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水之戰結束后，定國同文秀商量說：「今張勝往襲雲南府（即昆明），王自奇又據永昌，我當回救；汝可同文選急追可望，必擒之而後已。」二人分工后，定國即帥師回援。張勝、馬寶、武大定所統七千精騎取小路經五日夜急行軍已進抵昆明城下，馬寶惟恐城內疏於防備，故意沿途焚燒房屋，使偷襲變成了明攻。城內王尚禮等聽說可望之兵已近，正準備上城接應，卻被永曆帝召入宮內，由沐天波、靳統武率親軍看守，動彈不得。這時，交水大捷的露布已星馳送到昆明，永曆帝命人把捷報大張于金馬、碧雞坊下，安定民心。張勝帶兵至昆明城下準備攻城，忽然看見定國、文秀報捷露布，知道可望大軍已敗，原先約好充當內應的王尚禮又音息全無，城上防守嚴密，被迫退軍，在地名渾水塘處碰上定國回援之師，張勝欲奪路而逃，揮軍死戰，定國軍因交水大戰之後急救根本，路遠兵疲，幾有不支之勢。馬寶為扭轉戰局，在張勝陣后連放大炮，擁兵殺來，與定國軍前後夾攻。張勝大吃一驚，說：「馬寶亦反矣！」收拾殘兵敗卒突陣而逃。第二天，過沾益州，駐守該地的總兵李承爵原系他的部將，率兵來迎。張勝喘息方定，正向李承爵敘說戰敗原因，忽然左右衝出數人，出其不意把張勝擒縛。張勝斥責李承爵道：「汝為部將，何敢叛我？」承爵回答道：「汝敢叛天子，吾何有于汝乎！」張勝被解至昆明處斬。

1657年（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孫可望在貴陽誓師，親自統率十四萬兵馬向雲南進發，以白文選為征逆招討大將軍，由馮雙禮留鎮貴陽。八月十八日，孫可望兵渡盤江，滇中大震。李定國同劉文秀商議后，決定二人親統主力阻擊可望軍入滇。永曆帝下詔「特加晉王得專征伐，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掛招討印；蜀王作副招討」，負全權指揮之責。為防止王尚禮在昆明發動內變，除了把他部下的兵馬分撥各營隨同出征，還留下定國中軍護衛靳統武會同黔國公沐天波暗中防範。在這以前，王自奇因醉后誤殺定國營將，耽心定國興師問罪，在七月間即率所部渡瀾滄江西奔永昌府（今保山），由於地處僻遠，消息不靈，無法同可望配合行動。九月十五日，雙方軍隊相遇于雲南曲靖交水，分別距離十里下營。可望軍十余萬人列營三十六座；定國、文秀軍約三萬人布列三營，士卒見可望兵多勢眾，頗有懼色。十八日，孫可望召見張勝，說：「爾可率領武大定、馬寶選鐵騎七千，連夜走小路至雲南（即昆明）城下暗襲之。城中有王尚禮、龔彝等為內應。爾一入城，則定國、文秀等知家口已失，不戰而走矣。」

在公開舉兵之前，雙方都作了集結兵力的部署。李定國舊屬龍驤營總兵祁三升駐紮在四川，孫可望為了抓到這支軍隊，令三升率部赴貴州遵義鎮守。李定國也下令調三升赴滇。祁三升對部將說：「國主、西府，舊主義均。今西府尊永曆為民主，名正言順，我等亦有所依，當遵西府之調為正。」諸將都表示贊同，於是祁三升拒絕接受孫可望使者傳達的命令，率部向雲南進發。可望大怒，派兵追擊，三升且戰且走，輜重丟失殆盡，終於在1656年十月到達昆明。永曆帝深表嘉許，封為咸寧伯。孫可望還派程萬里赴昆明，要求把秦王舊標人馬遣還貴州。永曆帝當即同意，提供夫役送出。

就在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孫可望死了。官方的說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頗有疑義。清初史家就說孫可望是「隨出獵被射死」；或者說「封為義王，尋被酖」。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書明珠等前往福建，會同靖南王耿繼茂、總督祖澤沛合議招撫據守台灣的鄭經。鄭經回信中不無諷刺地說：「貴朝寬仁無比，遠者不問，以所聞見之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竭誠貴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鑒，足為寒心。」可見，孫可望之死並非善終在當時一定流傳得很廣。

