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雅典在政權交替的時候，利用陶片放逐法來排除異己就成了不可或缺的手段。即使沒有陶片放逐制度，只要採用政權交替的方式，類似的「流血」事件總是難以避免。

人類社會中經常會出現有先見之明的人物，因為他們可以預知未來，所以他們知道當下應該做什麼。但是如果他們只是普通的一員，那麼他們不過是有先見之明的知識分子而已。如果想把自己看到並了解的事情付諸行動，需要權力。馬基雅弗利說過：「沒有武器的預言者將自取滅亡。」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預見到特洛伊將被希臘軍隊毀滅，於是她把破解的方法說給特洛伊人聽，卻沒有人理會她。在歐洲，現在還把那些堅信只要勸說就會有人聽的人叫作「卡珊德拉」。

和80年前制定《十二銅表法》時的羅馬人不同，公元前4世紀前半葉的羅馬人已經具備了實施根本性改革的一切條件：

我認為把「res publica」翻譯成「國家」似乎更貼切，當然，如果覺得「國家」的譯法不能表達你的心情，還可以翻譯成「公共利益」或「國家利益」。而「共和」的譯法儘管不算錯，卻難免讓人感覺表達的意思不夠明確。

這實在很了不起。如果按貴族和平民分配官職的話，首先有悖于機會均等。雖然以廢除階級差別為目的來分配官職，卻反而會出現強化階級差別的結果，而且，這種事情一經以機會均等的方式處理，就會一直延續下去。於是兩派的利益代表就會時刻處在相互仇視之中。這樣一來，羅馬國內就會出現兩個政府，必須實現有效利用舉國之力的政治改革也就徒有虛名了，而且還在內部永遠埋下了矛盾的種子。

為什麼為實現目標而採用的手段會有如此不同呢？所謂的手段，我想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兩種：

「協和神殿」這一名稱就是一致、協調、和睦、合作之神殿的意思。通過建造神殿，所有人承認了《李錫尼法》，宣誓消除貴族階級和平民階級的對立，兩者團結一致，相互協調，和睦相處，共同合作，為羅馬盡心儘力。

在這部法律中，首先廢除了六人軍事指揮官制度，恢復二人執政官制度。明確今後羅馬將實行寡頭政治，即少數人領導的體制。

公元前4世紀中葉以後，希臘民主政體https://read.99csw.com逐漸瓦解，使時代潮流趨向既有經驗又有能力的人實施寡頭政治。即使不是寡頭政體，也是馬其頓那樣的王權統治。但是羅馬人不喜歡國王政體，他們認為即使不在國王政體或民主政體下，也能提高公共利益，那就是共和。這確實很符合羅馬人的做法。

但是，公元前367年的羅馬人選擇了全面開放。既然是全面開放，就意味著徹底的自由競爭。選舉結果有時會出現兩位執政官都是貴族，有時會出現兩人都是平民。不管結果如何，都是自由競爭的結果。對此，兩派都無話可說。而這一改革的最大好處就是消除了利益代表制度。

以公元前4世紀中葉為界，共和政體下的元老院不再是貴族階級的牙城，出身不再是成為元老院元老的門檻，經驗和能力才是最基本的要求。因為元老院元老不再是世襲，所以這個機構成了純粹的、具有豐富經驗和傑出能力的人的集體。

公元前367年，羅馬史上劃時代的法律《李錫尼法》得以實施。

古代羅馬人把「politeia」翻譯成「res publica」（共和國）。它是義大利語中「republica」、英語中「republic」的詞源。這一拉丁語的意思是「共同體」或「公共」，還有採用君主政體以外的政體的國家的意思，因此，「共和國」的翻譯也是正確的。

在日本，「res publica」一詞被翻譯成「共和」或「共和國」，並一直沿用至今。我也採納「共和」的譯法，但是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總覺得會有一些不太協調的感覺。

第一是「民意優先」派。有此想法的人認為主權在民，所以在反映國民意願的同時，應該實現公共利益。古代希臘和羅馬都沒有主權在民的說法，但是作為城邦，它們的特點都是以公民為共同體的主要支柱。如何看待民意的反應是他們的重要課題。

