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彼得的眼中充滿了淚水。

漢福雷農莊一千多公頃的土地豐收在望。田裡種下的，有的已經成熟，有的正在成熟。以紅杉樹為中心畫一條寬寬的分界線，左邊種的是蔬菜，右邊種的是水果。蔬菜里淺綠色的是芽菜球，嫩黃色的是椒子，深綠色的是芥藍。深深淺淺的黃和綠中間，是大片大片艷紅的西紅柿。無風無雨的炎熱里，綠的、黃的和紅的都慵慵懶懶地焦灼著。墨西哥邊境的季節工已經拖家帶口地來了，卻還沒有開工，正在路邊的涼亭里無精打采地等著烈日西下，風涼起來時才下地去。偶爾有孩子用西班牙語問話，大人一遍又一遍地拿草帽扇著涼，連頭也懶得抬，回話自然就免了。

漢福雷家族的鼎盛時期，是在約瑟的五個曾孫聯合決定離開曼哈頓，向當時尚地廣人稀的西部遷移時形成的。大小二十八口人分散在十一輛馬車上，馬蹄踢起的沙塵遮天蔽日，逶迤數里。行李在車尾積攢了厚厚的，跨越了十幾個州的灰塵。同姓漢福雷的五個分支，命運卻是如此的不同。其中最年輕的一支是一對剛成婚的夫妻，還未抵達目的地便夭折在一場鋪天蓋地的瘟疫之中。面對茫茫天涯路，傳聞中的金礦如海市蜃樓，遠遠地看見了，卻始終無法觸摸到手。另外兩支漢福雷漸漸地就將耐心磨薄了，在煙酒賭博中耗盡盤纏，于貧困潦倒間不知所終。最後終於在1849年的淘金熱潮中立足加州，並迅速積攢了巨額資本的，是剩下兩支漢福雷的後代。這兩支由於其中一支沒有後嗣而合併成了一支，那便是著名的加州葡萄酒商漢福雷一家。

時日尚早，酒吧里閑閑地並無飲客，只剩了些音樂聲嘈嘈雜雜地充填著多餘下來的空間。有一黑一白兩個女招待，正趴在吧台上對著昏燈百無聊賴地修剪著指甲。聽見人聲，就走近來，朝馬姬一笑，算是招呼，便不再理會，眼睛只看麥考利。老頭從口袋裡掏出一支雪茄煙銜在嘴裏，那黑妞早拿過火柴來湊得近近地點著了，麥考利的嗓音便含混了起來：「昨天你們使了什麼招，把老麥克灌成那樣？豎著進來，橫著出去的。爬著回到辦公室，見了老總扯了衣袖就『心肝寶貝』地喊，差點兒沒把差事喊丟了。看他把差事丟了，拿什麼來買你的酒。」

彼得在屋裡待膩了的時候，就爬到紅杉樹上看書。紅杉樹是在彼得出生時栽下的。有一年，在一場暴風雨中，雷電擊傷了樹身，留下一塊巨大的疤痕。在那以後的歲月里，生命繞過焦黑的疤痕，悄悄地固執地繁衍開來。新綠在焦黑的周圍炫耀著生命的頑奇，焦黑在新綠的邊緣展現著死亡的頹喪。彼得的紅杉樹在一綠一黑的交織中無聲無息卻觸目驚心地傳遞著關於生命的真諦。紅杉樹旁有架小木梯，木梯盡頭的樹杈上有一個漆成黃色的鳥窩。鳥窩是漢福雷莊園的家族牧師安德魯用木頭做的送給彼得的生日禮物—— 安德魯牧師在還沒有成為牧師的時候曾經跟人學過木匠。在小木梯上彼得曾有過一個又一個長長的傍晚，等候著林雀、烏鴉、百靈、野鴿子和其他一些不知道名字的鳥兒，在一天的勞碌之後歸來，鑽進鳥窩歇息尋食。鳥兒對他很熟悉了，有時就棲息在他的手掌上啄食。那些流水一般的啁啾聲和微熱的羽翅，曾經給過他多少無由的慰藉啊。可是現在彼得爬上紅杉樹，卻不再是為了鳥，甚至也不是為了乘涼。樹給了他某種角度和心境，讓他在眺望加利福尼亞青灰色連綿起伏的遠山時，能想象著隔洋那邊的景象。

