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生產鉛筆的這些人，生活在世界各個不同的角落，他們互相不認識，講著不同的語言，信奉著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惡。但這沒關係，他們能夠共同合作，源源不斷地製造出鉛筆。

首先，鉛筆的原料非常複雜。筆桿用的是一種叫作雪松木的木材；筆桿上的油漆不是一層而是六層，油漆中含有硝酸纖維素和合成樹脂等複雜成分；筆芯里除了石墨，還有黏土和滑石粉；筆帽上的金屬圈，據說是用黃銅做的；裏面的橡皮是紅色的，而紅色的顏料，據說是硫化鎘。所有這些原料，產地來自世界各地。

實際上，阿爾欽的理論看上去並不新奇，也就是優勝劣汰的達爾文進化論。阿爾欽也確實覺得自己的理論沒有什麼新奇的地方。他說去看看達爾文吧，達爾文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適者就能生存，適者才能生存。但通過達爾文的進化論視角來研究經濟活動和經濟制度的生存條件，卻是阿爾欽的創造性貢獻。如同阿爾欽所說，當環境改變時，分析者可以知道哪種類型的參与者將會成功。如果我們改變規則，就能知道勝負概率的不同。例如，如果籃球規則改變了，運動員必須穿高跟鞋比賽，那我們就能預測，林志玲恐怕比喬丹都要厲害。

這位體面的紳士會怎麼做呢？他會首先拿出地圖查一下中國離倫敦有多遠，看看地震會不會波及倫敦。一看很遠，倫敦是安全的，就放下心來。然後他會哀悼死難的中國人，感慨人的脆弱、大自然的無常。他可能會打開微博或微信，發兩個蠟燭，說幾句悼念的話，但接下來他就會回到自己的生活，關心自己的飲食起居，該幹什麼還是幹什麼。這時，如果他自己的手指被刀割了一下，這件事情的重要性，會遠比發生在中國的事情更重要。

比如，當員工工資佔比上升時，企業家並沒有少僱工人，產品價格也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企業家對成本的變化並不是那麼敏感。只有當產品供求關係發生變化時，產品的價格才會發生較大變化。可見，企業家在決策的時候，並沒有完全根據經濟學家所說的最優化原則去做。經濟學理論中的成本收益邊際分析，跟現實並不相符。

如果我們查看自己的手機通訊錄，裏面少則上百人，多則數千人。但裏面只有很少的人，是真正愛我們，能夠隨時傾聽我們的訴說，在我們危難時奮不顧身來幫助我們的。人們只能愛很少的幾個人，愛心沒辦法擴展到小圈子以外的範圍。

例如，有兩套投資方案，一套是高風險高回報，另外一套是低風險低回報，哪一個更優呢？邏輯上它們可以是等價的，我們說不出哪個是最優的。在現實生活中，往往不存在最優。其實，每個人生活在世界上，追求的不是最優，而是存活！

在商業裏面，很容易挑選出誰是善於從商的人，因為標準非常明確：有10個人，給每個人兩萬元錢出去做生意，半年之後回來，只要看看每人賺了多少錢，就能夠判斷誰是會做生意的人。

一支鉛筆，將成千上萬的人連接在了一起，它的神奇之處就在於：

每個人的愛心都極為有限，而他們又時刻需要別人的幫助，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該怎麼辦呢？答案是依靠市場。市場是一個陌生人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地方，是一個陌生人服務陌生人的地方。

環顧reａｄ•9９csｗ•ｃoｍ周遭的生活，我們每天都要依靠大量的陌生人給予的「慈善」，那就是——商業。商業從根本上大幅度地改善了我們的生活，商業是最大的慈善。

看清了人性的兩面性，並找到了對付兩面性的方法，斯密就為市場經濟找到了堅實的基礎，而這也是人們把斯密視作市場經濟之父的原因。

斯密非常睿智地看到：「一個人盡畢生之力，亦難博得幾個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會中，隨時有取得多數人的協作和援助的必要。別的動物，一達到壯年期，幾乎全都能夠獨立，自然狀態下，不需要其他動物的援助。但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一位年輕教授阿曼·阿爾欽（Armen Alchian），從學生那裡聽說了萊斯特與馬克盧普的爭論，就私下跟學生說，兩位經濟學家的觀點其實都有一部分對，有一部分錯，實際上應當是這樣的……

關於人是不是理性的爭論很早就有。曾經有兩位經濟學家，也發生過這樣的爭論。其中一位經濟學家叫理查德·萊斯特（RichardLester），他說經過調研，發現企業家做事的方式跟經濟學理論說的並不一樣。

