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這個問題，將近代家庭中父親與母親、兒子與女兒的關係展示剖析得最為精彩的，是已故文藝評論家江藤淳，關於江藤淳，我在別處已有過論述〔上野，1994〕，但要談「日本的厭女症」，還是不能繞過他。

可是，作為兒子，由於自己屬於與父親同樣的性別，故不能逃脫對母親的加害者的意識。「威壓的父親」的兒子，當然如此；倘若父親是「逃跑的父親」，作為「父親的兒子」，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對於大多數男人，即使能「弒父」，但「弒母」卻很難，堪稱人生最大的難題。這種困難，是有相應的理由的。

我以前曾對「父權制」下過一個簡潔的定義：所謂父權制，就是讓從自己大腿之間生出來的兒子侮辱自己的體制。可是，對於男人來說。即使能夠侮辱女性，但侮辱母親卻很難，因為那是污自己「出身」的行為。

對於厭女症的男人，只有一個女人不能歸入侮辱的對象範疇之中，即「母親」。

對「母親」的最大侮辱是「娼婦」、「未婚母親」，也就是在男人社會即父權制社會中沒有登記註冊的女人，這一點頗具象徵性。父權制亦即決定女人和孩子的歸屬的規則。屬於一個男人即在男人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女人和孩子，被社會分配一個指定席位；不是那種女人生出來的孩子，則不能在這個社會中得到登記。從登記婚姻中出生的孩子與從非登記婚姻出生的孩子之間，至今還有民法上的歧視（最近開始用「婚外子」一詞來代替歧視性色彩很濃的「私生子」、「非嫡齣子」等用詞）。

弗洛伊德記述了「兒子如何成為父親、女兒如何成為母親」的成長故事。在父權制度之下，這個問題可以換寫為，「兒子如何成為厭女症的父親、女兒如何成為厭女症的母親？」

鈴木是法國文學學者，以研究普魯斯特而聞名。他為什麼要來論述李珍宇呢？這個謎，從他將李珍宇稱為「日本的讓·熱內」，可以窺知其中緣由。讓·熱內（Jean Genet），這個小偷、詩人、同性戀者、曾讓薩特為他寫出大著《聖人熱內》〔1966〕的越軌者。少年時代的熱內，有一天因為偷了一點兒微不足道的東西被發覺而被叫作「小偷」，於是，他下決心：「我被叫作了小偷，所以，從此我決定做一個小偷。」

厭女症通過比較而被強化，將兩者相比，也就意味著兩者是可以比較的，之所以可以比較，是因為雙方具有可比的公約項。在性別和身份的差異被視為不可改變的命運來接受的世界里，有的是「區別」而非「歧視」。只有當「都是一樣的人」這種可以公約的「分母」出現之後，「歧視是不應當的」的心性才會產生。性別歧視本身，並非從前不存在，但「近代」通過「比較」反過來將這種歧視強化了。所以，控訴性別歧視的女性主義，是作為近代社會的直接後果而誕生的。也正因為如此，已故的女性https://read.99csw.com學先驅駒尺喜美，對「從『區別』升格為『歧視』」的變化表示歡迎，而不願看到這種變化的人們，則總想把「歧視」拉回到「區別」。

江藤將「女性的自我厭惡」稱為「『近代』給日本女性植入的最為深刻的情感」，「在某種意義上，女性的自我厭惡，可以說是所有生活在近代產業社會中的女性的普遍性情感。」〔江藤，1967，1988：61〕

在各種表象中，「娼婦」、「未婚母親」被描繪為「放蕩」、「輕浮」的女人，被指為「魔女」、「惡女」。所謂「魔女」、「惡女」，就是不服從男人的控制、在性方面過剩的女人，用當今的用語說，就是「行使性的自我決定權」的女人。如果不喜歡這種用語，可以換為「自由地使用自己的性身體的女人」。總之就是：「居然不經老子的許可！」

可是，正如「朝鮮人」之於少年李珍宇，「女人」這個範疇也充滿了輕蔑。

社會性弱者（social minority），無論哪一類，都承受著同樣的「範疇的暴力」，因為製造和劃分範疇的，是社會的支配性集團（social majority/dominant group），在這裏，讓我引用一段將這種機製表達得極為精彩的日語文章。這是鈴木道彥針對小松川事件的犯人李珍宇在1966年寫成的《惡之選擇》一文。

對女主人公時子的厭女症，江藤舉出的一個原因，是對丈夫的競爭心。時子的丈夫當年留下妻子，獨自一人去美國留學，如今成了大學教師。江藤指出的這個原因很有道理。在戰後男女同校的制度之下，考分競爭在原理上沒有性別差異，肯定有不少妻子能對丈夫說「學生時代我的成績更好」。所以，丈夫越成功，妻子一方被剝奪的感覺就越強烈。

