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魯塔克的祖國希臘，對其他民族一律稱為「蠻子」。不僅如此，儘管同為希臘人，生於斯巴達的人要取得雅典公民權簡直就是異想天開。相反，在羅馬，出生地不是問題，問題只是有無羅馬公民權，而且還有放開的趨勢。有一個時期，只要住在羅馬，就可以取得羅馬公民權。羅馬人在這方面表現出來的寬容，不是因為贏不了，而是在贏了以後才讓步的。

另一方面，普魯塔克則明確指出羅馬興盛的關鍵在於其採取「同化敗者」的生活方式。

雖然我搜集了上述信息，但是僅有這些還是沒有辦法動筆，真正開始寫作是在我查閱了這些研究者用作原始史料的古代歷史書籍之後。

在本冊涉及的時代里，羅馬已經成長。但是按照人類的年齡而論，羅馬尚處於30歲之前。三十而立的羅馬將面對怎樣的考驗，又將如何戰勝這些考驗，這些將在下一冊中呈現在你們面前。

軍事和建設方面的成績是充分展示其性格的現象。正因如此，在羅馬士兵的軍靴聲早已遠去、無數曾經的白色建築已化作一片瓦礫的今天，人們依然對遠古的羅馬人滿懷憧憬和敬意。

曾經是政治領袖的波里比阿認為羅馬興盛的要因在於羅馬確立了獨特的政治體系。像國王政體、貴族政體、民主政體，都比較容易傾向於代表共同體的一部分利益。但是，羅馬人不執著于政體。波里比阿把羅馬興盛的要因歸結為羅馬共和政體特有的政治體系。那就是通過執政官制度、元老院制度和公民大會有效利用國王政體、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的優勢。由於確立了這一獨特的政治體系，羅馬消除了國內的對立關係，建立了統一的體制。

但是，相距那個時代雖然已經過去了2000年，現代的我們卻始終不肯放棄宗教上的不寬容，總是拘泥於統治理念甚於統治能力，排斥其他民族和人種。因此，「羅馬遙不可及」的說法不僅僅是時間的問題。

深受中世紀影響的但丁在其《神曲》中說，言行有罪被打入地獄的，只是邪惡的基督教徒。異教徒如荷馬、蘇格拉九*九*藏*書底、亞里士多德，以及羅馬共和政體的創始者布魯圖、愷撒，因為他們「生於基督教普及之前，未知真正的信仰就死了」，所以他們在地獄外的陽光下擁有一席之地。可見，連但丁也沒有把古人和基督教徒相提並論。

《古羅馬史》共有12卷，從羅馬建國開始寫到第一次布匿戰爭爆發的公元前264年。但是，保存完整的只有到公元前449年為止的9卷，剩下的都是一個個片段。

第四，對於2000年前的三個希臘人的想法，我深有同感，原因在於識別問題能力的迫切感。

古代羅馬人留給後世的真正遺產不是遼闊的帝國，也不是經過2000年以後依然挺立的遺迹，而是不論宗教和人種膚色，一律予以同化的開放性。

就我本人而言，雖然生於法國大革命之後的現在，卻總有一個疑問揮之不去，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越是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現實就越是遠離自由、平等、博愛？歷史顯示了這樣一個事實：高唱並熱衷於追求這一理念的民族沒有能夠實現它，而選擇了相反生活方式的民族儘管並不徹底，卻實現了這一理念。我甚至在想，20世紀末的紛亂之象是不是源自法國大革命理念的自我毒害狀態？

關於羅馬興盛的要因，三位希臘人分別是這樣認為的：

儘管如此，這部著作的歷史價值依然高不可估。作為生活在第一代皇帝奧古斯都時代、羅馬處於鼎盛時期的羅馬人，為了讓同胞了解祖國偉大的過去，李維詳盡地寫下了《羅馬史》。《羅馬史》是一部典型的編年體史書，作者採用即時記錄的方式書寫下同時代發生的、複雜且眾多的歷史事件，儘可能地恢復歷史原貌。因此，對於研究者來說，無疑難以找到比這更難能可貴的史料了，外行是很難看進去的。但是，我們從中可以看出羅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的。