我辦公桌上還堆著一摞各式版本各種比例尺的地圖冊。似乎與你沒有多大關係，其實不然。每一本地圖上，我都圈出了你出生長大的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叫溫州，在中國的東南部，有山，有水，當然也有歷史，悠遠綿長的歷史。像這樣有山有水有歷史的小城，在中國到處可見。這個叫溫州的地方，對世界來說也許沒有多大意義，對你來說卻很重要。我們暫時還不清楚你去了哪裡，但我們至少已經找到你是從哪裡來的。知道你從哪裡來，說不定是打開你到哪裡去的秘密的第一把鑰匙。我要好好研究一下你來的那個地方，沿著你的腳印，把你走過的路也走一遍，看能不能走到你去了的那個地方。

「這是希臘餐館的名菜，叫『火燒乳酪』。」

馬姬又是一驚，那老頭子如何就知道自己的老家在南加州？就纏著問，麥考利被纏不過，只好說了，聲氣上竟有幾分得意：「只有那個南蠻子的地方，才會這麼說『咖啡』這個詞。好好的一股氣不從嘴裏出來，倒都堵在鼻子里，像得了陳年老感冒似的。」

那年彼得剛滿十三歲。朝鮮戰爭已經偃旗息鼓。麥卡錫參議員雖然早已下台，大清洗政策的陰影卻仍如日落之後的雲霞，九_九_藏_書還在天邊隱隱現現。美國從南到北從西到東都異常地安靜。安靜得讓人驚惶失措，安靜得讓人輕易不敢有打破安靜的想法。任何關於紅色的提示，仍能引起令人心悸的聯想。

老彼得一生娶過三個老婆，離過兩次婚。三次婚姻留下的唯一印跡，就是兒子小彼得。也許人丁不旺是歷代漢福雷的傳統，三代獨出的小彼得並沒有得到格外的注重。小彼得從出生開始就在保姆和管家的手中傳來傳去。和母親的見面在一天一次的晚餐時。鋪滿紅蠟燭的餐桌，遠遠地隔開了彼得母子。朦朦朧朧的燭光中彼得看不清母親的臉，卻隱隱約約知道母親是美麗的，也是孤獨的。母親原本是泥土和曠野的造物，室內時的母親就成了完全另外一種樣子。這時母親臉上的美麗是一種蒼白的、不見天日的美麗。即便那樣溫柔旖旎的燭光也沒能夠染紅母親的唇頰。美麗並不可怕，孤獨也不可怕。但是美麗和孤獨聯在一起的時候，是何等殘忍的一種可怕。所以彼得始終不敢正視母親的臉。

漢福雷家族的釀酒業，傳到彼得的父親老彼得·漢福雷手裡時已是第五代。從葡萄的選種、栽種、收穫到果汁的壓榨、發酵、裝桶入瓶乃至最後的包裝上，都有一套說起來甚為荒誕的繁文縟節—— 加州所有的葡萄酒商幾乎都有這樣一套的繁文縟節。可漢福雷酒庄是與眾不同的。漢福雷酒庄的不同之處，是在裝桶的奧秘上。確切地說，是在制桶的奧秘上。加州其他的酒庄，用的都是本地產的橡木酒桶。高級些的，用的也不過是從南部的田納西州或弗吉尼亞州運來的橡木。而漢福雷酒庄的酒桶，用的是從奧地利南部海陸聯運來的橡木。這種橡木樹榦直，樹肉緊，不透氣。紅酒存進這樣的桶里，待過六七四十二個星期，裡邊的酒汁漸漸吸吮了橡木的精華，便有了一股淡淡的香草味道。出桶后滑中略帶一點黏，初入口清淡如泉水，過後才是滿口余香，經久不散。漢福雷家的酒，尋常百姓是買不起的。當然，漢福雷家的酒，本來也不是為尋常百姓釀的。

有人在馬姬肩上拍了一下。馬姬回頭一看，身後站著一個六十來歲的男人，便猜著是麥考利警長。麥考利極高極壯的個子，上身穿一件淺灰色的馬球牌套頭毛衣，下身套一條煙灰色的多克厚布褲子，頭戴一頂灰色氈帽。那毛衣哪管束得住一個將軍肚？早將皮帶頂到了小腹上。褲兜里鼓鼓囊囊的，像是掖了手槍。麥考利臉色醬紅，雙眉倒豎，如峰似劍，左頰隱隱有一道傷疤，從嘴角處開始，蚯蚓般地蜿蜒爬至眼梢，不笑時面相就有些兇險。一張臉上，除了眉毛，也就看見鼻子。鼻子之所以引人注目，不是因為大，也不是因為高，倒是因了那顏色。從鼻樑開始，有一團紅，由淺至深蔓延開來，在鼻尖上結出桃紅的一顆果子來—— 一看便是貪杯之人。

