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總會很嚴厲地告訴我們要好好學習，同時又充分信任我們會自覺嚴格要求自己。小時候，父親母親很少日日檢查我們的作業，包括寒暑假作業，只是偶爾問問看看。這正體現了自我監督習慣的培養，也許正因為我們不知道父母何時會檢查作業，反而更加自覺地完成作業，這也是此後每個孩子都能具有極強的自覺性和自我約束力的重要原因。在我們的成長曆程中，從沒有父母的監督到沒有領導的監督，再到自己努力創造，充分發揮工作學習中的主觀能動性，自主尋找人生的道路，父母這種早教方式無疑起到極大的基礎作用。

「文革」時，兄弟姐妹四人可以面對無數的造反派抄家而無所畏懼，團結起來共同保護父母和家庭；「文革」中，整個家庭四分五裂，父母去「幹校」，哥哥去大連實習，姐姐分配留京，我和妹妹兩地插隊，但卻相互關照，數十年之後又共同回到北京。大家都很珍惜這個家庭的存在，更敬重我們的父母，勇敢、善良、親情與寬容，這些從父母身上遺傳的做人的優秀品質，至今仍毫不褪色。

戰爭時期曾和父母共同戰鬥過的一些戰友，解放後有些仍留在部隊，許多當上了軍區的司令、政委，濟南軍區、濟南空軍和山東省軍區中恰恰有多位當時擔任重要職位的叔叔、伯伯都來自新四軍五師的部隊中。這幾位叔叔、伯伯深知那些被派到地方工作的戰友的底細，也自信他們都是堅定的革命戰士，雖然數年或數十年沒有直接聯繫，但仍伸出援助之手，共同發起聯絡他們所知的戰友的情況，幫助這些「被打倒的走資派」的孩子參軍。

當時，同學們的家長中司局幹部很多，而副部級很少，於是，我被名譽上特殊化了。而實際的生活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在所謂的困難時期，名譽並不重要，尤其是對不懂事的孩子來說，吃飽肚子才是最主要的。黑黑的高粱面和紅薯面的窩窩頭都是定量分配的，一人一份，不多不少，飢餓的孩子們儘管知道吃了拉不出屎，也還是硬把這些黑黑的窩頭飛快地塞進肚子。

媽媽也是如此，河南據說曾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人最多的省份，舅舅家偏偏又子女多。那年舅舅、舅媽帶著兩個還不會走的雙胞兒來到北京，同樣要靠擠出其他人的口糧過日子。那時的困難幾乎各家各戶都一樣。小區中的空地被開墾出來，變成了菜園，種上了各種各樣的菜，孩子們餓得不行的時候，常常將未長熟的西紅柿、茄子偷偷摘吃了，葉類菜反而變得最安全。

半夜裡，幾個同學用借來的三輪平板自行車挨著家地轉，將我們的行裝送到學校集中，我們不知道未來在哪裡，但我們都知道如果我們不去，就會給父母戴上一頂更沉重的帽子，甚至會從「走資派」變成對抗毛主席指示的「反革命」。而這一別就將這些十六七的孩子們永久地推進社會。

這種嚴格以「出身」「紅」「黑」今天則變成、、劃分與的做法，「太子黨」「官二代」「富二代」等出身論的新說法，又一次在社會上引發爭議和對立觀念，其根源仍歸結為與社會教育、家庭教育有關的競爭起點等公平問題。這種以「出身論英雄」的先入為主，雖不是階級鬥爭的新產品，卻也與以出身劃分「紅」與「黑」沒有什麼本質區別。而歷史早已證明，這種以「出身」為基礎的輿論和觀念無論對整個社會的進步還是個人成長都只會帶來災難，而絕不會有任何益處。尤其是對80后、90后的新一代人來說，這種看法無異於一種毒藥，不但影響他們今天的努力，也會影響他們的一生，或許還會影響他們的下一代。

而爺爺在父親當年離家出走後，曾到煙台賣過烤白薯、燒餅，做過小買賣，並掙了點小錢，解放前夕回到村裡，用掙來的血汗錢買了幾畝地，準備在戰爭之後過個安生日子。恰在土改時，因為這幾畝地爺爺被定為富農，於是，父親的出身一欄就只好填寫「富農」了。「文革」時這富農可是被列入「黑五類」的。父親的後半生因為這個包袱再也無法進步，「文革」中為此吃了不少苦頭。

感謝這些叔叔、伯伯給了我這樣一次機會，我也沒有辜負他們的一片心意，在部隊的13個年頭，11個整年中，我先後立了集體和個人的二等、三等功共七次，用優異的成績，證明了我這個被許多人嘲笑的「後門兵」的價值。

當今時代的「我爸是李剛」破壞了整個社會秩序，也被一些人誤以為中國從來都是這樣的社會環境，尤其是許多80后的年輕人未經歷過那個人性純潔的時代，以為凡是中國官員都一定是腐敗的，一定是自私的，一定是為一己之私而濫用國家權力的。這是何等的誤解和無知！

我記得，每年都會有從老家來的人在我家住上一段時間，並帶上一些食物回去。在物資與糧食短缺的時代，無論是農村還是北京，都同樣供應緊張，後期高級幹部發了一種特供票，好像一個月可以憑票買一瓶酒、兩條前門煙、一斤糖，也許還有點什麼，但大多都成了老家人帶回去的禮品。

