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藝術史學者岡貝克（Ernest Gombrich）：「20世紀的最大特徵，就是世界人口繁殖增長的可怕速度。這是個大災難，是場大禍。我們根本不知道對此如何是好。」

諾貝爾獎得主、英國作家戈爾丁（WilliamGolding）：「我只是止不住地想，這真是人類史上最血腥動蕩的一個世紀。」

更有甚者，世界經濟危機之深，連最強盛的資本經濟也難以承受。一向可列為19世紀自由派資本主義最大成就的全球性單一世界經濟體系，此時似乎也走上敗亡之路。即使與戰火及革命遠隔重洋的美國，好像也隨時都會瀕於倒閉。經濟搖搖欲墜，自由派民主政體的建構也等於從1917-1942年間的地表上一掃而空，只剩下歐洲邊緣地帶、北美及澳洲尚能倖免。法西斯（fascism）及它的衛星極權勢力，正快速地在各地挺進。

英國人類學家弗思（Raymond Firth）：「就科技而言，我認為電子學是20世紀最重大的一項發展。至於思想觀念，可能則由一個原本相當富於理性與科學精神的觀點，轉變成一個非理性、也比較不科學的心態。」

諾貝爾獎得主、西班牙科學家奧喬亞（SeveroOchoa）：「最根本的事項，便是科學的進步，成就實在不凡……是我們這個世紀的最大特色。」

可是擁有這一段成為今生永不可分離的過去的人們，並不僅限於這位執筆作書的老邁史者。在廣大無垠的地表之上，但凡有一定年紀之人，無論個人背景或人生經歷如何，都嘗過這同樣一段重要經驗。它為我們全體戴上標記，就某種程度而言，更出以同樣方式。80年代末裂作數片的世界，其實正是1917年俄國革命衝擊之下造成的同一世界。我們眾人身上，都因此留下痕迹；只是我們都習慣用二元對立思考，將現代工業經濟分成「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兩種不能並存、相互排斥的絕對選擇，才能想明白。一個代表著以蘇聯為模式的經濟體制，另一個則把其餘的全部照單齊收。現在看來，情況應該比較清楚，這種二分法實在是一種武斷、甚至近乎不自然的思考構造，只能置於某種特定的歷史時空之下才能有所了解。但是話又得說回來，即使作者在此刻執筆之際，就算用回溯的眼光望去，的確也難再找出其他比此更為實在的區分方法，亦即將美國、日本、瑞典、巴西、韓國，一古腦全部並作一堆。並把蘇聯勢力範圍的國家式經濟體系，與東亞及東南亞的國家算作另外一邊——雖然後者顯然並不曾像前者一般，於80年代以後一齊紛紛瓦解。

於是，在本世紀步入尾聲的時刻，一部分人恐怕已經面對面地碰上如此這般的狀況了。而在新的干年裡面，更多的人，遲早也得好好正視。但是到了那個時候，人類未來的方嚮應該已經比今天清楚許多。我們可以回望帶我們走過歷史的來時路，這也正是本書所欲達到的寫作宗旨。我們不知道未來的形貌如何，雖然作者已經忍不住在書中對某些問題試作思索——也就是在方才殞滅的那個時期的殘破之中，所浮升的一些現象。讓我們一起盼望，但願新來的年月將是一個較美好、較公平、也較有生機的新世界。因為舊的世紀逝去時，其臨終景象並不美啊！

（Agosti and Borgese，1992，PP．42，210，154，76，4，8，204，2，62，80，140，160）

世界經濟前途暗淡，世界政治動蕩不安，但是更令人彷徨的現象卻是瀰漫各處的一片社會道德危機。這正反映50年代之後，人類生活所經歷的天翻地覆的大變動。於是危機20年的人間，處處回照出這一片茫然的混亂現象。自從「現代」於18世紀初期出場，擊敗了「古代」以來，但凡現代社會所賴以存在的各項理念、前提——亦即為自由派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共同持有的「理性」與「人性」假定——如今卻都一一陷入莫大的危機之中。而當年也唯有經由這個共識，方才使他們暫時捐棄成見，攜手做出決定性的行動，對付揚棄這份信念的法西斯。1993年，德國保守派觀察人士史德姆（MichaelSturmer）就曾對東西之間的信仰問題，提出以下極為中肯的評論：