為什麼生活在2000ｈｔtｐs://ｒeaｄ.9９csｗ•ｃoｍ多年前的古羅馬人的歷史觀讓我覺得更合理呢？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久。我想或許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

第一，是這三個人的態度。他們都沒有從精神層面去尋找羅馬興盛的原因。一直以來，我本人採取的態度也不是在感性|事件中尋找興衰的要因。這就是說，我不能接受的說法是：興盛源自當事者的精神健全，衰退源於他們的精神墮落。

我認為這三位歷史學家說的原因都對。不僅如此，我認為，羅馬興盛的關鍵在於這三點缺一不可。

第二，這三個人都生活在基督教普及之前，他們當然不會是基督教徒。只要不是基督教徒，就可以擺脫基督教的倫理和價值觀。

波里比阿在亡國後作為人質被帶到羅馬，從而有了觀察現實羅馬的機會。普魯塔克儘管留在被羅馬佔領后的希臘，但是，他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羅馬。狄奧尼修斯和他們不同，他是帶著明確的目的，為了寫羅馬的歷史而移居羅馬的。他在寫作古代羅馬史的同時，靠著教授希臘語和修辭學維持生計。

其智力不及希臘人、體力不及凱爾特人（高盧人）和日耳曼人、技術不及伊特魯里亞人、經濟不及迦太基人的羅馬人，之所以超越這些民族，最重要的一點就在於他們開放的性格。要說羅馬人真正的個性，不就是他們的開放性嗎？

根據傳說，羅馬于公元前753年建國。根據史實，羅馬于公元前270年完成了義大利半島的統一。作為《羅馬人的故事》叢書的第一冊，《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就寫了這500年間的故事。為了寫這一冊，我自以為應該看的研究文獻、歷史書籍我ｈtｔｐs://rｅaｄ•99ｃsw•ｃｏm都已看過。不用說，我的很多知識首先是來自這些研究者。

出生於哈利卡納蘇的《古羅馬史》作者狄奧尼修斯，生於何年卒於何時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這部書的出版時間非常明確，是公元前7年。因此，他和李維一樣，可能是生活在奧古斯都時代的人。

與此相比，羅馬興盛的原因我更傾向於當事者建立起來的體系。最容易動搖的是人的內心，你可以努力說服大家改變想法，但是，要所有人都如你所願是不可能的。只有當大家覺得非改不可的時候，大家的想法才會一致。為此，只有體系是要害之所在。

如果有人問我是否有與三個希臘人相同的迫切感，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在關注到為什麼只有羅馬能成就大業這一問題時，我與他們想法一致。我常常想，在漫長的1000多年裡，單憑軍事力量不可能控制住如此眾多的民族。為了解決這一疑問，最早給予我啟迪的不是現代歷史學，而恰恰是生活在2000年前的這三個希臘人。

在日本有一句諺語說：「偉人從小與眾不同。」義大利也有一句意義相近的諺語：「是玫瑰總會開花。」

但是，暫時把「自由」與「平等」這種無疑是高尚的理念擱置一邊去思考，又會怎樣呢？雅典民主政體之所以有效，是因為伯里克利領導有方，羅馬建立的「羅馬統治下的和平」也有賴於奧古斯都的能力。只要有利於民眾的幸福，那就是善政，沒有所謂的民主政體和帝制政體之分。我想古人大概就是這樣認為的吧。

現在，如果有學生對這二人做出同樣的評論，想必歷史老師會毫不猶豫地給出低分。因為伯里克利是雅典民主政體的旗手，奧古斯都卻是羅馬帝制的創始人。對革新和保守同等看待，這是不能容忍的。

位於小亞細亞西側的哈利卡納蘇（現在的博德魯姆）曾經擁有比雅典更早的文明，但此時已為羅馬佔領。作為城市，它當時正趨於穩定。正因如此，出生於該城的狄奧尼修斯有了非常強烈的願望，他要探究羅馬興盛九九藏書的根源。

