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三教唆李四到超市盜竊，在李四進入超市后張三立即報警，警察將正在盜竊的李四抓獲，張三這種陷害教唆應當如何處理呢？

經典的案件是19世紀德國帝國法院的癖馬案。被告是一位被雇的馬夫，因馬有以尾繞韁的惡癖，非常危險，故要求僱主換掉該馬，僱主不允，反以解僱相威脅。后被告駕駛馬車在行駛過程中，馬之惡癖發作，被告無法控制，致馬狂奔，將一鐵匠撞傷。檢察官以過失傷害罪提起公訴，但原審法院宣告被告無罪，德國帝國法院也維持原判，駁回抗訴。其理由是：違反義務的過失責任，不僅在於被告是否認識到危險的存在，而且在於能否期待被告排除這種危險。被告因生計所逼，很難期待其放棄職業拒絕駕馭該馬，故被告不負過失傷害罪的刑事責任。

刑法永遠是在尋找一個平衡，在諸多對立觀點中尋找一個折中點，現實社會中不可能找到一個最完美的折中點，只能尋找到一個相對完美的折中點，或者說尋找到一個最不壞的折中點，部分犯罪共同說可謂這個折中之點。

共同犯罪與犯罪形態常常交織在一起，從而導致十分複雜的情況。

但另一個劫匪沒有走，他拿了300日元，追上了先前那個劫匪，並埋怨說：「你太善良了，不適宜做劫匪。我們可以不要6000日元，但這300日元怎麼也不要呢？我現在拿過來了，我們一起分了吧。」最後，兩個劫匪大打出手。這個劫匪或許令人感動，但他們依然構成搶劫罪的既遂，畢竟他沒有切斷對共犯的影響力，也沒有勸說同案犯放棄犯罪。

法院認為，張三構成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李四明知張三要殺死其丈夫，不但不加阻止，反而聽從張三的指使，將張三的兒子帶離現場，以便於張三順利實施犯罪；在被害人死亡后，又將作案用的毛巾帶走，二人共同逃離現場，毀滅罪證。所以，李四成立故意殺人罪的共同犯罪，后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我曾在一個司法機關組織的案件論證會上講過癖馬案，當時論證的案件是一個窩藏案。被告是一位黑車司機，一日兩名客人打車去外省，通過乘客的對話，司機知道他們涉案在逃，但司機依然開車前往目的地，在路上被警察攔截，檢察機關擬以窩藏罪對司機提起公訴。

如果你是黑車司機，懷疑乘客是罪犯，你會怎麼做？

在特殊的情況下，行為人如果消除了對共犯的物理性影響和心理性影響，這也可能單獨成立犯罪中止，不再受一人既遂全體既遂原理的約束，這主要發生在幫助犯的場合，畢竟幫助犯對共同犯罪的影響力是比較弱的。張三知道孫某想偷車，便將盜車鑰匙給孫某，后又在孫某盜車前要回鑰匙。但孫某用其他方法盜竊了轎車。在此案中，張三就消除了他對共犯的物理性的影響。同時，張三取回車鑰匙不僅對孫某沒有正面的心理性促進，反而會有負面的心理影響，故可以單獨成立犯罪htｔpｓ://ｒｅaｄ.9９csw.ｃｏm中止。

甲欲到張三家盜竊，請熟悉張三家的乙繪製一張地形圖，乙詳細地繪製了一幅圖紙，但甲后誤入李四家，發現與圖紙完全不同，心中大罵乙混蛋。甲只能靠自己行竊，后竊得3萬元財產。在此案中，乙主觀上希望幫助甲的盜竊行為，但在客觀上產生了脫離的效果，沒有起到幫助作用，乙的行為屬於盜竊罪的未遂。但如果甲雖誤入李四家，但沒有打開圖紙，財物輕鬆得手，乙的行為又應該如何處理呢？顯然乙主觀上想幫助，客觀上也提供了幫助，對於甲而言，圖紙在手，心裏不慌。所以乙成立幫助犯的既遂。

幫助犯，就是在共同犯罪過程中對正犯實施幫助。通俗來講，幫助犯是對共同犯罪的強化，強化犯意就是幫助的本質。

廣西南寧市有一樁經典的雇兇殺人轉包案。2013年10月，張三指使李四雇傭殺手去殺害魏某。張三給了李四200萬元現金。於是，李四找到王五，讓他具體操辦雇兇殺害魏某一事，給了王五100萬。王五立即轉包給王六，先付27萬，事成之後再給50萬元酬金。王六又轉給王七，價格變成了20萬。王七最後轉給王八，事成之後給錢10萬元。想一想，處於「食物鏈末梢」的王八多麼可憐，這真是赤|裸裸的殺手剝削啊。

