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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我的「紅二代」家庭 父輩的旗幟

CHAPTER 10 我的「紅二代」家庭

父輩的旗幟

困難時期,不管是父親家的老人,還是母親家的親戚,都會被父母接到家裡來住。
更多的痛中還夾雜一種悔恨。總以為這個路還很長,還有機會能陪伴父親盡一份孝心,但誰知道路的盡頭就在腳下,我已經失去了這個世界上最寶貴的親情——我的父親。人們常常不知道珍惜今天,常常以為失去了今天還有明天,直到真的連明天都失去了的時候,才後悔沒有珍惜今天,事後人們常常去想彌補失去的今天,但那隻能是一種心靈的安慰了,而最重要的則是要在沒有失去明天的希望時,就珍惜當下,珍惜每一個今天。
但遺憾的是,幾天之後,父親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媽媽身上穿的衣褲,仍然保持著樸素的傳統,都是昏暗的顏色,妹妹給媽媽買的衣服,每次都是說十分之一的價格,也常被媽媽掛在衣櫥里當寶貝。每天不忘的則是關心國家大事,必讀某些報紙和看《新聞聯播》,還常常教育我們要關心政治。
母親沒有更多的偏好,喜歡自己在家裡弄些花花草草,種葡萄、種豆角,從四合院搬進樓房之後,這些也都無用武之地了。我們子女就儘可能地在家裡多擺上幾盆應季的花,讓母親開心,而給母親的錢,媽媽都悄悄的以孫子、孫女的名字按月存了起來,這似乎已成為老一輩的一種寄託。
當我在部隊連續立功受獎時,我很想像父親一樣去指揮千軍萬馬,但我立功後父親的一席話,讓我的信心備受打擊。父親並不認為我立功受獎有什麼可值得驕傲的,因為父親在我當時的那個年齡,早已指揮過萬馬千軍了。
父親還躺在急救車上的擔架式病床上,醫生已經開始用電擊強制恢復父親的心跳了,十幾分鐘之後,顯示屏上的心跳仍然是一條直線,一會兒高幹病房的主治醫生和院長都到了急診室,但他們最終放棄了再搶救的一切行動。11點20分,院長告訴我父親走了,病因是身體所有功能衰竭。
好像很久都沒有這樣地痛哭過了。這也是我第一次失去最親近的人,又拚命壓抑了自己的內心多日,一旦放開這種強制的壓抑之後,就像一庫的水在暴雨滂沱之後,沖毀了堤壩,一瀉而下。父親的一舉一動都浮現在眼前,像是就在身邊,但我知道他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我的父母都是因為抗日而參加革命的,那時他們不懂「主義」,但懂得抗日。後來,他們懂了主義,但沒忘記家庭,雖然他們可以為了革命利益而捨棄家庭利益,我的未見過面的哥哥就曾因部隊轉移而被迫放棄,寄存於老鄉家中而不知死活。但是,他們卻不會因革命利益而背叛家庭。為了革命,一家人自我小時起就常常不能團圓,父親奉調北京,一家人也還是分別了數年之後才都進入北京。「文革」時期,大家又各奔東西,十多年間沒有一次全家齊全過個春節,但這卻從未影響家庭的團結、和睦與親情。
整理好父親的衣裝,我深深地向父親鞠了三個躬,辦完了醫院的手續,將父親推進了太九*九*藏*書平間。
雖然父母離開了我的生活,但父母永遠活在我的心中,永遠影響著我的一生,父母的形象永遠是我追求的榜樣。
父母這一代人大多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成長,養成了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改革開放之前他們應屬於高工資的特殊階層,但老家有老、小家有小,既要照顧家鄉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還要供養我們四個孩子,不但是月光族,還常常預支。我上中學時,有了輛自行車,成了整棟樓里的驕傲。
那天晚上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一個人躲在房間里痛哭了一場。
父親最重要的是告訴和教會了我要獨立地思考,不是盲從,教會了我要努力地學習各種知識和歷史,而不是偏聽偏信。在改革之初,別人將大把的錢用於生活消費時,父親卻將大把的錢用於填滿家裡的書櫃,恨不能將「文革」時被抄家和燒掉的書都重新備齊,像長達數十集、上百集的《資治通鑒》《清史稿》這類現代人不屑一顧的古書、史書,都被父親搬回家,每次跟父親去內部書店時,父親都會告訴我要真正讀史讀書,並選擇性地讀哪類的書,也告訴我如何通過讀書而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學會獨立地思考。