麥考利伸出兩個爆竹棍似的手指，甚是熟稔地捏了捏那個黑妞的臉，說：「你們這兩個，也別太精了。給你小費的時候，怎麼就不說這話呢？」就要了一杯摩森淡啤酒，咕咚咕咚地便喝了約有大半杯，喉結葡萄似的上下滾動著。喝得夠了，又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幣，遞給那個黑妞。黑妞開了收款機要找零頭，老頭將腦袋一歪，兩眼似笑非笑地眯了：「你若找個好地方收起來，那找頭就歸你了。」又轉身對那白妞說，「你也別眼紅，上回是你拿的，也沒分些個給她。」那黑妞果真將那錢捲成極細極細的一卷，透過衣領塞進胸罩里去，胸罩就有些歪了。麥考利便嘿嘿地笑。

那一年成長起來的還不僅僅是他的身體。

多倫多的中文電台又是這麼說的：

我的辦公室在多倫多市區那幢極為有名的大樓上，第二十八層，坐北朝南，兩面都是厚玻璃牆。透過前面的玻璃牆，看到的是一片南安大略省特有的藍天。天通常是劈頭蓋臉地鋪陳下來，沒有瑕疵沒有皺褶的，除非在有雲彩的時候。雲彩有時是橙紅的，有時是橘黃的，有時是淡青的，有時乾脆就是潔白的。在雲彩和大地銜接的地方，有一片恬靜的淺灰色。若不是偶爾有幾片風帆割破那片寧靜，我差一點就誤認為那淺灰原本是雲在地上的延伸。那汪淺灰，就是你我都熟悉的安大略湖。

老彼得能和小彼得說的，也只有酒經。當老彼得的思緒在酒汁的泡浸中變得閃爍跳躍、情不自禁時，小彼得的眼光卻茫然地散落在不知名的遠方。老彼得很早就知道兒子對酒既沒有興趣也沒有靈性。於是老小彼得之間的話便越發少了起來。

透過側面的玻璃牆，看見的就完全是喧鬧了。多倫多真是個喧鬧的城市。在夜還沒有完全隱去，天還泛著初醒的潮|紅時，街已早早地進入了亢奮狀態。那一幢又一幢鋼筋水泥摩天大樓，在晨曦中密密集集方方正正地矗立著，一如棋盤上的格子。那些在樓和樓之間蟻隊似的爬來爬去的汽車，恰如棋盤上匆匆過河的小卒子。河東九-九-藏-書的要到河西去，河西的要過河東來。似乎很有目的，又似乎毫無目的，而過河本身就是目的。這裏的一切都被切去了邊角，很是規矩敦厚，在一種介乎現代與古典、清晰與模糊之間的狀態中生衍維持著。這裏沒有倫敦的淵遠，巴黎的雅緻，紐約的新異，東京的溫婉。但這個城市有屬於自己的節奏和氣息，不趨炎附勢，不附庸風雅。也許是這種獨特吸引了你，使得你從千山萬水之外一路追尋而來。

彼得第一次讀到這段文字，是在一個極為炎熱的夏天。那個夏天裡，家裡的母狗莎皮在樹蔭底下吐了一季的舌頭，樹上的蟬鳴啞了幾副嗓子。門前的紅杉樹在寂寞地綠著，等待著風。風卻始終沒有來。

漢福雷家族不是暴發戶，所以漢福雷酒莊裡，連管包裝設計的工頭，都在歐洲得過學位。老彼得本人獲取了兩個碩士一個博士學位，平日往來無布衣。老彼得一生中最美麗輝煌的時刻，莫過於在別墅的大酒窖里，招待杜魯門總統伉儷。那天總統詢問了許多關於品嘗名酒的奧秘。老彼得一時興起，便送給第一夫人一瓶1857年釀下的紅葡萄酒。

「那你就告訴他，有個叫馬姬的體育記者要來和他商談交換冰球明星紀念品的事。我手頭有溫·格列斯基簽過名的夾克衫，問他有什麼可換的？」

彼得家的農莊里出產的蔬菜，十個季節工家庭一天還摘不空一個角落。從季節工手裡摘出來的蔬菜，稍事包裝，貼上「加利福尼亞陽光」的標籤，近的就運往美國、加拿大各地，遠的就運至澳大利亞、紐西蘭。這裏出產的蔬菜使得漢福雷家族在戰後的大蕭條年代中依然躋身富豪。可是，真正讓彼得一家出名的，是果園而不是菜園。

