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聽有人批評，說現代人培養了許多不必要的需求。真有不必要的需求嗎？

事實上，這種方法不僅不會減少當地華人做生意的收益，反而能夠增加他們的效益。因為同村的人、同族的人，他們都有自己的道德約束，有自己的關係、聲譽，這些都可以成為生意信用的保障。

我跟太太結婚，也是做了選擇。我娶了她，就歧視了世界上其他的女人，也歧視了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因為現在有些國家同性也可以結婚了。雖然我想平等對待所有的人，但是法律不允許我這樣做。

是什麼造成了稀缺呢？原因有兩個：一是我們想要的東西別人也想要；二是人的需求在不斷變化，不斷升級。

由於東西總是不夠的，資源總是稀缺的，人們在利用有限資源的時候，就不得不對資源的用途進行選擇；而每當要做選擇時，都必須採取某種選擇的標準；一旦確定了選擇標準，就意味著存在區別對待，而區別對待就是歧視。

商業銀行是商業機構，不會隨便放鬆放貸條件，承擔不應有的風險。為了促使銀行放貸，政府威逼加利誘雙管齊下。

為了探尋究竟，蘭達在當地找了一個橡膠園，她發現這一帶的橡膠園是由來自福建泉州和永春縣的五大家族把持的。這五大家族分別姓陳、李、林、黃、嚴。她發現華人之所以強調儒家思想，是要用儒家思想來進行關係計算，其目的是要進行信用評級。

很多年前剛開始使用去屑洗髮水時，我就想，我們真的需要去掉頭屑嗎？還是廣告商刻意營造了這樣一種需求？

第三，學校是招生的主體，學校有權制定任何歧視性的招生標準。學校可以多元化招生，招一些來自弱勢群體的學生，哪怕他們的考試成績差一點；也可以招一些體育優等生，哪怕他們的考試成績低一些，只要他們對整個群體有幫助。無論是明晃晃地規定照顧弱勢群體，還是隱性地暗中照顧弱勢群體，都可以，但學校要承擔他們這樣招生、歧視的後果。

第四，除了學校以外，畢業生的用人單位，也就是這項招生政策的後果承擔人，應該有權取得相關信息；某個學生是因為體育好、學習好，還是因為種族或膚色的特徵而被錄取的。用人單位應該有知情權。

加州大學明文規定要照顧弱勢群體，而弱勢群體又不包括白人，這是否也算一種歧視？

人們一般認為，凡是歧視別人的人，都是比較強勢的人。但有人就發現，情況並不總是這樣。比如，華人在美國本來是個弱勢群體，但他們自己卻很喜歡歧視別人。在很多行業，比如博彩業、零售業、金融業，華人就喜歡自己圍成一個圈子，不跟外人玩兒。這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

同樣的道理，在不同機構里，歧視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如果一個男人身上文著文身，戴著鼻環，梳著小辮兒，那麼他在國有企業里受到的歧視嚴重，還是在私營企業里受到的歧視嚴重？

當然，以偏概全是要付出代價的。例如，馬雲早年到處找投資人，如果我們是投資人，覺得他太夸夸其談了，沒把錢投給他，那現在可能會非常後悔。錯誤的歧視，有可能要付出巨大代價。

周其仁老師舉過這樣一個例子：有兩種治療高血壓的葯，一種是國產的，一種是進口的，這兩種葯在療效上完全一致，唯一的不同是，國產葯吃了以後手會抖，進口葯吃了以後手不會抖。人們要治的是高血壓，手抖不抖要緊嗎？當然要緊。而為了研製一種吃了以後手不抖的葯，我們就得消耗更多的資源。

最後的結果，就是次貸危機。

舉兩個不容易察覺的例子。地理位置也是稀缺的。我們坐在飛機上往下看，茫茫大地，會發現土地是無限的。但所有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在地球儀上卻只有一個針眼那麼大。既然土地有那麼多，為什麼許多城市還要填海造地呢？原因是：土地雖然很多，但地理位置是稀缺的。

第二是信息不對稱。假設房間里忽然跳出一隻老虎，我們會怎麼做？會趕緊跑！因為老虎會吃人。如果有人跟我們說：「先別跑，這隻老虎不一樣，它不吃人。」我們肯定會說：「我怎麼知道它吃不吃人，我還是先跑為上。」

先說第一個原因，我們想要的東西別人也想要。我們經常有這樣的體驗，到商店找自己最喜歡的商品時，發現它的價格是最高的。這說明什麼？說明我們喜歡的別人很可能也喜歡。

1991年，美國商業銀行放貸的數據被公開，人們發現，能夠拿到貸款的人多數是白人，而那些少數族裔、弱勢群體，拿到貸款的可能性比白人低很多。這時候，大家覺得商業銀行有特彆強的歧視弱勢群體的傾向。

