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澤清、李化鯨的反清活動雖然被清政府鎮壓下去，榆園軍的反清鬥爭仍在繼續進行。1649年（順治六年），清廷任命張存仁為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統一事權，加緊圍剿。張存仁到任后，命部將張膽領兵砍伐焚燒榆園林木，又決引黃河之水淹灌地道。義軍失去了憑藉，終於被清朝官軍擊敗。1651年（順治八年）十月，榆園軍首領梁敏遇難，「張七伏誅，任復性投降」。王熙作《驃騎將軍張公傳》中說：「榆園者，山左之險僻地也。山林箐莽，溪洞盤亘，巨寇梁敏、楊三吾等倚為窟穴，踞險嘯聚，時出慘掠旁郡，官兵莫能制。朝命張存仁總制三省相機往剿。張公曰：吾用趙人久，剿盪榆寇非張副戎（當時張膽任副總兵）莫辦。遂亟疏於朝請遷公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大廳（實際為三省總督之中軍），節駐天雄（指大名）。公提兵至其地周視曰：是賊無能為！絕其區，防奔逸，一鼓就擒矣。乃陰使人持火具從間道焚林烈澤，煙焰漲天，繼遣健丁操銳斧列陣而進，摧枯刊木，灌莽若洗，賊始惶駭，思鳥獸散。先是，榆寇穿地道千里，急則潛行以遁。公詗知之，使卒決黃水灌之。穴塞，賊益窘迫，乞命。匝月而渠魁授首，餘黨悉平。總督馬光輝以公屢建大功，疏題天津總兵……。」

劉澤清是同山東地方勢力聯合反清，王道士案則是以弘光朝文武官員為主串通河南反清勢力進行密謀。這兩個事件雖然都被清政府破獲，參與人員均遭捕殺，然而聯繫到1649年（順治五年）金聲桓、李成棟、姜瓖、王永強、丁國棟、米喇印等人的反清，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這些人降清以後不僅受到滿洲貴族的歧視，而且察覺清廷實力有限，認為大可一試身手。

山東謝遷起義。1646年（順治三年）冬，謝遷在高苑領導起義，攻克高苑縣城，處死清朝知縣武振華，將該「縣百姓照冊點名」。接著，又攻克新城縣。次年（1647）四月二十六日攻破長山縣，活捉清知縣周懋臣，隨將庫載銀兩席捲而去。六月十三日謝遷率領義軍突然進抵淄川城下。城中義士丁可澤等充當內應，于第二天凌晨破城，擒獲降清鄉紳孫之獬。孫之獬在明末清初官場上是一個聲名狼藉的人物。崇禎初懲辦魏忠賢閹黨，他抱著《三朝要典》哭告太廟，從此列名逆黨，廢黜不用。清兵入京后，他立即投靠新主，極盡巴結之能事。《研堂見聞雜記》雲：「我朝之初入中國也，衣冠一仍漢制。……有山東進士孫之獬陰為計，首剃髮迎降，以冀獨得歡心。乃歸滿班，則滿人以其為漢人也，不受；歸漢班，則漢以其為滿飾也，不容。於是羞憤上疏，大略謂：『陛下平定中國，萬里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於是削髮令下。而中原之民無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處處蜂起，江南百萬生靈，盡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於貪慕富貴，一念無恥，遂釀荼毒無窮之禍。」謝遷義軍深恨其無恥，用錐子遍刺其身，插上頭髮，恨聲不絕地罵道：「我為汝種發！」孫之獬自知眾怒難犯，已無活理，破口大罵。義軍將其口縫上，凌遲而死，還把他在城中的孫子、曾孫殺了個乾淨。顧炎武聽到這個消息后，極為開心，特作《淄川行》一首誌慶：「張伯松，巧為奏，大纛高牙擁前後。罷將印，歸里中，東國有兵鼓逢逢。鼓逢逢，旗獵獵，淄川城下圍三匝。圍三匝，開城門，取汝一頭謝元元。」謝遷部義軍據守淄川縣城達兩月之久，後來被清軍挖地道用火藥轟塌城牆，才失守。九-九-藏-書

李化鯨等人被押解到北京同劉澤清對質。劉澤清知道密謀敗壞，私自燒毀密信等證據，又被家中婢女告發。十月二十五日，清廷經過大臣會審后，劉澤清和他的弟弟、侄兒、李化鯨等人以謀反罪被押赴市曹處斬。

京師王道士案。弘光朝廷官員投降清廷之後又從事秘密反清活動的，除了劉澤清以外，還有所謂「王道士伙黨」。這個案件的詳情還缺乏研究，但卷進去的人相當不少。據清實錄記載，順治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投誠伯常應俊、總兵李際遇、馬儒齊、黃明先、丁啟光（即下文丁啟睿之弟），副將王士永、一把撒、夏五嶽、賈應逵、駱和蕭、劉方侯，參將喬松，游擊滕和齊、于起范、馮可松（按即弘光朝掌錦衣衛的馮可宗）、傅有功，都司馬崇臣、衛士龍，守備李豪、張嵩，閑散官丁啟睿（原明崇禎朝總督）等坐與賊黨王道士通謀，並其兄弟及子，俱伏誅」。九*九*藏*書