孫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賣雲貴川抗清事業。他剛剛逃到湖南寶慶就給清廷遞上了「願取三省上獻，以大一統之盛事」的奏疏，疏中避而不提張獻忠開創的大西軍事業，說什麼「望以關西布衣，適丁明季喪亡之際，不自甘於轅下，遂稱藩于滇黔楚蜀之間」，把自己打扮成逐鹿中原的英雄，他儼然以「國主」自居，把大西軍稱為「望兵」、西南抗清基地為「望土」，恬不知恥地把同系張獻忠義子和大將的李定國、劉文秀說成是自己「恩拔」起來的人物，又把李定國等人反對他專橫跋扈、帝制自為的措施說成「以奴叛主」。接著，他要求清廷發兵，「則滇黔蜀地願盡入于皇上之版圖，兵馬將士願咸奉皇上之軍旅」。到湘鄉、長沙同洪承疇見面時，又如洪承疇奏疏所說：「偽王孫可望另有開列雲貴形勢機宜，職方在查詢，再具密疏，恭請宸衷裁斷。」他還同清經略洪承疇會同各提督、總兵進行圖上作業，「繪圖講究，有同聚米為山，明如指掌」。為了取悅于清廷，孫可望不僅提供了永曆朝廷軍事機密等各方面的情況，獻上了「滇黔地圖」，還為清軍進攻提供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嚮導。1658年（順治十五年）初，洪承疇遵照清廷諭旨會同孫可望「于投誠各官內查有熟諳湖南、廣西、四川、雲貴地利官十九員」，將其中四員派赴羅托軍中，其餘十員留在洪承疇「軍前不時應用」。孫可望到達北京朝見清帝后，又上疏奏言：「大兵征滇，臣報效之日。滇南形勢，臣所熟悉。或偕諸將進討，或隨大臣招撫諸境，庶少效奉國初心。」清帝命王、大臣商議，結果「以大兵分三路趨雲南，指日奏功，無事可望再往」。儘管清廷出於種種考慮沒有讓孫可望親赴前線，但還是充分利用了他過去在大西軍和永曆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加強了政治攻勢。王夫之記載，當清軍三路進兵時，「可望又遣人齎手書招諸將帥，言已受王封，視親王，恩寵無比。諸將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將比。惟定國一人不赦」。這以後，永曆政權在軍事上的節節敗退，不少原大西軍系統的將領倒戈投降，孫可望的現身說法無疑起了很大的誘惑作用。清軍在進兵途中，也充分利用了孫可望過去的地位和影響，劉坊在《哀龍江》詩序中說：「戊戌（順治十五年）冬，清師距遮炎河，謬道路者曰：可望師至矣！我兵聞風皆睋而失色，或寤者曰：國主至矣！至矣！相率驚竄。」李定國支持的永曆朝廷的覆亡固然有多種原因，但清廷利用孫可望原來的地位和關係竭力進行瓦解，無疑加速了這一過程。九*九*藏*書

清廷對於孫可望的來歸極為重視，這年十二月，特旨封孫可望為義王。為了體現賞不逾時，清廷派內翰林弘文院學士麻勒吉為正使，禮部尚書兼內翰林秘書院學士胡兆龍、禮部右侍郎祁徹白為副使齎冊、印，專程前往湖南行冊封禮。順治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在長沙舉行典禮，二十八日孫可望即應詔赴京陛見。五月初二日，孫可望在麻勒吉等伴送下到達北京。清廷命和碩簡親王濟度、和碩安親王岳樂帶領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顯爵出城迎接，場面相當隆重。明遺民方文當時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賦詩寄慨雲：「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爭擁看其形。紫貂白馬蒼顏者，曾攪中原是殺星。」次日，順治皇帝親自在太和殿接見孫可望。十天之內，皇帝賜宴多達三次，賜銀兩次共一萬二千兩，此外賜府第、賜蟒袍、朝衣、緞匹等，孫可望成了清廷上紅極一時的人物。這裏作一點對比也許更能加深了解清勝明敗的原因之一。1649年孫可望統率數十萬貔貅之眾，以雲南全省之地自願歸附風雨飄搖中的永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備極刁難；而清廷對僅率數百人九*九*藏*書狼狽來歸的孫可望卻毫不猶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曆朝廷高明得多。