當我們購買王菲的唱片時，其他歌手在我們這裏就被歧視了。如果不喜歡說這是歧視，那換個詞，叫區別對待，其實是同一個意思。

這個故事是說，人們經常以偏概全做判斷，那是不得已，因為信息費用很高。以偏概全做判斷當然會發生錯誤，但是跟人們要付出的成本相比，還是值得的。

商業銀行看到無論怎麼放貸，最後都有政府兜著，已經沒有風險，自然改變觀念，不再對借款買房的人進行嚴格審查，相反，都鼓勵大家借款。

如果你是一名少數派——不管是在宗教信仰上、衛生習慣上、性別取向上，還是在政治觀點上——當你遇到了唯利是圖、只想多掙錢的僱主時，那恭喜你，他會是你的避風港。

這次危機告訴我們，在現實中歧視往往都是有原因的，尤其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經濟下，歧視往往也是有效率的。如果出於政治原因，政府逼著市場改變歧視標準的話，就有可能釀成惡果。

第二個原因是人的慾望無限。只有野菜的時候，人們想要饅頭；有了饅頭，就想要吃肉，想要喝酒；有了酒肉，就想備足了饅頭和酒肉到遠方捕撈海鮮，還要用饅頭、酒肉和魚蝦來供養藝術家拍電影。某登山家在攀登珠峰時藉助直升機飛了一段路程，遭到了人們的指責，那是因為人們不樂意稀釋登頂的榮譽。這種榮譽是人造的，為了爭奪這種人造榮譽，就得花費時間、精力和金錢。可以說，物質越豐富，需求就越新奇。

稀缺、選擇、區別對待和歧視這四個概念，其實是一體的，只要有一個就意味著同時有其他三個。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迴避歧視，而只能直面歧視，並進一步討論人在什麼情況下會歧視，歧視的條件九_九_藏_書又是什麼，誰來歧視，以及歧視的後果是什麼，等等。

一般人認為，歧視別人就是欺負別人，被歧視就是被欺負，歧視是一種損人利己的單向行為。

這個案子，要是我來判的話，我會這麼說：

稀缺的含義非常廣泛，不僅指礦產、森林和能源等有形資產的匱乏，還指空氣、美貌、天資、注意力和時空等無形資產的不足。

我們永遠不能避免歧視。例如，資源有限，一塊木材，拿來造鉛筆，就不能拿來蓋房子；時間有限，今晚去看電影，就不能留在家裡看電視；金錢有限，買了王菲的唱片，就不能買別人的唱片了。

歧視，即區別對待，有兩個最根本的起源。

有兩個地方，一個是繁華的大都市紐約，另外一個是得克薩斯州的偏遠小鎮。這兩個地方，哪個地方的歧視更嚴重？當然是偏遠的小鎮歧視更嚴重。

第一是偏好。例如，有人喜歡王菲的歌，就會花錢買王菲的唱片，而不會買其他歌星的唱片；很多人喜歡去影院看電影，就會花錢買電影票，而不會買話劇票。

所以說，只要稀缺不可避免，選擇就不可避免，區別對待就不可避免，歧視也就不可避免。

我們可以用歧視的概念來分析更為複雜的現象，比如歧視是不是合理的；而如果合理的歧視被政府禁止，會釀成什麼樣的惡果。

信任也是稀缺的，不是可以隨便建立起來的。同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同學決定了你將來社交的圈子、工作的層次。許多人讀書，不是衝著教授來的，而是衝著同學來的，與同學建立信任是一項長期投資。

第一個對這種觀點提出不同看法的，是芝加哥大學的加里·貝克爾（Gary S. Becker）。貝克爾在博士論文《歧視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Discrimination）中說，歧視別人的人，自己也得付出代價。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反歧視的法律，比如美國。

但巴奇已經30多歲，當時美國的大學有嚴重的年齡歧視，覺得30多歲的人不應該再接受大學教育。他報考了十幾所大學，但沒有一所大學肯錄取他。這時，巴奇發現加州大學招生有一個特別條款，它在100個招生名額中，留了16個專門照顧弱勢群體。

也有人說，這是金融創新犯的錯。有各種各樣的資產和債務，被銀行打包賣來賣去，鏈條太長，出現委託人和代理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導致了金融危機。但是，銀行家從來都是精明而審慎的，在別的行業裏面，怎麼就沒有商人把東西包來包去，最後賣個好價錢糊弄人呢？

因為在偏遠的小鎮，居民的同質性強，歧視外人不會有多大損失，而在紐約這樣的多種族集聚的地方，如果歧視別人，就得蒙受巨大的損失。並不是人生下來就心胸寬廣，人們不歧視別人的心態，是在競爭當中慢慢習得的。

