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希望社會的思想是多元的。就像經濟在市場競爭中才有生命的活力，思想也要在激烈討論中有所進步。

每次的活動都還會有一些特殊的聽眾，他們專門從千里之外趕來聽講，從深圳、蘭州、鄭州、青島等不同城市乘坐飛機或火車，專程來參加讀書會，同時他們也以高價購買了現場拍賣的有嘉賓與主持人簽名的紅酒，以贊助讀書會的公益活動。

我參与過十多項公益活動之後，認識到「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道理，認識到提高整個社會人群的覺悟與生存能力，讓所有人都能獨立思考才是最重要的。

在嘉賓人物的選擇上，我們也有意識地選擇不同身份、來自不同領域的人物，有中國現任或退下來的各級官員，有在專門領域有特殊研究成果的專家。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討論問題，揭示歷史與社會事件的真相，並引發整個社會的讀書風潮。

至今一年半的時間已經辦了30多期，同時在北京國際金融博物館辦了數期「江湖」的另類講壇活動，並在整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我對讀書的興趣恰恰就是從那個時代開始的，雖然那時收入不高，但買書是生活中最大的一筆支出，不管怎樣也要省出每一分錢力爭能多買幾本書。

2011年的7月第一期讀書會由王巍主持，我和劉曉光做嘉賓，主講第一輪。

其後我又參加了蘇州基金博物館的大型開講活動。通過天津金融博物館與天津各大學的這種講壇活動，我從中看到許多年輕人渴望獲得更多知識，看到這個社會有待喚醒。喚醒社會，需要培養年輕人獨立的思考能力。要培養年輕人獨立的思考能力，則不能僅僅靠講壇的碎片化信息，應讓他們從系統化的讀書中獲取，書院與讀書會就在這種背景和共識中產生了。

兒童一般尚未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要靠父母和老師指點，以判斷是非；成年後，就應有獨立的判斷能力，自己去區別是非。然而中國社會更多強調服從，從孔子儒學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概念，到共產黨ｒｅaｄ•９9csｗ.ｃｏm時的紀律和信仰，都要求無條件服從。

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的讀書會，已經舉辦了30多期，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過去也有許多內部圈子裡的讀書會，但大多都不對社會開放，而要想喚醒整個社會，就必須以公益活動的方式對整個社會開放。

最初讀書大家都是一本書幾個人共同讀，讀完之後討論，力爭將看不懂的通過多人的討論弄懂。那時讀的是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斯大林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等。

當一個全世界的公益性組織紅十字會在中國卻變成了一個腐敗的機構，中國紅十字會失去了民眾的信任，也失去了其從事公益事業的能力。

我們這一代紅旗下生、紅旗下長的人，大多接受的是紅色的革命教育。從小就立志要當「共產主義接班人」，一切都服從於「黨」的安排，只要是毛主席說的就都是對的，因此那時沒有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只知道像奴隸一樣地服從於上級的指示與領導的安排，甚至到了無條件地獻出生命的地步。

因此也就有了「文革」運動。儘管「四人幫」的一些行為引起了民眾的懷疑，但那時大家並不真正具備判斷是非的能力，也因此毛主席一揮手大家就都上山下鄉了。當兵時，接受的教育仍是「革命戰士是塊磚，黨往哪搬就哪搬」。

再後來有了幾個好讀書的朋友，慢慢形成了能相互推薦好書的圈子。這樣讓我們讀起書來就輕鬆了許多，有助於淘汰一些名聲很大但實際很爛的書。當民間協會成立以後，協會之間會相互推薦許多好書，如京城企業協會成立數年來推薦和發放了許多好書。讀書的圈子也相互交叉，於是有了更多的機會。

噹噹網的李國慶總裁告訴書院，每次書院推薦的書在噹噹網上都能增加20%.30%的銷量，於是也有些出版社免費給我和書院送了些書，希望新書能通過書院推薦的方式擴大銷售量，同時也支持了書院活動。

要培養整個社會獨立思考ｈttpｓ://rｅaｄ.９9csw.ｃｏｍ的能力，就不能限定讀書會的邊界，要允許不同的聲音參与進來。我們堅持用非專業的主持人，以非演出的方式，將活動辦得樸實自然。