山東榆園軍的反清鬥爭。山東曹州府濮州、范縣一帶從明朝末年以來就有所謂的「榆園賊」。據記載，由於萬曆後期山東天災人禍不斷，耕地大面積拋荒，「榆錢落地，久皆成大樹」。任七、張七為首的饑民「嘯聚其中」，「號百萬」。他們不僅利用茂密的榆林作掩護，還創造了地道戰術，在地下挖掘縱橫交錯的通道，長達數百里，神出鬼沒地襲擊官軍。到清朝初年，榆園軍已經蔓延到朝城、觀城、鄆城、城武等縣，聲勢頗為浩大。

歷來講南明史的人大抵都把視線集中於江南，很少甚至完全不涉及黃河流域的反清復明的運動。自然，南明的幾個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相對而言明、清對峙的局面在南方表現得最明顯；但是，北方漢族官民的反清鬥爭是不容忽視的，這種鬥爭不僅牽制了清廷兵力，延長了南明政權存在的時間，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比如姜瓖等的反清復明）對清廷的威脅更大。人們常有一種錯覺，以為清兵入關以後，推行民族征服、民族壓迫政策在南方遇到頑強的抵抗，而在北方除了一些所謂的「土賊」和「兵變」外，統治相當穩固，沒有出現多大的社會動蕩。實際情況並不這樣簡單。分析一下1644年夏季以後的全國形勢，應當說黃河流域和南方各省確實存在差別。隨著以崇禎帝自盡為標誌的明王朝覆亡，黃河流域的漢族官紳一度受到大順政權的沉重打擊，不少人把滿洲貴族建立的清廷看成維護自身利益的新靠山；而江南官紳並沒有親身經歷這場大變革，他們考慮的重點是維護自己的安樂窩。然而，江淮以北的遼闊地區同樣存在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清廷標榜的「代明剿賊」，「弔民伐罪」以及對漢族官紳的某些籠絡政策只收到部分效果，既不能代表廣大貧苦農民的意向，也不能說所有北方漢族官紳都心悅誠服地歸順清朝。在大順政權統治的短暫時期里，農民們如釋重負，揚眉吐氣，由衷地擁護實行免賦政策的大順政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甲申夏季，原先到處「土賊蜂起」的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等地一度出現了「太平景象」。可惜好景不長，清軍入關后，公開宣布維護當地官紳的既得利益，同時恢復征糧征賦，新舊官紳有恃無恐地大搞反攻倒算，各地自發性的武裝反抗烽火連天，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甚至超過了明末崇禎時期。另一方面，漢族官紳慌不擇主地投靠清廷，為時不久就發現滿洲貴族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如剃髮改制、重滿輕漢、重遼東舊人輕新附漢人，自己的尊嚴和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華北地區的漢族官紳在政治態度上隨之發生分化。一部分官紳忍氣吞聲乞憐于清廷；另一部分官紳在1645年（順治二年）六月以後眼看滿洲貴族征服者的驕焰日益顯露，由依附清廷轉變為公開或秘密反清。著名的例子如上文提到的凌駉；降清任青州道參与鎮壓趙應元起義的韓昭宣後來跑回山西同虞胤等人組織抗清；濮州鄉官葉廷秀在1644年（順治元年）八月向清山東巡撫方大猷呈請速派援兵鎮壓「土寇馬應試」，以「救民水火」，大約在1647年他卻同江蘇沛縣著名文人閻爾梅參加山東榆園軍共同抗清，「欲假為綠林、新市之資，以圖南陽（指東漢光武帝）之業也」，最後被清軍捕獲，就義于東昌府（府治聊城）。此外，如弘光朝東平侯劉澤清降清后雖官封「一品世職」，也不甘寂寞，策劃在北京和山東曹州同時並起，推翻清廷（詳見下述）。至於山西、陝西等地漢族文官武將降清后又重新參加反清復明運動的人更是為數眾多。明末大學士惠士揚、李建泰名重一時，降順降清，似乎不顧名節，最後卻都以激烈反清遇害。事實說明，民族矛盾的激化並不限於南方。由於北方紳民的反清運動比較分散，南明方面的史籍又很少記載（這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南明朝廷當權人士的胸無全局，滿足於偏安一隅），下面只能在為數眾多的反清鬥爭中選出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例敘述，以窺一斑。九-九-藏-書