至於二次大戰之後的資本主義，是如何起死回生，竟能出乎眾人意料（包括它自己在內）地虎虎生風，一鼓作氣躍進了1947-1973年間的黃金時期——這段時間的繁榮，不但史無前例，可能也是少有的例外——這個問題，或許是20世紀歷史學者所面對的最大題目。及至目前為止，眾說依舊紛紜：本人在此，也不敢自詡有什麼令人信服的答案。也許還得再等上一段時日，直到20世紀下半期的歷史「長周期」可供全部回顧之際，才能有一個比較差強人意的研究結果出現吧。因為站在此刻，雖然已經可以回溯黃金時代的全貌，可是隨之發生的危機二十年期（Crisis Decades）卻尚未終結。不過其中有一項發展，亦即因此造成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的驚人變遷，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巨大、最快速、最根本的大改變，如今絕對可以開始進行評估。本書第二部分，將對這個層面進行多方討論。未來第三千年紀元中研究20世紀史的歷史學家們，論到本世紀在歷史上留下的最大印記，恐怕就要數這段不尋常時期中發生的種種事情吧。因為它對世界各地人類生活造成的重大改變，影響不但深遠，並且再也不能逆轉。更重要的是，它們還在繼續進行之中。蘇聯帝國落幕之際，眾家新聞人員及評論家紛紛以為「一段歷史就此告終」；其實他們都錯了。更正確的說法應該這樣：在本世紀的第三個二十五年之際，那段由石器時代揭起序幕的一頁七八千年人類歷史，至此終於告一段落。因為截至當時為止，絕大多數人類都系以農牧為生，這段漫長的農牧年月，到此總算落幕。

但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 事結束的數十年間，卻是這個社會的災難時期。40年間，跌跌撞撞，它由一場災難陷入另外一場災難。有的時候，甚至連最優秀的保守人士，也不敢打賭這個社會能否繼續存活。兩場世界大戰，打得世界落花流水。接著又是兩股世界性的動亂及命浪潮，使得另一個為歷史註定、勢將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登上政治舞台。一出場，其勢力就覆蓋了全球陸地面積的六分之一還多，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更席捲了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早在帝國年代（Age of Empire）之

蘇聯社會主義的解體，以及因此而生的巨大影響（其影響至今依然不能全面估計，不過絕大部分屬於負面），乃是黃金時期之後的數十年危機中，最富戲劇性的一樁事件。可是這段時間里的危機，卻不僅蘇聯解體一個方面，而是長達數十年的全面或全球性重大危機，其影響深遠、面目程度雖然不同，卻遍及世界各個角落。不論各國政治、社會、經濟的制度如何，無一能夠倖免。因為那段黃金的歲月，已經在歷史上首次為人類建立起了一個單一的全球性世界經濟，而且其一體的關係愈來愈緊密，多數超越國家的疆界進九_九_藏_書行運作（跨國性營運作業），因此，也越來越凌駕於國家疆土的意識之上。於是傳統上為眾人所接受的一切國家政權建構觀念，遂受到重大破壞。一開始，70年代出現的病態，只被眾人滿懷希望地當作世界經濟大躍進中的一時挫折。既然是暫時現象，各個政治經濟體制的國家便著手尋找暫時的解決之道。但是問題的狀況愈來愈清楚，看來這將是一場長期的痼疾，於是資本主義國家便開始尋求激進手段，通常是遵從主張絕對自由開放市場的世俗神學的教誨。當年在黃金時期極為管用，如今卻一概失靈的各項政策，為這門理論唾棄。可見這劑極端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特效藥，也同樣不能令衰弱的經濟真正回春。進入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資本主義世界發現，自己再度陷入困境。原來兩戰之間年代的舊病複發：社會上大量失業，嚴重蕭條循環出現，無家可歸的乞丐滿街，貧富之間的差距比前更甚，國家歲入有限，而支出卻如無底洞般有增無減。至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如今也同樣委頓脆弱不堪，甚至與過去截然相反，正逐步——正如我們都知道的後果——趨向衰敗。它們的瓦解，意味著為短促的二十世紀畫上一個句號，一如當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標志著本世紀的起始。於是就在這最後的音符上面，也結束了我這部短促二十世紀的歷史終曲。