兩個講壇吸引著眾多的聽眾，雖然由於場地的限制每次只有四五百人蔘會，但報名者卻可能高達七八千人次，足以說明活動的正能量。每次讀書會的固定座位不到三百個，許多人只能坐在小板凳上，或靠臨時發的墊子盤坐在講台前的位置。也有許多人只能站在兩側的走廊上、坐在階梯座位的走道上，即使是這樣，全場活動兩個多小時也絕不會有人隨意走動，不會有人大聲喧嘩而影響會場的秩序。

我為什麼要投入這麼多經費和精力去從事沒有任何企業和個人收益的讀書活動？我曾為從事公益活動，專門閱讀了以描述巴菲特和比爾·蓋茨的人生為主線的《從貪婪到慈善》這本書，書中70多位名人專家對社會責任和公益慈善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我也專門閱讀了索羅斯的幾本關於「社會開放基金」的書，從而充分認識到社會的覺醒、青年的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需要通過讀書會這個渠道來完成。

至今這個閱讀的習慣沒有改變。

任何公益組織和活動都必須以贏得社會公信力為基礎，樂平基金會如此，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如此，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也是如此。

如何將讀書的圈子擴大？如何將少數人的行為變成整個社會的行為？如何喚醒整個社會進而推動社會的進步？於是就有了今天的讀書會活動。

與父親不同，我首先成套訂購的是18世紀世界名作家的書，如雨果、馬克·吐溫、西奧多·德萊塞、大小仲馬、巴爾扎克、車爾尼雪夫斯基、高爾基等的作品。然後是中蘇美日關於「二戰」的戰爭史和人物傳記類的書，惡補過去荒廢的知識。隨後書店裡開始出現了與政治相關的書籍，如《赫魯曉夫回憶錄》《我的奮鬥》《六次危機》等。

「文革」讓這一代人沒有機會去完成最基本的初高中教育，更沒有機會正常進入大ｈｔtｐs://ｒｅａd•99ｃｓｗ•cｏm學，接受高等教育。張鐵生的一張白卷，打碎了許多人的求知夢，小時「學好數理化，長大當個科學家」的口號變得那麼遙遠。書對這一代人來說成了珍品，大家渴求知識，從只要是書就讀，慢慢過渡到有選擇、有目的性地讀，也從小說類開始向人文社科類邁進。

也正是這些書籍讓我逐步學會了獨立思考，有了一套自己獨立的想法、獨立的分析方法。

兩年前的一個偶然機會，我在去天津參加活動的高鐵上發了一條參加天津某活動的微博后，便接到了王巍的私信邀請，讓我結束上午的活動之後，下午到天津的金融博物館去做個講壇活動，我答應了。王巍就通過微博開始徵集參會人員，並邀請了經常參加博物館活動的朋友老金當主持人，這樣就拉開了書院讀書會的序幕。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迷上了武俠小說，走到哪裡都會隨身攜帶一本，厚厚的一本書我很快就能看完，通常一天要讀兩三本。直到將中國台灣地區、香港、韓國所有買得到的武俠小說都看完了，才又轉回到經濟、管理等社科類書籍中來。

一項公益活動能否成功不僅取決於這項活動是否有利於社會和民眾，還在於活動組織者的社會號召力和公信力。

我和王巍等人的主要任務除了組織活動外，更重要的是選擇和邀請嘉賓。

書院不會框定嘉賓的思路，嘉賓可以完全自由地發揮。主持人的任務就是讓兩位嘉賓碰撞出火花，聽眾從嘉賓爭論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知識，得出自己的結論。

讀書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學習別人認識與判斷事物的方法，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用自己的頭腦去判斷事物的正確與錯誤，而不是僅僅靠別人的判斷去認識世界。

早期中央政府禁止社會自發組織活動，將NGO組織當成「結黨營私」來禁止和限制，因此中國的NGO組織和社會公益活動遠遠落後于其他國家。此舉增加了更多社會矛盾，導致公益組織在中國生存艱難。當社會共同努力，用各種方式將社會的資金動員起來，突破read.99csw.com重重阻礙，建立了越來越多的公益組織時，中央政府也才逐步認識到NGO組織的重要性，認識到非政治性的公益活動對社會創傷的修復作用。