將厭女症的歷史性表達得如此明確的論述，我在別處從未見過。厭女症是有歷史的，這就意味著，既然有起源，那麼耐用期就總會有失效的時候。

「

自責的女兒」的登場

在《成熟與喪失》一書中，江藤以小島信夫的小說《擁抱家庭》〔1988〕為素材，寫下了一段讓人不安的「神諭」：對於小說中主人公的妻子時子，「做『母親』、做『女人』，是她厭惡的對象」。

在很多語言圈中，用侮辱母親的詞彙來侮辱一個男人，如，「婊子的兒子（a son of bitch）」、「雜種（bastard）」等，這是有原因的。在2006年世界盃足球決賽時，阿爾及利亞移民之子法國代表齊達內（Zinedine Zidane）用頭頂撞義大利代表馬特拉齊（Marco Materazzi），被判違規罰退場，這在當時成為一個話題，據後來的報道說，那是因為馬特拉齊好幾次在齊達內的耳邊用侮辱其母的話罵他。男人因為母親的名譽被侮辱而奮起反擊，在大多數男人眼中，無疑是值得同情理解的行為。

母親對女兒的期待，包含著與對兒子的期待不同的兩面性，母親對女兒發出雙重信息：「要像兒子一樣成功」、「要成功地做一個女兒（女人）。」無論哪一種，在母親對女兒的「別像我這樣」的期待中，既有自我犧牲的意味，又隱含著「讓我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的就是你」的暗暗譴責。

但是，另一方面，對於女性，脫離出身階層實現階層上升的機會，不是通過教育，而是通過結婚。當女性作為「妻子」失敗之後，便作為「母親」期待兒子超越父親。於是，兒子們從小就聽母親像唱催眠曲一般念叨「你跟你爸爸不一樣，你要……」，他們被迫擔負起對母親怎麼也還不盡的巨大負債。

將「女人」這個強制的範疇改變為選擇，「解放」的關鍵應該就在其中。

男人的厭女症，是對他者的歧視和侮辱。因為男人不必擔心會成為女人，所以可以放心地將女人他者化並加以歧視。

語言世界先於個體而存在，每個人都只能後來降生於那個先已存在的語言世界里。語言不是自己的東西，屬於他者。「女人」的範疇在自我誕生之前已經存在，個體從他人那裡接受「你是女人」的指名。「對，我是女人。」當個體如此自我定義之時，「女人」就誕生了。正如阿爾都塞所言，當一個人回應「喂，那個女人」的質詢（interpellation）時，女人的「主體」就誕生了。

接受了這種相互矛盾的雙重信息的女兒，不能不陷入分裂狀態。如果說「不開心的女兒」是高度成長期的產物，那麼，那一代從歷史舞台退場之後，繼而登場的，則是作為母親的代理人為負債而苦惱的「自責的女兒」們，和「不成器的兒子」一樣，女兒們也被期待具備能夠對「母親的幸福」負責的能力和狀態。但與兒子不同的是，女兒們為了達成與母親的同化，她們要代理實現母親的缺憾人生，很難逃離這份債務。信田佐與子在《不堪承受的母親之重——守墓女兒的哀嘆》〔2008〕一書中，以豐富的事例將女兒們的現實狀態描寫得淋漓盡致。在我看來，從「自責的女兒」到「自傷的女兒」，只有一步之遙。

這裏的前提，是家庭中「父」與「母」的不對稱的性別關係，「母親」總是抱怨自己的不如意，不斷對孩子尤其對兒子念叨「別像你父親那樣」，所以成為「不滿的母親」（亦可稱「抱怨的母親」）；而「父親」則是不講理地支配母親的「支配的父親」。在這種家庭中，產生了「母子關係緊密」的扭曲的日本版「俄狄浦斯故事」。

這，是日本的「文化傳統」嗎？

如果有讀者心想「要是當今還有這樣的母親倒想親眼去看看」，那就證明「母親」所具有的規範力歷史性地減弱了。倘真若此，我們可以瞑目了，也許，這種「母親」的文化理想，已經只存在於文本之中了。

另外的一個性別因素也不可忽視。當結婚以外的獲取社會成就的途徑面向女性開放以後，女兒也開始難以逃脫母親的期待。女兒們成為「長著女人面孔的兒子」，母親對女兒和對兒子的期待的性九_九_藏_書別差距縮小了。我把這視為少子化現象的效果。無論如何，性別差距的確是縮小了。這是應該被歡迎的現象嗎？

江藤此處所說的「子」，只指「兒子」。我將江藤視野中遺漏的「女兒」加進去，從「沒出息的父親」、「不滿的母親」、「不成器的兒子」、「不開心的女兒」之間的關係來論述了日本版近代家庭的機制，重錄於此。

讓·熱內將命運改變為選擇的「自由」，正是讓薩特著迷的「存在主義式自由」的行使。在少年李珍宇身上，鈴木也看到了同樣的將命運改變為選擇的「惡之選擇」。

其實，大多數娼妓，不過是為了金錢不得不將自己身體的性使用權暫時轉讓給男人的女人；女人成為未婚母親，大多不過是因為本應成為父親的男人逃跑或否認應承擔的責任。她們中很多是父權制下的犧牲品。將原因轉嫁到被害者身上，是加害者的一貫手法。

