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車跟汽車之間的替代也是一樣。有了汽車，馬車夫就要失業了。經濟學家會說，我看得見那些看不見的東西，我預測馬車夫最後能找到工作。問題是，新的工作是什麼呢？沒人知道，只能想象。

一件事情發生在前，另一件事情發生在後，我們當然不能讓歷史重來，試看這個國家如果沒有前面的經歷，後面會怎樣。但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如果其他國家也想像德國、日本那樣有高速的發展，它們是不是也得像德國那樣，先被「二戰」摧殘一遍，像日本那樣，先挨幾顆原子彈？當然不是。這就至少說明，災難不是繁榮的必要條件，不是必須先蒙受災難，才能享受繁榮；不是要先做一陣子壞人，才能變成好人。

當別人在討論到底是公平重要，還是效率重要的時候，學過經濟學的人明白，公平背後往往是效率的考量，不是單個人效率的考量，而是整體社會長遠發展的效率的考量。公平和效率，往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經濟學要研究的，不是「好人做好事、壞人做壞事」的問題，而是研究那些事與願違的現象。它要問的是，為什麼有時候好心會辦壞事？例如：

除此之外，雷德福還寫道，戰俘營里還存在著跨境貿易、戶籍制度，甚至和外部世界一樣，還存在輿論壓力和仇富的情緒。

每當我們看到社會上有各種各樣不公正、不如意的現象，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讓政府立法，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一旦法律通過了，大家就會覺得事情畫上了一個句號。

到了這天中午，兩位幫工帶著車過來，發現馬糞沒了，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是被告拿走了。雙方發生爭執，最後鬧到法庭上。

這樣，戰俘營里的麵包價格就會發生周期性的變化。發麵包的前夜，也就是星期天、星期三的晚上，大多數人都把麵包吃光了，麵包價格會達到高峰，交易的價格比平時需要多一根香煙。如果有人堅持在星期天、星期三的晚上不吃麵包，他就肯定能賺到一根香煙。當然，到了發放麵包的當天，麵包價格就會回落。

他造成的影響其實是有限的。為什麼？因為人是有能動性的，一個人在作惡時，其他人都會警覺起來，會制止他。

我們經常聽到一種觀點：雖然經濟學分析非常有道理，邏輯自洽，但經濟學分析的對象是完善的市場經濟，而中國的市場經濟並不完善，因此要解釋中國的現象，需要用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才行。

戰俘營里的交易，也有一個發展成熟的過程。在中轉營里，關押的都是臨時送來的戰俘，他們一般只待3~5天就會被轉到別的地方去。由於戰俘們彼此陌生，也沒來得及安頓，中轉營里不僅交易量稀少，成交價的差距也很大，同時同物，在戰俘營一邊的價格和另外一邊的就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天早上，案中的被告看見了這些馬糞，就問附近巡邏的人：這些馬糞有沒有主人？有沒有人要把馬糞運走？巡邏的人說不知道。被告聽了以後，覺得這些馬糞沒有標記，也沒有主人，就把馬糞運回自己家，撒到自己的田裡了。

比如在戰俘營里，就流傳著這麼一個勵志故事。有一位隨軍牧師，他手裡拿著一罐乳酪和五根香煙，在戰俘營里轉了一圈。回來以後，他手裡就憑空多了一袋食物，而他原來手裡拿的那一罐乳酪和五根香煙，卻九-九-藏-書一點兒都沒少。這位牧師可不是什麼騙子，而是一位增加福利、創造幸福的商人。

巴斯夏還曾經用反諷的方式寫過一篇文章《蠟燭製造商關於禁止太陽光線的陳情書》（The Candle Maker's Petition, 1845）。這篇文章說，陽光照射在地球上以後，蠟燭工人的工作減少了，因此蠟燭商希望國會議員禁止大家使用陽光。

這兩個國家如果不遭遇那些創傷，資本的積累會更豐富，經濟基礎會更好。同樣的道理，剛才那個破窗的故事中，如果窗戶沒有被打破，這戶主人所擁有的資源，就可以用來從事其他生產，可以產生更多的財富。這些由於創傷而消失的其他生產和財富，是我們不容易看見的。