平心而論，永曆帝和李定國等人對孫可望做到了仁至義盡。孫可望的眷屬原住昆明，如果羈留作人質，孫可望不免有所顧忌。李定國以禮送往貴陽以後，孫可望沒有內顧之憂，悍然決定進兵雲南。當時他掌握的軍隊大約有二十萬人，李定國、劉文秀部下只有三四萬人，何況在雲南還有鎮守昆明的王尚禮、楚雄守將王自奇等人是孫可望的親信。孫可望認為穩操勝券了，他甚至命人「預製扭鎖三百副，曰：破滇之日用以囚永曆並定國、文秀諸文武解黔耳」。

孫可望自以為計劃周全，萬無一失，卻沒有料到他的這次出兵討伐永曆帝和李定國、劉文秀師出無名，部下將領內心裡都不以為然。原大西軍系統的將領白文選等人與李定國、劉文秀長期同甘共苦，不願自相火併；而由南明軍隊改編的舊將馬進忠、馬惟興、馬寶等人又心向永曆。於是，作為前線總指揮的白文選私下同馬惟興、馬寶約定陣前反戈，文選還以視察前線為名親自馳入定國、文秀營中通報消息，說：「此時宜速出兵交戰，馬寶、馬惟興及諸要緊將領已俱有約，稍遲則事機必露，斷不可為矣。」定國、文秀對白文選的來意還存有戒心，猶豫不決。文選急切地說：「若再遲，則我輩死無地矣。有一字誑皇上、負國家，當死萬箭之下，我當先赴陣前，汝等整兵速進。」說完，上馬飛馳而去。這就是三年以後彭而述路過該地時賦詩所云：「道旁遺老為我說：是日東南風正急，秦軍大衂寶刀折。秦王帳下曹無傷，夜半曾將軍情泄。」奉命領軍偷襲昆明的馬寶也寫了密信差心腹人送入李定國營說：「張勝等已領精兵七千往襲雲南，雲南若破，則事不可為。必須明日決戰，遲則無及矣。」

九月下旬，孫可望奔回貴陽，命留守大將馮雙禮帶兵把守威清要路，並同他約定如果劉文秀追兵到來即連放三聲號炮報信。馮雙禮已經知道孫可望兵敗如山倒，出師時貔貅十萬，返回貴陽只剩隨從十五六騎，因此他決定改弦易轍，不僅不幫助孫可望穩定貴州局勢，反而在文秀追兵尚未到達之時就下令連放三炮。可望聽見號炮，以為追兵已到，連忙帶著妻兒和隨從出城東奔。一路上經過新添衛、偏橋、鎮遠、平溪、沅州，「各守將俱閉營不納」，「所至城門晝閉，呼之再三，僅垂大筥盛壺飡餉可望；且有不應者」。曾經不可一世的「國主」孫可望眾叛親離，成了喪家之犬。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孫可望決定投降清朝。他對寥寥可數的隨從人員說：「今為李定國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數莖頭毛，行當投清師以報不世之仇耳。」行至湖南靖州，其中書舍人吳逢聖任靖州道，率所部迎接。可望曰：「一路人心俱變，惟有投清朝可免。」於是遣楊惺先、鄭國先往寶慶（今邵陽）向清方接洽投降。三日後，白文選所統追兵迫近，可望乃與吳逢聖、程萬里等連夜奔至武岡界上，又遭到南明鎮守武岡總兵楊武截殺，幾乎脫不了身。