在（行軍）途中他們幾乎整天歌唱，歌兒一曲接一曲源源不斷。他們的歌聲是自發的，並沒有人指揮。只要有人心裏有所感動，或者突然想起一首合情合景的歌，他就會突然放聲高唱，他的夥伴也會立即和聲加入。在晚上他們也整夜整夜地歌唱，唱著沿途學來的新民歌，當地的農民便拿出弦琴來為他們伴奏。

有一天老彼得從陳列櫃里拿出祖先的那頂牛仔帽，細細地擦拭上面的灰塵。剎那間小彼得心頭一熱，嘴唇抖了抖，想說：「大洋並不是盡頭，那邊說不定還有更大的天地呢。」可是他終究沒有說。

此刻我正坐在我的辦公室里想你。

「小希臘」應了名字，果真是個小餐館，統共不過十來張餐桌的樣子，卻在擺設上很下了些功夫。四壁都漆成海藍色的，上面全是壁畫。畫上是些半裸著身子，曬得黝黑的南歐女郎，在愛琴海邊上，或是飲酒，或是彈琴，或是吟唱。那些女郎們豈止是面容表情各不相同，就連那衣裳髮式，也是一人一款，絕無雷同的，精緻得像中國的工筆仕女圖。精緻並不止在牆壁上，屋頂也是極為別出心裁的。淺藍色的一片石穹，中間挖出大大的一塊橢圓來，鑲上一塊厚玻璃，專為觀天。天色的藍比那石穹的藍深了一層，卻又比那壁畫上的藍淺了一層。馬姬仰著頭看天，見那不深不淺的藍中間，穿插著些飛絲似的白雲，煞是好看。心中不免暗暗吃驚—— 這些年在多倫多城自己好歹也算是一支名筆，很是見過一些場面了，如何就漏過了這樣一個絕妙去處？那麥考利警長能挑出這麼一個地方來會她，大約不會是個過於粗鄙之人。

我那張七英尺長五英尺寬的辦公桌上，你無所不在。左邊那沓厚厚的文件，零零星星地記載了你從步入加拿大那天起的行蹤。有時詳細到某年某月某天某刻你去某家百貨商場買某個牌子的內褲時簽下的信用卡賬單，和某年某個學期你在某所學校修的某門功課的分數。你大概不是個出奇聰明的女人，你在多倫多大學護理學院的成績，至多算是中流。你的記憶力可能不錯，所以你把需要推理的臨床影像課，重修了兩次，卻將那門死記硬背的人體解剖課，考了一個滿分。

這樣的失蹤案在魚龍混雜的大都市幾乎每天都會發生。有時如風颳走一片葉子似的寂靜無聲，有時像石頭砸進水面一樣掀起一陣波動。你就是那塊石頭。雖然你現在不知去向，但你引起的波紋還在一圈一圈地擴散。

蘇姍的語氣就有些遲疑起來：「麥考利警長被記者整慘過。你大概也聽說過，上回《太陽報》那個人，把那樣的事，也拿出來抖。他是再也不肯見記者的。若要想見他，除非你是冰球俱樂部的成員—— 他近來只和俱樂部的人出去吃午飯。」

「兒子，可惜漢福雷們再也沒有地方可去了，我們已經走到了大洋的邊上。」

等蘇姍響響地擤過一些鼻涕，手紙窸窸窣窣的聲音安靜下來時，馬姬才敢說：「如果你能安排麥考利警長儘快與我見上一面，我把書一併帶過來給你。」

彼得覺得他的智力也如那埋藏已久的種子，在許多季的孕育之後，突然破土而出，勢不可當地生長起來。學校橄欖球隊的比賽和市政廳前的露天音樂會已經不再讓他興奮。同學們成群結隊的喧鬧和空泛跳躍性的談話使他漸感無聊。他發覺他的心裏有了一個大大的空洞。為了填補這個空洞他焦躁不安地尋覓著一些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東西。他如饑似渴地讀書。政治的，哲學的，宗教的，歷史的。博覽群書的彼得渴望自己的思九_九_藏_書想能像雲彩那樣自由自在地遨遊宇宙，卻痛恨那禁錮捆綁了思想飛翔的軀體。

