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返奧古斯都時期的政治體制。

同時代的羅馬人，或者不同時代但同屬元首制時代的羅馬人，他們只要聽到這些內容都能夠心領神會。然而，我們生活在羅馬帝國滅亡2000多年後的今天，有必要對此進行細緻的說明。因此，在聆聽到第一條的時候，大部分元老都認為尼祿所謂的「重返奧古斯都時期的政治體制」，是指政體實行共和制，也即由「第一公民」實際統治羅馬公民的政治模式。實際上，所謂「奧古斯都時期的政治體制」，實際上是披著共和制外衣的元首制。現代的研究者中有不少人簡單地認為這是「元首政治」，因此，羅馬人無法理解這種制度並不奇怪。這種體制正是奧古斯都創造的「精緻的虛構」。正如愷撒所言：「大多數人只想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現實。」顯而易見，元老院對尼祿宣布「重返奧古斯都時期的政治體制」自然歡迎之至。

尼祿在元老院會場中，宣讀了由塞內加親自撰寫的施政方針演講，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

四、將「Domus」（獨棟私宅）與「Res publica」（國家，此處意為「官邸」）分開。

話說回來，秘書官體系被當代學者公認為是幕僚制度的發端，所以這一制度在當時應該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因為，各個方面亟待解決的問題和困難加在皇帝身上，僅憑皇帝一己之力不可能圓滿解決。雖說元老院對秘書官體系牢騷滿腹，卻能夠接受元老參与朝政的輔佐官制度。塞內加從其父輩開始，就一直屬於元老院階級。因此，這位學識淵博的元老願意擔起輔佐皇帝的重任，對於個中內情，他比別人更加清楚。

尼祿繼任羅馬帝國皇帝時才16歲零10個月大。當時，羅馬規定年滿30歲才有資格擔任公職。因此，由一位年輕的皇帝接管羅馬帝國在羅馬歷史上非常罕見。如若羅馬當時存在大眾媒體，或大眾傳播媒體最擅長的民意調查的話，那麼剛剛即位的尼祿可能與卡利古拉繼位時一樣，擁有極高的支持率。

然而，羅馬帝國皇帝參与審判，在奧古斯都時代之後變得十分常見，當時的羅馬人在法庭上經常能看見皇帝提比略https://read.99csw.com與皇帝克勞狄烏斯的身影。當然，他們倆並非不加挑選地出席任何審判案件，能讓他們放下手邊政務、撥冗前往傾聽的案例幾乎都是行省人民對行省總督或者長官的控告。因為在他們看來，應該避免任職於行省的總督或長官因濫用職權引起的貪污或恐嚇行為，這是治理行省人民的最大問題所在。

當然，元老院對秘書官體系頗有微詞也有一定的緣由。克勞狄烏斯刻意安排解放奴隸加入「騎士階級」，正是這種做法使得元老們非常不滿，因為騎士階級是羅馬帝國僅次於元老院階級的第二等級。況且，羅馬歷來重視前線的後勤工作，因此，在元老們看來，無論他們有什麼樣的借口，以納魯奇索斯為首的秘書官們的工作範圍僅限於皇宮之內。

話雖如此，尼祿在塞內加的理論指導下，以「寬容」為自己的口號。尼祿時代鑄造的貨幣上也多次刻有「寬容」一詞。

秘書官體系變成輔佐官制度，但是要治理好疆域遼闊的帝國必須有大量的幫手來維繫這個系統的運轉。因此，與其說尼祿打算廢除秘書官體系，倒不如說是將之轉變為非正式的幕僚系統更為恰當。這種制度無法像克勞狄烏斯時代那樣昭然於世，卻同樣發揮了奧古斯都或提比略時代的輔佐功能。

為了根除弊病，奧古斯都當時想出了一個辦法，用他喜歡的稱謂「第一公民」這種超越羅馬社會各階層的身份來參与司法審判，並將之制定成為法律固定下來。提比略和克勞狄烏斯自然恪守這種做法。由於皇帝們毫不放鬆，所以進入元首制時代之後，行省總督濫用職權的情況確實得到有效遏制。追捧共和制的塔西佗甚至也留下這樣的感嘆：「政治居然會變得如此清廉，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然而，提比略和克勞狄烏斯頻頻駕臨法庭，使得羅馬特權階層十分厭惡皇帝。