下鄉一年之後我到了部隊，可以說是沾了父親的光。當年許多老幹部被當成走資派打倒之後，大批像我一樣的孩子都遠離了被關押的父母，也有些被造反派的勢力所殘害。周恩來總理出於保護這些革命者後代的考慮，默許了將這些孩子送到部隊進行鍛煉（實為保護）的請示，於是，全國出現了一大批「走後門」當兵的現象。

父親的墓碑上寫道：

自我們這些孩子工作並取得穩定收入之後，逢年過節就開始給父母送紅包，錢從少到多，次數也不斷增加，如開始是一年過年時孝敬一次，以後就加上生日，再加上五一、十一等節日。後來，則是逢年過節都有，心裏總覺得時光不多了，因此變著法地找借口，讓父母高興，慢慢也成了一種慣例。

父親出身於中等收入的農民家庭，「九一八」之後參加革命，「七七」事變之後，先在八路軍學員隊，后加入了新四軍。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宣傳中大多隻提延安的「抗大」（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后改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因此，許多人並不知道當時還有一所中原的「抗日大學」。前幾年在電視劇《彭雪楓》中所表現的竹溝幹部學校，就是這所培養新四軍、八路軍軍事、政治幹部的第二「抗大」，而父親最初就是竹溝幹部學校中的政治教員。此後，父親為新四軍在敵後建立根據地，提出過紅軍的軍隊賴以生存的財政改革建議，併當上糧食、稅務的局長、特派員，參与新四軍貨幣發行與地方銀行的建設工作，為部隊在敵後堅持鬥爭提供了後勤保障，經歷了皖南事變和中原突圍的戰鬥歷程，在李先念任師長、陳少敏任政委的新四軍五師中堅持戰鬥了多年。

90年代私有化之後，父親已不能讓單位換修傢具，扔掉的不能再用，必須自己購買。於是妹妹定了個不成文的規矩，給父母購買大件商品所需要款項，如平板電視、沙發、衣櫃等，均由我出50%、哥哥出25%、姐姐和妹妹各出12.5%，妹妹統九*九*藏*書一購買后大家按比例分賬。1999年後，四合院還不能進行房改，中央便將許多退休的老幹部統一搬進樓中，這次搬家后的大部分新傢具都是按妹妹所定的規矩添購的了。房改時，父母的工資在扣除了兩個人90年的工齡優惠之後也還是買不起，同樣要靠子女的幫助。新舊工資的時代差別，讓幾代人之間的幸福感形成了不可跨越的鴻溝。

馮伯伯很想知道父母的情況，但我只知道，父母都在幹校，已有近一年未見。

父親擁有享受單位專車待遇的資格，但打電話讓老幹部局派車很不方便，除非去遠的地方，直到80多歲，父親還常自己騎自行車外出。哥哥怕父親被車撞或摔倒，堅持按月給父親錢讓他出門乘出租（包括母親），但卻很難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

他們的一部分收入既要維持自己四個孩子的家，又必須按月給老家寄錢，幫助那些在農村中的父老鄉親。

年輕的一代人似乎沒有權力去嘲笑他們。他們確實沒有機會去學習那些在今天的世界中早已成為常識的科技知識，他們也不再可能通過知識的更新改變原有的觀念，他們幾乎全部的心血與精力都傾注于那個早已過去了的時代，他們早已沒有能力再更新自己的大腦與體能了。他們看到的都是比過去更好的進步，又如何讓他們知道和比較，中國在這個世界的發展中本來可以有更好的未來呢？

哥哥結婚時，爸爸將自己用了多年的唯一的一個單開門大衣櫃（櫃門是個大穿衣鏡）當作禮物；而我結婚時，除了我花錢讓爸爸原來的警衛員幫忙從東北做了幾件桌子和箱子外，父親只送給了我一雙本來是為父親自己定製的皮鞋。在父親的眼中，兒子要靠自己去闖天下，承擔起家庭的責任。而女兒不然，家裡要幫忙準備些嫁妝、衣被等。當第三代人結婚時，做爺爺奶奶的就不用擔心了，而奶奶為他們存下的獨生子女費就變成了紅包，不論多少都是老人幾十年的一種惦記、一種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深情。

我出生在一個「紅二代」家庭，也可以算得上是「官二代」。對於我的出身，社會上有各種傳聞和猜測，認為我是一個所謂「大」公司的經理，就一定是通過「紅」或「官」的幫助，而不是靠個人的努力而得到的。但許多人卻不知道，我這個「官」連個七品都不夠，只不過是北京市西城區國資委管轄下的一家小公司的經理，這家公司最初建立時是只有20萬元借款的註冊資本金。而我在進入華遠公司之前至少還是個直接歸市聯社直屬管理的企業中的「官」，管理的資產規模遠遠大於剛成立時的華遠。而一個中央部級的退休高官，又如何隔著不同的行政管理渠道、差著無數的級別，為我去謀這樣一個小「官」的烏紗呢？

我們這一代人開始有孩子時，恰恰是國家剛開始推廣計劃生育的時代，「只生一個好」還不是一種強制性，但母親堅決執行這一國策，告訴我們每人只准有一個。

至今我的兄弟姐妹都沒有因為這些私利問題，破壞過相互的和睦與親情，相互之間從未因利益之爭而撕破過臉，也從沒有為躲避盡孝而發生爭論。儘管工作不同，收入不同、但都可以放心地依託，包括第三代的孩子們。姐姐、姐夫已在國外工作、生活了十多年，從來不用擔心放在北京的孩子會有什麼危險與困難，任何兄妹的家都可以當成自己的家。