「res publica」重視的是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高於一切這一點上，每個人的想法驚人地一致。至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卻不是共和就九-九-藏-書能做到的。這一點歷史已經予以證明。不，也許這就是人類的不同表現，即歷史本身目標一致，但人類為實現目標的手段不盡相同。

如果只是這樣的兩分法自然簡單，但是由於他們各不相同，所以不能這樣簡單地進行區分。

因此，獲得權力成了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至於如何獲得權力，則需要有洞察時代的能力，了解時代的潮流正在向哪個方向發展，這一潮流是否足夠強大。如果這股大潮是民眾，他必須成為平民派的領袖。如果他身處民主政治已經走到盡頭的時代，他必須成為寡頭政體的領袖。即使不是因為喜歡平民而成為平民派的，但是只要是同情者，也會有足夠多的人聽他吩咐，而作為一位領袖必須有效利用他的這些手下。權力對他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雅典的二足結構採用了交替掌握權力的方式。我們可以把寡頭政權和民主政權看成兩大政黨。

雅典和羅馬在權力的二足結構方面是一樣的。

羅馬的二足結構沒有採用貴族和平民交替執政的方式。舊勢力拉攏新勢力是羅馬的慣用做法。

羅馬的這種方式不僅可以避免政權交替時出現「流血」情形，而且還可以隨時補充新鮮「血液」。可以說，這種體系對於有效利用人才資源非常有利。

對此我不能苟同。我認為由那些具備豐富的經驗和出類拔萃的能力但不需要經過選舉的人組成的機構是共和政體下不可或缺的機構。正因為他們遠離選舉，所以他們可以從長遠的視角去制定一貫的政策。為了維護因選舉年年發生變化的執行機構，他們也是不可或缺的。

此法律規定，凡是擔任過ｒeａd•９９cｓw•ｃoｍ重要公職的人，不論是貴族還是平民，都有權取得元老院席位。就連以保護平民階級權利為己任的護民官，在卸任后也可以成為元老院元老。

其次，當新勢力成功進入體制內部后，還會出現新的勢力，還需要把他們納入體制內。也就是說，國家不得不無休止地拉攏新勢力。直到公元前1世紀前的300年間，這種「拉攏方式」還是發揮了有效的作用。

現在還保存在羅馬市內的遺迹古羅馬廣場曾經是古羅馬的中心。從古羅馬斗獸場的位置進入古羅馬廣場，沿著古代的帝國大道前行，可以到達協和神殿。該神殿是為紀念《李錫尼法》的實施而建，位於羅馬最好的位置——古羅馬廣場內，只是現在神殿內已經見不到一根柱子了。

公元前445年「解禁」的貴族和平民間的聯姻成果此時開始顯現。平民階級開始人才輩出要歸功於卡米魯斯。獨裁官可以任命騎兵長官一職的副官。卡米魯斯提拔的平民出身的武將在戰場上大顯身手。在率領軍隊和領導國政一視同仁的時代，戰場上表現出來的能力自然會轉向國內的政治舞台。就連伯里克利，在人們的印象中，他是個愛好和平的人，但是當雅典發生戰爭，他毅然決然地執掌司令官之職參加戰鬥。戰略也是政略，不！它必須是政略。

從此羅馬不再是貴族政體，而是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寡頭政體。所謂貴族政體是由貴族出身的少數人統治絕大多數人的政體，而寡頭政體在少數人統治大多數人的這一點上與貴族政體相同，但是，對少數人的血統沒有要求。羅馬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這一條路：

為了從公元前390年凱爾特人入侵而受到的打擊中走出來，應急措施在經過了20年後暫告一段落。雖然城建雜亂無章，但是羅馬再次成為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在打敗外敵後，重新變成邊境相對安全的地方。儘管是在卡米魯斯的領導下，重建羅馬也用了20年的時間，可見「凱爾特衝擊」帶來的創傷有多麼巨大，它迫使羅馬倒退了10年甚至20年。但是，不管怎樣，羅馬終究恢復了最初的活力。