彼得睡下了，卻又沒有睡著。彼得掀開窗帘的一角，看見了下人們恭恭敬敬地等著勞斯萊斯泊進車庫，父親的身影消失在門廊里，才敢散去。連散也是靜靜的，如輕風裡的灰塵那樣。彼得聽著父親的腳步在樓梯上響起，經過母親的房前，又消失在另外一層樓梯上。在夜復一夜的腳步聲里，彼得沒有聽見父親吹過口哨，或唱過歌。彼得蜷著身子躺在大橡木床上，覺得自己置身在一個碩大的隔音室里。漢福雷莊園如同一面沒有間隔綿長環繞的優質絕緣牆，無聲無息地吸收了一切與情緒有關的聲響：比如笑聲，比如嘆息，比如哭泣。

半個小時后，馬姬果真接到了蘇姍的電話。「麥考利約你在『楓園』旁邊的『小希臘』餐館見面。別忘了，你是體育記者馬姬。」

我辦公室的門，是用塗過清油的原色橡木做的。凸紋處鑲了兩道細細的金邊。門中間掛了一塊鍍金的名牌「馬姬·漢福雷，資深記者」。下邊還有一行字，是我拿一張白紙遮貼了。遮去的那行字是「博士，社會新聞學專家」。用來遮貼的那張紙其實也不是白紙，上面我用粗炭筆寫了：「正在絞腦，請勿打擾。」報社裡，只有我敢寫這樣的紙條。報社裡，沒有人敢對這張紙條加以評論—— 我再找一家報社，比報社再找一個我，總要容易些。

你失蹤了。

馬姬當然明白是什麼意思—— 道格新近才結了婚。她本想說：「他結不結婚夜裡都忙。」又想這豈不中了糟老頭的圈套？便索性不理他的茬，只說道格和他老婆拍的那個牛奶廣告，真是璧人一對。到底是好萊塢的演員，道格的新娘子一招一式都像是場面上的人。

又見廳堂里穿梭來回的招待，都是清一色的俊男，也無一個女的。個頭都是極高的，穿的是一式一樣的白色硬領襯衫、黑長褲，束紫色腰圍。頭髮也是一式一樣的烏黑透亮，帶些細碎卷。說起話來，微微地帶些口音—— 想必都是南歐那些地帶的人。人人手裡都舉著銅鑼般大小的一個托盤，上頭高高地堆著些杯盤碗盞。走起路來，竟跟水上漂似的，並看不出絲毫重量。其中的一個托盤，到了一張桌子跟前歇下，便嗖地冒起一縷青煙來。那青煙一眨眼的工夫，便化成了一股青焰。青焰畢畢剝剝地爆著，越騰越高，漸漸地騰成紅彤彤的一團火球。那桌上的人見了，有驚駭的，有興奮的，三三兩兩地竟鼓起掌來。那招待始終將托盤高高地舉著，臉上也無半點恐慌。

與父親的見面往往不在餐桌上，而是在酒窖里。酒窖極深極大。一面牆上掛著歷代州長與漢福雷家族的合影；靠另一面牆壁的，是一個櫥窗。裏面擺設了一頂布滿泥塵的牛仔帽，一支鐵鏽斑斑的來複槍，兩塊幾乎磨穿了的馬掌，和一張焦黃字跡不清的地圖。這都是當年漢福雷家族從東到西的大遷移中留下的歷史見證。每當老彼得走下酒窖的石階，點亮窖頂的枝形吊燈，站在壁前與古人交談時，小彼得似乎看見過去和現在神奇地在酒窖里交織相會，在老彼得的眼中凝結成兩個亮亮的斑點。

說是果園，其實單單隻種了一樣果子—— 葡萄。彼得家的葡萄，不是為賣，而是用來制酒的。漢福雷家族出產的，是加利福尼亞最好的紅葡萄酒。

「我手頭還有幾本精裝的《神州太陽》，哪天我簽個字，送一本給你吧。」

彼得的祖先約瑟·漢福雷於17世紀後葉沿著「五月花」號輪留下的水跡登上北美東岸。和當時的大部分移民不同，約瑟既不是受天主教迫害的新教徒，也不是逃避酷刑的罪犯。約瑟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個純粹的探險家，只不過探的不是金銀財寶而已。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接你這個案子。自從彼得的事情之後，我一直迴避有關你們國家的任何新聞，拒絕看有關你們國家的任何書籍，甚至連你們的方塊字，都讓我膽戰心驚。我知道這不公平。彼得不代表你們國家。你們國家也不代表彼得。可是彼得和你們國家中間，擱置的是我的前半生。我既怕想起，又不能不想起。我渴望忘卻，又恐懼忘卻。促使我接手這個案子和幾乎讓我拒絕這個案子的，都是同一個原因。說起來你也許不會相信，那是因為你的姓。