經濟學家卻不這麼看。經濟學家覺得法律通過了，畫上的不是句號，而是冒號。人是有能動性的，在這個新的法律下，每個人都會有他的對策。最後事態的走向，會跟我們的想法有很大的出入，而正是這些出入，才是最有研究價值的。

在很長時間里，人們都抱有這樣一種非常淳樸的想法。這是一種「事與願符」的想法：有什麼樣的願望，就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而要產生好的結果，就要懷有美好的願望，同時讓那些懷有美好願望的人多幹事。

這個案子發生在1869年4月6日。原告請了兩位幫工，到馬路上撿馬糞。他倆從晚上6點干到8點，在馬路上共堆了18堆馬糞。馬糞堆起來以後，因為太多拿不動，兩位幫工就回去取車，準備第二天來運。但他們並沒有在這18堆馬糞上做任何標記。

二者的區別有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以前的很多學問研究的是「事與願符」的規律，而經濟學研究的是「事與願違」的規律。

二是「位置說」。被告主張，馬糞掉到馬路上，就成為馬路的一部分，而馬路是公家的，所以誰見了馬糞都可以拿走。原告讓幫工把馬糞堆起來，只是改變了馬糞所在的位置，並沒有改變它的所有權，因而馬糞不歸原告所有。

是否能看見那些看不見的東西，是一個人有沒有受過好的經濟學訓練的重要標誌。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比較和選擇的學問。一個人要做出正確的選擇，首先要把比較的東西拿出來，放在天平兩邊去比對。而經濟學要教給大家的是，在比較的時候不僅要看見那些看得見的東西，也要看見那些看不見的東西。

（1）最低工資制度，本來是要保護窮人的，但最後窮人的境遇反而更糟了；

我們不能隨便拿人家的東西，除非給出合理的補償，否則就是不公正的——這背後的效率考量是：如果可以隨便拿別人的東西，就不會有人有積極性去愛護、積累自己的財富。

……

但經濟學家並不這樣想。經濟學家會問，一個壞人到底能幹多大的壞事？比如，有壞人拿著槍殺人，能殺多少人？10人？50人？100人？

經濟學家關心的是，那些出於良好的願望而制定的經濟政策，會產生哪些有害的後果。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相通的地方就在於，它研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經濟學關九九藏書心的是事與願違的現象，而不是事與願符的現象。

相反，固定營里的戰俘，則不僅交易頻繁，還發展起了交易平台。他們習慣在固定的地方交易，還會把成交價格寫在公告板上。這樣，成交價的差距就會漸漸縮小，即使仍然存在差距，也主要是成交的時間和物品的質量造成的。

尊重別人的財富，不能見獵心起，不能順手牽羊，這是一種普世的公正觀，每位負責任的家長都會向子女傳授這種觀念。但在這種公正觀背後，卻是效率的考量——保護產權的努力是會消耗資源的，這種消耗越大，資源的凈值就越低；社會的道德規範，越是能夠幫助降低這種消耗，社會財富的積累就越多。

當我們討論公正的問題時，背後的含義往往是：這是符合效率標準的。往往是那些讓社會裡每個人都有積極性去積累財富的規則，或者那些讓社會能夠健康發展的規則，才是公正的規則。也就是說，因為有效，所以公平。

破窗理論有一個變種，說的是，有些國家走了很大的彎路，做了很多錯事，但回過頭來看，發現幸好當時做了那些錯事，這個國家才有了後來的發展。比如說，德國經歷了「二戰」，日本遭到原子彈轟炸，所以後來才發展得很快。

有了貨幣，就有所謂的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戰俘們會用壞香煙代替好香煙進行交易。一些戰俘捨不得用機器造的香煙來做交易，而是把煙拆了，重新包裝，裏面混上一些頭髮絲，卷得又比機器做的煙細一點，用劣幣驅逐良幣。當然，如果卷的煙太細的話，別人也會拒絕接受。