濟南老火車站是德國著名建築師赫爾曼·菲舍爾設計的德式建築，也是哥特式的建築群落，1992年被拆除了。我出了站，不認識省軍區的大門朝哪開，上了一輛三輪車直奔省軍區（當時沒有計程車，拉客的都是三輪車）。到了軍區，已近黃昏，哨兵嚴格執行軍紀，讓我用電話先聯繫，電話另一端的一位姐姐只問了我的父親是誰，就到大門口將我接回了家。

「文革」後上山下鄉時，我們在男校，整個插隊點都是男孩子。幸虧媽媽早早就教會了我們自立，不但會自己做飯，還會自己釘扣子、補衣服、拆洗棉衣被。這些生活中大多由女性做的活兒並沒有因為我是男孩子而嚇倒我。幾年以後，我參軍到部隊，連那些老兵都驚訝於我縫被子的本事，這也大大提高了我的威信。農村來的孩子被認為最能吃苦，城市來的學生被認為缺少鍛煉，這似乎已成為部隊首長和各級幹部的共識。但城市的孩子比農村的孩子聰明，不僅表現在軍事訓練上，也同樣表現在穿針引線上。我大大改變了許多人對城市兵的看法，其實，他們不知道城市家庭里的孩子並非都是嬌生慣養，尤其是他們不知道，「文革」時，老幹部都進了牛棚，因此而失去保護傘的孩子反而更能在社會上獨立闖蕩。從大串聯的全國游到各地各組織之間的聯合，再到後來的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等社會運動，讓一批城市孩子更具有獨立性和社會適應性，更能吃苦耐勞，更具有善於挑戰未來的精神。

這實在是一個特殊的時代發生的特殊情況，省軍區標準配備的新兵服裝都不夠了，增加的這些「後門兵」，許多和我一樣是穿著老百姓的便裝，登上火車，被送到部隊的。後來才了解到，我們並不是在山東當兵，而是部隊到山東招兵，伯伯們利用這個機會，讓我們頂了山東的兵源名額，成為解放軍戰士。

今天的年輕人也許永遠無法體會，那些戰爭年代出生入死的戰友之情是多麼的深厚、真誠。雖然「紅二代」之間此前從未謀面，但那種相互的信任和安全感，正來自父輩的這種深情（這位姐姐的名字叫「抗勝」，是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出生，為紀念這個偉大的事件而起）。

我不敢說，後來的改革開放沒有改變我們的觀念，毛澤東思想確實已被重新認識和理解，並且必須承認其「階級鬥爭」理論給中國帶來的危害。共產主義理想即使不變，實現的路徑也已完全不同，但嚴以律己，堅決守住道德底線，不違反黨紀國法，則是不會變的。即使一個人不再為主義、為信仰而奮鬥，但一個人絕不能丟失自己做人的資格，不能拋棄自己的良心。

在家裡吃飯也是定量、分餐的，盛上一碗米飯，媽媽會用筷子從中間一劃一分兩份，分給兩個孩子吃，看著我眼巴巴地望著米飯時，媽媽有時會與我分吃一碗飯，表面上筷子在碗的中間一劃兩半，但媽媽會悄悄地將筷子一偏，讓下面的半碗飯變得一多一少了，媽媽自己將少的一半拿走，再用一點菜蓋在飯上，將多的一半給了我，還怕被別的孩子看見。

還有許多人因為中共元老陳雲同志之子陳元曾是北京市西城區區委書記，曾任華遠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長，故而對我產生了誤會。於是，社會上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謠言。有人說我是任弼時的後代（任老可是延安時期五大常委之一），也因此用這個「莫須有」的名頭，否定了我付出的各種努力。還有人傳我是任質斌的後代。任質斌也是新四軍幹部，與我父親同在過一個部隊，有些新四軍回憶錄中會出現這兩個人的名字，也許有人道聽途說而產生了誤解，張冠李戴了。還https://read.99csw.com有人傳言我與任建新有關，大約是因為任質斌、任建新兩位都從事法檢相關工作吧。

母親出身於一個大家族中，村中有許多同齡兄弟姐妹，都是抗日戰爭時的熱血青年，這五六十個年輕人，上下不差幾步，集體奔向延安，路經西安時，一半進了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一半進了共產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後來，媽媽也因為進入新四軍得以和父親在一個部隊中相識。

父母的善良之心和寬容之意，體現在許多方面，並傳給了下一代。在「文革」中，和許多的老幹部一樣，父母都被打倒「坐飛機、被批鬥」「蹲牛棚、進幹校」。但是，我從來沒從他們口中聽到過對那些造反派的怨恨，更沒有聽到過他們對黨的抱怨與不信任言辭。他們始終堅信從年輕時就開始的信仰與追求，從不用自己的遭遇去評判和對比他人的對錯，從戰爭年代到和平年代，都始終如一地努力工作，只求己安，而不指他過。