儘管永曆帝和李定國為了使孫可望回心轉意做了不少工作，卻沒有收到任何效果。對於孫可望來說，「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首先，在西南的南明軍隊中他的兵力最強，不僅貴州全省處於他的控制之下，在雲南留守的將領中也有不少效忠於他。其次，他以國主的名義總攬了永曆朝廷的政務，已習慣於君臨一切。何況，他思想深處還存在著一種自己本應位登九五的思想，因為他是張獻忠這位大西皇帝的當然繼承人，在1647年進入雲南后以四將軍之首得到獻忠御營提督王尚禮和艾能奇部將馮雙禮的支持登上了「盟主」的地位；聯明抗清后利用永曆帝的招牌收編南明殘兵潰將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聲望。在當了幾年實際的執政者之後，這時卻要交出權力，聽命于李定國、劉文秀擁戴的永曆皇帝，而且他自知由於過去的所作所為，永曆帝、李定國乃至於劉文秀對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隔閡。在反覆權衡得失之後，孫可望終於在一小撮親信的策劃下，決心訴諸武力，消滅昆明的異己勢力。諂附可望的文臣方于宣為他出謀畫策說：「今皇上在滇，定國輔之，人心漸屬於彼。臣意請國主早正大號，封拜文武世爵，則人心自定矣。」孫可望果然在1657年（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二月，「封馬進忠嘉定王、馮雙鯉興安王、張虎東昌侯，余大封有差」。雖然他沒有先正「大號」，但封王之舉已表明他鼓舞諸將打下昆明，為推翻永曆朝廷，自己正式登基作準備了。九九藏書

九月三十日，孫可望派人火急送往清湖南當局一封信，說：「李定國、劉文秀等大逆不道，荼毒生靈。可旺興師問罪，反為所誘。乞代奏大清皇帝陛下，發鐵騎一萬，願獻滇、黔、蜀以歸一統，更報不世之仇。」清湖廣巡撫張長庚接信後向朝廷報告：「大逆孫可旺虎踞滇、黔，鴟張區宇，年來費餉勤師，用張征討。今天殄窮凶，自戕潰敗，俯乞皈化，是不勞撻伐而南疆邊土共戴皇上如天之福矣。」清湖廣當局得知可望處境危急，為了撈到這張王牌，派湖廣中路總兵李茹春、左路總兵王平帶領軍隊接應，擊退楊武所統攔截之兵，孫可望和妻、子、隨從人員才得以在寶慶府南面花橋地方進入清方管轄區，十一月十五日到達寶慶。同一天，孫可望派人送信給清五省經略洪承疇，再次表示：「自行開誠，願附大清朝，獻滇、黔、蜀之土地，歲納貢賦，祈職（洪承疇揭帖中自稱）轉奏大清皇帝陛下，請兵報仇，以復滇雲，擒渠獲丑，蕩平叛逆，歸版章於一統。」據洪承疇報告，孫可望「所帶偽官丁、婦女共約四百余名口，騎馬亦約四百余匹」。

孫可望死後，清廷賜謚恪順，「祭葬加隆」；同時命其子孫征淇襲封義王。幾個月後孫征淇病死，弟征淳承襲。順治十八年（1661），吳三桂等領兵進入緬甸，永曆帝被俘回昆明縊殺。次年康熙改元，李定國也病歿于邊境。孫可望家族已經沒有多大利用價值了，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康熙七年（1666）朝廷下令將義王孫征淳的年俸由五千兩減為三千兩。十一年，孫征淳病死，其弟征灝請求襲封。御史孟熊飛上疏說孫可望「前有重大之罪，后無纖微之勞。我國家格外殊恩，授以義王顯爵，及伊身死，已襲替二次。……請將孫可望王爵停其襲替，或減等降封」。經議政王、大臣會議，降封為慕義公。孫征灝死後，其子宏相再降襲一等輕車都尉。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清廷終於決定：「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從此，孫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後的痕迹。