但是行為共同說也可能走得太遠。甲、乙二人上山打獵，甲從望遠鏡中發現其共同之仇人丙正在草叢中休息，於是告訴乙抓住機會開槍。乙誤以為草叢中之物體為獵物，於是開槍射擊，導致丙死亡。按照行為人共同說，兩人有共同的行為，所以可以成立共同犯罪，但是這和刑法的規定是相矛盾的，刑法明確規定共同犯罪是指兩人共同故意犯罪，而在本案中一人是故意，一人是過失，這並不符合刑法有關共同犯罪的定義。

共同犯罪是指2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法院最終對張三等人判處了2年7個月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看來法院採取的還是傳統的教唆獨立說。

教唆犯的成立條件，首先他教唆的對象一定是達到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如果教唆10歲的孩子殺人，這是間接正犯。其次在客觀上要有教唆的行為，教唆行為在客觀上創造了他人的犯罪意圖。最後，在主觀上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這種故意必須認識到自己的教唆行為可能創造他人的犯罪意圖。如果行為人沒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僅僅因為說話不注意，客觀上引起了他人犯罪的意念，這屬於過失教唆，不能認定為教唆犯。

王八當然屬於故意殺人預備階段的犯罪中止，但張三、李四、王五、王六、王七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呢？

刑法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不能強人所難，更不能用聖人的標準要求被告。很多時候，我們要代入被告的情境，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自己是被告，是否也會去實施類似的行為。刑法中有「期待可能性」的理論，其基本精神就是法律要為軟弱的人性提供庇護，體恤民眾的常情常感。

二戰後的日本，有兩個劫匪一起去搶劫。他們找到一位抱https://read.99csw.com著孩子的婦女。他們對婦女說：「把你家值錢的東西拿出來，否則對你不客氣。」這個婦女從房間里拿出一個盒子，對劫匪說：「這裡有6000日元，是我丈夫任職學校的公款，你們看著辦吧。」接著，婦女又從房間里拿出另一個盒子，對劫匪說，「這裡有300日元，是我家的全部家當，你們看著辦吧。」

王八拿著魏某的信息決定去殺人，但思來想去，覺得這10萬元酬金太少，於是找到魏某，希望他配合偽造現場，把10萬元酬金騙到手。據說王八找魏某洽談此事時，魏某最初覺得遇到了騙子。後來才知道王八所言不假，魏某大驚失色，也非常鬱悶，因為自己的命才值10萬塊，太傷自尊了。後來魏某配合王八演戲，飛赴上海照顧患病的老父親，「失蹤」了十天左右。但從上海回來后，魏某還是有些害怕，到公安機關報案。

日本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件。

愛憎之間，所宜詳慎。這個世界存在大量互相衝突的價值，衝突並不意味著善惡對立，很多時候是善與善的衝突，是「好人與好人之間的對抗」。司法機關不宜誇大自己打擊犯罪的目標，也應該尊重其他職業的價值。如果為了打擊犯罪，而無視其他職業的正常發展，那麼整個社會也會動蕩不安。

另一種立場側重行為本身的惡性，認為教唆犯非常邪惡，諸惡以造意為首，只要教唆就構成犯罪，教唆成功屬於教唆既遂，教唆失敗一律構成教唆未遂，認為教唆犯不需要遵循共犯從屬說，而應該採取教唆獨立說。按照這種觀點，張三到王七的行為都構成教唆未遂。

首先一定要存在實行犯，才可能有幫助犯，如果沒有實行行為，按照共犯從屬說，幫助犯也就成了無源之水，不構成犯罪。其次主觀上要有幫助的故意，明知自己的行為在強化他的犯意，依然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最後，客觀上要有幫助行為，包括物理性幫助和心理性幫助。物理性幫助比如為殺人者提供兇器。心理性幫助比如為殺人者喝彩，進行精神鼓勵。

犯罪共同說認為，兩人以上共同實施符合同一構成要件的行為才可成立共同犯罪，同一構成要件行為必須在罪名上完全相同。按照犯罪共同說，一個人想殺人，一個人想傷害，兩人一起犯罪，也不叫共同犯罪。

比如張三教唆10歲的孩子去殺人，張三就屬於故意殺人罪的間接正犯。間接正犯的本質就是把他人作為工具，而行為人和他人卻不成立共同犯罪。又如醫生指示護士打毒針，護士有過失。由於故意和過失不成立共同犯罪，而醫生也沒有真正的實行行為，但護士的過失行為其實是醫生故意殺人的工具，因此醫生屬於故意殺人罪的間接正犯，護士獨立構成醫療責任事故罪。再如張三仇恨李四，在李四醉酒之後，激怒李四，讓其從25樓跳下。張三把htｔpｓ://ｒｅａd•９９ｃｓｗ.ｃom李四當成了殺他自己的工具，也屬於故意殺人罪的間接正犯。