在實踐中，至少會有四個方面的原因讓行善扶貧難見成效。

其次，每一個參与生產鉛筆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會導致一支鉛筆的產生，每個人只是做他手頭的事情。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鉛筆是什麼，有些人根本就不需要鉛筆，但是他們的努力，卻使得鉛筆能夠生產出來。

反過來，如果給10個人每人兩萬元錢去做善事。半年之後回來，沒有什麼明確的標準來判斷誰是最會做善事的人。

兩位經濟學家各執一詞。那麼每個人做決定的時候，到底有沒有進行精確的計算，是不是符合理性人利益最優化的原則呢？

比如在市場里，一碗牛肉麵10元錢，顧客吃完後有兩個選擇：繼續吃，或者離開。看到顧客離開后，作為商人，也有兩個選擇：要麼提高質量，要麼降低成本，否則生意就沒法做下去。

生活在城裡的人，都非常喜歡大自然，經常讚歎大自然的美好與神奇，但對自己身邊的生活卻熟視無睹，經常覺得索然無味，平淡無奇。其實人類社會有許多精彩的地方，只是我們缺乏慧眼去欣賞而已。就拿最常見的鉛筆來說，看似簡單，只是由筆桿、筆芯、筆帽幾個部件組成，但它的故事卻很神奇。

那麼，阿爾欽的觀點究竟是什麼呢？

更神奇的是，雖然一支鉛筆凝聚著成千上萬人的努力，積聚著一代一代人的知識，但是我們購買一支鉛筆所要支付的代價卻微乎其微。你只要工作十來分鐘，賺到的錢就可以買不少鉛筆。

對於這個扶貧組織的業績，伊斯特利寫過一本書《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 , 2006）。他在書里說：在非洲，如果每個兒童能拿到12美分打上一針疫苗的話，死於瘧疾的人數就會減少一半。但過去50年，西方對非洲的援助高達2.3兆美元，卻沒做到這一點。同樣，如果援助金當中有3美元能夠到達婦女的手裡，兒童死亡人數又可以減半；如果婦女能夠拿到3美元買蚊帳，那麼大量的疾病就可以避免。但是這些也都沒有做到。read.99csw.com

其次，它的製造工藝也非常複雜。以其中的筆芯製造為例。首先，需要將石墨與黏土等按一定比例配好；其次，將配好的原料放入機器混勻，並通過壓芯機擠壓出一定規格的鉛芯；然後，經加熱乾燥和高溫焙燒，使其具有一定的強度和硬度；最後經油浸處理而製成。僅僅筆芯製造就需要這麼多工藝，那麼深究下去，一支鉛筆的生產流程，到底有多複雜？有多少人曾經參与一支鉛筆的生產？50人？100人？1000人？都不對，是成千上萬的人。

阿爾欽就把寫好的稿件投給了《政治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過了不久，《政治經濟學期刊》的主編米爾頓·弗里德曼回信說，文章只要略做修改就可以發表了。

更何況，我們也不容易確定，該怎麼行善才是有效率的。如果只有一筆獎學金，應該給又窮又笨的孩子，還是給又窮又聰明的孩子呢？很多人會說應該給後者。但有另外一種看法認為，聰明人脫貧致富容易，笨人變聰明難。真要扶貧助弱，應該把錢給前者。從這個角度看，一些富人設立巨額獎學金，給考上美國名校的孩子作學費，就更像是投資，而非行善。

我們要先弄清楚《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的出版順序。事實上，斯密首先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論》，隔了17年，也就是在1776年才出版了《國富論》。《道德情操論》包含了斯密的整個理論框架，而《國富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儘管《國富論》篇幅要更長，也更出名。

但斯密還寫過另外一本著作，叫作《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這本書講的是人應該有道德。斯密既講人是自私的，又講人要有道德，這樣就體現了一個兩難問題，那就是人究竟是自私的還是不自私的？將「人是自私的」作為經濟學的基礎，是否牢靠？

於是，阿爾欽這篇本來只是給學生準備的簡單講義——《不確定性、進化和經濟理論》（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1950），就在1950年的《政治經濟學期刊》上發表了。這是經濟學里非常重要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給經濟學整棟大廈找到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也因此成為經濟學里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

斯密的第一個觀點是：人是自私的，那些完全不自私的人，連自己都不愛的人，自暴自棄的人，在社會上是不會受到尊重的。

缺乏反饋機制。 最重要的一點，是市場有很好的反饋機制，而扶貧行善則沒有。

他舉例說，一個read.99csw.com人在路上開車，有時加速，有時減速，有時換車道，有時超車，當然沒有拿著計算器計算，但實際上，他已經在遵循最優化的原理了。

不能說世界銀行官員的愛心比較弱，把事情辦砸了；更不能說英美出版商的愛心特彆強，把事情辦得很有效率。我們在前面討論亞當·斯密的人性論時就已經談到，人的愛心其實差不太多。事實上，原因不在於愛心的強弱，而在於行善與商業這兩種模式之間存在本質的區別。

