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認為，1664年夔東抗清基地的被摧毀，應當視為南明史的結束。理由是，永曆帝雖然在兩年以前被俘殺，以明朝為正朔的夔東抗清復明運動仍在繼續，他們有永曆朝廷委派的全權代表，有相當可觀的旗幟鮮明的軍隊，有地方政權，維護和行使明朝的制度。至於台灣、廈門一帶的鄭經、鄭克塽雖然遵奉永曆正朔，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軍攻克澎湖，劉國軒等勸鄭克軒降清為止，從這一角度來看，明朔尚存，衣冠未改，似乎也可以列入南明史內。但是，我們不應忘記康熙十二年（1673）發生了三藩之變，鄭經同耿精忠有一段聯合與分裂的歷史。把三藩之變扯進南明史顯然不大合適。自然，南明史的下限學術界同好有不同意見，如主張以永曆帝1659年入緬作結束，主張以永曆帝被俘、殺作結束，主張以李定國病死、部卒降清作結束，等等。本書以康熙三年八月夔東抗清基地徹底覆滅作為南明結束的標誌，實際上還考慮到了同年六月間在東海沿海活動的張煌言因為復興無望，主動解散軍隊，不久被清軍俘殺的因素在內。這隻是一種看法和敘述體例，無妨與其他說法並存。

康熙初年任瀏陽知縣的侯朴也在一首敘事詩中寫道：

清政府為摧毀茅麓山這一彈丸之地，付出的代價是極其巨大的。投入的兵力多達十萬以上，據李國英的描述，四川清軍和駐防西安八旗兵由南面和西面，湖廣清軍由東面，陝西清軍由北面，把茅麓山區一百五十余里的地方團團圍住，清軍主帥靖西將軍穆里瑪，定西將軍圖海駐于茅麓山南面的黃龍山督戰，相持在半年以上。附近各省為運送軍糧、物資、服其他勞役而徵發的民夫更是不計其數，使百姓們承受了難以忍受的負擔。王夫之記載：「而□（虜）兵督挽運，丁夫死者積崖谷，益峻法驅里民，三千裡外諸軍負挽，披蓑笠，緣絕峭壁蟻行，延綿彌望不絕。」李國英之子李雯也寫道：「先是楚運自西瀼、渣溪起旱（即由船運改為人挑肩負的旱運），用夫背運至茅麓山。道里險遠，往返不下半月，運既無多，夫多飢斃。」康熙二年（1663）湖南寧鄉人陶汝鼐作《西山行》詩云：

在形勢急劇惡化的情況下，原來堅持抗清的一些領導人喪失了信心，先後率部向清朝投降。其中最著名的如據守長江南岸施州衛（今湖北省恩施）一帶的荊國公王光興的降清。當清軍開始圍剿夔東義師時，他還拒絕清方招降，回信說：「當日鄖陽一舉，至今淚滴九原」，「不佞首陽餓夫耳，老此地云云」，表示鑒於其兄王光恩無辜被殺，同清廷誓不兩立。康熙二年（1663）十月，他卻和永曆朝廷任命的巡撫蔣尚膺一道帶領部下兵丁七千余名向清朝湖廣當局投降。康熙三年（1664），永曆朝廷委派聯絡夔東各支義師的最高官員總督部院毛壽登也屈膝降清。甚至原大順軍舊部高級將領馬騰雲、黨守素、塔天寶也覺得大勢已去，在這年二月間帶領部眾向清軍投降。九*九*藏*書

八月初四日，寨內糧食全部吃完了，軍心不穩，少數官兵私自逃出向清方投降。李來亨知道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他先把妻子殺死，放火燒毀房屋，然後自縊而死。我們對李來亨的情況至今了解得並不多，只知道他是李自成的侄兒李過的養子，在大順軍聯明抗清后才嶄露頭角，他帶領的軍隊估計就是李過（李赤心）在南寧地區病死後留下的部眾為骨幹轉戰到夔東地區以後擴充起來的。鄂爾泰主編的《八旗通志》《穆理瑪傳》記載茅麓山戰役時，說「來亨子率四千余賊築城垛，排列槍炮挨牌拒敵」。李來亨有兒子能領兵作戰，沒有見到其他史籍記載。雖然我們對李來亨的生年和早期情況都不清楚，甚至連他的兒子的名字也難以查考，李自成祖孫四代在明清之際為反抗明朝和清朝統治者的暴政而英勇獻身的精神確實令人欽佩不已。李來亨父子犧牲后，部下士卒除少數投降外，都在混戰中壯烈捐軀。清朝將領惟恐有明軍將士潛藏逃出，派了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窮凶極惡地實行斬草除根，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掃穴無遺類」。至此，以原大順軍余部為主體的夔東抗清鬥爭堅持了二十年之久，以失敗告終，大陸上公開以恢復明朝為旗幟的武裝抗清運動結束了。九-九-藏-書