從順治十五年（1658）起，清軍向西南的進兵是頗為順利的，這裏面自然也包含了孫可望的一份「功勞」。然而，孫可望本人的地位卻隨著永曆朝廷的衰微逐漸走向沒落，曾經紅極一時的義王越來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大好過了，這種變化是通過一些似微實顯的跡象體現出來的。順治十五年，孫可望意外地同自幼失散的弟弟孫可升相會了。明末戰亂以來，兄弟二人天各一方，孫可升在幾經飄零之後，先混跡于明朝行伍，後來又成了清軍的一名士兵。這年七月，孫可升從駐地松江府上海縣來到北京，兄弟久別重逢自是驚喜交集。孫可望向朝廷奏報了「聚合之奇緣」，奉旨同住。可是，孫可升的家屬奴婢十余口還在上海，搬來北京籌措路費不易。於是，孫可望請求皇帝「敕部給予勘合」，利用政府的驛傳實現全家團聚。在孫可望看來這不過小事一樁，所以在疏中寫道「想此項恩膏朝廷亦所不靳」。出乎他意料的是這麼一件小事卻引來一場軒然大|波。順治皇帝批交兵部議奏，左都御史魏裔介立即參上一本，首先抨擊孫可望「始以張獻忠養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憤。繼而稱兵犯順，逆我顏行。迨眾叛親離，計無復之，然後率數百疲敝之卒，亡命來歸」，本不是有「何功何德」受封王爵。接著借題發揮道：「臣觀其見之疏章者屢可駭異，即如出師命將出自朝廷，可望甫來歸順，便請從征。若可望文足經邦，武能戡亂，何至坐見敗辱，鼠竄奔投，可謂不自揣量，冒昧無知。繼則請動內帑，為彼經營。臣聞天子穆穆，端拱垂裳，豈有借財與人，亦豈有人臣借財于天子之事？昨者聚合之奇緣一疏復為伊弟請給勘合，夫勘合之給為朝廷緊急公事及官員來往而設，非庶人下賤可以冒濫也。今可望之弟可升不過一食糧兵丁耳，未授一命之官，搬取家眷則應自備腳力，未聞牧圉小人而可以乘堅策良，逍遙皇華之驛者也。臣聞高爵厚祿惟有德者宜居之，今可望悖禮背義，越分干名，其罪有三。臣忝列憲長豈敢畏避不言。伏祈皇上大奮乾斷，嚴加處分，以肅名分而正紀綱，則冒濫清而臣子咸知敬共之義矣。」魏裔介的劾疏處處流露出對孫可望的輕蔑，給了他當頭一棒。孫可望在「伏罪陳情仰籲天鑒」疏中說：「昨聞憲臣有特糾陳請之非，祈正悖謬之罪一疏，本藩汗流浹背，寢食不安，方知前事之非，憲臣之言不謬矣。」ｒeaｄ•9９cｓｗ.ｃｏm

順治十六年（1659）閏三月，有人揭發孫可望放債取利等事。順治皇帝雖然明知這種事情在滿洲八旗中本是習以為常的現象，卻不願放過這個機會進一步貶損孫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內閣學士馬邇吉來到孫可望的住宅宣讀諭旨，先訓斥一番，然後宣布寬假其罪。孫可望于驚懼之餘，連忙上奏本解釋自己放債的經過：「前蒙皇上賞給銀兩，臣恐花費，借與天津衛民鄧時增銀一千兩，有文約可據。緣臣初到京城，其人之賢愚，臣不得知。」接著向順治皇帝搖尾乞憐，陳述自己「鬱積之苦衷並所以招尤招謗之原」。他說：「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跡疆場，各處人民遷徙逃亡不無失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寵眷，無寸功可紀，一旦錫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慮者臣下文官如吳逢聖、武官劉天秀等百有餘員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見出入朝班，諸人睨目而視，臣知朝廷有逾分之典，眾心騰沸之端也。然怨忌既積於心，詬害自生於外，謗議之事，久知不免。」