這個判決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法官繞來繞去都未能直面現實：由於資源是稀缺的，總的入學名額只有100人，因此必然要區別對待，read•99cｓw•ｃｏm實施歧視。照顧了這個群體，就會損害另外一個群體的利益。如果不準明晃晃地虧待白人，那就只能靜悄悄地照顧黑人。

有人評論道：「你這是歧視，你是以對一般老虎的印象來判斷這隻具體的老虎，你應該多花一點時間了解這隻老虎。」我們會說：「我了解不起，時間太緊，風險太高。」

到了1992年，聯邦儲備局波士頓分行發布了一份所謂的科學統計報告，聲稱經過嚴密的計算，美國商業銀行肯定是對弱勢群體進行了歧視。

第二，既然歧視是不可避免的，那麼誰進行了歧視，誰就要承擔歧視的後果。

蘭達通過分析發現，其實閩南人這麼做是有道理的。華人生活在馬來西亞，語言不通，寄人籬下，真發生借錢不還的情況，很難把別人告上法庭。華人沒有政府關係，也不懂當地的法律，正式的司法系統很難保護他們，就只能用這種距離的計算進行自我保護。

也就是說，要照顧弱勢群體可以，但不能定量地、有配額地推行這種做法。最後巴奇被允許入學。

為了消除歧視，卻產生了新的歧視，我們稱之為逆向歧視。

因為年齡偏大，巴奇覺得自己也是弱勢群體，於是向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申請，希望校方將其當作弱勢群體，准許入學。實際上他的成績，離錄取分數線也只差兩分。

巴奇訴美國加州大學董事會案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案子，我們需要記住的，是大多數人容易忘記的一點：稀缺必然導致歧視。我們不應該問要不要歧視，而是要問應該如何歧視。

每當說到需求無止境時，就會有人說，事情並不是這樣的，因為有些東西人們要了以後就不會再要更多。比如闌尾炎的手術，人們做完一個，就不會要求再做一個。

貝克爾的老師是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第一次看到這篇論文時，心裏也不高興，因為弗里德曼是猶太人，以前也受過別人的歧視。說歧視別人的人自己也得付出代價，好像有點替這些人辯護的意思。當然，弗里德曼很聰明，很快就轉變了思路。

當地的華人把人分成七等：第一等，直系親屬，也就是近親；第二等，大家族當中的遠親；第三等，同族或者同姓的人；第四等，同村的人；第五等，同方言的人或者其他說本方言的中國人；第六等，說其他方言的中國人；第七等，非中國人，包括歐洲人、印度人，還有馬來西亞本地人，等等。

我從小在廣東長大，那時候，在廣東人眼裡，所有的人就分三種：廣東人；廣東以北的所有人，我們稱之為北方人；中國人以外的，我們稱之為外國人或者鬼佬。

闌尾炎手術和治病的葯我們確實不需要很多，只要把病治好就行了，不需要做了一個再來一個。治病的葯也是如此。只要把病治好就行了，我們不需要吃了再吃。但問題是，治同樣的病會有不同的葯，葯與葯之間是有區別的，有些葯會帶來很大的副作用，有些葯則不會。

當所有銀行都這麼做的時候，房地產市場短時間內當然會一片繁榮。但一向審慎的銀行知道，這些債務是有毒的，所以把這些債務包來包去、賣來賣去，就像擊鼓傳花一樣，只是不知道這個有毒的資產九九藏書最後會傳到誰手裡。銀行還相信一點，就是所謂的「大而不能倒」——欠債越多，影響就越廣，政府就越不會讓你倒，因而就毫無顧忌地這麼做下去。

次貸危機為什麼會發生？有人說，是因為資本家貪婪。可是，資本家從來都是貪婪的，貪婪，並不能解釋為什麼會出現次貸危機。

可見，歧視有時候也是非常有建設性的。

法官們在爭論的是如何才能避免歧視，而他們似乎還沒弄清楚，由於稀缺性的存在，歧視是不可避免的，是繞不過去的，凡做選擇就必有歧視。

那時候，我們一般只和廣東本地人打交道，很少和北方人、外國人打交道，所以即使歧視他們也不會有什麼損失，相反，我們還能得到一些自我滿足。

前面我們討論過，「人本理性」不能作為經濟學的最基本假設，因為人不一定是理性的；「人本自私」也不能作為經濟學的最基本假設，因為人也不完全是自私的。那麼經濟學這棟大廈，應該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上才最穩固呢？答案是：稀缺。

可巴奇沒想到，由於自己是白人，校方根本沒把他當成弱勢群體。巴奇覺得受到了歧視，就把加州大學告上了法庭。

第一，由於資源是稀缺的，學校招生時，必然要對學生進行選擇，選擇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歧視也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平權運動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沒有資格聲稱自己的立場是中立的，每個人的立場都是有傾向的、偏頗的。