共同犯罪，包括正犯和共犯，即實行犯和非實行犯（幫助犯和教唆犯）。

關於共犯的處罰根據，刑法理論的通說是因果共犯論，也即共犯人通過正犯的實行行為，引起了法益的侵害。一般認為，直接引起法益侵害的是正犯，介入正犯行為間接引起法益侵害的是共犯。

在刑法理論中有兩種立場，一種側重結果和邏輯，認為既然幫助犯採取共犯從屬說，那麼教唆犯也要採取共犯從屬說，只有當存在故意殺人的實行行為，教唆者才構成犯罪，而在本案中王八沒有著手實施犯罪，所以張三到王七的教唆行為不構成犯罪。

司機只有三個選項：一是勇敢型，義正詞嚴地對乘客說，鑒於你們是犯罪分子，我拒絕為你們提供服務，請立即下車；二是機智型，乘人不備，將車開到派出所；三是軟弱型，雖然知道在幫助犯罪分子逃跑，但由於懦弱，只能選擇繼續開車。

部分犯罪共同說認為只要在犯罪構成中有重合部分，就可以肯定共同犯罪的成立。比如甲以盜竊意圖，乙以搶劫意圖，共同實施犯罪，由於盜竊和搶劫在盜竊的範圍內有重合部分，故兩人在盜竊的範圍內成立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最可怕的點就在於部分行為之整體責任。雖然行為人只參与共同犯罪一部分，但卻要對共同犯罪的全部責任承擔責任。兩人去偷東西，張三望風，李四去偷，李四偷了10萬出門卻騙張三說運氣不好，就偷了2千，各分1千。由於李四實際盜竊了10萬，所以張三的盜竊數額也是10萬，部分行為承擔整體責任。

事前通謀，事後窩藏、包庇、窩贓、銷贓等行為，成立共同犯罪。如果事前只是單純知情，僅事後提供幫助的，不能成立共同犯罪。

部分行為之整體責任體現了法律對共同犯罪嚴厲的懲罰態勢，很多時候人都有從眾心理，一個人不敢去乾的事情，多個人互相鼓氣就敢於鋌而走險，因此這種刑事責任是完全合適的。

共犯則是指沒有親手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只是通過教唆或幫助正犯的方式來參与正犯行為的人。根據這種標準，正犯是一種實行犯，而共犯則是通過正犯的實行行為來參与犯罪的非實行犯。

刑法上的幫助並不包括日常生活的中立幫助行為，如果一種行為是日常生活或者業務行為中的慣常現象，即便對犯罪行為會起到客觀促進效果，但只要這種行為屬於社會中的通常行為，就不應以犯罪論處。例如，五金店銷售刀具給戴著大金鏈的文身男，店家售刀前預感顧客可能犯罪，即便顧客最終實施犯罪，店家的行為也不構成犯罪。

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說，張三想傷害、李四想殺人，被害人王五身上只有一處致命傷這個案件就可以很容易得到解決，畢竟傷害和殺人在傷害的範圍內是重合的，所以兩人在故意傷害的範圍內是可以成立共同犯罪的。

如果主觀上無脫離之意，但客觀上產生脫離效果，可成立犯罪未遂。

任何一個九_九_藏_書問題在理論上一定至少有三種觀點，正說、反說，折中說，有關共同犯罪的理論也不例外。犯罪共同說、行為共同說和部分共同說基本上可以對應于上述三種觀點。

但是行為人共同說就能解決這個難題，兩人有共同的行為，所以成立共同犯罪，而共同犯罪遵循部分行為之整體責任，無須判斷誰導致了致命傷。換言之，如果是張三導致的，李四要承擔共同犯罪的責任，如果是李四造成的，張三也要承擔共同犯罪的責任，因此一個人構成故意殺人罪的既遂，另一個人構成故意傷害罪的既遂。

因此，作為折中說的部分犯罪共同說就具有相對的合理性。

教唆犯，即造意犯，它指以授意、慫恿、勸說、利誘或者其他方法故意唆使他人犯罪的人。如果說幫助犯的本質是強化犯意，那麼教唆犯的本質就是創造犯意。唐朝的法律把教唆犯精準地稱為造意犯，諸惡以造意為首，因為它是創造犯意者。

但是，共同犯罪與中止之間的關係則非常複雜。比如一名共犯者在犯罪途中後悔想脫離共犯關係，只有當行為人「消滅」或「切斷」自己對共犯犯罪的作用或影響，才可能從共同犯罪關係中解套。否則，單獨的脫離仍然不能成立中止，根據「部分行為之整體責任」，如若他人成立既遂，脫離人仍應成立既遂。這就是所謂的「一人既遂全體既遂」的原理。