你叫溫妮·H.N.黃。我的父親安德魯牧師和我的丈夫彼得教了我這麼多年的中文，到底沒有白教。我知道溫妮不過是你圖方便為糊弄我們這些「洋人」而隨意起的英文名字，H.N.才是你中文本名的縮寫。溫妮是你漫不經心時披上的衣飾，H.N.才是你不肯輕易示人的胴體。華寧？惠妮？恆年？慧娘？荷凝？哪一個都可能是你的中文本名，哪一個又都不像。那幾百種的可能性還有待我去一一排除。

你姓黃。你是中國人。你和我中間有個默契，那就是中國。

馬姬一時愣在那裡，說不出話來。老頭就嘆了口氣：「若不是為那幾個餿案子，像你這樣的女人，大街上碰見了大概都不會斜我一眼。看你也怪可憐的，耐著性子陪了我這些時候。」又對著那黑白二妞眨了幾下眼睛，「算你走運，碰上今天我叫她們兩個伺候得高興，要什麼快快開口，免得我一會兒又變卦。」

到目前為止，你還只是一條「消息」。大多數人對你的過去和現在一無所知。我的任務是把你從白紙黑字的「消read.99csw.com息」漸漸轉化成有色彩的「人」。這中間我要把你從過去的瓦礫堆里清洗出來，還你一個本來面目。待到過去許許多多的未知在我的清洗之下終於成為已知時，我們也許可以從眾多的已知中演繹推理出那個殘留的未知來。

桌子右邊擺的那沓東西顏色尺寸各異，是你在各個階段各種場所留下的照片。此刻我在看你那張坐在秋日的草地上，無什麼情也無什麼景的黑白照片。你不需要情也不需要景。無情無景的你本身就是一種情一段景。你真是一個無所不用其極的女人。你的顴骨極高，頭髮極為濃重地爬了一臉。眉毛極長，一直伸進鬂角里去。鼻樑極高，嘴極大極闊。但最極端的，還是你那雙眼睛。不在黑，也不在大，卻在一個「亮」字。彷彿那眼睛後頭有兩扇窗子，正大大地開著，有些東西正從那窗里緩緩流淌出來。那眼神，如同美國南部曼非斯的黑人所創造的爵士藍調，柔柔軟軟之間，流竄著一股暗暗的、不肯歸順的憂傷。那層憂傷像形成琥珀的松脂般包裹在你的四周，將你與時空隔離開來。在那片真空里，你的臉成為與時光脫節的臉，漠視著人世間滄海桑田時尚風貌的變遷。

兩人便一高一矮地在酒吧的高腳凳上坐下。麥考利的兩條長腳搭在地毯上來來回回地敲著拍子，馬姬的雙腳卻高高地懸在了半空。那酒吧間暗蒙蒙地點了兩盞昏燈，全無了外邊餐館的明亮幽雅。馬姬突然覺得自己掉進了一個黑洞，半晌才漸漸看清裡頭的景緻—— 不過一排吧台和台上重重疊疊的玻璃杯瓶而已。

在斯諾之前，彼得不知道世界上的土除了黑色之外還能有另外一種顏色。他不能想象，世界上還有土地，能比漢福雷家族的農莊更為廣袤無邊。他也不知道，世界上的土地被造物主所造，除了生長莊稼之外還能被荒蕪著。他自然不能理解，在那樣廣袤荒蕪的黃土背景里，有一些如此貧窮的人，為了一個簡單得甚至不能稱為理想的憧憬和盼望，如此快樂地行走鬥爭著。

那天看到你的姓，我就知道，我該為你做些什麼了。我欠了彼得一個許諾，已經太久，太久。

果真不錯，人也不落座，就拉馬姬去了餐館盡頭的酒吧間。馬姬推辭了幾下，卻推不了。「別弄出這副好女孩的樣子來，好不好？你不喝，看我喝也行。一杯，就一杯，一泡尿就沒了，喝不醉。」

