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副市長是來向汪道涵尋根的。汪光燾的上幾代的確是出自汪家，但離鄉較早，到上海做了絲綢生意，也算是個小業主、資本家之類的出身，按名字中的「字」排行，大約與汪道涵出了五服（「五服」制度是中國禮制中為死去的親屬服喪的制度。

1998—1999年這一連串的事件讓北京市市長劉淇對我惱羞成怒，並多次在大會上表示對我的不理解和批評，這股批評傳到了海外，連華潤的老總們都在談論。曾在西城區當過書記的劉志華當選副市長之後，也曾向我悄悄轉達了劉淇市長的憤怒。

汪副市長的秘書剛好快到現場時，看到現場的燈全熄了，立即給區委書記王長連打電話詢問怎麼回事，王長連書記又立即將電話打給了我。我對書記說了實話：本計劃後半夜換電纜，我將時間提前了，就是不希望汪副市長沒有作息時間地亂檢查，好像我們第二天都可以不工作一樣。王書記氣得說要派公安局的警察把我抓起來，我說等把我抓到現場供電局也真該停電換電纜了。王書記只好無奈地轉告汪副市長說，是因為臨時電要改為正式電而停電熄燈了，讓汪副市長白跑了一趟。

它規定，血緣關係ｈｔｔｐｓ://ｒｅad.99csｗ.ｃｏｍ親疏不同的親屬間，服喪的服制不同，據此把親屬由親至疏依次分為五等），並差著輩分，但總算是歸了親，有了個依靠。

汪光燾副市長是個工作狂，常常為了工作將會議安排在半夜。他恰恰負責城建工作和「十一」五十年大慶的重點項目建設工作。西單文化廣場是長安街沿線、城市綠化的重點工程，自然成為汪市長關注的工程。這個「技術官員」常常會突發奇想地亂指揮，我最怕的恰恰是本來時間就緊，還要常常被打破計劃亂來，因此每次會議都會發生許多的不愉快。

如果沒有這次機會，我在汪光燾心中大約永遠是個「壞人」的形象。後來雖然我們之間仍有多次的爭吵，但都沒有撕破臉，或許正是因為這次特殊的家宴吧！

市場經濟是中國不得不走的路，契約精神則是無論如何無法迴避的一道長城。一個人如果沒有誠信，一定無法立足於社會；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契約精神，也難以強大。

延安時期就流行著「白毛女」的故事，「文革」時「白毛女」改編成芭蕾舞劇，深入人心的欠債不還錢的楊白勞是個正面形象，而按合同辦事的黃世仁九_九_藏_書則是被打倒的地主惡霸。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契約精神，沒有契約精神，何來市場秩序？中國的法律至今未能有效地維護市場中的契約精神，至少對政府機構是網開一面的。權力大於法律的局面，在中國不知道要多長時間才能被扭轉。

這種家庭式的聚會是最能拉近參加者之間的關係的，汪光燾看我和汪道涵聊得很開心，汪道涵還送了我兩套書，也就不再擺出副市長的架子，並對我另眼相待。

第二次則是其讓我修改已批准的規劃條件，將帶防雨罩的露天滾梯改為下沉式的滾梯。他好像不知道這要多花許多錢，並且無法按時供貨，我又一次堅決不同意。

至今企業的賬面上仍記錄著國土部欠債2000萬元，國土部絕沒有單據證明其向華遠支付了全部的代建合同款。

1997年華潤集團不斷追求的是如何抓住機遇擴大發展，但1997年底的金融危機讓華潤改變了戰略，也讓國內已經實施了擴張戰略的華遠地產吃了大虧，無法在短期內迅速調整戰略，已經完成的拆遷房屋在住房市場化政策的調整下變成了廢品，而現金幾乎因此斷流。雖然華遠曾發行1億多元人民幣的債券，卻無法彌補華九_九_藏_書潤置地擴股但未投入境內的1億多美元。1998年境外擴股的資金沒有調入境內，現金流開始制約企業的正常運轉，加上各種官司纏身，所有的企業和國家機關都完全不講信譽地欠錢不還，更讓華遠地產困難重重。