斯大林時代的統治同樣強調的是少年英雄帕夫里克·莫洛佐夫大義滅親的精神,讓他揭發和指證自己的父親是叛徒的故事成為傳奇,而放棄家庭忠誠的孩子成為「一心為共產主義事業作貢獻的典範」。史料顯示,肅反立功中大量的罪行指證,不是來自於法庭的事實,而是來自於家庭的指證,來自於孩子的指控。
父親喜歡京劇、戲曲,於是,購買了大量的錄像帶,在我們子女不能陪伴時,自娛自樂,後來又換成了光碟,父親因此有了一個自我欣賞的空間。父親一生愛好攝影,后逐步升級膠片相機為數碼相機,西裝也有了一兩套新的,此外似乎就找不到什麼更多的消費熱點了。但父親的錢好像仍月月都不夠花,仍然在努力幫助更多的貧困學生。
當我們這些兒女富裕起來后,很希望讓父母能不再為開銷發愁,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也讓他們多一些子女不在身邊時的更多享受。於是,父母所想擁有的都由孩子們來置辦,哥哥每月固定給父親一筆錢用於打的,而堅決不許父親再騎自行車外出,我也按月、按節和生日給父母固定的費用。
社會上的許多人都以為「紅二代」的一切都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父母的餘蔭,這種人不是沒有,但大多數則恰恰相反,不是靠父母而是靠自己的努力。且不說當我到地方工作時,父親已經退入了二線,在中紀委和協會中工作了,即使我被無辜地關進監獄,父親都堅持絕不會動用任何老戰友、老下級的關係去為我說情、鳴冤,直到我從獄中無罪釋放,都要用自己的努力來向父母證明自己的清白。
為了爭一口氣,許多年我都很少回家,非要混出個人樣來,才覺得可以直起腰來去見父親了,慢慢地父親一天天九_九_藏_書見老了,但我卻越來越忙了,為了盡一份孝心,只好委託妹妹更多地照顧父母。小時候父親最疼愛妹妹,家裡最小的孩子。母親則最偏愛我,但我卻最少時間待在家裡。兄弟姐妹都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來盡孝。於是,我只有用錢給父母創造一個好的生活環境,讓他們在晚年可以有健康的身體和放鬆的精神享受。
父親還常常會在我成長的不同階段用各種方式激勵我不滿足於現狀,要不斷地努力爭取攀登更高的山峰,教會了我為人的正直,不貪婪于權力,教會了我不利用職權而謀私利。如父親有、權有資格使用單位配的專車,但父親卻很少使用,父親覺得讓司機從單位開車到家裡,辦完事再開回單位是一種浪費,寧願讓孩子開自家的車或騎自行車外出。這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說真話更是父親一輩子都堅持的性格,「文革」時也正因為這種說真話的性格而得罪了造反派和某些當權者,並因此而被罷了官,進了幹校。同樣也因為說真話而能獨當一面、獲得信任。退休后仍被機關的上下級、同事所信任。追悼會上,許多的叔叔、阿姨們都對我說,要繼承父親的這些優點,我也力爭能堅持做個父親這樣被人們尊敬的人。
革命往往把背叛家庭作為一種驕傲,強調和鼓勵對黨和主義的忠誠。而一個缺乏家庭信任和人與人之間信任的社會,必然像殘酷的地獄,而人間最重要的則是家庭成員之間的愛,以及普天之下人與人之間的愛。
慢慢地,我們這些孩子也都有了第三代,第三代成員都可以任意地放在其他兄弟姐妹家中長住,讓這些獨生子女也能在整個家庭的忠誠信念中成長,讓他們從小就知道這個大家要比小家更重要,家庭的溫暖是他們生存的依靠,他們可以在這個大家庭中找到和父母一樣的信賴和幫助,而絕不會遭到拒絕。
兄弟姐妹四人中沒有一個從政,也沒有一個當個體戶,最多也都只是做個處級幹部。但每個人都經歷過遠離父母的苦日子,靠清清白白的努力實現奮鬥的目標,踏踏實實地邁出生活的每一步。因為我們有值得尊敬的父母,一對正直的榜樣。
妹妹說父親早上自己去廁所,小保姆做好早飯卻不見父親從廁所出來,就叫妹妹去看,妹妹見父親還坐在馬桶上,但頭已經垂了下來,馬上打電話叫了救護車,並將父親扶到床上換了衣服,但到了醫院父親就沒有心跳和呼吸了。
8月1日的早上,我剛到公司樓前的路上,妹妹來了電話,我還在奇怪這麼早會有什麼事情。一接通電話,就聽到妹妹哭泣的聲音,讓我趕快到中日友好醫院去,說父親病重,要不行了。
2007年的春季,父親又住進了醫院,直到進入了夏季才出院回了家。7月23日是父親的90大壽(老人都用虛歲),全家人一起為父親祝壽,祝福父親安度百年。
值得欣慰的是兒子沒有給她丟臉,得過一堆獎章和有大量媒體報道九_九_藏_書