麥考利警長的秘書蘇珊在電話上聽起來大約只有十六歲的樣子，見了面才知道是六十歲。

老頭走到門口，又折回來，貼著馬姬的耳朵說：「以後別當著人面說那半桶水的話。道格老婆不是好萊塢的演員，溫·格列斯基的老婆才是。還有，你不可能參加過女子冰球隊。你是從巴薩地奈那一帶來的，那地方一年有一場雪就不錯了，雪在地上也就能停留五分鐘，哪有什麼冰呀？男人都不打冰球，還會有女人的事？我還以為你們這些當記者的，圓謊的本事有多大呢。」

約瑟原來是英國南部一個小鎮上的教書匠。在熟讀多遍亞瑟王和圓桌騎士的小說后，約瑟突然發現小鎮擁擠刻板的生活如同一件剪裁得太緊的貼身背心，窒息了他的心，鉗制了他的想象力。他渴望有一片廣闊的地平線，好展開他雄心勃勃的視野；他期盼有一塊人煙稀少的空間，好讓他與天地萬物自由自在毫無顧忌地對話。約瑟那一脈孤獨浪漫又略帶了一點傷感的熱血，在沉寂冷漠了許多年代之後，終於致命地傳到了小彼得的身上—— 那是后話不提。

馬姬便知道上帝又一次垂聽了自己的禱告。

關於你的失蹤，多倫多電視台城市新聞部是這樣報道的：

麥考利拿了賬單，一邊算著錢，一邊套著大衣朝外邊走去，胳膊抖抖地從衣袖裡鑽出來：「下午來我辦公室拿資料吧。記住，你若敢對外頭說是我提供的信息，哪怕是一個字，就有你吃不完的超速罰單。九十公里的速限，竟敢開出一百四十的速度。真是的，也不知得罪了誰，得著這麼個車牌號碼。」馬姬的一張臉就綳不下去了，忍不住笑將起來：她的車牌號碼是OX131313。

漢福雷家族，和許多別的家族一樣，在起初的時候，只是由一人組成的。

那個白妞聽了，就跟那個黑妞說：「活該，誰叫他……」說了半截，也不說完，兩人都尖聲咯咯地笑了起來。

彼得讀的是一本舊版書，封皮下方有一片廣袤的布滿龜裂皺紋的土地。上方是一片深黑的夜空和夜空里一顆孤獨卻異常明亮的星星。封皮外邊又包了一層封皮，只因為那顆星星是紅色的。

馬姬的臉騰地燙了上來，知道老頭子已經認出自己來了，只得將一口氣咽了，等著臉上漸漸地涼了下去，才說：「《多倫多星報》要寫一組公眾人物業餘愛好的文章，是冰球俱樂部介紹我來找你的。」沒等說完，麥考利便問對今年的斯坦利杯聯賽戰績有何看法。馬姬搜腸刮肚地把臨來之前去對門體育記者那裡抄來的資料胡亂說了些，老頭子聽了，只是哼哈著，半晌，才說：「道格·基爾摩九*九*藏*書的球沒法跟從前比了。再強再猛的人，也經不起夜夜那樣折騰。」

我回憶起麥考利警長登在報紙電視上的那張尋人照片。那張照片里，你那兩扇小窗是緊閉著的。我有種感覺，你並不願意時時刻刻地把你的窗子打開著。你更有可能時常地將你的窗子緊緊地關閉著。不知窗開著的時候是真的你，還是窗關的時候是真的你？抑或兩個都不是真的你，還有第三個你？

儘管他們中間幾乎所有的人都嘗過了生活的苦難，但他們也許還太年輕了，苦難並不能把他們壓倒。在我看來他們是相當快樂的。也許他們是我一生中見過的第一群有意識地快樂著的中國無產階級。在中國，消極的隨遇而安是社會的常規現象。但是更高一層的快樂感受，即一種超越基本生存之上的積極態度，卻倒真是罕見的。

又叨叨絮絮地說了些冰球上的事，麥考利突然將酒杯倒扣下去，把一臉的笑收斂起來：「說吧，別再給我扯淡了。想打探哪個案子？保羅·林奇？還是溫妮·黃？」

在打了五通電話仍沒有找到麥考利之後，馬姬終於忍不住報上了姓名。蘇珊驚奇地拿手掩了嘴，說話便有些瓮聲瓮氣起來：「什麼？你是馬姬·漢福雷？是《多倫多星報》寫社會專欄的那個馬姬吧？知道，知道，太知道啦。你所有的書，除了那本最新的《神州太陽》，我家裡都有。《礦工的女兒》《赤戀》《魯西行》，我都看過好幾遍了。哪天可不可以請你在書上籤個字？」

