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思考，按照詞典里的解釋，指的是反覆琢磨。其本身應該是一種值得讚賞的氣質，可是到了需要隨機應變和雷厲風行的戰時，卻容易成為一種缺點。亞歷山大大帝曾說：「戰場是瞬息萬變的世界，所以在戰場上一切都要果斷勇敢。」對馬可而言，應變與果敢是最為無緣的兩種氣質。

我總覺得，應該先從宏觀角度去觀察日耳曼戰爭。很多歷史學家想只靠具體史料就展開說明，可是那些東西無論讀多少都很難把握戰爭的全貌。這就好比端著望遠鏡，一圈一圈地圍繞著馬可·奧勒留紀念柱觀察上面的螺旋狀浮雕，最後只能絕望地嘆息：「這究竟表現了什麼呀？」當年我用這種姿勢望到第三天的時候，招來了首相官邸警衛的盤問。總之我認為，對於馬可任統帥的日耳曼戰爭，最好還是先了解這種戰爭的性質，然後再去接觸具體史料，這樣更有利於認識它的全貌。

可是在馬可·奧勒留進行的日耳曼戰爭中，我們觀察其真正投入重兵的時期，從公元172年到174年年末是第一階段，接下來因為我們後邊要講到的一種變故，不得不在公元175年到177年的三年間暫時中止軍事行動。公元178年烽煙再起，到179年第二階段的戰爭宣告結束。前後合計一共進行ｈｔtｐs://reａｄ.9９ｃｓw.ｃｏm了5年，隨後馬可離開了人世。雖然目標近在咫尺，他卻只能抱恨而終。如果把儘早結束戰爭作為對戰爭這種「惡行」所能做的唯一的「善行」，那麼在這一點上馬可·奧勒留是很失敗的。

日耳曼戰爭時，馬可一直身在前線，而沒有像路奇烏斯那樣，到別處去避暑或享受溫泉。這麼看來，我們似乎只能得出皇帝馬可作為最高司令官，其實欠缺相應能力的結論。歷史學家蒙森談到這一點時，也相當苛刻：

我們必須承認，藝術價值的確有所不如。一級的藝術品都是捨棄一切不必要的東西才能成立，而馬可紀念柱上的浮雕場面過於擁擠了。其實如果真能把所有內容都體現在上面也不乏歷史價值，可是在這一點上又不盡如人意。和圖拉真記功柱相對照，即使從下向上沿螺旋方向探求馬可紀念柱的浮雕的內容，我們對戰爭全貌也還是一頭霧水。因為那上面全都是關係不明的戰鬥場面，即戰爭片段而已。

公元172年，萬事俱備之後，第一次日耳曼戰爭終於開始了。有關這次戰爭的過程，說實話，我真的無法追尋。不但是我，別人也同樣不明就裡。歷史學家卡西烏斯·狄奧雖然留有一些記述，卻也只不過是戰爭進程中的片段九*九*藏*書集成，而不是前後連貫的戰記。

還有不少研究者指出，負責具體指揮的軍團長等一干武將素質低下，造成了戰爭的拖延。其實這種觀點也經不起推敲。帕提亞戰爭就發生在10年以前，羅馬軍隊實際上只用了3年時間，不但橫掃了亞美尼亞境內的帕提亞軍，還攻入了帕提亞境內，一直把對方打得元氣大傷，完全達到了當初的作戰目的。當時無奈在前線做總指揮的皇帝路奇烏斯實際上等於不存在，而是軍團長等一班指揮官根據自己的謀划將戰爭向前推進。即便過了50年之後，卡西烏斯·狄奧還指明，鎮守前線的羅馬軍隊仍在哈德良皇帝重新構築的國防體制下充分發揮著自己的機能。這位歷史學家本人曾任潘諾尼亞行省的總督，親自指揮過3個軍團，所以他的話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而且，各軍團的指揮官都遵從著最高司令官認可的戰略採取行動，尤其在戰時，更加強調這種指揮系統的統一。