在中國現代歷史上號稱「三年自然災害」的日子里，父親將爺爺、奶奶接到北京。當時糧食是按人員和年齡定量供給的，多了兩個人的需求，卻沒有定量的糧食供給，就只好從每個人的口糧中分攤，每個人都要少吃一口。父親並沒有把對自己的政治生活帶來不利影響的富農爺爺拒之門外，印象中每次當農村的生活極度困難時，父親都會將爺爺接到北京來供養。

父親從來都非常嚴格要求自己，從來不搞特殊化。媽媽與父親「文革」前一直在一個部委工作，儘管工作很優秀卻常在她的提拔和重用的問題上與父親爭吵，多次機會都因為父親作為上級領導幹部的堅持而不得不放棄。在生活上，父親也堅持與一般幹部同吃同住，同等待遇，包括到食堂排隊打飯。即使在「文革」期間，父親被打成走資派被造反派強制「坐飛機」被「武鬥」批判時，即使媽媽被迫上台陪綁時，也沒有一個造反派就利用職權、貪污腐敗等方面對父親提出指責，而被指責最多的也正是父母的出身和裙帶關係。

總之，我愛我的父親，儘管他沒有那麼高的職位，無論是「文革」被打倒時，還是社會在攻擊「官二代」時，我都會毫不猶豫地公開我父親的名字——任泉生，並告訴所有人我是他的兒子。我沒學會「大義滅親」，不僅是因為我在那個紅得發紫的年代沒有被污染，而且是因為我從來都堅信我的父親是一位堅定的馬列主義者，更堅信他們那一代人的所作所為、為我們做出的榜樣和給我們的一切！

那時候，我並不知道什麼叫「高幹」（老師其實也不知道），出身一欄中填的是「革命幹部」。自父親被任命為副部長之後，老師說你可以改填為「高幹」了。但當時我回家問父親時，父親很嚴厲地告訴我，只許填「革命幹部」，不許填「高幹」兩字。後來才知道，過去的幹部管理分24級，13級以上就是高幹（依此標準，當時的醫院設有高幹病房，連監獄中也設有高幹牢房）。母親當時是13級幹部，已經是「高幹」了。

在網路和微博上，我可以看到許多關於貪官與腐敗的報道，也同樣可以看到許多80后利用父母的地位、身份而橫行霸道，還有許多人為了房子和錢財而禍起蕭牆，甚至逼死父母。可以慶幸的，正在於我有這樣的父母，因此沒有讓我在權力與利誘面前失去理智，至今都可以正大光明，且堂堂正正地面對社會、法律與家庭。

伯母杜媽媽（後來父母都讓我們叫伯母為媽媽）雙目失明，用顫抖的雙手仔細地上下摸著我的臉龐、眼眉和嘴鼻，尋找著戰友的印象。看著杜媽媽那種期待的表情，我的心中一陣陣酸痛，他們真的像自己的父母看到了遠歸的孩子一樣地關切。

從插隊點前屯走到嫩江火車站，大約是七十多里路，中途沒有一個村莊，11月的天氣，已經是冰天雪地了，沿途除了有些楊樹、樺樹林之外，大部分是荒草地，草甸子里時不時地鑽出幾隻狐狸和狼，這對一個孤身行走的十七八歲的半大小子來說，無疑是一種令人心裏發毛的事。記不清我當時是怎麼一口氣趕到火車站的，對成為一名解放軍戰士的期待，也許是支撐我忘掉了一切恐懼和疲勞的力量。

從嫩江到齊齊哈爾換快車，到北京再換車去濟南，中間間隔4個多小時，匆匆忙忙回家洗澡，換了身乾淨的藍制服。從姐姐嘴裏，我才知道，是一位姓馮的伯伯發來的電報。他是父親過去的戰友，我可以放心地去軍區找他，馮伯伯可以安排我當兵。在最困難的時候，一個生死戰壕中爬出來的戰友是最值得信賴的。

在我尚未成熟的心靈中，父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他們可以對某個領導說「不」，對某些事情說「不」，但絕不會對黨的指示說「不」。

20世紀初期，隨著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特別是自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年問世之後，「出身」便有了另一種解釋。古代的出身，大多指一種職業的特徵，固然也有上下等人之分，但卻有跨越的可能，如鐵匠可能是下等人，但卻有可能變成行業的管理者或代表者；非武人世家的子弟也可以因軍功而成為將軍，以一技之長而競爭勝出，成為人上人。客觀講，雖然在社會階層劃分中也有歧視與被歧視的對立，卻同時存在不完全對立，可以跨越和變更的一面。

中國古代就有以出身論英雄的傳統，如「虎門無犬子」、「書香代代傳」等說法。那時，沒有公共的普及教育，私塾與請家教是普遍現象，故家傳影響極大，甚至有「傳子不傳女」的傳統，如武功、藥方大多傳子不傳女，學識也多父子相襲，女兒只學女紅等。因此，出身就成為學習知識的基礎要素。相傳孟母三擇其居，正是因環境對人的影響極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試圖改變因平民出身而不利的環境，在無法改變出身時，力爭改變環境。在古代中國，出身這種環境要素對一個人的成長几乎成為決定性因素，儘管後來有了科舉制度，但通過科舉而改變命運的畢竟是少數，且困難重重。多數人因為起點的不公平而先天失去競爭優勢。社會分工也常常取決於這種傳承，鐵匠、石匠、木匠這些謀生職業，也大多是通過世代傳承而確定的。因此，在沒有普及義務教育的社會環境中，社會階層結構很難有大的改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也同樣由出身而左右。