從《靜靜的頓河》《1918》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母親》《州委書記》，這套書記錄了蘇聯從十月革命之前到「二戰」之後的歷史變遷；而《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麼》《帶星星的火車票》等則質疑了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這也恰恰與我心中的疑惑相對應。人們在重新拷問自己「我們到底要什麼」，而如今的《秘密演講》《6號特工》《44號孩子》則是反思那個慘無人道的時代，金雁女士的《倒轉紅輪》從俄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化過程中推導出中國可能經歷的思想變遷，倡議中國今天已經不能再沉默了。

舉辦讀書會活動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書院沒有專門的讀書會組織機構，主要靠志願者來配合完成。這就要解決經費來源的問題，僅靠華遠提供場地和服務是不夠的，就要靠社會支持，一直以來也得到了新浪網等媒體和一些書店的支持，並獲得了部分單位、機構和個人的贊助。

當網路信息量爆炸性增長時，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人，大多會通過網路快速獲取信息，因此讀書被忽略了，但這些網路信息常常是碎片化的，遠不如書中的信息系統、完整。

改革開放之後，一個初中還未畢業的人如何在改革的浪潮中拼搏呢？這再一次給每個人提出了新的學習要求。上軍校時的軍事業務雖然給了我中專、大專的文憑卻沒教授給我有用的知識。那時我就只好參加各種夜校，去學計算機、財務管理和企業管理，同時給自己定出了每天最少讀六萬字的讀書任務。連續幾年的惡補才讓自己多少有了些底氣。

通過讀書會推薦書目，介紹各種不同的認識方法，與書友們進行無邊界的交流，則是打通精英與社會大眾交流的渠道。

我很高興看到已經有一些城市的市長、書記關注到了這個讀書會。他們向書院發出邀請，希望書院能將讀書會的活動擴大到他們所在的城rｅaｄ•9９ｃｓw.coｍ市。我相信，讀書會的活動就如「農民講習所」一樣，會變成「星星之火」。

在所有人都貧窮的社會，很難有NGO組織的公益活動出現，人們最多也只能是個人學學雷鋒，做做好事。當市場經濟調動了生產的積極性，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開始出現貧富差距，政府的二次分配無力阻止大量社會問題的升級，此時就要靠社會的NGO組織來發揮作用。

了解一些歷史片段很容易，但要了解這段歷史形成的原因卻並不容易，事物背後的那些因果關係遠比信息片段更重要。

後來，「批林批孔批周公」、鄧小平几上幾下、天安門事件等一個接一個地爆發時，更多的反思開始了。多數人開始覺悟，開始重新尋找支撐生活的信念，開始學會用自己的腳走路，用自己的腦子獨立思考，而不再是隨意跟在別人的後面一味盲從了。

網路已經開始傳播「江湖」的現場錄像了，而讀書會則要靠光碟傳播。許多人無法每次都來現場，但他們可以通過光碟知道讀書會的內容，學習各種知識。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財經欄目也很積極地參加到這項活動的傳播之中。

除此之外，我投入精力更多的則是中國金融博物館的書院舉辦的每月一至兩期的讀書會。

《讀書》雜誌曾用了十多年的時間來做這種公益活動，但卻未能有效堅持併發揮出巨大的影響力，這在於他們一直無法請到很多有巨大社會影響力的嘉賓。

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中央首先對高級幹部開放了內部書店。那些在市面上無法正常流通的禁書首先在體系內部對高級幹部優先開放了。沾了父母的光，我也可以跟在父親的後面到內部書店去購書了。

書院也許改變不了整個社會，公益活動也許改變不了整個社會，但卻能為整個社會的轉變起到思想動員的作用。

當北京的國際金融博物館開業之後，書院又舉辦了每月一期的「江湖」論壇，在北京的一「東」一「西」開辦了兩種不同類型的啟蒙和學習活動。「江湖」則以個人的經歷和某一發展階段的歷史過程為背景，讓更多人了解中國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