尼祿宣布「重返奧古斯都時期的政治九*九*藏*書體制」，他的確抱有很高的積極性，這一點我們不吝於肯定。然而奧古斯都創立的羅馬式元首制對執政者的冷靜與清醒有極高的要求，不是憑藉單純偏袒元老院就可以完成這種「精緻的虛構」。飽學之士塞內加是否清楚其中的複雜性？我們暫且不論這些評價有什麼樣的功效，也不論實行元老院政策的對錯與否，接下來我們要關注的是，剛繼位的尼祿以及輔佐官塞內加執政能力能否經受得住帕提亞王國問題的考驗。公元54年深秋，羅馬收到消息稱，帕提亞軍隊入侵羅馬帝國東方屏障亞美尼亞王國。

年輕的新皇登基毫無疑問會讓人精神為之一振。想想看，先皇年逾花甲，行動遲緩，演講時又喜歡引經據典，就像站在三尺講台上說教的歷史學家。然而，現在的新皇帝是10餘歲的少年，他朝氣蓬勃又不失穩重，並且談吐不俗，這自然令人有煥然一新的感覺。

對於我們普通人而言，要始終保持這種冷靜與清醒非常困難。塞內加在心愛的弟子將滿17歲時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寬容》（De Clementia），可能是因為他覺得有必要讓弟子加強理論學習，才有此著作吧。打開書本，一位花甲智者對施行德政的熱忱撲面而來，著作的內容是強調身為皇帝為何必須秉持寬容之心。這本書是要呈給尼祿的，因此塞內加的行文方式是向尼祿答疑解惑。整本書以拉丁文寫就，簡潔質樸，用詞考究，塞內加當然不愧為與歷史學家塔西佗並稱羅馬元首制時代的著名文人。

另一方面，尼祿與卡利古拉繼位時面臨的情形十分相似，他們前任皇帝的攝政並未出現極大的失誤，也未出現政局不穩、財政拮据、怨聲載道的情況。畢竟，羅馬帝國皇帝的兩個首要工作就是確保「國家安全」與「糧食安全」，尼祿繼位時並未有這兩方面的顧慮。

說明白點，第三個施政方針演講的要點就是宣示司法獨立。羅馬法院的院長由時任的法務官擔任，由於沒有專門的檢察官，所以原告或其代理人還必須身兼檢察官，維護自身的權力。當然，被告也會委託辯護人。原告和被告雙方各自的人證和物證準備充分后開始辯論，最終的裁定權掌握在陪審團手裡。

在第四個施政方針演講的要點中，尼祿提出私宅與官邸分開。顯而易見，尼祿的這個宣言是要糾正克勞狄烏斯的做法，其目的不過是表明他將廢除秘書官體系。同第三個要點一樣，這也是為了獲得元老院的支持。元老們對於解放奴隸一貫客套謹慎，但從骨子裡根本瞧不起他們。顯而易見，元老們對於尼祿表示要廢除秘書官體系肯定會拍手稱快。

這麼一分析，我們就明白尼祿即位時的施政方針幾乎一面倒地偏向元老院。塞內加不僅貴為元老，還是飽學之士，更是一位作家。羅馬的元老院不只是單純的立法機構，也不只是公職要員的人才儲備庫，而是當下時髦的「媒體」，對這一點，塞內加肯定心知肚明。其實事實也是如此，元老們差不多是羅馬歷史上唯一從事寫作的生力軍。此外，從提比略時代開始，元老院會場中討論的所有議題都會被定期收錄為《元老院紀事》，散發到羅馬帝國的每一個角落，況且，並不一定非得是「廣大群眾」才能發揮「媒體」的影響力。在仰仗考古學成果之外，生活在今天的我們要了解羅馬歷史也只能依靠這些元老院元老的論著。作家出身的塞內加在處理這些問題上有著非常好的思路，他認為要獲得輿論的支持，首先要贏得元老院的支持。

我們認真思考一下，提比略、卡利古拉與克勞狄烏斯在繼位不久，都紛紛表示要「重返奧古斯都時期的政治體制」。然而，包括尼祿在內的4位皇帝，後來無一例九-九-藏-書外都飽受來自元老院的詬病。如果說他們的統治方式違背了即位時宣示的，那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此後元老院會對他們指責不斷。但在我看來真正的癥結不在於此，雖然他們宣稱要「重返奧古斯都時期的政治體制」，可他們是否具備讓「精緻的虛構」正常運行的冷靜與清醒的頭腦呢？