二月初，四川總督李國英、提督鄭蛟麟接到穆里瑪咨文，領兵進抵茅麓山南面的黃龍山參加圍剿。李國英同穆里瑪、圖海等觀察了地勢，「見逆寨高險異常，周圍一百五十余里」，強攻難以取勝，但當地山嵐陡峭，地瘠民稀，糧食等物資不能自給，因此他們決定採取長期圍困的戰術，由三省官兵會同滿洲八旗兵分汛連營扼守。為了達到困死明軍的目的，清軍構築木城，挑挖塹溝，樹立排樁，切斷明軍同外界的一切聯繫。木城是為清軍駐守而設立的，城外挖掘闊深各八尺的濠溝；濠外埋設一道五尺寬的排樁，名為梅花樁。其形制是用長五尺、圍一尺的圓木一半埋入地中，地面樁高二尺五寸，各根木樁之間相距僅五寸，參差排列，狀如梅花。這項耗費巨大人力、物力的工事完成以後，給李來亨部明軍的行動和軍需供應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雙方相持了幾個月，李來亨部貯積的糧草消耗得差不多了，求戰不得，被迫拚死突圍。六月十五日深夜，李來亨親自率領總兵五名、精兵數千名分路進攻清軍防線，另派三名總兵帶領士卒旁攻，牽制他部清軍赴援。明軍抬著雲梯、盾牌，手持鉤鐮大斧，砍斷木樁，填平溝塹，「炮矢如雨，蜂擁攻打」。由於清軍防禦嚴密，突圍未能成功。閏六月初九日夜晚，李來亨再次率領數千名士卒向清軍陣地發起猛攻，「槍炮齊發，勢如風雨驟至」。明軍戰士「莫不奮臂爭呼，拚死力戰」。因雙方兵力對比懸殊，明軍雖「連攻五陣」，結果仍被清軍擊退。兩次突圍的失敗，使李來亨深知打破清軍重兵包圍的希望已化作泡影，但他仍然大義凜然地決心與陣地共存亡。他把清方派來招降的叛徒李有實處斬，表達了寧死不屈的高風亮節。清軍見勸降無效，進一步挑深濠塹，加固工事，以求不戰而勝。read.99csw.com

這樣，到康熙三年春天，原來的夔東十三家只剩下李來亨（永曆朝廷封臨國公）部仍然堅持于湖北興山縣境內的茅麓山區，以大無畏的氣概抗擊著三省清軍和增援的滿洲八旗兵共達十萬之強敵。清靖西將軍穆里瑪統兵到達茅麓山下后，自以為兵精將勇，為了收取全功貿然下令向山寨發起進攻。李來亨指揮部眾憑藉山險予以迎頭痛擊，滿洲兵墜崖落澗，傷亡慘重，鑲紅旗副都統賀布索、一等阿達哈哈番桑圖、穆里瑪的第三個兒子蘇爾馬都被擊斃。穆里瑪追悔莫及，改由漢族軍隊打前陣，滿洲兵督戰，實行長期圍困。滿洲八旗兵在茅麓山區吃盡了苦頭，直到凱旋迴京以後仍然心有餘悸。嘉慶年間，禮親王昭槤在書中寫道：「康熙初，命圖文襄公海為督師，同川督李公國英、護軍統領穆公里瑪率三省兵會剿。諸將皆于層岩陡壁間，草衣卉服，攀援荊葛而進，逾年始蕩平其巢穴。故今京師中諺語有其事險難者，則曰：『又上茅麓山耶！』則當日之形勢可知矣。」

這真可謂長歌當哭，道出了民間幾多辛酸。在地方志里更留下了這方面的許多記載，如湖北《安陸府志》記：「康熙二年，……民役西山，起運夫于各州縣，往來死傷甚眾。」《松滋縣誌》記「顧覓運夫」雲：「鋒鏑餘生，聞征鼓則返走，見旌旗則魂消。一聽派取糧石、人夫運米隨征，男兒嚎于道，婦子泣于室。視入山一路不啻刀山劍樹矣。」「二十三里（這是指里甲的里）攜妻摯子擔囊負耒逃匿數百裡外者踵相接也。」「況當事者復迫於軍情重務，或差舍嚴催，或親臨督比，數十萬呼庚呼癸之眾，嗷嗷待哺，能為我凋殘之松民寬乎。」《當陽縣誌》記載：「康熙元年壬寅，李來亨等盤踞竹、房、興、巴一帶，憑險不下，奉旨三省會剿，秦軍上庸，蜀軍巫山，楚軍當陽，轉輸絡繹往返，兵夫不下數百萬。」《枝江縣誌》載：「康熙元年壬寅冬，王師征剿西山，民苦夫役」，「三年中枝民流離轉徙日以百戶計。」連遠在湖北東隅的廣濟縣，康熙二年「西山之役，濟一歲索夫三千一百七十焉」。湖南《安福縣誌》記：「康熙二年……民役西山，死者十之五」。甚至有的地方還因為夫役負擔過重發生嘩變，如湖北大冶縣，「康熙三年春正月，運夫嘩。西山用師，縣派民夫運糧，輪至第三批三百餘人，中路逃歸，擁聚北關外，左公鉉等倡首，要索公縣，搶擄后衙與猾胥之家。縣官屏匿數日始去。而公鉉自稱左將軍。上檄招安，至縣，鼓吹迎之。公鉉益恣」。這些零星史料透露清政府圍剿夔東抗清武裝給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百姓造成了極大的災難，大致與此同時，為對付鄭成功而採取的沿海遷界（史稱「遷海」），同樣使東南沿海百姓流離失所，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據說，「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而「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當勝利者躊躇滿志的時候，被征服被奴役者自然只有忍氣吞聲，不可能去審判他們。然而，歷史是公正的，即便過了幾個世紀，雲霾散盡，昔日的統治者隨時都有押上被告席的可能。九九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