當年馬糞案的法官，就是根據這個思路，把馬糞判給原告的。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個判決意味深長。

只要有貨幣，就會有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現象。

有交易就有價格，有價格就有價格波動。

戰俘營裏面的市場行為，是迅速發展起來的。被關到戰俘營里的人，開始時互相關愛，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僅靠關愛是遠遠不夠的，必鬚髮展起市場交易才能夠互相幫助，也只有通過市場交易，才能夠公平地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有了交易就會產生對貨幣的需求。戰俘營里沒有傳統的貨幣，而是用香煙來代替。

除了物品交易以外，戰俘營里還出現了勞動服務市場。有人開始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比如洗衣服、熨衣服，甚至是畫肖像，等等。

例如，勞動人民的收入非常低，生活非常貧困。有人就會說，是因為有壞人，因為資本家發的工資太少。那麼讓資本家多付工資不就行了嗎？

每當聽到有人這樣說，我都想給他推薦一篇文章——《戰俘營里的經濟組織》（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 P. O. W. Camp,1945）。這篇文章的作者雷德福（R. A. Radford）是一位經濟學者。「二戰」時，他被當作戰俘投進德國戰俘營。「二戰」結束后，他根據自己在戰俘營里的細緻觀察，寫了這篇文章。

在生活中，很多人討論什麼才是公正的，但背後其實很可能是在對效率做出考量。

四是「勞動說」。原告堅持認為，是幫工們花費了工夫，才把馬糞堆積起來的，所以馬糞應該歸原告所有。

哲學家康德曾說：「願上帝保佑我們免受友人的攻擊——要是攻擊來自敵人，我們倒能設法自衛。」他是說，上帝要教我們怎麼識別朋友當中壞的思想。那些敵人的思想，那些一眼就能看出好壞的思想，我們能夠識別，能夠抵制。倒是那些用良好願望包裝起來的思想，我們比較難九*九*藏*書識別。

有通貨緊縮，也會有通貨膨脹。有天早上，有傳聞說紅十字會要送一批香煙過來。這就意味著貨幣流通量會增加。於是，所有物價都上漲了。一份糖漿，從來沒賣過兩根香煙，那天早上賣到四根香煙，其他好多商品也都漲價了。但是到了早上10點鐘，消息被證實是假的，所有商品的價格開始回落了。那天以後，糖漿再也沒賣過兩根香煙以上。回過頭來看，當時那是泡沫，後來泡沫破滅了。

這種思維在社會中非常常見。每一次社會經歷災難，每當有颶風、地震、海嘯時，總會有一些經濟學者站出來，說災難雖然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但它又為下一輪就業和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帶來了機會。

（2）同工同酬制度，本來是要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但最後卻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可是，讓我們倒過來想想。我們的社會本來是有推土機的，現在不用推土機，改用勺子挖土，那我們的社會是會變得更富裕，還是更貧困？如果我們所有的人，都提前20年退休，那整個社會是會更富裕，還是更貧困呢？毫無疑問，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會一落千丈。

認識破窗理論謬誤之所以困難，是因為連經濟學家自己往往也說不清楚，那些節省下來的時間、人力和資源能用到什麼新的工作和生產上，而那些多花費的物資又會帶來多大的隱形利益。要理解好這個問題，得靠一點想象力。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個人如何致富、國家如何富強的學問。一般認為，現代經濟學始於《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而《國富論》的全名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資本家卻不斷地把工廠遷到海外去。那限制資本家去海外開廠不就行了嗎？

雷德福這篇文章告訴我們，經濟規律在哪裡都起作用，哪怕是在戰俘營里都起作用。如果經濟學能夠解釋戰俘營里的現象，它就一定可以解釋戰俘營外的經濟現象，當然也包括中國的經濟現象。