也有許多人誤以為我是一個個體戶，是在利用父母的歷史關係為個人謀發財，卻不知道華遠是一家國有企業，我不過就是個打工的——一紙公文任命的「丫鬟」，替國資委打工——是國資委讓拿多少就只能拿多少工資的「看家狗」。公司成立之初，陳希同是北京市市九九藏書長，曾為公司題詞「華廈大業，任重道遠」。當陳希同被抓捕之後，李其炎市長也因此調離。新任書記尉健行與新任市長賈慶林都沒有與前任書記、市長交流過。賈慶林市長也曾將我當成了個體戶，一次會議之後還專門讓孟學農副市長來調查我是不是共產黨員。當了個芝麻大的官，在體制內、體制外，我都同樣被誤解。

有一年，妹妹的女兒結婚，妹妹穿了一件漂亮的連衣裙，衣服上還鑲有一些閃閃發光的亮片。我開車拉著媽媽和妹妹去餐廳，一上車，看到妹妹穿的衣服，媽媽一臉不高興，說：「你穿成這個樣子，讓我這個老共產黨員的臉往哪放啊！」等到了婚禮上，她才發現妹妹的服裝其實很一般，只是媽媽永遠改不了這種根深蒂固的馬列主義老太太的觀念。

所有部委體系的工作人員，哪怕曾經在解放前是國民黨政府的舊官員或俘虜兵，在進入這個系統工作后，也都同等擁有送子女到子弟小學讀書的權利。總之，只要是子弟，都可以和有機會進入，除非因位家庭置距離和生活不方便等原因而自願放棄，而且也不會按父母官職大小而分班。

后根據中央指示，他隨部隊從山東進入東北，參与東北的解放與重建新政權工作，在陳雲的領導下從臨江轉戰于遼西、遼東之間，曾任遼寧省人民銀行行長、省委委員、財稅和商貿官員。1953年調越南任職時，路過北京向李先念老首長辭行，被李先念上報中央，留在李先念主管的財貿口工作，任中國百貨公司總經理。

我對我的父母深表理解，正在於我深知，如果我違反了黨紀國法，本身就是對他們一生所追求的信仰的玷污。再讓他們為我的罪行去增添罪惡，就如讓他們跳入深淵一樣，天理不容。而我若無罪又何須他們為此而發愁，去求人犯錯？我自會證明我的清白，讓他們更放心自己的教育，革命的傳統在這個家庭中會被繼承與光大的。

1949年之前的北京城內（以二環路舊城牆為界）大約生活著不到六十萬的人口，但解放后的幾年時間超過了百萬人，最高時約達400萬人。原有的學校和教育設施已無法滿足需求，於是，各部委或單獨或聯合興辦了一些子弟小學，沾父母的光，我得以到這種學校讀書。但在用「紅」與「黑」劃分階級的時代，子弟小學並非是專為幹部子弟或高幹子弟而建，而是對部委體系內的所有工作人員子弟一律平等。

在一般民眾的眼中，特別是今天年輕一代的想象中，幹部的家庭生活一定很富有，孩子們一定是嬌生慣養的，卻不知每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父親與母親偶爾爭論，恰恰是為那些必須承擔的「責任」——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老家多少付出一些。

飯後，我被帶到警衛排駐地，一開門發現滿地都睡滿了和我一樣的孩子，有近百人，原來早到的這些父母戰友的孩子們已經穿上軍裝，在等待出發了，而我是最晚到的一批中的一個，屋裡已住不下了。馮伯伯給濟南的一位伯伯打了電話，我便和其他幾個後到的孩子，被送到空司借住。

如果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又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孩子失學而當童工呢？如果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又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孩子失去了父母的關愛而早早地走上社會呢？如果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又怎麼會有數千萬的從14到20歲的城裡孩子遠走他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呢？如今許多人在指責幹部子弟「走後門」當兵的時候，他們可曾想過這些問題嗎？如果有父母關愛，有學可上，又有幾個人願意棄學當兵呢？當然，有人會說許多非幹部子弟不也沒學上，不也在插隊嗎？是的，但至少他們還有沒有被關進牛棚之中的父母的關愛。

「文革」中，父母被打倒之後，他們早就失去了管教子女的自由，甚至不知道子女們是如何生存的。但當他們聽到毛主席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城裡的學生也在狂熱地高喊「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各學校都在向家長發出要求學生上山下鄉的通知，這時父母會迅速地通過單位給我報名，並從幹校請假回京，幫我打好行裝，再回到幹校。媽媽不需要過多地解釋什麼，只知道媽媽做出的決定，一定有她的道理，雖然我們還未成年，但我們會讓媽媽放心地自己上路去。

相對於插隊而言，當兵確實是個「天堂」的選擇，但卻絕不是一種享受，更不是一種特殊的待遇。

那幾年，媽媽的手、腳都長期處於浮腫中，營養不良是一個普遍問題。1962年，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傳聞給了我們一個吃肉的機會。媽媽是當時部機關里的民兵營長，帶著民兵到內蒙古草原進行軍事訓練，準備保衛祖國。於是，在內蒙古的大草原中打了許多黃羊，民兵訓練完畢回機關后，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分到一些黃羊肉，這在當年算是天上落下來的美食了。儘管味道讓許多人都難以接受，但卻是重要的營養補充，也稱得上是改善生活了。

