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最初發動的批判文藝的鬥爭，大多數人都不會理解，成年人大約也只將其看成一個局部的爭論，幹部們也以為是個別人的事情。而黨內從「三反五反」、「反右」鬥爭到廬山會議，幾乎年年都有這類的問題。也許正是因為毛對僅靠「文藝」批判而打倒「三家村」、「四家店」無法徹底解決黨內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的問題，又苦於無法依靠這些久經戰爭和鬥爭考驗的戰友們、幹部們，無法依靠幾億農民的力量，無法依靠那些有判斷能力和政治覺悟的知識分子，才動用特殊的手段，調動了無知而衝動的學生力量，掀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全國性「大革命」。

這位副所長還記得我辦手續的派出所所在地，正是當年「文革」時期我們以紅衛兵的名義佔據的四合院，還領我重遊了院內我當年住過的房間，那是一段難忘的經歷。

隨後的「西糾」、「聯動」等事件，讓人們從「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的變動中，發現了更多的問題，產生了更多的疑問。最初年輕人靠樸素的感情對江青阿姨懷有無限的信任，但很快這種信任變成了懷疑。於是在「懷疑一切」中懷疑這個「領導小組」與這場「革命」。

毛主席多次連續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活動，再一次將這群孩子們推上了歷史舞台的最前沿。被領袖所讚揚和支持，強大後台讓「破四舊」砸爛可惡的舊社會，從公共場所一直砸到了家裡，從「地富反壞右」的家庭擴大到「走資派」、「臭老九」的家庭，從城市砸到農村，並從打、砸發展到抄家似的搶。

「文革」的真正發動和全面升級、擴大正始於這些尚未成熟、盲目迷信的青年學生，他們以初生牛犢不怕虎、追隨領袖無二言的精神，衝破了國家體制和法律的限制，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造反潮流，並從北京蔓延到全國，甚至農村、山村的角角落落。

一位位曾經受人民敬仰的國家領導人變成read.99csw.com了「走資派」、「叛徒」與「反革命」。

從紅衛兵的興起到變成「老兵」的淡出，雖然只有半年左右的時間，卻推動了「紅海洋」的泛濫，讓這場本就不知道終點的運動，變成了別人的遊戲。

然而這個混亂的局面里，除了沒有人懷疑毛主席和共產黨之外，所有的事情都會有人用毛主席語錄，說出正面和反面的理由，既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當林副主席的「一句頂一萬句」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所有人的頭上時，人們已無法用自己的語言去解釋說明一件哪怕是最簡單的事實，都只能用相應的毛主席語錄來表達自己的意思或掩蓋真實的想法。人們在「一種紅色恐怖」之中，失去了生活的方向，無政府主義在一段時間內成為主流。

一個個赫赫有名的將軍變成了「二月逆流」的死黨，一群造反派又打倒了「紅衛兵」，於是有了「老兵」、「四三」、「四四」等學生中的對立派別。1966年12月北京展覽館的聚會之後，以「紅衛兵」開始的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最終以「革命小將」們的入獄而變了風向。「二月逆流」之後全國進入了「反攻倒算」。於是開始有了置身事外的「逍遙派」。茫然之中，大多數人開始無所適從，全國都進入了一片混亂之後，只有靠軍隊來維持局面，隨後有了各地的武鬥、各地的軍管，以及軍管之下的「複課鬧革命」。

很快這種盲目的運動對象竟然轉移到了自己的父母身上。北京第一個被女學生們打死的女三中中學校長就是我們班上一個和我要好的同學的母親，我的同學也是一名紅衛兵戰士。當我們聽到消息時，已經無法制止這個悲劇的發生了。於是我們開始疑惑，開始想問個為什麼。但當時連我們最親最近的父母都在一夜之間變成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階級敵人」，我們又該如何能理解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呢？很https://read.99csw.com快，連我們也都成了「保皇派」了。