有一種說法，說經濟學是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基礎上的，問題是人有時並不自私，因此經濟學不一定對。還有一種說法，說人不妨自私自利，但也要講道德，特別是商人，一方面要在商場上拼搏廝殺，另一方面血液里也應流淌著道德的因子。

我們可能都聽過這樣一種說法：經濟學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這一認識基礎之上的。它假定人是理性的，每個人都想用最小的代價來獲得最大的利益。但實際上，細心的人會反駁，人經常是不理性的。如果是這樣，經濟學理論豈不是有時候對，有時候錯？當人是理性的時候它對，當人不理性的時候它就會出錯。

更進一步，阿爾欽說：一棵樹，朝陽光的一面，樹葉長得比較茂盛；背著陽光的一面，樹葉就長得稀疏。那麼，這些樹葉是不是理性的呢？樹葉是不是明白了最優化的道理，於是爭相長在朝著陽光的一面呢？我們既不清楚，也不在乎。但不管樹葉有沒有理性，我們關心的只是一個規律，就是朝陽光的地方樹葉長得茂盛，背著陽光的地方樹葉長得稀疏；而哪怕在一個人人都是傻瓜的世界里，哪怕每個人的智力水平都只有樹葉那麼高，也仍然有人能獲取利潤，能存活下來，甚至還活得挺好。

養懶漢效應。 持續的扶貧會造成人們的依賴和惰性，人們不願意自己去努力，也不願意再去嘗試和奮鬥。相反，人們努力的不是力爭上遊，而是力爭下游，爭取的是怎麼才能保住貧困地區的稱號，怎麼才能夠持續獲得援助。

這個神奇的鉛筆的故事，被一個叫倫納德·里德（Leonard E.Read）的人寫成了文章，名叫《我，鉛筆的故事》（I, Pencil, 1958）。

由於存在上述幾個問題，行善扶貧的效果往往會大打折扣，無法達到預期目標。而商業行為，由於市場機制協調和鼓勵人們分工合作，大幅、持續而高效地改進了人們的福利。

阿爾欽還舉了另外一個例子，有幾個人要開加油站，一個人把加油站開在自家後院，一個人開到山頂上，還有一個傻瓜，誤打誤撞開到了路邊。顯然，最後能成功的是這個傻瓜。他是否聰明，有沒有計劃，是不是有理想，有沒有情懷，都不重要，只要他剛好把加油站開到了正確的地方，他就能htｔpｓ://read•９9csｗ•ｃom夠存活下來。

紐約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曾經在世界銀行工作16年，擔任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要知道，世界銀行並不是銀行，而是國際扶貧機構，其宗旨是給世界上的貧窮國家提供援助，幫助那裡的人民脫貧致富。

這是多麼奇妙的現象！再看看大自然，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嗎？沒有。到底是什麼力量讓這麼神奇的事情發生的呢？那就是市場，那個讓成千上萬陌生人互相協作的平台。

這些學生就把阿爾欽的見解告訴了另外一位教授斯蒂芬·安克（Stephen Enke）。安克教授聽了阿爾欽的觀點以後，覺得很重要，勸阿爾欽寫下來。但阿爾欽認為自己的觀點只是誰都知道的普通想法，並不值得寫。安克教授沒有讓步，說哪怕只是作為學生的講義，也要寫下來。阿爾欽寫完之後，安克又不依不饒地要求他去投稿。

這時，「人是理性的」這一經濟學基礎因時而變，就是不牢固的。當經濟學的基礎都不牢固時，它就會面臨很大的質疑。因此，地道的經濟學思維體系，得先為經濟學尋找一個堅實的基礎。

因為，除了生產筆芯，還要生產筆桿、筆帽。要生產筆桿就要鋸樹，要鋸樹就要有鋼鐵，要鍊鋼就得挖礦，要挖礦工人就得吃飯。工人不僅要吃飯，還得喝咖啡。要喝咖啡，就得從很遠的地方運來。要航運就得有人造船，要造船……如此推演下去，整個流程會涉及成千上萬的人，涉及成千上萬人一代一代的努力。