第一次的現場會就遇到汪副市長否定張百發前副市長做出的會議紀要的決定，否定市裡為華遠完成西單文化廣場工程應給予相關項目土地出讓優惠的政策。為此，我們面對面地都拍了桌子，最後由孟副市長協調，汪才承認了這一事實，但減少了應減免的額度，從原來認定的1.42億元變成了9000多萬元的減免。不僅讓我多花了幾千萬元，他還在大會上批評我多次。

第三次是傍晚7點鐘，我剛要去吃晚飯，接到汪的通知，只好趕到工地。一番檢查后他堅持讓我請他到工地北側華南大廈（先後更名為中友百貨、漢光百貨）一層的星巴克喝咖啡。一堆人在露天桌邊聊天，汪來了興趣，大說其曾經是徐州的開發公司經理，也干過房地產（當時是非商品房的統建），是第一批被國家派到香港去學習房地產改革的人才。他喝了好幾杯不加糖的苦濃咖啡，直喝到星巴克要關門了。這次聊天ｈｔtpｓ://read•９9ｃｓｗ•coｍ讓我們之間的關係有了緩和，汪不是個愛記仇的人，但仍不斷地批評我缺少政治頭腦。

國土部與北京市政府合謀之後各退一步，最終用付錢還賬的辦法庭外和解。一是國土部支付了1000多萬元的零頭（據說是某地方土地局的「進貢」），二是北京市國土局在華遠其他一個項目中名義上核減了2000萬元的土地出讓金，但北京市減免的土地出讓金是從評估值上核減的，不是先交後退的，因此沒有票據可以做賬。

汪副市長確實是個工作認真的幹部，但這種半夜檢查和開會的習慣，讓北京市所有的幹部都非常痛恨和頭痛。我有兩次是晚上11點到大坑開會，各區的建委一把手似乎都在逃會，而讓副主任們去對付汪副市長。為什麼白天不能開會而非要半夜開會呢？據說升任建設部部長之後，汪光燾仍保持著這個「壞」習慣，也許部里的幹部們也很頭痛。

旋渦中心不僅僅是這一系列的不公平待遇，不僅僅是我個人無法抗拒的政府力量，還有市場的力量，而市場的力量遠遠大於政府的力量。

我曾多次通過各種渠道和途徑傳遞信息，希望向劉市長當面彙報，得到的答覆則是「不撤銷對國土部的起訴，就rｅaｄ•９9csｗ.ｃｏｍ絕不見我」，並拒絕了解真實的情況。我只好寫了一封長長的萬言書作為給市長的彙報，幾經周折讓市長秘書轉呈給劉淇市長，讓其知道事件真相和企業的苦衷。

第四次，我接到其要到現場檢查的電話是晚上10點半多，我已經上床睡了，於是我下令讓施工現場將全部的燈關掉，向汪副市長報告說現場更換電纜無法檢查。

同時我又求華潤集團的董事長谷永江專門給劉淇市長寫了封信，讓市長知道真相。可惜這一切努力都泡了湯，劉淇認定，是我的起訴讓北京市失去了上報國土部審批土地的權力，絲毫不認為國土部欠債不還有什麼錯誤。

終於，一個特殊的機會讓汪副市長對我的態度有所改變。那是汪道涵來北京開會，我公司下屬的華遠旅遊公司的副經理孫丹的姑姑是汪道涵的夫人，於是我被邀請參加汪道涵的家庭聚會。飯桌上還有北京市政協主席陳廣文，陳主席與汪道涵是一擔挑，也與我很熟，而汪光燾也參加了這個家宴。

後來是因為賈慶林書記最後驗收時認可了，他才沒有堅持讓我拆掉。

一面是官司纏身，另一面是文化廣場要搶在10月1日國慶節之前亮相，所有工作都擠在一起，而我每天聽到的幾乎都是批評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