父親那時雖已退休，但仍有官方協會的職務，並在中紀委中有許多熟人、同事和戰友，媽媽也曾在北京市商貿系統有職務，但他們都不認為應動用他們的職務、權力與關係，去破壞中國的司法公正。他們更不會為自己兒子的「犯罪」行為，去破壞黨的紀律和自己的人生準則。

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沒有人會認為上子弟小學是一種沾父母光的特殊待遇（工礦等企業也都有這類子弟小學），更不是「走後門」特殊權力下的腐敗行為。與我同年級的還有許多住在同一個家庭區中的孩子，有幾個至今還保持著聯繫。從幼兒園到小學，許許多多的同齡人幾乎都在走著同一條路。同班同學中只有少數幾個是學校所在地附近單位員工的子女，絕大多數同學的父母都是在一個系統中工作，從大院到學校，仍然有強烈的大院味道，只不過院子擴得更大了。

也許，今天的孩子難以想象當年十四五歲的紅衛兵是怎樣脫離父母臂膀的保護，在幾乎身無分文的情況下遠遊全國各地的。他們也無法想象當父母在絲毫沒有準備和任何交接機會的情況下被強制性地關進牛棚之後，沒有了依靠的孩子是如何生活的，並且不僅僅局限於能生存，還會做出許多曾被看成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如宣傳革命、組織活動與武鬥、出版報刊與雜誌，甚至像地下黨的工作者一樣，刻蠟版、油印刷、撒傳單、大遊行。他們更難以想象從14歲到20歲的孩子們離家千里到廣大的農村中去，到深山、草原上去，和農民、牧民同生產共生活，干農活、種莊稼、養牛、放馬。

媽媽的弟弟是縣裡的游擊大隊長，解放后當了縣公安局長，但在反右鬥爭中被打成右派，在三年大飢荒中因提出不同意見而幾乎失去工作。媽媽的親屬中進入國民黨領導軍隊中的一位跟蔣介石去了台灣，後派到泰國「使館」工作。這兩件事成為媽媽「文革」中的罪狀，改革開放之後，右派平反了，對台工作也開始了，媽媽的包袱也才被最終rｅａd.９９cｓw•coｍ摘掉。

在我們這些孩子們的印象中，父親最喜歡妹妹，媽媽最喜歡我，也許是因為哥哥、姐姐都大了。其實，幼兒時，我們大多是警衛員在看護。媽媽曾講過這樣的故事，我出生時媽媽在丹東負責商品供應與管理，那是抗美援朝時期，1951年3月，我就生在鴨綠江大橋的邊上。當時的小警衛員大約只有14歲，也是個孩子，為了與當地的朝鮮族姑娘盪鞦韆，總想讓我睡覺，並睡個較長時間的覺。於是，他就給我灌了一些當地的米酒，讓我大醉不醒。當媽媽晚上回來時，見我還在酣睡，小警衛員才害怕地說了實話。據說，我連睡了兩天才醒過來。也許正是那時留下的後遺症，至今我也無法痛飲，少量酒精就會讓我像中毒一樣大睡，故至今堅決不飲。再重要的領導、再重要的接待場合，我也會堅持象徵性地舉杯，實際不飲，以保持清醒。雖然少了一點兒熱鬧，但至少有一項違法之事落不到我的頭上，那就是醉駕。

當時，我正在妹妹的插隊地點——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的巴彥公社，莫名其妙地接到了一封讓我執行一件在限定的時間到濟南軍區找某某報到參軍的電報（當時農村沒有電話，只有電報是最快的聯絡辦法）。

父親在工作上堅持原則，並因此而得罪了「四人幫」，一夜之間從領導崗位上被撤下來，但卻絕不會為了個人的聲譽、榮辱而耿耿於懷，也因此在同行的老同志中間獲得了好評。在為父親去世而舉行的追悼會上，許多老同志對我表示了上述看法，北京市原老副市長韓伯平還特意對我說：「老部長過去對北京市給予了巨大的支持，那可是要頂著巨大壓力的啊。」

嚴厲的家庭父母管教，也許會讓許多孩子難以接受，但嚴厲而且信任同時存在，則效果也許就大為不同。小時候，我一直懼怕父母嚴厲的批評，但今天我則無限地感激他們的嚴厲而讓我養成了良好習慣，尤其是誠信與真實。人的品格的培養，重要的正在於幼兒時期的榜樣影響和良好的教育。

但「階級鬥爭」學說傳入中國之後，階級幾乎成為不可跨越的鴻溝，成為一種幾乎完全對立的劃分方式。以中農為界，以上者都為被革命的敵對人群，以下者都為革命骨幹，中間為雙方爭取的對象。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建立過消除對立的統一戰線，一致對外。但解放戰爭開始之後，尤其是為解放戰爭勝利而開展的土地革命之後，這種以成分與出身決定對錯和敵我的情況更為極端和嚴重。「文革」時期則將其推向高潮，從「老子英雄兒好漢」「黑五類」一直演變到「走資派」、「叛徒」、「保皇派」、「臭老九」等，本人成分與出身這些「階級烙印」既可以讓「壞人」升入「天堂」，也可以把「好人」打入「地獄」。人因出身從孩提起就被分為幾派，造成天地之差的不平等和敵我矛盾的「不平等」關係。