孫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內訌和兵敗降清，對清廷來說無異是喜從天降。在這以前，洪承疇受命經略五省總督軍務，始終局促于湖南、廣西境內，毫無進展。彭而述記載洪承疇治兵長沙，「以四鎮駐常（德），兩鎮駐寶（慶），一鎮駐永（州），一鎮駐祁（陽），線伯（原定南王孔有德藩下提督線國安）駐粵西，數千里內四年之間棋置星布，皆重鎮。轉漕吳、越，歲費百萬緡」。順治十四年十月洪承疇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已經請准解任，回京調理。十月二十九日他在離任前的一件奏疏中說：「職經略無能，寸土未拓」，充滿了頹喪情緒。不到半個月，他得到了「雲貴逆賊自亂」的情報，興奮不已，在十一月十二日轉報清廷。同月十五日接到孫可望派人送來的信后，當即上疏說：「既有此情由，即系重大機宜，時刻難以遲誤，職不敢以奉旨解任回京調理致誤軍機。」他再也不提年老失明，抖擻精神要為清廷金甌一統效犬馬之勞了。十二月初五日，順治帝諭兵部：「經略輔臣洪承疇前已奉旨准解任回京調理。近聞病已痊癒，仍著留原任，親統所屬將士，同寧南靖寇大將軍固山額真宗室羅托等，由湖廣前進，相機平定貴州。」十一月十七日，洪承疇親自同固山額真六十等人率領三起滿漢兵馬從長沙前往湘鄉縣，同月二十五日孫可望在清將李茹春、王平護送下自寶慶起行，二十八日到達湘鄉，同洪承疇等見面。孫可望以投奔之臣，自然歌頌了一番清朝的功德，胡說什麼：「雲貴遠在天末，聲教未通，十余年來非敢抗拒王師，實欲待時歸命，近益喧傳皇上文德綏懷，特恩招撫遐方人心深切向慕，且滿洲大兵精強，威聲赫濯，自順治十年岔路口一戰殺傷滇黔兵眾甚多，十二年出犯常德又折兵萬余。……」洪承疇也「開誠優禮，款待盡情」。彭而還記載了兩人相見的情景：洪承疇對孫可望「仍待以王禮。可望自稱孤，命記室作降表」。但他說：「人或傳明系未絕，可望接永曆為帝，以臣自處身。及可望出，乃知可望自為，而不關永曆也。」實際上洪承疇的情報比彭而述要靈通得多，他早已知道孫可望是永曆朝廷的實際執政者，對這樣一位重要人物的來歸自然不敢怠慢。在給清廷的奏疏中，他借孫可望之口說：「數年之內，湖南以守為戰，無隙可乘，以致雲貴內變自生，人心解體。」「連年湖南、廣西以守為戰，節節嚴密，遂致內變，而決計奔投。」把自己一個月前說的「經略無能，寸土未拓」粉飾成「以守為戰」，導致南明實權人物來降的主要原因。十二月初三日，孫可望隨洪承疇到達長沙。洪承疇在奏疏中說：「今偽王、偽官、偽丁並眷屬人口齊到長沙之日，文武臣工兵民土庶無不喜色相告，共慶太平有日，計滇黔負固之眾行見聞風來歸，以成大一統之盛。」read.99csw.com

孫可望與李定國、劉文秀原先約定二十一日會戰，他的意圖是推遲交鋒日期，使張勝、馬寶軍有更充裕的時間奔襲昆明。李定國聽了白文選的意見，又在十八日晚上讀到馬寶的來信，當機立斷傳令各營次日出戰。十九日天還沒有亮，定國、文秀兵馬開營出戰；可望也揮軍迎敵，雙方交戰于交水三岔口。對陣之初，文秀驍將崇信伯李本高馬蹶被殺，前鋒失利。可望立於高阜觀戰，見已挫定國銳氣，即命諸營乘勝前進。白文選知道形勢危急，親率五千鐵騎沖入馬惟興營中，二軍聯合抄出可望陣后，連破數營，定國、文秀趁勢揮軍進擊，可望軍大亂，將士大呼：「迎晉王！迎晉王！」十幾萬大軍頃刻瓦解。孫可望見形勢陡變，在少數兵馬保護下，倉皇東竄。過安順時，馬進忠不僅「閉門不納」，還派出一支軍隊追擊，「使疾走，無得集眾」，孫可望匆忙逃往貴陽。

此後，孫可望的處境益發難堪了，正如古語所說「神龍失勢，與蚯蚓同」。順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請求辭去義王封爵和冊印。這時，南明永曆皇帝雖然已經逃入緬甸，西南大勢已定，但以李定國為首的明軍殘部仍在邊境地區堅持鬥爭。清廷認為把孫可望虛有其名的義王封號撤掉並不策略，因此，順治皇帝特地發布了一件措辭大有講究的聖旨：「王自南方孑身投誠，朕心嘉尚，特錫王封。乃舉國臣工，意懷輕忽，容或有之。王以孤蹤疑畏，控辭冊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雖系孤蹤，不必疑畏，冊印著仍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