你覺得這兩種立場哪種立場更合理呢？

一般說來，二人以上已經著手犯罪，但僅有部分人導致結果發生，根據「部分行為之整體責任」，所有人都成立既遂。

如果你是司機，你會做何選擇呢？三種選項的人都會有，司法機關最終還是以窩藏罪對司機定罪量刑。

當我們說共同犯罪，首先兩個以上的行為人主觀上要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其次，客觀上有共同犯罪的行為。但問題是什麼是共同的故意，什麼是共同的行為？

刑法中有一種共犯從屬說的理論，只有當實行犯進入到實行領域，對於共犯才可以處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實行犯就是皮，而共犯就是毛。張三去殺人，李四給了他一把刀，張三拿著這把刀走在路上耀武揚威，結果突發疾病昏迷倒地，最後也沒有去實施殺人。張三屬於犯罪預備，沒有著手實施犯罪，所以李四不構成犯罪。

與真正實行了犯罪行為的正犯對應，共犯包括教唆犯和幫助犯，都被稱為非實行犯。

張三和丈夫闞某關係不睦，2000年外出濟南打工，並與李四相識，后二人非法同居。其間，二人商定結婚事宜。張三因離婚不成，便產生使用安眠藥殺害丈夫的念頭，並將此告知了李四。某日，張三與丈夫闞某及其兒子和李四一起喝酒、吃飯，待闞某酒醉后，張三乘機將碾碎的安眠藥沖兌在水杯中讓闞某喝下。因闞某嘔吐，張三害怕藥物起不到作用，就指使李四將她的兒子帶出屋外。張三用毛巾緊勒酒醉后躺在床上的丈夫的脖子，用雙手掐其脖子，致其機械性窒息死亡。李四見闞某死亡后，將張三勒丈夫用的毛巾帶離現場后扔掉。次日凌晨，二被告人被抓獲歸案。這個案件中，兩人是成立共犯犯罪，還是李四隻是單純的屬於事後幫助，其毀滅證據的行為單獨構成幫助毀滅證據罪呢？九_九_藏_書

甲和乙合謀盜竊一電器倉庫，由乙先配製一把「萬能鑰匙」，數日後，乙將配製的鑰匙交給甲，二人約定當晚實施盜竊。晚上，乙因害怕案發後受懲，未到現場。乙的脫離行為是否成立犯罪中止？

共犯與正犯的區分標準，有許多種學說。多數見解認為，應當以犯罪構成要件為標準來區分共犯與正犯，正犯是實施了符合構成要件行為的人。親自直接實施構成要件行為的是直接正犯；把他人作為工具加以利用，但在法律上可以被評價為與親手實施具有相同性質的是間接正犯。

行為共同說認為，只要有共同的行為，一律理解為共同犯罪。如果張三以傷害的故意，李四以強|奸的故意，一同毆打某女，兩人成立共同犯罪。

張三實施強|奸，在強|奸過程中非常變態地開了網路直播，希望網友打賞，並提出只要有人打賞就會實施更激烈的性侵行為。打賞的網友構成強|奸罪的幫助犯嗎？當然構成，打賞的網友不僅主觀上知道自己在幫助強|奸犯，客觀上也為強|奸犯提供了精神上的鼓勵，當然要以強|奸罪的共同犯罪論處。

這兩種學說對大部分的案件的處理結論是相同，但是對某些案件的處理則有不同，比如張三以傷害之意，李四以殺人之意，共同毆打王五，致王五死亡，王五身上只有一處致命傷。

人們習慣於在自己看重的事情上附上不著邊際的價值，司法機關往往過分看重打擊犯罪的價值，而忽視了其他職業的穩定性。魏徵在彌留之際，用顫抖的手向太宗皇帝做最後的勸諫：「天下之事，有善有惡……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

甲欲殺丙，假意與乙商議去丙家「盜竊」，由乙在室外望風，乙照辦。甲進入丙家將丙殺害，出來后騙乙說未竊得財物。乙信以為真，悻然離去。甲、乙的行為如何定性？

在教唆犯中，最複雜的是關於教唆未遂的認定，刑法規定：如果被教唆人沒有犯被教唆之罪的，對於教唆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種情況屬於教唆未遂。

根據犯罪共同說，張三、李四都不成立共同犯罪。那如果判斷不出誰造成了王五的致命傷，根據有疑問時要做有利於被告人的推定的原理，那就只能推定兩人對死亡結果的發生都沒有因果關係，因此兩人對死亡結果都無法承擔既遂的責任。這顯然不太公平。

結果，其中一個劫匪哭著對這個婦人說：「你家怎麼這麼窮呢？這個錢我不能要。」接著他又說，「不管生活多麼困難，堅持下去總會有辦法的。你還有希望，不像我們，我們沒希望了。要不這樣，你明天到警察局去報案，就說這些錢被我們搶了，然後拿這些錢改善一下生活。」這個劫匪說完，哭著離開了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