那時許多外資企業對風波還有所顧忌，擔憂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格局。北京市這次招商活動給全國各城市帶了個好頭，隨後幾乎各省市都先後進入香港舉行了類似的招商活動，創出了一個比一個高的簽約業績，帶動了國內投資的高速增長以及物價的飛速上漲，這一片大好形勢帶來的必然是再一次的調控措施。

此次招商活動打開了中國和北京對外開放的大門，是之後三十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由此讓企業走出國門，走向國際資本市場，引進資金與管理，開闊思想與視野。

第二種選擇就是從華遠總公司現有的副職幹部中提拔一名擔任總經理。

1991年初企業年審，必須將戴小明的企業法人代表變更，公司向區政府寫了專題報告，要求將華遠總公司的法人代表更換為我的名字，否則無法對外簽署各種合同、文件，無法開展正常的經營活動，同時要變更的還有華威大廈合資公司、山釜餐廳合資公司等以戴小明為法人代表的企業登記。衣錫群將報告轉給了主管區建委的張燕生副區長，提出辦理意見，我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批示同意變更法人代表，但不涉及職務和待遇問題。

我不管區政府是否信任，都要堅持當這個總經理，是因為我曾在這裏被關進監獄，我要從這裏站起來，證明自己，並最終獲得信任。我更不願意我為之創業、為之建設了許多年的企業錯失了改革的契機，不願意因總經理的變更而讓正在成長中的事業夭折，與其讓別人去佔領這個舞台，不如自己來掌握自己的命運。

給我剩下的則是華銀被關閉之後的債務。

華遠有許多兼職幹部，一個人身兼多職，因此有明文規定，兼職幹部可以自己選擇在總公司或兼職的企業之一領取工資，一旦選定之後，除職務與工作發生變動外不得變更。因此，兼職人員總選最高收入的位置領取工資。大多數兼職幹部都選擇在總公司領取工資，不管高低，至少相對穩定，沒有風險，只有我堅持在房地產企業領工資（後來周堅的工資也轉入了房地產）。我的想法是，企業主要責任人必須要承擔企業的經營風險，和員工同在一個工資和獎金的體系中生存，否則就會爭取不到員工的信任。只有當自己的收入與企業九九藏書的經營效益挂鉤時，才可能真正為企業著想而不懈努力，因此我一直堅持在我擔任主要職務的企業領取工資（儘管一開始遠低於總公司的收入標準），並堅信我有能力提高自己和員工的收入（後來一直高於總公司的收入標準，至今也仍然高於集團公司的收入標準）。

事後從趙勝利那裡知道，趙勝利在談話時的表態是不想當這個總經理，理由是擔不起這份重擔。其實趙勝利是個最優秀、最讓人放心的看家人，也是最沒有想當一把手的野心的好助手。有時一個企業中最難找的不是有競爭力的副總，而是沒有野心、踏踏實實甘當副手的看家人。一個公司中可以有無數個能創業和干業務的副總，但絕不可缺少一個可以在總經理不在時、在其他副總殺出去闖天下時，能維持整個公司的正常運轉秩序、保證政令暢通、保證不出各種事故的副總，否則任何人都無法放開膽子向前沖，會擔心後援問題和大本營的安全，而趙勝利恰恰就是這樣一頭老黃牛。但趙缺少企業戰略的確定、企業發展的規劃和敢於承擔企業責任風險的能力（不是缺少承擔應盡責任的能力），自知之明讓他堅決地放棄了出任總經理職務，這也恰恰證明他對企業的忠誠，也是一種責任心的體現。

至今仍有許多人認為我這個華遠集團的總經理大約來自「拼爹」，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並非靠自己的努力，他們也從來就不相信個人的努力能獲得公平的認可。

我只好拿出大把的銀子，為政府機構改善工作條件，還專門派出幾個技術人員，常駐在市計委的小樓上，日夜加班為他們編程，還要手把手地教他們使用。

幾個月後我們才知道，原來戴小明要調離了。中國要收回香港的主權，需要派一批人在香港回歸之前成為香港的永久居民，以穩定香港的經濟，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秘密工作，而戴小明就是國家選中的人員之一。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戴要對得起那些因他之名而投靠華遠旗下創業的朋友，因此給了大家一次選擇的機會。他自知調離之後無法選擇後續接任的人選，也無法預測華遠的發展思路與未來。