如今的世界豐富多彩,知識的來源和教育已不再主要由父母教育和傳導了。但是那個時代,這卻是一個無法被替代的來源。也許今天的孩子在學齡前就已經可以從網路中學到了很多很多,但請不要嘲笑你們的父輩,他們只能在那樣一種環境中生存,那種環境也必然造就了那樣的一批人。
7月31日,哥哥和嫂子參加旅遊團去了莫斯科,那晚國資委的領導和老幹部局的領導到家裡來看望和慰問父親,妹妹陪著父親和他們聊得很開心。第二天就是「八一」建軍節了,父親仍然懷念那個戰爭年代的故事,一段不可能被忘記的記憶。
人總是要走完人生的歷程的,而子女的忠誠則在盡心儘力盡孝了,我沒有抗拒生命周期的回天之力,也沒有無所不能的醫治之力,但卻希望能做到沒有後悔。
我沒進公司的停車場,就直接打了電話,通知秘書說我去醫院了,一路快速趕往了中日友好醫院。中日友好醫院是父親的醫保醫院,也是離父親家最近的大醫院,每年都會去幾次,但這次不是去的高幹病房,而是去了急診室。
中國的歷代王朝官府在縣以下沒有官府的直接管轄,靠的是鄉紳、甲保、族群。
兩位老人都超過了90歲,傳統的說法是「喜喪」,尤其是父親沒有在病床上苦苦的煎熬,而是在愉快地度過最後一晚離開的;母親也只在病床上躺了兩個月,是在手術后的恢復期發生的感染病變,不是在昏迷和極度的病痛中離開的,這是比許多老人更幸運的事,也是讓我們這些做子女的心中沒有太多壓力的事情。
父母的身體都應算是健康的,雖然每年都住幾次醫院,但大多是些季節性病症,通常住一兩個月就出院了。父親是嚴重的支氣管炎和肺部病,從戰爭年代就有過肺結核,每次秋冬、冬春之季都會因支氣管炎症(支氣管破裂)到了吐血的程度,都會在醫院治療一段時間。次數多了家人也就習慣了,總認為沒大事,會好的,但隨著年齡的增加,到醫院的次數也越來越頻繁了。
我愛這個家,正在於我的父母帶給我的不是榮譽,不是財富,不是享受,而是良好的教育,嚴格的管理和對家庭忠誠的信賴。父母教會我們這些子女的不是如何當官,而是如何做人。
緊接著進入了「文革」,父母都進了牛棚,機關每個月發給我們四個孩子幾十元的生活費,直到孩子們都自己養活自己,家裡的爺爺奶奶、姥姥們都過世了,家裡的條件才慢慢改善了,而80年代初期父母都進入了退休的年齡。國務院機關實行了供給制改革之後,家裡的桌、椅、書櫥和床板,才從租用按月折舊變成了自己擁有,90年代之後才開始有了不帶單位標籤標價的屬於自己選擇的部分傢具,直到父親去世,使用的仍然是當年部機關配給的兩頭沉的辦公桌和綠鐵皮的保險柜,穿的仍然是打著補丁的睡衣睡褲。
「文革」時,不管社會上有什麼樣的風吹草動、抄家批鬥,作為父母,他們都九九藏書在努力地擋在皮帶、棍棒前面,保護我們不被傷害,而作為子女,我們也會努力地站在父母的前面與造反派抗爭,不讓他們傷害父母,哪怕為此而被關押、暴打。因為,我們始終堅信父母是正確的,爸爸媽媽所做的一切都成為我們的榜樣,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文革」這個「你死我活」的時代衝突之中,我始終堅持和父母站在同一條線上,即使他們被送去幹校,住進牛棚,撤銷職務,都不能動搖他們在我心中的形象。
第二天晚上,哥哥從莫斯科趕了回來,我終於可以將剩下的事情交給哥哥辦了。
我也會老,人都會老,而一個家庭中對老人的態度,也是對自己的人生態度,當一個家庭中將老人看成是家中的一寶時,這個家庭中就充滿著陽光;當一個家庭中因為父母的養老而發生爭執時,這個家庭就會一片黑暗。對家庭的忠誠則讓這個家庭充滿了愛,而不論你在這個家庭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在這種家庭中生活的每一個人都會將這種愛傳遞給整個社會。
幾年後,母親也離開了我們,但我卻多了心中的一種「安慰」。最後的幾年中,我盡心儘力地陪伴著母親,從在病房外的守候、精心地安排救治,到為母親更衣換藥、梳頭擦澡,我盡了一個做兒子能做的一切,雖然仍不能時刻相伴,但卻多回了許多次家,每次都從不空手,讓母親多了許多歡笑,直到最後在醫院中的那一刻。
我沒有告訴母親父親的事情,但必須通知遠在國外的哥哥和姐姐,並向老幹部局通報了情況,隨後開始在家中安排靈堂,通知親朋好友,安排相關的後事,直到深夜,我還在強迫自己,死咬住牙關,再想想還有什麼遺漏的事情,絕不讓自己的眼淚掉下來。
希臘悲劇大師埃斯庫羅斯的著名悲劇《俄瑞斯忒斯》中反映的是一連串的家庭背叛。社會上常用朋友之間的忠誠代替家庭成員之間的忠誠。而現實中人們總是先有家庭,而不是先有朋友。如果沒有家庭中培養出的信任與忠誠,又怎麼會有朋友之間的忠誠,或者說如何選擇朋友之間的忠誠呢?