當我從部隊複員回京時，因入伍不是在北京，東城區公安局無法為我辦理落戶手續（此時我父母家已搬到了東城區），非要我戶口遷出北京時的原派出所出具證明，才能辦理戶口落戶。我在二龍路派出所找到了熟識的民警（這個當年的戶籍民警已經升任副所長了）。他證明了我當時的情況，並開出了戶籍是從二龍路派出所轉出北京的證明，幾經周折，我才又變成北京人，有了正式的北京戶籍。

派出所當時忙不過來就到學校的紅衛兵處求援，我就曾被派往二龍路派出所幫助登記物品，押送「反革命」回鄉。因此在派出所常駐數月時間，和許多民警混得很熟。當時的二龍路派出所很小，於是讓紅衛兵佔據了一個空四合院，作為派出所的臨時用房，幾年後這裏變成了正式的派出所用房（據說這裏曾是孔家後代的一個四合院，周總理在此家被抄前還在這裏喝過酒。孔家後代的家曾成為地下黨的接頭站，並在解放戰爭時對地下黨提供過幫助）。

這時工人、農民就成了「革命」的主力軍，佔據了參与和控制政權的位置。而這些連父母都被打倒了的紅衛兵們，大多都成了無人照看的流浪兒，最終這些幾乎成了國家累贅的學生們被毛主席一揮手被迫地離開了家鄉，離開了城市，離開了父母，去農村的廣大天地中，名為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實為讓學生們在中斷學業和不再接受教育的情況下，到農村中去自己養活自己。當時「我們都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正是最現實的一種證明。當國家既無能力（也不想）讓學生接受教育，又無法正常地安排就業，於是就只有讓城裡的學生們到農村去自己養活自己了。因「文革」破壞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生產、就業的秩序，只好將城市生活的壓力向農村轉移，在不增加農村土地的情況下read•９9ｃｓw.ｃoｍ，請農民分擔更多人口的生活壓力。

最早出現紅衛兵組織的是地處海淀區的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八大學院的附中。西城區中最活躍的是四中、六中、八中、師大女附中等，三十五中則在「文革」爆發之前是以籃球隊取得北京市學生冠軍而聞名的。大多數紅衛兵組織都集中於幹部子弟較集中的學校，當然大多都是高中生為主要的組織者。從「三論」到「老子英雄兒好漢」，短短几個月這些批鬥活動讓所有教育界都癱瘓了。從大學生到中學生，再到小學生，又傳染到工人、幹部以及社會其他群體。整個社會幾乎都癱瘓了。

學生運動的初期並沒有出現普遍的打、砸、搶行為，不了解毛的意圖的幹部們，為了社會的穩定，派出了工作組，試圖控制和引導這場運動。這恰恰有悖于毛的想法，並且成了毛再次利用的工具，挑起了紅衛兵們對工作組的反感和鬥爭。隨後有了當年土改時鬥爭大地主惡霸「黃世仁」的鏡頭。學生們努力要成為「苦大仇深」的鬥士，將校長與工作組押上舞台，掛牌子、「坐飛機」，進行鬥爭，開始出現用皮帶等手頭一切可用東西施行鞭打的一幕。

許多80后或許以為「文化大革命」就是紅衛兵時代的打、砸、搶，其實十年的「文革」中，紅衛兵的盛事大約只有半年的歷史。而造反派則統治了幾乎剩餘的全部時間，他們進入革命委員會成了執政者。如果不公布全部的黨內文件，也許所有的人都不會知道「文革」的全部真相，而經歷這個時代的每個人都是只能以局部的眼光去描述局部的情況，並且都只能用當時自己所限的特定年齡、特定社會位置、特定的身份去看待問題。

「二月逆流」時老帥們不滿大批領導幹部的下台和國家秩序的失控，但再一次被鎮壓了。隨著這段逆潮，幾乎所有的幹部都一層層、一批批地被打倒，各級政府的癱瘓，讓行政機構無法運轉read.99csw.com。工人階級上台了。而真正要控制局面則要靠軍隊，「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理論再一次與實踐相結合，「軍管」開始了。「軍管」不同於其他國家軍隊的政變，國家政權由軍人所控制，中國「文革」時的軍管是毛的領導不變、共產黨的領導名義不變，但徹底否定了全國人大權力，否定了全國人大選舉和國務院任命的幹部體系，否定了各部委編製和各省、市、自治區的人大及政府。這種「軍管」是由部隊的幹部來代替全國人大與國務院的國家體制下的軍隊管理。