這些才是經濟學需要研究的問題。

在這些破窗理論的變種中，看得見的，是自然災害、人為破壞、人的衰老、工具落後等問題帶來的就業機會以及花費掉的物資；而看不見的，是替代方案所導致的隱形的凈損失。

確實，如果大家都盡量採用陽光，蠟燭工人的工作就會減少。但實際上，蠟燭工人不會永遠失業，不會永遠找不到工作，他們可以從事別的工作。問題是，別的工作是什麼呢？沒有人能夠說出來，這得靠想象。

破窗理論的另一個變種，是關於工作機會的。這種說法認為，老人不早點退休，不把職位讓出來，年輕人就不會有工作；如果機器太好的話，機器就會替代工人，工人就沒有工作可做。可見，老人工作時間太長，或者機器太先進，對社會發展都不利。

我們不能隨便把人投進監獄，除非給他一個公正的審判，否則就是不公正的——這背後的效率考量是：如果人力資本會受到隨意的破壞，人們就不會有積極性去積累自己的人力資本，懶惰和無知就會成為世界的常態。

過去人們認為好人做好事、壞人做壞事——有好的事情發生，一定是好人做的；有壞的事情發生，一定是壞人做的。按照這個邏輯，這個社會怎樣才能變好呢？辦法自然就是讓好人多做事，把壞人消滅掉。

一是「溯源說」。有人主張，馬糞真正的主人是馬，因為馬糞是馬拉的；也可以進一步說，馬糞屬於馬reaｄ•99ｃsw•cｏm的主人。但問題是，馬的主人把馬糞丟在路上，已經放棄了對馬糞的所有權。

在法庭上針鋒相對的，有這麼幾種觀點。

要回答這幾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先來看看破窗理論常見的幾個變種。

雷德福說：「事實上，一個戰俘物質享受水平的顯著提高，不是依靠自身攫取生活必需品的能力，而是通過商品和服務交換得以實現的。」

戰俘營里的經濟活動肯定不是市場經濟，但裏面人們的行為、發生的事情，就不遵循經濟規律了嗎？雷德福在這篇文章里詳細描述了戰俘營里的各種經濟現象、經濟組織和有趣的事情，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每次在北大教經濟學入門課時，我給學生推薦閱讀的第一篇文章，都是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100多年前寫的《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 1848）。

這種說法真的有道理嗎？多難真的能夠興邦嗎？如果多難能夠興邦，那些避免了災難的國家豈不是吃虧了？

在戰俘營里，麵包由紅十字會提供，一個星期兩次，星期一和星期四早上每人發一份麵包。拿了這份麵包以後，每個人都要保存好慢慢吃，下次發麵包得等三四天。

（3）福利制度，本來是讓那些沒有依靠的人能夠找到依靠，但最後這些人的境遇卻變得更慘了；

房價越來越高，真正自住的人買不起房，怎麼辦？不讓那些炒房的壞人得逞不就行了嗎？

雙方好像都有道理。但哪種觀點更重要呢？如果你是法官，會把馬糞判給誰？

巴斯夏這篇文章，首先舉了破窗理論的例子。破窗理論說的是，一個頑童把窗戶打破了，窗戶的主人就要去買玻璃，這將刺|激玻璃的生產。製造玻璃的工人完成訂單以後，有了錢，就可以去買麵包，麵包工人又可以去買衣服。這樣就推動了一連串的生產。破窗理論的支持者說，有破壞才有進步，多難興邦，破壞本身就是好的。

如果沒有發生自然災害、沒有人為破壞，如果人能生活得更健康，機器能更先進，那些沒被破壞的資源和節省下來的時間與勞動力，原本可以用在生產其他更有效的東西上；而如果多用了塑料包裝，是可以節省更多食物以及準備食物的時間的。

在另一個村子里，法官把馬糞判給了被告，那麼村民就會形成另外一種預期：只要是沒人看管的東西，就可以隨便拿走。結果順手牽羊的行為就會大增，有產者花在看管財富上的努力就會變大，大到足以抵消財富本身的價值。人們不僅會喪失創造和積累財富的積極性，即便創造和積累了財富，其價值也會被保護財富的努力所抵消。50年、100年後，這個村子就會走向貧困。