臨近年底時，公司里議論最多的是誰來擔任華遠總公司的總經理。

各公司「諸侯」則在這種合作中相互增加了信任與團結，總公司則將精力集中在了華銀國際信託公司的建設和危機的處理之中。

敢於出手大吃大喝和瘋狂送禮的並不是內地的公司，那時內地的公司也很窮，而那些外資企業和港商就完全不是這樣了，他們也許對這樣的吃喝、送禮習以為常。

當時的副總級幹部主要有三人，一是剛成立公司時就擔任副總的趙勝利，是戴小明四中時的同學，也是資格最老的副總，是對華遠公司的建立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核心力量；二是在我于獄中時調來的副總兼副書記周堅，也是戴小明在rｅａｄ.９9cｓw•ｃom四中時的老同學，還是我所在的地產公司的黨支部書記，從地產公司一獨立就一直和我搭檔；三是我這個競選上來的副總，雖然後來被政府正式補充任命了，但一直在房地產公司任職，既沒從總公司領過一分錢工資，在總公司中也沒有我的辦公室。

北京市計委幾乎已經無法接納手工操作的這些文件了，於是劉曉光依靠手中的審批權力，讓華遠公司為市計委配備全套的計算機設備，並配備所需的軟體編製申報、審批、可研、招商的各種應用流程、報表和檢索，外帶負責培訓那些根本就沒見過計算機的幹部（有些新招的大學生們還是玩過計算機的）。

這次招商無疑也為華遠今後借力國際資本打開了一條新路。

周的父親是中國少有的老革命、老上將。海南島出了三大名人名家，一是宋家，三姐妹中出了一位新中國的國母，一位台灣地區「中華民國」的「國母」，在中國近代史中，任何家庭都不可能超越宋家的社會影響力與地位；二是張雲逸將軍，曾跟隨鄧小平同志參加百色起義，直到解放全中國；三是周堅的父親周士第將軍，黃埔一期的學員，隨葉挺將軍在肇慶起義時任葉挺獨立團參謀長，是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中國革命第一槍的師長，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解放大西北，有著輝煌的戰功，曾任成都市市長，也培養出了周堅這個以黨的利益為先的共產黨員。

戴小明從實際工作的角度考慮，認為我更了解公司的主要業務情況，特別是地產工作是總公司中的重要一環，包括西單地區的改造、華威大廈的合資項目等業務都與地產公司密切相關，而當時這一系列的危機並沒有全部解決，尤其需要一個全面了解情況的人來代理戴的工作，因此暫時推薦我負責全面的工作。區政府最終接受了這個意見，於是我臨危受命，代理了公司的全面工作。

我堅持當這個總經理，還因為我充分相信，我有能力和勇氣處理面臨的各種危機，有戰勝困難的決心和對策。我相信華遠在我的管理之下只會比原來更好而不是更差，只要區政府允許我佔領這個舞台，我一定會讓這個舞台不斷地演出一幕幕的好戲。

確實，我在最初並沒有得到公平的認可，但重要的不在於某個職務是否被認可，而在於你是否有資格擔當這個職務。我更看重的是責任，每個職務都是一種責任，這個舞台不是讓你關起大幕來欣賞自己，而是要拉開大幕讓所有的觀眾來看你的演出，如果你佔有了這個舞台，卻不能演出一場讓觀眾熱烈鼓掌的好戲，那麼當沒有觀眾時，這個舞台也就不屬於你了。

區政府的批示其實是一種不信任，也可以說是一種不公平的歧視，讓我乾著總經理的工作，承擔著法人代表的責任和經營風險，卻不能有相應的職務和待遇（不管這個待遇高低）。我的配車都是房地產公九-九-藏-書司的，而非總公司的，這算是一種人格的侮辱嗎？

這也是一次新老朋友的聚會，這樣的招商活動創造了國內外企業家之間的接觸機會，為許多人搭起了合作的橋樑，也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和思路。