隨著1966年12月之後，「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被鎮壓之後，中學生的紅衛兵基本上退出歷史舞台。緊隨其後的則是幾個大學中的受「文革」領導小組支持的組織，領頭人有聶元梓、蒯大富等，還有工人階級的造反派，各機關、事業單位的造反派。相對於學生而言，造反派更有社會經驗。紅衛兵抄家時抓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會被送到當地的派出所處理，連抄家收繳的金銀珠寶和名人字畫等，也會無私地送交到派出所去登記保存，甚至沒有動過一絲偷拿的念頭（那時如被發現定會被當街打死無疑）。

這段經歷也讓我日後慶幸不已。記得一年多之後，街道的造反派們曾以夜查的名義半夜到我家去抄家，被哥哥及他的幾個同學，當然還有我打了出去，造反派讓派出所的民警將我們抓了起來，關押在馬連良故居改成的臨時看守所（馬連良故居也是被抄家遣反后被派出所徵用了）。第二天提審時，恰巧遇上了我所認識的民警，於是我被釋放了。

其實，在大部分高中生熱衷於鬧革命、斗校領導時，大多初中生也在他們的影響下，鬥鬥那些有著華僑家庭身份或家庭出身不太好的老師或班主任。當時的初中生只知道在毛主席號召之下「造反有理」，一種狂熱地要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盲目讓我們也跟著抄家、跟著批鬥、跟著串聯。

哥哥曾是北九_九_藏_書航附中的學生會主席，雖然「文革」那年他已是北京化工學院大一的學生了，但北航附中紅衛兵組織者還是在發動之前來找哥哥討論。一群人在家中的院子里大聲地爭吵著，有的拿著《資本論》，有的舉著《巴黎公社》，還有自己印刷的《湘江評論》，在他們的眼中，初中生也許就是毛孩子。確實，我並不明白他們到底要幹些什麼，那時我和同學還沉醉於口袋裡裝有幾毛錢，盤算著能到西單那些掛著「為人民服務」招牌的酸奶店去喝上一瓶酸奶，吃上幾塊西式蛋糕，美美地享受一下小資情調的好日子。

計劃經濟時代，人的口糧是定期定量供給，上千萬學生從城市向農村的轉移中，當然也包括了城市糧食供給的轉移。終於，上山下鄉讓毛主席鬆了一口氣。

最初的批鬥活動從「海瑞罷官」和「燕山夜話」開始，並沒有引起初中學生們的注意，當時並不知道這是拉開史無前例「文化大革命」戰爭序幕的兩次活動。直到《五一六通知》和《我的一張大字報》，才讓數十萬中學生變成了這場血腥鬥爭的急先鋒。

工人階級的造反派成了管理國家和政權的實際大軍，以王洪文為代表的工人階級幾乎成了國家的法定接班人。

而「走資派」與「保皇派」的爭奪戰，則讓搶人、搶物、搶地盤的派系鬥爭進一步發展到武鬥，最終從舞台上的武鬥變成了動刀動槍的武鬥。

後來哥哥成了各大學聯合組織的「第一司令部」的副司令，參与了三次組織紅衛兵到天安門接受毛主席接見和檢閱的活動。我們家也成了各種組織活動的據點，不但北京的許多同學來我家聚會（包括非專為紅衛兵運動的活動），其他地方的同學也會來我們家。後來他們就經常拉幫結夥到全國各地去串聯，終止串聯活活動后，就利用各種同學關係和火車免票機會繼續跑來跑去。就連我也學會了用鐵路部門的家屬專用票，將作廢的票用草酸洗去日期、地點，將其塗改成一張新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