當然，有必要澄清一下，並不是說凡是看不見的都比看得見的重要。而是說，每當我們做決策的時候，還要充分考慮那些暫時還看不見的，甚至是永遠也看不見的因素。

人們談到公平與效率時，總會說要麼是公平優先，要麼是效率優先，二者此消彼長、互相對立。每當聽到人們這麼說時，我就會想起100多年前發生在美國的一個真實案例：馬糞爭奪案（Thomas Haslem v.William A. Lockwood, 1871）。

問題是，關於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探究，不是200多年前有了斯密才開始的。早在50read.99csw.com0年前，甚至5000年以前，人們就開始了這樣的探究。那為什麼以前的學問不叫經濟學？經濟學與過去那些研究相比，究竟有哪些不同呢？

雷德福要講的是一個很重要的道理：哪怕物質的總量不發生變化，只要人與人之間能夠進行交易，幸福就能夠無中生有。而這個牧師手裡拿著的那一袋食物，就是他創造幸福的證明。

……

一個國家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是誰造成的？那一定是有人太貪得無厭了，是壞人提價、地產商提價、食品商提價造成的。那抑制住商人漲價的衝動不就行了？

巴斯夏在文章開頭就斬釘截鐵地說，好經濟學家與壞經濟學家的區別只有一點，壞經濟學家只能看見可以看得見的後果，而好經濟學家卻能同時權衡可以看得見的後果和通過推測得到的後果。

（4）我們頒布了各種各樣保護瀕危動物的法律，但最後這些動物卻越保護越少了；

交通肇事者應該負責任，否則就是不公正的——這背後的效率考量是：如果交通肇事者不需要負責任的話，那麼馬路就會非常混亂，效率就會降低，馬路的價值就會消失。

每當營房周邊發生空襲，炮彈在營房邊上爆炸時，人們就會變得非常沮喪，覺得差一點就沒命了，存那麼多香煙也沒什麼意義，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大家就都抽起香煙來了。到第二天早上，香煙少了，通貨緊縮來了，人們發現照原來的價格，東西賣不出去了。

芝加哥大學的史蒂芬·列維特（Steven Levitt）寫過一部膾灸人口的著作《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2005），書中有這麼一個例子：很多環保主義者反對用大量的塑料袋來包食物，因為這會造成很大的浪費。但這位經濟學家說，塑料袋用得越多，食物保鮮的時間就越長，食物的浪費就越少。我們要看到的，不僅僅是用了多少塑料袋，還要看到，如果不用塑料袋，要扔掉多少食物。因此，切中要害的問題是：到底是該多浪費一些塑料袋，還是該多浪費一些食物？

事實上，一點兒馬糞，判給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案件會對後代產生怎樣的影響。設想一下，有兩個村子，發生了同樣的案子，唯一不同的是，第一個村子把馬糞判給了原告，也就是堆積馬糞的人；第二個村子把馬糞判給了被告，也就是那個看見馬糞就把馬糞拿走的人。這兩個村子，過50年、100年後，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可以設想，在第一個村子里，由於把馬糞判給了創造財富的人，那麼村民就會有這樣的預期：凡是經過人類勞動的成果，都是財富；凡是財富，就都有主人；有主人的財富是受到法律保護的。要尊重別人的財富，不能見到就拿走。只要有這樣的共識，這一共識又變成傳統，那麼在這個村子里，人們就用不著花很大的工夫來保護自己的財富，他們因此也會更積極地去創造財富和積累財富。50年、100年後，這個村子就會走向富足。

三是「標記說」。法庭上也有人主張，關鍵看原告有沒有給馬糞做標記，如果沒有做標記，那就不能怪別人把馬糞搬走了。

如果有人說，我要帶大家去一個饑寒交迫、妻離子散的世界，肯定不會有人去，就算有，人數也非常有限。但如果反過來，有人說，我要帶大家到一個美好的世界去，那裡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失業，人人平等，想要什麼就有什麼，願意跟著去的人一定很多，儘管這個完美的世界並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