妹妹一肚子的委屈和內疚,總以為自己沒有照顧好父親,哭得像個淚人,早已沒了主意,而我知道此時來不及悲傷,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媽媽還在復興醫院住院,哥哥、姐姐都在國外,我必須承擔起責任,安排好後面的事情,儘管這個突然發生的悲劇讓心上重重地壓著座冰山,卻不能失去冷靜。
我已經失去了與父親共享天倫之樂的機會,也因此下定決心,要盡一切可能地照顧好母親,再不要讓自己出現第二次悔恨和遺憾。
雖然我不像父親一樣有機會從戰爭年代中成長,沒有那種特殊年代中所特有的機遇,但我仍把父親當作榜樣,希望能像他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闖出一條自己的路。
希特勒的成功在於其破壞和取消了家庭生活與家庭內部的忠誠,主張孩子要和父母對立,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被教導要將納粹黨作為自己真正的家。於九_九_藏_書是,對希特勒的忠誠超越了對家庭的忠誠,也才有了狂熱的大屠殺和自相殘殺。
父母從未因老人家的成分帶來的政治影響而吐露過任何怨言,而是共擔風雨,同甘共苦,盡一切可能幫助他們。
也許成長的每個階段都會遇到不同的事情和不同的人,但我的一生中始終伴隨我成長的都是父親,父親不會總陪在你的身邊,也不會替你去思考和決策,但父親的行為方式、待人接物,以及其本質的品格和人生的態度卻在共同的生活中在你的靈魂中留下了無形的印記,並指引著你的方向。
正是這種家庭的忠誠讓我們幾個子女在沒有父母照顧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這個家,生活艱苦的時期如此,生活慢慢富裕起來以後也是如此。這一家人,包括兄弟姐妹之間,都在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從未因金錢和各種家庭利益分配而打得不可開交,更不會斤斤計較而破壞家庭和睦。
歷史上的法國大革命是從摧毀家庭的自然關係開始了檢舉、背叛、誹謗及暗殺,兄弟之間的背叛、父子之間的背叛,讓這個國家的道德淪喪,讓背叛者受到了讚揚。
老一輩的革命家,沒幾個能充分享受改革的勝利成果。他們的退休工資在小平南方談話之後就逐步地由高變低了,因為整個社會的收入在迅速地增長,相比之下,父親這個工作奮鬥了幾十年的退休者,反倒成了整個大家庭中收入最低的人。
父親比母親新潮,會去單位組織或街道文化館的舞會去跳舞,但卻會出門前自帶飲料,如可樂或瓶裝水,也極少在外就餐,卻悄悄地資助和補貼著連我們這些子女都不知道姓名的貧困學生。
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當選為人大代表,並被評為勞動模範,獲得五一勞動獎章之後,父親才開始肯定了我的努力。
妹妹、妹夫在醫院的急診室外焦慮地等我,沒來得及細說情況,先帶我衝進了急診室。
當我決定從部隊複員並闖出一條自己的路時,我時刻牢記父親的教誨,寧願去當臨時工,也絕不向父親開口求援,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打一片屬於自己的天下。
父親是在學生時期為了抗日而走上革命道路的,那個時代的熱血青年在「九一八」之後,就為雪國恥而立志要將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趕出中國去。那些年輕人中有些加入了國民黨領導的軍隊,有些加入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父親則被從臨汾八路軍學員隊派往了新四軍,這也許並非有意識的一種選擇,只為能抗日,此後才在部隊中逐步理解了黨的宗旨與革命,但其一生都為這個曾經信仰的主義而努力奮鬥。
妹妹說父親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
而以家庭為生產單位時,家庭的忠誠、族群的忠誠,村落自治的忠誠、「誅九族」的法律成為保護與維護社會秩序的武器。但這一切在「革命」與市場化的廣泛交易過程中受到了強烈的衝擊。家庭忠誠這種傳統的美德,遇到了新的挑戰。
父親高興得像個孩子,戲說著要抱重孫子的事,我也在暗暗地許願退休后好好陪父親度過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