義大利作家李威（Primo Levi）：「我們僥倖能活過集中營的這些人，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見證人。這種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卻是在我讀了許多受難餘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內所寫的各種記載之後，才慢慢領悟。多年以後，我曾重讀自己的手記，發現我們這一批殘存的生還者，不但人數極為稀少，而且根本屬於常態之外。也許是運氣，也許是技巧，靠著躲藏逃避，我們其實並未陷落地獄底層。那些真正掉入底層的人，那些親見蛇蝎惡魔之人，不是沒能生還，就是從此啞然無言。」

本書的論點，就是基於這項原則組織而成。它由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也就是19世紀（西方）文明崩潰的起點。這個文明，經濟上是資本主義，法律憲政結構上屬自由主義（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階級，則為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科學、知識、教育、物資的進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發光發熱。這個文明，也深信歐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學、藝術、政治、工業、一切革命的誕生地。它的經濟力滲透深廣，它的軍事武力征服各地；世界的絕大部分，都屈服在它的腳下。它的人口不斷增加，增至全人類的三分之一（包括歐洲眾多的海外移民及其後代子孫在內）。它的主要國家，更成為世界政治體系的舞台所在。

本書最後的尾聲——正如任何有關90年代初期的著作亦將如此一般——對不可知的未來試做展望。世界一部分的廢去，正證明身體的其餘部分也有疾病。隨著80年代的告終，時光進入90年代，世界危機的性質愈來愈為明顯：如今不獨經濟普遍不景氣，政治也到處出現毛病。從南斯拉夫的伊斯特里亞（lstria）到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之間，共產政權紛紛倒台，不但造成了一大片不穩定的政治真空地帶，前途未卜，內戰頻仍，同時也將穩定了國際關係40年之久的國際政治體系完全破壞。其實即使連各國的國內政局，基本上也有賴這種穩定的世界局勢：如今屏障既除，其多變莫測之勢隨之暴露無遺。經濟上的緊張不安，進一步損害了自由派民主的政治體系。不論國會制或總統制的民主政體，原本於二次大戰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運用自如的制度，此時亦開始呈現不穩。第三世界的各式各樣政治體制，也同樣遭受重大破壞。除此之外，現代政治的基本單位，所謂領土、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s），包括立國最悠久、最穩定的在內，如今都發現在超國或跨國性的經濟勢力之下，自己的權力日漸縮小。而自己的疆土、國力，也在國內的地區分離主張，以及民族群體的對立衝突之下，被拉扯得四分五裂。這類團體之中——歷史的荒謬是如此可笑——有些竟提出過時要求，主張為自己成立完全不切實際的微型主權「民族國家」地位。政治的未來一片迷離，可是在短促的二十世紀告終之際，它的危機重重卻顯而易見。

西班牙人類學家巴諾哈（Julio Caro Baroja）：「在一個人的個人經歷——安安靜靜地生、幼、老、死，走過一生，沒有任何重大冒險患難——與20世紀的真實事迹……人類經歷的種種恐怖事件之間，有著極為強烈顯著的矛盾對比。」

然而歐洲勢力的衰頹，除了對政治史家而外，是否是一項富有普遍重大意義的演變呢？也許事情並非如此。因為這隻是表明世界的經濟結構和知識文化結構有了某些變化。即便在1914年，美國就已在世界上占居主要的工業經濟地位。而在短促二十世紀里征服了全球的大量生產與大眾文化，在那時也是以美國為開路先鋒、標準模範和一大推進力量。美國，儘管有其獨到之處，卻是歐洲在海外的延伸，更在「西方文明」的頭銜之下，與舊大陸認作同氣連枝的一家人。不論美國未來的展望如何，從90年代回頭望去，美國確可以將此世紀視作「美國人的世紀」，是一頁看它興起、看它稱雄的歷史。而19世紀那一些工業化的國家，如今集合起來，也仍為地球上的一霸，是全球財富、經濟、科技力量最為雄厚集中的一群。它們的人民，也還是生活水準最高的人間驕子。在世紀末的今天，它們工業的密集度雖然減退，它們的生產雖然移向其他大陸；但是寶刀未老，這些變化，畢竟為它們尚存的實力所彌補，而且不僅僅是補足而已。因此，就此而言，若以為舊有以歐洲為尊或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已然全面衰敗，那就過於膚淺了。