小彼得有話，只和安德魯牧師說。安德魯青春喪偶，孤身住在漢福雷家族的教堂里。小彼得出世時，安德魯是除了母親之外第一個聽見嬰兒哭聲的人。那天母親陣痛發作時，父親正在遊艇上享受地中海的陽光。是安德魯牧師帶母親去醫院的。母親那時候像母鹿一樣年輕健壯，還沒有把產床躺暖和就把兒子生下來了。當護士把包在白細布被子里的嬰兒抱過來放在安德魯懷裡時，他兩臂僵硬，雙唇顫抖，彷彿在擁抱一件易碎物品。那神情竟像一個初為人父的毛躁男人。其實安德魯牧師的確是初為人父。他的妻子在生產後不久便死於猩紅熱，女兒馬姬只好暫時寄放在外祖母家裡撫養。漢福雷夫人和她的嬰兒很容易讓安德魯牧師想起一些本該屬於他的東西。於是他主動提出要做彼得的教父。

那一年裡，彼得身上發生了一些變化。校服穿了一季，就短了，手腳長長地伸在衣袖褲腿外邊。頭髮開始不肯順服地硬挺起來，唇邊也有了細細的鬍鬚。洗完澡，女傭來收那些捲成一卷的內衣褲，彼得急急閃身進了自己的屋，竟不敢抬頭看她的眼睛。夜晚躺在大橡木床上，看著夜色濃重地吞浸了屋裡所有的一切，靜謐中他聽見自己的骨頭像種子破土般地發出爆裂的聲響。他被自己突發的成長嚇了一跳。似乎要掩藏一個巨大的秘密，他突然變得離群索居起來。

對於你的失蹤，警方和媒體都出動了「撒手鐧」。警方派來管你案子的是查理·麥考利警長。麥考利是只老警犬，仗著破過幾個難案，救過幾個人，得過一枚總督親自頒發的紫心勇士勳章，便很不把尋常人放在眼裡。他只想知道你去了哪裡，誰帶你去的。他對你從哪裡來的，你是怎樣活著的，你為什麼要到那個我們不知道的地方去之類的事情，絲毫不感興趣。而這類事情，正是讓我牽腸掛肚的理由。也許我和麥考利能殊途同歸，走過撲朔迷離的歧路之後，最終在你失蹤的那個地方相遇。也許我們是無法相交的平行線，永遠各行己路。無論如何，我沒有指望他的合作。我已做好孤軍奮戰的準備。

漢福雷家族的別墅是極大的。光煮飯、打掃、剪修花草的下人，就有二三十個。小彼得的卧室和他母親的卧室之間隔了兩個房間，母親和父親的卧室之間，隔了一層樓。每逢父親在外邊與他的國會議員朋友們歡宴回來，那輛勞斯萊斯黑豹似的駛進大門，早有女傭通報進去。所有的下人都在西班牙式的白色長廊前站齊了，垂首弓腰，齊聲道過：「漢福雷先生晚安。」這種場合，彼得通常是不用在場的，因為彼得睡下了。

又如此這般地調笑了約有兩刻鐘，麥考利才轉過臉來搭理馬姬：「你專欄上的那張照片，可該換換了—— 像做了隆胸手術似的。見了人，倒沒有這樣誇張。」那黑白二妞聽了，越發咯咯地笑將起來。

「安德魯牧師，為什麼貧瘠的土裡能長出這樣富有的東西？」

《多倫多星報》，也就是我工作的這家報社，卻援引消息來源，說你在失蹤前就聖誕期間值班時間的分配安排與你的上司發生過激烈的爭執。當然，你的上司，那個住院部里資歷最老的護士長，完全否認你的失蹤與這件事情有任何關聯。她說你是一個很有性格的人，卻不太服管。諸如此類的爭執，早已不是第一次。

在彼得開始牙牙學語時，他就教彼得念：「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在彼得開始走路時，他就教彼得在後院種向日葵，在樹林里閉著眼睛分辨鳥的啼叫聲。稍大一些的時候，彼得便來找安德魯牧師結伴打棒球—— 彼得很小就知道有些事情只是男人和男人之間的，女人永遠插不進去。再後來彼得找安德魯牧師，就不僅僅是為了打球了。彼得發現了牧師的藏書里，另有一片任何漢福雷都不曾聽說過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