我們把經濟學建立在「稀缺」這個基礎上。但稀缺並不是一個假設，而是一個基本事實。稀缺是人類始終面臨的基本約束，只要我們活在這世上，就必須面對。

正因為這個邏輯，其中一位大法官才公然說：「為了平等待人，必須待人有別。我們不能夠，也不敢讓平等保護條款延續種族上的優越性。」意思是，只有虧待白人，優待黑人，結果才能公平。而另一位法官則針鋒相對地反駁說：投票支持平權運動的法官，其實都是鐵杆的逆向種族歧視者。

順著這個思路去想，我們會明白歧視造成的後果越嚴重，人們就越有積極性去減少歧視。如果歧視帶來的後果不太嚴重，人們就會很隨便地歧視別人。

他們把人分成七等以後，做生意的時候，針對不同等級有不一樣的條款，貸款收取的利息也不一樣。

在國有企業里，競爭壓力較小，招聘部門就有更大的主動權去歧視特立獨行的人；相比之下，在私營企業里，競爭壓力較大，僱主如果以貌取人，就得付出很大的代價，所以他們會更看重僱員的實際工作能力，而忽略他們在其他方面的偏好。在這樣的機構里，歧視現象就比較少。

在美國，存在各種各樣的歧視，政府也採取了大量措施來遏制歧視。問題是，如果政府禁止了本身合理的歧視，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呢？

所謂的威逼，就是政府規定，如果銀行歧視弱勢群體，經查證屬實，會被處以巨額罰款。所謂的利誘，就是讓有政府背景的兩家房地產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去收購商業銀行的房貸合同，也就是讓政府來承擔所有放貸的風險。

當我們不需要付出多少代價時，就會縱容自己歧視的習慣；當我們要付出很高代價時，就會節制自己歧視的習慣。

經常有人說，美國人怎麼樣、日本人怎麼樣、韓國人怎麼樣。這都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視角，這種視角是https://read.99csw.com一種歧視。但了解陌生人是有成本的，以偏概全（歧視）能讓我們以最低的成本獲取一些初步的印象。

10年前，美國經歷了一場次貸危機。2000年前後，美國房價一直攀升，直到2006年房價開始掉頭向下。2006年第四季度，人們停止還房貸的現象越來越普遍。2008年，出現次貸危機。

從古到今，我們所知道的疾病數量越來越多，說明人類活得越來越仔細，健康的標準越來越高了。人的需求是得寸進尺的，即便物質無限豐富，人類慾望得到充分滿足的日子也不會到來。

蘭達是來自馬來西亞的華僑，從小在馬來西亞長大。她在小時候就發現，本地人經常有排華的行為，排華的理由之一，是華人做生意的時候排斥非華人。

後來我到了美國，在一個班裡，有中國人，有美國人，有白人，有黑人。這時要組成學習小組，如果我還堅持小時候歧視的習慣，不是廣東人就不跟他交往，不跟他組成學習小組，那我的學業恐怕就會大打折扣了。

有一位華人女經濟學家，名叫珍妮特·蘭達（Janet Landa），她給出了非常漂亮的解釋。

這個案子最後打到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的意見也非常不一致。他們總共做出了6份裁決，主導意見是：學校根據學生的種族因素予以照顧，並不違反憲法，但是實施剛性的配額制度則是違法的。

美國「平權運動」的宗旨就是讓那些弱勢群體也能得到平等待遇。那是不是有了平權運動的條款，有了平權運動的意識，歧視就會消失呢？

實際上，商業銀行迫於競爭，並不會隨便歧視弱勢群體。如果真的還得起房貸，而銀行不給貸款，這豈不是銀行的損失？但是大眾並不相信。這份報告出來以後，整個社會掀起了一場要求對弱勢群體發放更多貸款的運動。

真正的原因是這樣的。歷史上，美國人的購房率一向都比較低，其中一個原因是銀行家非常審慎，不輕易放貸，因此大多數的美國人買不起房。而從1960年開始，美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平權運動，目的是矯正社會上不公正的現象，支持所謂的弱勢群體，鼓勵他們買房。

當然可以說，這種需求是被營造出來的。但是一次一次使用之後，我們就覺得，肩膀上看不到頭屑是個人清潔衛生的一個標準。我們今天的人，肯定要比20年前、50年前、100年前的人更乾淨、更衛生、更悅目。

在教育領域，一些大學為了不歧視黑人或其他少數族裔學生，專門做了規定，照顧這些學生入學。1978年，美國發生過一個非常著名的案子，叫「巴奇訴美國加州大學董事會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 1978）。在該案中，原告巴奇（Bakke）是一名工程師，參加越戰看到許多傷員后，萌發了治病救人的願望，回到美國后打算報考醫學院學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