自插隊下鄉之後，父母再也沒有用教育的口氣與我說過工作與人生，他們認為我們已經長大成人了，應該可以獨立面對社會決定自己的選擇了，今後的路要靠我們自己去尋找，自己去奮鬥了。

每到周末一大家人都會聚集在父母身邊問寒問暖，凡回家幾乎從不空手，儘管父母有些並不需要，但這份心意都是不可缺少的，過節過年更是如此。團聚，已成為了一個打不破的傳統。

在階級鬥爭的年代，填寫各種表格時都有一欄是「出身」，這一欄的內容常常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一直到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才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取消了以出身論英雄的先入為主，取消了以出身定陣營的敵對基礎，讓人與人之間有了出身的平等。

我所在的培英小學的孩子，大多來自西便門的國務院宿舍大院、鐵道部大院、中國人民銀行大院和糧食商業系統大院、新華社大院以及其他一些我已經記不清楚的國家部委大院。小學三四年級的一天，我正在雙杠上玩耍，被老師叫到辦公室，老師拿著當天的《人民日報》告訴我，上面刊登了兩條第三屆全國人大批准的任命公告，第一條是我父親被任命為中國商業部的副部長（當時的部長是後來任副總理的姚依林同志），第二條是後來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的何英擔任外交部某司司長。從此之後，我成了學校中的「特殊人物」。

這些現在的年輕人也許不能理解，老一輩革命家，雖然經歷過延安整風、「三反五反」、反右鬥爭、廬山會議、「四清」與「文革」，但是，在所有的鬥爭中最不能碰的紅線，恰恰是與個人利益、金錢、腐敗等相關的紀律。他們可以為革命的利益拋頭顱、灑熱血，卻絕不會為個人的榮華富貴而拋棄信仰。也許今天的年輕人們早已不再相信這個世界上還有為主義而獻身的人。但是，在那個時代，這是一種最基本的社會道德準則，利用權力而謀一己之私，在那個年代就是死罪。

從那時開始，媽媽就將我們給的紅包，又按孩子的名字變成存摺，慢慢地，成為了他們結婚時的紅包。

這些紅衛兵也許並不知道中國的未來，並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將向何處，但他們會頑強地活下去。或者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父母就是在這個年齡走向社會，闖出了一條沒有確定未來的道路，他們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將腦袋挎在腰帶上去拼殺的，他們知道自己的父母一輩子都在面對前途的不確定性，勇敢地承擔起國家與民族命運的重擔，無畏地爭取勝利。雖然有時父母無法為他們提供保護，也許也無法預知自己的命運，但父母從未懷疑過自己的一生，而且一生都在努力實現曾經的夢想。因此，這樣的父母的後代，那些初入社會的牛犢們也同樣以無畏的精神坦然地面對現實生活。我們這些孩子相信，父母能在更惡劣的環境中奮鬥出來，我們也一樣能改變現實環境，創造出更美好的未來。無論現實生活有多殘酷，都遠遠無法與當年的生死威脅相比。父輩能走過昨天，我們就一定能走過今天。

一直到去世，我的父母都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很少在衣裝上有所講究，每次我們給父母買件衣服，都要把價簽撕掉，還要在價格上減少個零，否則他們總是難以接受。我們常常要偷偷地將他們穿得很破舊仍在穿的衣服扔掉、捐掉，不然，他們仍會把新衣服掛在柜子里捨不得穿。媽媽除了在家裡與家人打麻將之外，也就是愛好讀書了（大多是一些戰爭時的回憶錄或老年養生類圖書等），但父親還有些年輕時的愛好，一是會買一大堆的錄音、錄像帶（後來是光碟），以京劇為主，以度時光；二是仍偶爾照照相；三是到干休所（養蜂夾道）去跳跳舞，但就他們的退休金水平來看，也僅夠每個月去兩回的。

父親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在供給制式的體制下生活的。直到退休之後，九*九*藏*書他才享受了私有化的生活。小時候，家裡的全部傢具上都釘著塊小鐵牌，上面寫著單位、編號。從桌椅板凳到書櫃、綠皮的保險柜，床架、床板無一例外。好像在我上中學之後，父親才購買了屬於自己的單開門大衣櫃，後來成了哥哥結婚時的彩禮。20世紀80年代，他才有了屬於自己的床，但其他的物品中，包括沙發，也都還是租用公家的物品，破爛得不行也難得修理。記不清是80年代末期，還是90年代初期，中央決定將所有的破舊傢具全部折舊后歸使用者所有，分月從父親工資中扣除，大約一兩年才扣完。後來，我家再購買傢具就是孩子們出錢了。

媽媽在我們小時候就堅持讓我們從自己洗手絹開始，學會自己用刷子刷鞋，洗小件衣服，也一邊給我們縫扣子、接褲腿、打補丁，一邊教我們學會拿針、紉線。那時，除了過年過節，可能添一些新衣服之外，「補丁加補丁」則是從父母到孩子的家常便飯，弟弟妹妹穿哥哥姐姐剩下的衣服更是普遍現象。每個母親都無奈地要學會拆拆改改。當年家裡有台縫紉機被稱為大件，不只在於購置要花很多錢（要100多塊人民幣，相當於學徒工六七個月的工資、一個人一年的生活費用），還在於它在家庭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姐姐從小就學會了使用縫紉機，不但自己做衣服、挎包，還幫媽媽為我們補衣服、接褲腿，也教會我們踩幾下，多少學會了自己維持生存。特殊時期，也許人們生活的重點並沒有放在美觀上，而更注重實用。