新社會的真實狀況，其實並不在於將自己由舊社會繼承的一切事物予以封殺，卻在選擇性地對過去予以改造，以符合一己之用。資產階級的社會，毫不猶豫，便急急引進「經濟上的激進個人主義……將經濟過程之中的一切傳統關係，撕成兩半。」（意指凡是一切有礙它的東西）。在此同時，卻擔心文化上（或行為道德上）進行「激進個人主義實驗」的不良後果（Daniel Bell，1976，p．18）。這其中，其實並沒有任何所謂「社會學上的矛盾」（sociological puzzle）存在。因為「自由市場」的法則，雖然原與——比方說——清教徒的倫理道德、不求近利，不圖立即回收、勤勉的工作觀、家庭的責任與信任等等毫無關係，但是若欲建立一個以私有企業為基礎的工業經濟，最有效的手段，莫過於與以上這些推動力量相結合。而那些主張廢棄道德的個人造反觀點，自然得戒之忌之。

這個世紀教導了我們，而且還在不斷教導我們懂得，就是人類可以學會在最殘酷、而且在理論上最不可忍受的條件之下生存。因此，我們很難領會自己這種每況愈下的嚴重程度——而且更不幸的是，我們墮落的速度愈來hｔtｐｓ://ｒｅaｄ.９９ｃｓw•ｃom愈快，甚至已經陷入我們19世紀祖宗斥之為野蠻的境地。我們已經忘記，當年的老革命者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聽說愛爾蘭共和人士竟在英國國會大廳（Westminster Hall）安置炸彈，不禁大受驚嚇。因為身為一名老戰士，他認為戰爭應該是向戰鬥人員，而非對著非戰鬥人員。我們也忘了，談到當年沙皇帝俄時代，曾引起世界輿論激憤，並促使數以百萬俄國猶太人於1881－1914年間橫渡大西洋流亡的屠猶事件，其實按照現代大屠殺的標準而言，當時遇害的人數其實極微，簡直無足輕重，不過以打計算而已，而非成百，更不要說以百萬計了。我們還忘了當年某次國際大會曾經規定，戰爭中的交戰行為，「決不可於事先未曾明確預警之下即行開始。預告的方式，須陳明理由正式宣戰；如不能如此，將用宣戰的最後通碟代替。」我們記憶所及，最近有哪一回戰爭是在如此明說暗示之下方才開始？在20世紀頻仍的戰禍之中，攻擊行為的對象愈發以敵國的經濟、基礎建設及平民百姓為主要目標。自從一戰以來，所有交戰國家裡面，不幸喪生於戰火下的平民人數，遠比軍事傷亡慘重（只有美國是唯一例外）。我們之中，又有多少人還記得，回到1914年時，以下一段話還為各方視為理所當然的圭臬：

然而，正踩在「短促二十世紀」盡頭的這個世界，與當年起點時刻之間的比較，並不是一道「孰多孰少」的歷史計算題。因為兩者之間，有著極大的「質的不同」，至少可從以下三方面分別述說。

第二項變遷的意義，則較第一項為重大。在1914年至20世紀90年代之間，世界已經逐漸演變成一個單一的運作單位。這是前所未有的歷史現象，而且也是回到1914年時不可能出現的狀況。事實上，就眾多目的而言，尤以經濟事務來說，全球已經成為基本運作單位。而舊有以領土國家政治為界定的「國家經濟」，卻一落而為跨國性作業的複雜體。也許，在未來21世紀中期的觀察家眼裡，「地球村」的建設工程，到了20世紀90年代，依然還未曾進入高層階段——地球村一詞繫於60年代為麥克魯漢所創（Macluhan，1962）。可是不可否認他，某些經濟性與技術性的事務，以及科學性的活動，那時的確已經改頭換面。而個人生活的許多重要層面，也在其中進行改變，主要由於以前所難以想象的傳播輸送的高速進步。然而20世紀末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可能即在國際化腳步日益加速與公眾建構以及人類的集體行為之間的緊張狀態，開始趨於緩和。說也奇怪，私人行為卻能與這個衛星電視、電子郵件、越洋上班、在印度洋島國塞席爾（Seychelles）歡度佳節的新世界協調無間，安之若素。