有些研究者認為，敵方日耳曼各部族受到從東北方向南下的其他部族的壓迫，也就是說，他們前有羅馬軍隊，後有日耳曼其他部族，遭到兩面夾擊，只能殊死抵抗，這才造成了馬可的「遲緩」。可是，在圖拉真東征的時候，達契亞國王德凱巴魯斯也在破釜ｈtｔｐs://reaｄ•99csｗ•cｏm沉舟，拚死作戰，他們也的確到了生死關頭，對圖拉真指揮下的羅馬軍隊而言，對方絕不是束手待斃的敵人。

馬可·奧勒留紀念柱上的浮雕表現出來的「日耳曼戰記」之所以和圖拉真記功柱不同，而只是片段的集合，就是因為日耳曼戰爭本身就是由一些片段構成的。也就是說，這次戰爭並沒有遵循著一個靈活機動的基本戰略加以展開，而是由戰線上各處發生的戰鬥組成的。這是一場沒有戰略、只靠戰術蠻幹的戰爭。除了方法拙劣，別無其他。這個問題和馬可本人的誠實擔當毫無關係，我們一言難盡的只能是無限的遺憾，或者只能對人性的複雜發出嘆息。而馬可自身苦惱的產物《沉思錄》，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動筆的。

研究人員解釋說，從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上看，馬可紀念柱比不上圖拉真記功柱。

但是，僅憑這些還是不足以解釋日耳曼戰爭的「遲緩」，因為在挑起戰端之前必須先擬定戰略，就是要把所有的因素都置於腦海，經過反覆思考才能確立。這時「思考」不但不是缺點，反而應該加分了。我認為，這種「遲緩」的真正原因，或許是馬可·奧勒留九*九*藏*書這個人一直沒能真正弄懂戰爭為何物。

馬可·奧勒留也採用了和圖拉真記功柱同樣的形式，雕刻了一根記錄日耳曼戰爭的圓柱，並且這根紀念柱的位置就位於現在羅馬市中心，即首相官邸前面。但在這個地方是先有紀念柱，只不過到了17世紀，紅衣主教琴奇有意藉助紀念柱作景，於是在旁邊建起宮殿，今天作為首相官邸使用。順便說一下，在義大利，無論是報紙還是電視，都不稱這裏為首相官邸，而稱「琴奇宮」。和馬可的紀念柱相對照，圖拉真記功柱所在的地區現在只剩下了一片遺址，從位置上看，還是「馬可·奧勒留紀念柱」更容易吸引眾人的目光。然而時至今日，關於圖拉真記功柱的研究著作為數眾多，而正式名稱為「Columna Marci Aurelii」的馬可紀念柱卻有些落寞。

有一件事情忘了說明，現在可以補充，就是我們能不能分別用一個詞來表現圖拉真記功柱和馬可·奧勒留紀念柱？這也是我圍繞著紀念柱漫步時想到的，圖拉真記功柱的浮雕是「realistic」（現實），而與此相對，馬可·奧勒留紀念柱上的浮雕則是「pathetic」（感傷）。情感的過剩，不但在政治和軍事方面是個缺點，在藝術上也會形成不足。

為什麼會這樣呢？九-九-藏-書如果從其他角度觀察，可以找出以下原因：

在圖拉真皇帝進行的達契亞戰爭中，真正投入重兵的時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公元101年開始，第二階段從公元105年開始。但這兩個階段都是拉開戰端一年之後很快就結束了，在第一階段的公元102年和第二階段的公元106年，圖拉真皇帝在首都兩次舉行凱旋儀式。也就是說，無論是第一階段還是第二階段，都正好只用一年時間就達到了戰爭目的。投入重兵的兩個階段加在一起，也僅有兩年時間而已。

可是，如果說愷撒留下的《高盧戰記》為後世研究提供了方便條件，那麼圖拉真皇帝進行的達契亞戰爭也和馬可的日耳曼戰爭一樣面臨著史料上的不利。然而後代的歷史學家們仍舊能夠追尋出達契亞戰爭的過程，因為只要從下向上沿螺旋方向依次研究圖拉真記功柱上面的浮雕就可以了。我在《羅馬人的故事09·賢君的世紀》中就逐一解讀紀念柱上雕刻的場景，用這種方法敘述了達契亞戰爭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