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在史可法陪同下，乘舟抵達南京城外燕子磯，南京官紳均往朝見。五月初一日，朱由崧登岸，先拜謁孝陵然後從朝陽門進城，駐于內守備府。談遷記載了他親眼目睹朱由崧進入南京的情況：「初，遷聞王謁陵，出朝陽門外，萬眾伏候。見王乘輦，角巾半污舊，手搖白竹扇，有隴畝風。竊心幸之。不料淫佚敗度，為懷愍之續也。」文武百官朝見后商議立福王為主究竟應當立即登極為帝還是暫用監國名義，這裏的區別是登極后就沒有改變的餘地，監國則尚有退步。有的大臣考慮到崇禎三子下落不明，而他們之中任何一人都是較各藩王更符合繼承帝位的人選，因此主張再等待一段時間。初三日，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監國，用黃金鑄造監國寶，頒諭天下說：

就任監國之後，朱由崧依照廷臣會推，任命原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入閣辦事；馬士英加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銜，仍任鳳陽總督。不久又以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為禮部左侍郎，與原禮部尚書王鐸，二人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以張慎言為吏部尚書，召劉宗周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他衙門官員也先後作了安排。按照史可法、高弘圖、張慎言等人的意向是盡量讓「正人」佔據要津，使朝廷建立之始有一番新氣象。開初在安排朝廷重臣上，他們得以如願以償。然而，這種局面很快就改變了。爭奪朝廷權力的較量先從首輔開始。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書位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就成為當然的首席大學士。在定策問題上史可法既被馬士英出賣，得不到朱由崧的信任，包括勛臣在內的一些小人立即隨風轉舵。姜曰廣記載，魏國公徐弘基等原先頂奉史可法不啻天人，「權寄稍移，下石隨起」，竟然倡言可法「勤王無功」「可殺」。馬士英擁立福王本意就在攫取權力，他決不會滿足於加幾個空銜而官居原職。於是，他先利用誠意伯劉孔昭爭入內閣，遭到其他官員以「我朝從無勛臣入閣之例」為理由堅決反對時，劉孔昭立即回答說：「即我不可，馬瑤草（士英字）何不可？」朱由崧與馬士英早有默契，當即決定召士英入閣輔政。史可法明知自己指斥福王的把柄落在馬士英手裡，現在馬士英既以「定策」首功備受朱由崧青睞，被召入閣輔政，江北不能沒有重臣督師，因此，他「自請督師淮揚」。五月十二日朱由崧批准史可法出任督師。九九藏書九*九*藏*書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為皇帝，改明年為弘光元年。第二天，馬士英入閣主持政務兼任兵部尚書。史可法於十八日陛辭。二十日渡江往淮陽督師。儘管在整個弘光時期，史可法的加銜都略高於馬士英，但在朱由崧監國僅半個月之後即被排擠出外，足以說明他的失勢。黃宗羲有以下一段議論：「士英之所以挾可法，與可法之所以受挾于士英者，皆為定策之異議也。當是時，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異議者，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委質已定，君臣分明，何嫌何疑而交搆其間乎？城府洞開，小人亦失其所秘，奈何有諱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發之矢乎？」他接著寫道：「臣嘗與劉宗周言之，宗周以為然。語之可法，不能用也。」這未免是書生之見。因為關鍵在於史可法在議迎立時列舉了福王「七不可」的理由，對朱由崧的人品作了全面的攻擊；弘光既立，作為人臣的史可法不可能無「諱言之心」，何況以「社稷為重」作解釋等於說朱由崧不適合肩任宗社之重擔。李清記馬士英曾密疏言：「上之得位，由臣及四鎮力，其餘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彈臣去，明日且擁立潞藩矣。上信其言，為雨泣久之。以後一切朝事，俱委士英。」史出馬入，在許多史籍中認為是弘光朝廷夭折的一個重大關鍵。誠然，史可法遠較馬士英清廉正直，但如果認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進而恢復中原，那就未免對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計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醞釀立國之時史可法受東林黨骨幹分子的牽制業已鑄下大錯。他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還在其次，真正的關鍵在於按倫序應繼承帝位的朱由崧眼看將被東林諸公排斥，為了登上大寶不得不求助於武將，這樣才造成了本來無功可錄的武將一個個以定策元勛自居。馬士英的政治投機雖然保證了他個人地位的上升，但是導致弘光一朝武將跋扈局面的並不是他，而是史可法。一度掌握著擁立大權的史可法未能抓住這個稍縱即逝決定社稷安危大計的機會，定策之功落入軍閥之手，弘光既立，無論他在朝輔政，還是在外督師，都改變不了武將脅制朝廷、無意進取的局面。史可法自食苦果，被迫讓出首輔之位過江督師，只是證明他決策錯誤，事機已失，無可挽回。一批傾向東林黨的士大夫大喊大嚷「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國將不國，其實為時已晚。後來的史學家沒有弄清事情的因果關係，重複舊說，無助於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在歷史上，當權人物可以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但在關鍵時刻的關鍵問題上一步錯則步步錯，史可法的悲劇正是從這裏展開，弘光一朝的毫無作為以至於土崩瓦解主要原因也在這裏。有關南明的大量史籍眾說紛紜，大抵都沒有說到點子上，本書特三致意焉。read.99csw.com九-九-藏-書read.99cs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