哈利卡納蘇的狄奧尼修斯認為是宗教影響了羅馬人的見解。羅馬的宗教與其說是用來約束人類的，不如說是用來保佑人類的。這一宗教沒有狂熱崇拜的傾向，因此更容易與其他民族建立起相互包容的關係，而不是對立的關係。承認其他宗教就是承認其他的民族。

因《普魯塔克英雄傳》而被日本熟知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的作者普魯塔克，大概是四個人中後世唯一的一位暢銷書作家。生於公元46年死於公元120年的他，雖然生活的時代不同，但是與波里比阿一樣也是希臘人。

在同一時代，或相差不過百年左右的研究者的著作中，我總覺得還有許多不盡合理之處。於是，就像貼身穿的絹衣一樣，很自然地引起我注意的就是上面提到的三位希臘人的歷史觀。

儘管如此，哈利卡納蘇的狄奧尼修斯對伯里克利和奧古斯都一視同仁，予以讚美。他給出了一個很好的例子：英明的領導人治理的國家是怎樣營造出幸福的。

這三個人的立場各不相同，但是他們提出了同樣的一個問題：為什麼擁有如此高度文明的希臘會衰退，而羅馬卻得以持續發展？由於它們都屬於衰落的希臘民族，所以這個問題自然有了非常迫切的意義。這就好像對於不久前還在不斷飛躍發展的日本，歐美人提出了為什麼日本會這樣的疑問一樣。在羅馬人李維的著作中缺少了這種迫切的態度，其原因，我想，只要想一下日本人寫的《日本人論》就可以了解。

他想描述的似乎只是人物而非歷史。《希臘羅馬名人傳》就是一部評論性傳記，講述的是希臘和羅馬的偉人們。但是，如果僅僅因為書中充滿了有意思的故事，就認為這隻是一部有意思的讀物，那就大錯特錯了。書中隨處可見尖銳的批評，尤其對於革命家類型的人物，批評十分辛辣。作為歷史學家，我不禁感嘆其洞察之深刻。這部傳記應該是在大量調查read.99csw.com的基礎上寫成的，作為史料也非常有價值。

李維生於公元前59年，死於公元17年，是毋庸置疑的羅馬公民。他一生中寫了多達142卷的《羅馬史》。當然，每一卷篇幅都不是很長。但是在經歷了黑暗的中世紀之後，留下來的只有從建國之初到公元前293年間的10卷，加上公元前218年到前202年，即關於第三次布匿戰爭的9卷，以及公元前201年到前167年間的14卷，總計33卷。除此之外，只留下了一些片段。

在事件發生的同時代或距其較近時代里寫的史書，學界稱之為原始史料或第一手史料。有關本冊的500年間的原始史料，必須提到以下四部：

波里比阿生於公元前202年，死於公元前120年，是土生土長的希臘人。關於他寫《通史》的動機，在本冊開頭已經講過，在這裏就不再贅述了。簡單地說就是，為什麼希臘早早地沒落而羅馬卻不斷興起的疑問讓他開始了《通史》的寫作。

耶穌說，有信仰才有幸福。我也認為，因信仰得到心靈安寧很重要。但是，我無法不追問這是為什麼。雖然我懂耶穌的慈愛，他說窮人要幸福。但是，對於伯里克利的「貧窮不可恥，可恥的是安於貧窮」的說法我也深有同感。同時，我還認為，講述不知基督教為何物的古代羅馬人，用基督教的價值觀去寫古羅馬史一定寫不好。

狄奧尼修斯提出的宗教見解說、波里比阿提出的政治體系說，以及普魯塔克的同化其他民族說，都反映了在那個時代無疑是特例的羅馬人的開放性格。

第三，既然這三個人不知道何為真正的信仰，當然，他們也絲毫不會拘泥於法國大革命后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不受理念的束縛，自然而然地就會正視現實，這樣的態度會容易得多。在理念存在差異的體制中，即使這樣的體制有好的一面，但是因所持理念存在差異，那麼就很容易偏執于理念正誤，而失去了對現實的正確認識。

古代的伯里克利被評價為傑出的領袖，被視為民主主義的先驅，是法國大革命之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