其實戴早在調任之前就將華遠按南北地域劃分成了兩個分部，南華遠有華銀信託、深圳物業等企業，北華遠則擁有在北京的各類企業。南華遠被當作一種所謂的「保險」，其實等於是一種被權力私化了的「小金庫」，而北華遠則是正在苦渡難關的企業和項目。戴小明調任后仍局部控制著南華遠，而後趙勝利、華明、童培等人先後從華遠調入了戴小明以港資身份在內地設立的公司，併合並了南華遠的一部分資產。

早在1979年，中國就出台了「三資法」，但許多的配套法律並未出台，因此大多合資的項目都是餐飲、加工類的項目，而鄧小平南方談話則真正打開了對外開放的大門，開放了幾乎所有的投資領域，包括房地產類、金融類等，雖然還有些沒有放開的條條框框，但至少是打開了大門，准許進入了。

藉著這股東風，北京市經過幾個月的準備，拿出了大量的項目和土地，要直接進入香港市場，與國際資本、國際企業對接。

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要招待好這些負責審批的相關部門官員了。劉小軍喜歡照相，自然去逛照相器材店，藉機買個好鏡頭、好相機。張孟江、白雲生除了照相之外還喜歡釣魚，香港有最好的各種漁具。那時的官員們尚沒有今天這麼腐敗，大都自己掏腰包，但請客、送禮與腐敗大約就從這樣的交際與交易中開始了。

當你擁有了百萬級資產的管理能力時，你會希望管理千萬級的資產，而當你擁有了億元資產的管理能力時，你就會把目標定在十億、百億。正是因為人類有這種不斷修訂成長目標的野心，也才有了不斷追求更新、更高目標的動力，人們要做的不僅僅是有一個舞台去演出，而是要不停地將這個舞台擴大、擴大再擴大，以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推動社會的進步。

其實他們並不知道，除了我出獄后的政治審查到房地產公司獨立註冊之間的一段時間，我從來沒有在總公司領取過工資。之前我在人才交流開發公司自己賺利潤給自己發工資，之後在房地產公司領取工資，實際上我的工資和獎金遠高於華遠總公司的總經理的工資收入，只是在我沒有解除政治審查的一段時間，由總公司支付了沒有職務和級別的工資。即使區政府正式任命我為總公司的副總經理之後，我也仍由房地產公司支付工資。

1990年年中的郊區工作會上，戴小明再次強調了總、分公司之間的關係（這幾年的變化中，總、分公司之間的關係已經從最初的九一分成過渡到七三分成，再過渡到一九分成，總公司只取10%的管理費，剩餘利潤均歸分公司所有，用於分公司的發九九藏書展），並提出了「諸侯」們可以申請獨立的想法，似乎在宣布除了總公司直接投資、由總公司控制的分公司或獨立企業之外，其他的獨立企業都可以脫離總公司了。表面看，這是給了分公司獨立於華遠之外的自主選擇權，或者是一種「甩包袱」，但我認為在最困難的時候如果大家不能抱成一團，那麼渡過難關的希望就更渺茫了。我們的創業都不易，如果能一起走過五年，為什麼不能一起走過十年或更長遠呢？雖然各自創辦的企業的業務不統一，甚至無法互補，對企業經營的理念還有差異，但畢竟在文化上有共識，為什麼不能共同努力一起奮鬥呢？

那時許多公司沒有做過建設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報告，華遠是最早建立可行性研究模板的公司，我們的可研報告成為標準的文本範本，做起了代各公司起草可研報告的生意。劉曉光也乘機在市計委下面成立了個收費的諮詢公司，專門負責起草和審查可研報告，只有華遠起草的報告可以免檢。這並不是華遠用計算機設備換來的特權，而是我們經驗豐富，報告格式標準，比劉曉光的諮詢公司做得還要專業。

從在部隊入黨、提干，我就沒有一次是順利的，都經過了多次的波折。在華遠的這許多年中，同樣是歷經坎坷，無論是入獄、平反、處分，還是競選副總經理、代理法人，一路走來不能說是殺出了一條血路，卻也不平坦，許多並不被外人所知的辛苦都被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俗語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好「打落牙齒肚中咽」，更多的時候，則是「男兒有淚獨自流」。我無法將公司中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帶回家中，更不願因此而破壞本就不太多的家庭生活，所有的淚水都只能留給自己。不是我沒有七情六慾，而是我所扮演的角色決定著我永遠也不能將軟弱的人性暴露在員工的面前，或許我比一般的人更堅強，經歷了更多於常人的衝擊和挫折，但我也是人啊，人總會有眼淚要流出來的時候。