爸爸花起兒子給的錢，是一種心安理得的享受。一次春節全家人的聚會，我到晚了。一進門哥哥就對我說：「爸爸問你還來不來一起吃飯。並問今年的紅包你還給不給。」話音未落，我趕忙遞上給父母的紅包！但父親只被母親稱為是亂花錢的人。實際上，父親悄悄認養了上不起學的孩子，每月給他們交學費、班費和課本費等，直到大學畢業。不知道父親前後供養了幾個孩子，只知道父親在悄悄地幫助那些毫無關係的陌生貧困家庭。

媽媽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從不對黨的指示表示懷疑，只要是黨中央的指示就堅決執行，無論是毛時代、鄧時代，還是後來的時代。對他們這一代人而言，從一箇舊時代，為解救中國人脫離日本人的奴役開始，經歷了無數次的挫折和失敗，而每一次都是黨中央的指示讓他們看到了光明，走出了陰影，實現了勝利，故而產生了一種虔誠的迷信。他們從沒有吃沒有穿的絕望看到了今天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的巨變，因此，他們更相信，黨可以領導好這個國家從失敗走向勝利的，也一定能從落後變成先進。

讓我最欣慰的是，我的父母從來沒有因為這些政治上的因素而忘卻親情，更不會因為它們給自己帶來的痛苦而怨恨和不主動承擔責任。

第二天，我們參加了體檢，填寫了幾個表格，辦理了入伍手續。其實，我的身體有殘缺，視力勉強及格，胳膊剛骨折過，還伸不直，好在這隻是走一個程序。

印象中，家裡在樓道里還養了只母雞，每天或兩天能下一個蛋，用以改善生活，姐姐、妹妹和我小學都是住校，吃、住都在學校，只有節假日才能回家。爸爸、媽媽總將平時捨不得吃的好東西，留在星期日等孩子們回來后，全家一起分享，那時孩子們也許體會不到生活的艱難，但父親、母親都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深深的印象，孝與家人的親情是這個社會中唯一不可缺少的。

直到後來，90多歲的媽媽還經常自己悄悄地乘公交車跑出去，有時糊塗地將公交車的方向坐反了，常常讓妹妹、妹夫開著車滿北京地去找，看都看不住。他們一輩子都沒學會如何享受，而更習慣於自力更生，除非病在床上起不來，否則絕不讓別人照顧，這也成為曾讓我們頭痛的事。

父親不會為一己之私而動用權力，對自己潔身自好的聲譽，看得比任何利益都要重。當年，我被關進監獄時，父親一方面堅信自己的兒子不會做出違反黨紀國法的事；另一方面也絕不動用任何關係去詢問和打聽有關我的案件，更不會用權力去干涉司法的公正。父母都沒有因為我的事而去找過任何一位領導，或在領導崗位上的同事、戰友和下屬，寧願等待法律公正的判決。當我被釋放之後，父母也從不過問我的案子，「從原因到結果」，直到我拿到最終的無罪裁定書，主動向父母作了彙報。父母最擔心的，不是我是否有罪，而是絕不讓外人將父母干預司法公正的帽子扣在這個家庭的頭上。對此，我深表理解。

小時候，關於父母工作中的一切，我大多是從其他人的口中和回憶錄中了解的。他們還沒來得及向我們敘述過去的經歷，就進入了「文化大革命」，沒有機會去談論歷史，但他們的一舉一動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許多人也許會誤以為高幹家庭還不富得流油，卻不知道這些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中冒著生命危險而衝鋒的人，在半供給制中並沒有擁有財富。就是在今天，他們或許還是收入較低的人群，在低工資時代退休的老幹部，當時的高工資已變成中或低的退休金。父親在第三代孫子輩的人參加了工作之後才發現自己已成為這個家庭中工資收入最低的人。

在父親的教導下，我理解了父親的道理：「幹部不分級別大小，都是為革命做工作。幹部的級別只是一種責任的劃分與承擔，級別越高責任越大，越要努力工作，不辜負黨的信任。職務不代表個人的榮譽，而代表你必須承擔的公共責任。」這種思想一直深扎在我的腦海中，不管是在部隊等級森嚴的紀律下，還是在此後的商場拼搏中，職務從不被我看成一種重要的標誌與榮譽。因此，至今我堅持不參加任何靠捐款買官而取得的評獎或職務，也從來不想用這些牌名去嚇唬人。比如，有些人會在名片上印上「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有些人會印上帶有全國字型大小的協會、商會等組織頭銜。我的辦公室主任也曾為我干過這種事，一張名片上印了一大堆公司名稱，用幾天就覺得彆扭，後來便換掉了。現在，我仍然有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執行副會長、中國房地產研究會的副會長，以及其他一大串職務，還有曾經最被社會推崇的慈善機構的職務等。但在所有公開場合，我更願意只用最簡單、最直接的一個職務，只要能說明自己的身份就夠了。更多的職務一定代表的是更多的責任，而不是榮譽，也因為是責任，必須更加嚴格要求和限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