三、司法獨立，皇帝不得干預。

提比略用嚴詞質問的方式將被告逼到窮途末路，克勞狄烏斯則用翔實可靠的證據讓被告百口莫辯。不難想象，陪審團的裁決肯定會在皇帝如此干涉下受到一定的影響。

尊重元老院的權力是尼祿施政方針演說的第二個要點。實際上「元老院的權力」指的是元老院從共和制時代就擁有的「元老院勸告」立法權。換言之，即以臨時措施法（與今美國總統令相似）限制奧古斯都制定的皇帝權力為前提，使元老院成為最高立法機關。對於這種措施，元老院肯定欣然同意。

二、對於元老院持有的權力，予以尊重。

「第一公民」不會染指司法審判，尼祿這樣信誓旦旦的表白，意味著尼祿與提比略或克勞狄烏斯不同，他不會幹涉審判。確保司法獨立，不論從什麼角度思考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古羅馬，這種做法無疑是放任自行裁決做法的死灰復燃。

按照羅馬的規定，要成為陪審團成員必須有一定的資格與財產。因此，實際上陪審團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元老院階級或騎士階級，即羅馬社會中的「上層」或「中上層」階級。甚至因濫用職權而被控告的行省總督或長官們，也都是元老院階級或騎士階級出身。如此一來，審判就演變成同樣背景的人之間的互相審判。這種審判自然會產生弊端——共和制末期，總督們在行省橫徵暴斂大肆搜刮之後，即使被行省人民揭發，依然會逍遙法外。

然而，人不會因為不存在困難就會滿足於現在的生活，人性現實的一面往往是在細枝末節中挑剔萬分，並把這些瑕疵當作不滿的借口。正因為我們必須和這些人打交道，丸山真男先生才會有「政治就是高難度的欺騙」這樣一句名言。普通公民歡迎尼祿繼位，只是希望轉換一下心情九九藏書而已；而元老院支持尼祿繼位，則是期待他能夠廢除令元老們長期不滿的解放奴隸主導的秘書官體系。

這本書用大量筆墨敘述「寬容」在皇帝下達政令時的重要作用，在我看來，塞內加並沒有提到始終保持寬容所必需的清醒與冷靜。然而，有個細節很有意思，讓人讀後覺得出生於西班牙的塞內加比出生於義大利的羅馬人更像羅馬人。塞內加這樣講述同情與寬容的差異：

針對曾經富貴顯赫、如今卻貧困潦倒的元老院元老，經由塞內加設想，最後以皇帝尼祿之名提出的法案獲得大多數元老的支持並得以通過，該法案規定每年發給窮困的元老50萬塞斯特斯。這項措施實施的對象並非所有無法維持生計的貧苦居民，它只針對難以維持元老院元老生活水準的元老。如果新元老中也有貧困之人，又該如何？通常情況下，進入元老院的財產資格要求是100萬塞斯特斯，所以新任元老中由於沒有年金而無法保住元老院元老資格的人應該沒有。尼祿得益於這些偏袒元老院的政策，哪怕是他在自殺身亡之後依然得到人們「尼祿初期的五年良好政績」的評價。這從一個側面表明，元老院相當於「媒體」。此外，尤里烏斯·愷撒也明白元老院的「媒體」功能。愷撒期待推翻由元老院一手主導的政治體制，他的《內戰記》一書原原本本記錄了自己推翻「元老院媒體」的這一過程。

得遇良師，尼祿可謂非常幸運。然而，我們都明白教育的成果不在先生的本事，而是取決於學生的資質。話說回來，塞內加的著作可以算是一種「君主論」，但是和1400年後的另一種君主論大不相同。塞內加的「君主論」重在闡述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經擁有的權力，但是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則是系統而冷靜地分析了如何獲取權力並將之牢牢掌握。也可以這樣說，前者立足於人性本善論，而後者立足於人性本惡論。因此，君主論也可以被稱為「領導論」，在西方文明歷經3000年的歷史長河中大浪淘沙遺留下來的竟然是後者，非常有意思。

上述四項內容被這位年少的皇帝下令刻在銅板上，並規定每年年初新任執政官就職時必須予以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