區委組織部曾先後多次分別找這些副總和其他的幹部、職工談話，但沒有及時地做出決定，而戴小明臨走前匆匆忙忙地以自己有病需要離職為由向區政府建議，由我先以副總經理的名義代理公司的工作。

一種選擇是由區政府選派一名區里的幹部來擔任總經理。戴小明本身就是從區計委副主任職位上調來組建華遠公司的，公司黨委書記胡紀平也是由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的崗位上調來的，並從支部書記升任黨委書記。因此完全有可能從區政府重新調一名幹部到華遠總公司來任職。

那時各城市都在攀比誰能引進外資，這個指標就相當於今天GDP的考核指標，也是城市領導者業績的表現，當然就格外引人注目了。

批示的意思非常明確，我可以作為華遠總公司的法人代表，全權處理總公司內的各種業務工作，但我不是區政府（或組織部）任命的總經九*九*藏*書理，並且不得按總經理的職務領取勞動報酬和工資，不享受總經理的待遇。

今天的年輕人也許並不知道，那個時代，除了一些好的企業，大多數機構和企業還沒有用上計算機，都還是以四通打字機為主、複印機為輔的手工工作方式，而華遠則是這一領域的開拓者。

當時戴小明給我留下的華遠總公司的全部資產大約只有7000萬元，給區里貢獻的稅收也只有1000多萬元，並且大頭都在房地產公司，華遠並不是一個實力雄厚的大企業，但我相信華遠會在我的管理之下成長為一個好企業。

從1985年的「跑馬圈地」開始，總公司迅速擴張，有了許多分公司，但1989年之後，許多公司被淘汰了，許多公司陷入了困境。自動化公司將賬上剩下的幾千元拿出來吃了最後一頓散夥飯。飯桌上大家都在感慨，奮鬥了多年仍然失敗了，而成功可能就在最後的堅持之中。飯後大家決定不散夥，寧可都不領取工資，科研經費自己掏腰包解決，也要再拼一把，希望能獲取成功。後來他們終於獲得了一批出口中東的軍用設備配套的訂單。當總公司拒絕給予擔保貸款時，當時的自動化公司經理劉輝忠找到了我，希望得到支持。我為他們提供了擔保，自動化公司獲得了銀行的貸款支持，一個將要破產的企業又活了起來。

當然少不了要招待這些人，我和戴小明以敬遠公司的名義，請全北京的招商參會人員集體大吃了一頓，更少不了為每人送上一份禮品——一對電子錶。對許多第一次「出國」而收入又不多的普通工作人員來說，這也算得上是一件心儀和拿得出手的禮品了。

我們想做和要做的正是要用我們的努力與「優雅」的方式推動整個社會的變革。

周堅是我最放心的搭檔，也是好朋友，從地產公司的經理與黨支部書記之間的搭檔，到集團公司總經理和黨委書記之間的搭檔，十幾年的合作中我們沒吵過一句嘴，無論什麼事情都能通過友好協商解決，一直能相互補台，相互配合，給了我巨大的支持和幫助，成了我至今都不可缺少的助手。後來他告訴我，他給組織部的答覆是：組織讓當就當，組織不讓當就不當，完全服從於組織的安排。真是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

我們公司不僅囊中羞澀，也有紀律約束而不敢違法，並且辦的是公事，並非為個人謀利，犯不著搭上個人的前途性命，但境外的商人並不受中國境內法律的約束，於是就有了北京市多位領導因一塊金錶而紛紛落馬的教訓。

1989年出現的各種困難也增加了華遠總公司內部各企業之間的競爭和矛盾，總公司也曾一度削弱了對各分公司的支持力度，完全按市場競爭的原則，讓企業自生自滅。

這次香港的招商活動可以說代表著中國全面的對外開放，活動中也有大量的非地產項目的合資、合作項目，但金額最大的多是與房地產投資相關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