現在的我們毫不懷疑地相信兩大政黨主義是上上之策。但是，它果真九九藏書像我們堅信的那樣是上上之策嗎？壽命最長的組織——現在的天主教會是一個典型的慣用拉攏手段的組織。以羅馬教皇為首的天主教會中的「新鮮血液」幾乎都是被教皇領導下的教徒們「拉攏」來的。

不得不說這個決定非常高明，而且是以深厚的洞察力做保證的。

當然，它也有缺陷。首先，不管怎樣，改革的效果需要經過較長一段時期才能讓人們看到。因此，如何贏得人們不改初衷地一直支持改革，是改革者必須牢記的任務。而未廢除護民官制度的羅馬，在這方面做得也很高明。在平民看來，護民官的存在意味著自己的想法有可能獲得重視。不過，話雖如此，由於護民官在卸任后可以獲得終身制的元老院席位，所以他們應該不會太過激進。

通常建造神殿的目的是為了供奉神，而建造這座神殿的目的是為了消除階級矛盾，供奉的是和睦之神——協和女神。可見，羅馬人的多神教性格甚至連國內和睦也要神格化。對此我們只有一笑置之。但是，公元前367年的羅馬人正是通過這一做法表達了他們實施《李錫尼法》的堅定決心。

在這個世紀末期，平民出身的人獲得了為保護羅馬的諸神而舉行祭祀活動的官職。

在《李錫尼法》實施若干年後，又出台了一部法律。

第一是希臘城邦的衰退。為此，堅持認為必須與平民鬥爭的頑固派保守勢力也不得不承認斯巴達式的封閉社會具有危害性。同時也讓一味要求權利的激進派平民階級了解到雅典模式過於超前具有的危害性。

但是，問題還在後面。在關係國家存亡的危急時刻，貴族和平民之間的抗爭暫時平息，一旦危機過去，內訌再次出現。戰時團結一致，戰爭一停，國內鬥爭再起，成了實現共和政體以後的羅馬的常態。

雖然我們不能說美利堅合眾國的兩大政黨現在仍沿用這個意思，但是僅看稱謂，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分別繼承了上述兩個傳統。我想如果把民主黨翻譯成「民意優先黨」，把共和黨翻譯成「公共利益優先黨」，或許會更明白些。

其次，規定共和政府的所有要職向平民出身的人開放。

田中美知太郎先生把柏拉圖的九_九_藏_書「politeia」（理想國）翻譯成了「國家」，而希臘語中，「politeia」的意思據說是城邦（城市國家、公民國家）的存在方式、組織、制度，因此，「國家」的翻譯完全正確。

在古代，民意優先派叫平民派，公共利益優先派叫貴族派。貴族只是在最初的階段表示生來就是貴族的意思，後來普遍沿用「貴族」一詞的詞源「aristocraticos」的原意，即比百姓優秀的人，也就是「精英」的意思。因此，前者認為民主政體是好的政體，而後者選擇的政體與其說是貴族政體，倒不如說是寡頭政體更加貼切。

有人認為只有這三種政體結合起來，才是接近理想的政治體系。其中一人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馬基雅弗利。

以前，平民要求的是兩位執政官中平民佔一個名額。現在，正如他們所希望的，向貴族和平民共同分擔國家要職的方向發展了。平民出身的李錫尼制定了《李錫尼法》，貴族們為這一想法的法制化投了贊成票。他們選擇了不以階級分配要職，而是全面開放的方式。

面對蠻族來犯束手無策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國內不斷的內訌。經歷了公元前390年厄運的羅馬人，已經不能允許這個問題無限期拖延。這一點羅馬人比任何人都有體會。

波里比阿認為，羅馬強大起來的第一要因在於羅馬創造並實施的政治體系。他的理由如下：

第二是平民階級力量的增強，不是量而是質的增強。

但是，經過法國大革命洗禮的現代歷史學家中，有不少人對「開放元老院」的規定持批判態度。他們認為，連護民官在接受洗腦後也可以被納入體制這一事例，恰恰證明了無法實現民主政治的羅馬人，與實現了民主政治的雅典人相反，其政治意識低下。

第二是「公共利益優先」派。這部分人認為公共利益必須高於一切，他們同時認為民意的反應不一定有利於提高公共利益。也有人說，屬於第一派的人立足於性善論，而屬於第二派的人則立足於性惡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