阿爾欽說，經濟學關心的是存活的條件：一個人，一個組織，甚至一個制度，是如何存活下來的，需要什麼條件才能夠存活下來。這些跟人是不是理性的沒有關係。

在回答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仔細看看，斯密究竟是怎麼理解這個問題的吧。

前面兩位經濟學家萊斯特和馬克盧普，爭論人到底是不是理性的，行動有沒有經過精確的計算：一個說沒看見人們在計算，人們做決定的時候手上從來沒有經濟學家的那種供應需求表；另外一個說人們其實都計算了，是暗中計算的。

所託非人問題。 有很多地區的貧困，恰恰是由當地政府造成的，而國際扶貧機構卻把錢交給這些造成貧困的政府。如果依靠這些政府去扶貧，可能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

除了市場，陌生人之間也存在通過愛心互相幫助的情況，比如說慈善。市場和慈善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二者之間的力量對比又如何呢？

他解釋道：首先，世界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從統計學的觀點看，只要存在不確定性，人們就沒辦法算出所謂的最優解，頂多隻有一個最優的概率區間。

正如多年後米爾頓·弗里德曼在《〈我，鉛筆的故事〉之序言》中所說的：倫納德·里德引人入勝的《我，鉛筆的故事》，已經成為經典之作，它也確實是名副其實的經典。據我所知，再也沒有其他的文獻能像這篇文章一樣簡明扼要，令人信服地、有力地闡明了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在沒有強制的情況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義。

斯密緊接著說了第二個觀點：人不僅僅是自私的，同時還具有同情心，也就是有一種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能力。人們把自己認為的別人是否幸福，當作自己是否幸福的一部分：你幸福，我幸福；你痛苦，我也感到痛苦。這是一種天生的能力，叫「同情心」，人人都有。人有同情心，也就是有愛心。

很多人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主張人是自私的。斯密有句名言：「每一個人，不需要自己關心社會福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麼去推動社會的福利，他只需要關心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就可以了。但是他在追求自己福利的過程中，會有一隻看不見的手，讓他的努力轉變為對公用事業的推動。這隻看不見的手，會讓他的自私自利推動社會福利的改進。」

然而，伊斯特利接著說，就在2005年7月16日這一天，英美兩國卻把900萬冊的《哈利·波特與混血王子》送到了讀者手裡。伊斯特利問道：從來也沒有什麼《哈利·波特與混血王子》的馬歇爾計劃，只是一項娛樂活動，英美兩個國家卻非常有效率地做成了；而救助非洲的兒童這麼嚴肅的事情，效率卻非常低下，原因在哪兒呢？

但是慈善事業卻沒有這樣的反饋機制。白送一碗牛肉麵，肯定有人會要，不管質量如何。下一碗還是白送，要不要？一般人都會說還要。但做慈善的人並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

斯密的第三個觀點是：「人的同情心是隨著人與人之間距離的拉遠而急速減弱的。」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里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生活在倫敦的體面的紳士，聽說遙遠的中國發生了地震，傷亡慘重。

一位體面的英國紳士，他的愛心也僅此而已，那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

另一位經濟學家弗里茲·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則為經濟學做了辯護。他說，每個人在做決策時，雖然未必懂經濟學，也沒有拿著計算器計算，但是在不知不覺中，其行為已經符合了經濟學的假設，符合最大化原理了。

委託代理問題。 許多負責行善的人，由於花的不是自己的錢，認真程度就會大打折扣。

阿爾欽舉例說，假設人們要駕車逃離芝加哥，那麼不管各人如何選擇自己的路線，也就只有那些選擇了沿途有加油站路線的人，才能成功逃離芝加哥。其他人，不管是怎麼思考和決策的，最後都離不開芝加哥。

正因為如此，斯密寫下了這樣一段警世恆言：「我們的晚餐，並非來自屠戶、釀酒商或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

首先，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掌握了製造一支鉛筆所需要的全部知識。這些知識從來不可能集中在一個人的大腦裏面，但是這支鉛筆卻做出來了。這是它神奇的第一個地方。

這樣，阿爾欽就為經濟學找到了一個堅實的研究基礎——經濟學關心的是存活的條件。也就是說，經濟學研究的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人能夠存活下來，而如果條件發生了改變，人們存活的情況又會發生怎樣的改變。

在斯密看來，人是自私的，但也有愛心；愛心只能適用於小圈子，無法延伸到更大的範圍，所以我們只能依靠市場這個陌生人互助的平台，才能滿足每個人日常生活中絕大部分的需求。小圈子靠愛心、講同情，而大世界靠市場、講規則。斯密的重要建議是：不要搞混了，不要在家庭、朋友圈裡斤斤計較，過分講究市場規則，也不要在市場上強求陌生人表現出不切實際的愛心。

而阿爾欽則說，兩位經濟學家的觀點既對又錯，但都沒有談到點子上。他的意思是，人究竟是否理性，這個問題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