生我養我、不惜辛勞地撫育我、作為人生最初的強者佇立於我面前卻又侍奉更強的丈夫、為了我忍受來自丈夫的一切苦楚、主動承受一切犧牲、接納我的一切……這樣的女人，怎麼可能去侮辱呢？這個可稱為自我的無條件的「存在依據」的女人。當然，現實中沒有這樣的女人，這種母親只存在於幻想之中。不過，「母親」這個範疇所具有的「規定性」，束縛著兒子，也束縛著女人本身。

可是，女人呢？對於女人，厭女症是對自身的厭惡。懷著自我厭惡地活下去，對任何人都是一件艱難的事。

在傳統的父權制之下，女人的地位取決於兒子尤其是繼承家業的長男之母的身份。在NHK的長篇歷史連續劇《風林火山》中，戰國時期武將的正房和側室的女人們，為了能讓自己的兒子繼承家業使盡一切計謀。劇中有個叫由布姬的角色，為地方豪族諏訪氏之女，其父被武田信玄討伐，她自己則被武田當作戰利品掠為側室。劇作家讓她在臨死之際吐出「唯願來世生為男兒」的辭世之言，女人詛咒自己生為女人——太好懂的厭女症。

無論是怎樣出生的，孩子都是孩子。但奇妙的是，政府最近的「少子化對策」，雖然鼓勵結婚、鼓勵已婚女人生育，可哪兒也看不到鼓勵「婚外子」出生的政策。這隻能讓人感覺，日本政府的少子化對策不過只有這個程度，實在太不夠真格。也就是說，比起孩子的出生，還是保護父權制更重要。

《成熟與喪失——「母親」的崩潰》〔江藤，1967，1988〕是論述戰後日本社會文化的里程碑式著作，在此書後記中，江藤這樣談到他的動機：

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這種變化有時代和性別因素的影響。從時代來說，當日本從成長期進入停滯期（有人稱為成熟九*九*藏*書期）之後，「嬰兒潮一代」的下一代即「嬰兒潮第二代」，已經很難期待能超過父母的經濟成就和教育水準，高等教育的升學率已達飽和狀態，甚至出現學歷膨脹現象。孩子超過父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內田樹在《私家版·猶太文化論》〔2006〕一書中論到，所謂「猶太人」，就是對「猶太人」的範疇「遲來登場」的人們。同樣，女人（以及「朝鮮人」）也是對那個範疇「遲來登場」的人。因此，在「接受」那個範疇的時候，也必須同時接受那個範疇所承載的歷史負荷。

男人們之所以被上述那種侮辱性詞彙激怒，是因為他們自己將製造出「聖女」與「娼婦」的性雙重標準的父權制歧視意識（參見本書第三章）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觀了。男人們希望自己能歸屬於男人共同體之中，作為「像樣的男人」的條件，他們希望正式地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女人。正因為他們自己是歧視他人的人，所以歧視性詞彙才會讓他們那麼憤怒。

無論誰生的孩子，孩子都是孩子；對孩子來說，不管怎樣的母親，都是不可替代的唯一的母親。無論在婚姻之中還是在婚姻之外，在父權制下飽嘗艱辛的母親，本應是孩子們同情的對象。

但是，除此以外，並無「自由」的選擇。鈴木以少年李珍宇為例，出色地剖析了這個矛盾悖論，將鈴木的論述用到女人身上，即可這麼說：

西蒙·得·波伏娃寫道，女人不是生來而是變成的。那麼，女人是怎麼變成女人的呢？是通過接受「女人的範疇」、通過自認「我，一個女人」而變成的。

可是，進入近代之後，本應是強有力的「支配的父親」，變成了「讓人羞愧的父親」，「沒出息的父親」。這是因為社會整體的流動變化使兒子超過父親變得可能，從這個角度來看，江藤的《成熟與喪失》一書寫於1960年代的社會史意義便十分顯著。60年代是經濟高度成長的時期，也是高等教育急速大眾化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嬰兒潮一代」如雪崩一般大量湧入高中和大學。回顧歷史，比起父母親一代，孩子一代在整體上生活水準和教育水準都提高了（換言之，這一代作為一個整體比父母親一代「有出息」），但這是時代所致，並非個人努力或能力的結果。

人在成為女人的時候，要先將「女人」這個範疇所背負的歷史性的厭女症姑且接受下來。如果滿足於這個範疇所指定的位置，那麼，「女人」就誕生了。可是，女性主義者，就是對那個指定位置感到不滿、對厭女症不能適應的人。所以，不存在不是從厭女症出發的女性主義者。做一個女性主義者，就意味著與厭女症的糾葛和抗爭。沒有厭女症的女人（假如那種女人真的存在的話），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成為女性主義者，有時會聽到有女人號稱「我從來沒有拘泥過自己是女人這回事」，這種說法其實應該翻譯成「我一直在迴避與厭女症的正面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