此外，清初山東各地的反清鬥爭還有不少。如《武定府志》記載：「順治三年冬十月，寇破沾化，令與尉死焉。四年夏六月破陽信；秋九月破海豐。是時寇勢張甚。」冠縣在順治三年有裴守政、劉絲桐起義；順治五年有王奎光起義。順治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義軍丁鳴吾（有的史籍寫作丁明吾）、周魁軒帶領騎兵四百余名、步兵不計其數，攻克嶧山，奪取庫藏財物，釋放獄囚，第二天主動撤出；隨即北上攻克蒙陰，殺清知縣崔葑，直到順治八年才被清朝總督張存仁鎮壓下去。高唐州有蔡乃憨（有的史籍寫作蔡奶憨）、周桂軒、崔三棱等起義，于順治三年十月攻破州城。夏津縣有宋鴨蛋、陳國造、三帽檐子的反清鬥爭。東昌府有丁維岳領導的起義。丁維岳原先是明朝壽張縣練總，1647年（順治四年）十月十四日夜間他率領「馬賊千余，步賊數萬，四面舉火，喊聲動地」，攻打漕運重地張秋，未能得手，次日攻克壽張縣」；同月十四日楊雲山部義軍又攻克堂邑縣，對運河交通構成重大威脅。山東滿漢清軍緊急出動掃蕩，臨清總兵宜永貴會同梅勒章京禿江帶領兵馬圍攻丁維岳的據點陳家樓（在壽張縣城西南十八里），二十四日陳家樓被攻克，丁維岳的父母、兄嫂、妻妾等人都被清兵掠去，但他本人先於二十日會同其他義軍進攻陽谷、觀城，「尚未回巢」。十二月初四日，丁維岳、周魁軒、張堯中等率騎兵四百、步兵千余攻克陽谷縣，殺清委知縣。同月十六日，清將沙兒胡達領滿漢兵由嚮導帶路，向聚集在鄆城縣王家海子的義軍突然發動攻擊。義軍猝不及防，首領丁維岳、張堯中陣亡，周魁軒負傷逃走。清山東巡撫飛報大捷道：「該職看得丁維岳、張堯中乃西南之巨凶也，逆黨數千肆毒于東、袞之區，陷城劫庫，害及濟寧道臣，賊勢已成燎原矣。」另一路清軍在梅勒章京庫兒蟾率領下有滿漢鐵騎千余名趕往堂邑，直抵楊雲山部據點王家屯，得知義軍挖有地道，「曲折約遠二三里」。清將命令士兵儘力挖掘，未能奏效，改用柴草火藥進行煙薰，義軍被窒息嗆死的有一百多人。清軍繳獲了一幅「黃絹偽諭」，「上用偽印一顆，朱鈐隆武三年字樣，上有監國魯王之稱」，這表明山東各地的抗清鬥爭雖然分散，卻同魯監國政權保持著聯繫，是復明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九-九-藏-書九-九-藏-書

到1649年（順治五年）五月，降清后居住北京的原明東平侯劉澤清（曹州人）見「如今處處反亂」，斷定「清國不會用人，國運不久了」，秘密派遣侄兒劉之榦與麾下副將鄭隆芳、姚文昌潛往南方同「南朝」聯絡，帶回口信說「君王甚喜」（按當時形勢和劉澤清曾掌握部分舟師分析，使者很可能是朝見了魯監國，而不是永曆帝）。劉澤清認為這是反清復明的大好時機，召集親信李化鯨，到北京密商，約定八月十五日劉澤清「從京中起手，爾等亦於是日舉事」。李化鯨返回曹州招兵買馬，暗中進行反清的準備工作。清河道總督楊方興「微聞其不法狀」，採取調虎離山計題授李化鯨為袞州守備，讓他「單騎就職」。李化鯨被迫提前在七月間起事。他聯絡附近榆園等義軍擁立一個明朝宗室為王，以天正為年號發布文檄，連續攻克曹州、定陶、城武、東明等府縣。山東鉅野和同曹州接境的直隸大名府、河南歸德府的百姓紛紛響應。清廷惟恐事態擴大，不可收拾，下令調三省官兵會剿。參加圍剿的有駐防東昌府梅勒章京賴惱、沂州總兵佟養量、臨清總兵宜永貴、保定總兵魯國男、河南總兵高第、河北總兵（指鎮守河南省黃河以北三府地區）孔希貴等部。大批清軍蜂擁進至曹州，義軍雖然奮勇抵抗，終因眾寡不敵，被殺得「屍橫遍野，血染草丹」。清軍先後奪回東明、定陶、城武等縣，八月初一日包圍了曹州。李化鯨等見形勢不利，「出城講說」；二十八日把擁立的「偽王綁縛獻出」，希望藉此換取清方退兵。自然這是不現實的，清方決不會容忍李化鯨據守曹州，繼續圍攻。九月十五日，李化鯨等又出城談判，被清軍扣留，把他和「偽王」以及劉澤清的三個侄兒押解進京。在這種情形下，曹州城裡的義軍仍然堅守城垣。十月初二日，清鄭親王濟爾哈朗統率由京師南下湖廣的軍隊行至曹州，用紅衣大炮攻城。初四日，城陷，清軍「搜剿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