本書討論的主題，是1914－1991年間的「短促二十世紀」；不過本書的目的，並不在回述發生於這段時期的往事。當然，任何一個被他的學生問過下面這樣一個問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有關當年的一些基本常識，在今天也不能視作理所當然了。我的一位聰明的美國弟子問道，既然有所謂「二次大戰」，是否表示從前還有過一場「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是本人寫作本書的宗旨，是為求了解、闡釋為什麼事情會如此發展，以及彼此之間有何意義關聯可言。而對於一輩子走過「短促二十世紀」年月，如我這般年齡的人來說，本書不免亦有一種自傳性的意味。我們等於是在敘述、詳談（以及在糾正）我們自己記憶中的往事啊。而且，我們是以男女演員的身份——不論我們的角色是多麼渺小，不管我們是如何得到這份角色——回溯在那個特定的時空里，在那個大時代歷史舞台之上演的一齣戲劇。而同時呢，我們也如同在觀察自己的這個時代；更有甚者，我們對這個世紀持有的觀點，正是受到那些被我們視為關鍵時刻的影響所形成的。我們的一生，是這個世紀的一部分；而這個世紀，也是我們人生的一部分。凡屬於另一個時代的讀者，比如在本書寫作之際才進入大學求學的學子，請不要忘記這個重點。對各位來說，甚至連越戰也是古老的史前事情了。

經濟大蕭條、法西斯、戰爭，自由資本主義總算從這三場災難中死裡逃生。但是前途多艱，繼之而起的尚有革命風潮在全球各地的挺進。隨著蘇聯在戰後崛起成為超級一霸，如今各方的革命遂聚集在它的大旗下聯合成軍。

3

東西之間，存在著一種極為奇特的平行對應。在東方，國家的教條一向堅持人類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但是即使連西方的我們，過去也對這同一類口號深信不疑：也就是人類正邁向當家作主，掌握自我命運的路上——只是我們的版本，也許比較沒有那麼正式及絕對罷了。但是時至今日，這種自以為全能的口吻已經從東方完全消失，只剩下相對的「在我們這裏」（chez nous）——東西兩方，都已遭到重大挫折（Bergedorf，98，p.95）。

法國農藝學家暨生態學家迪蒙（ReneDumont）：「我看20世紀，只把它看作一個屠殺、戰亂不停的時代。」

第三項變化——就某些方面而言，也是最令人心焦的一項改變——則為舊有人際社會關係模式的解體，而一代與一代之間的連接，也就是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聯繫，也隨之崩裂而去。這種現象，在實行西方版資本主義的最發達國家裡尤為顯著。在那些國家中，不論正式或非正式的思想，一向皆為一種非社會（a-social）的絕對個人主義價值所把持；因此而造成的社會後果，即使連力倡這種個人至上的人士也不免為之悔嘆。不過，這種趨勢舉世皆有，不以發達國家一處如此；再加上傳統社會及宗教的沒落，以及「實存社會主義」社會的瓦解——或自我瓦解——更加有愈發強化之勢。

（Encyclopedia Britannica，XI ed，1911，art：War）

馬克思和其他預言家的眼光沒錯，舊日的價值觀與社會關係，果然隨風飄散。資本主義本身，其實是一股具有不斷革命性的大力量。它將一切解體。甚至連它發展乃至生存所寄的「前資本社會」的部分也不放過。根據邏輯演練，它自己自然也難逃一死。它自毀長城，鋸斷自己端坐的枝幹，至少鋸掉了其中一支。自本世紀中葉起，它就開始拉動它的鋸子。黃金時代以來，世界經濟出現驚人的爆炸擴張，在此衝擊之下，連同隨之而來的社會文化變遷——也就是石器時代以還，影響社會最為深遠的重大革命——於是資本主義所賴以存在的枝幹開始崩裂，最終終於斷裂。這是一個「過去」已經在其中失去地位的世界——甚至包括眼前的過去在內。這是一箇舊日的地誌航圖，那會經個別的、集體的，引導人類度過整個生涯的指南針，如今卻再不能代表新面貌的世界。我們行經的景觀已經改變，我們航向的大海不復舊觀。值此世紀之末，也許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可讓我們看見，像這樣一個與過去完全不同的世界，將會以何種面目存在。在這樣一個世界里，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旅程九-九-藏-書將把我們帶向何方；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的旅程應該把我們帶往何處去。

此時此刻，為了自衛，只有自由派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暫時攜手，起來合作迎戰，方才挽回了民主的一條小命。這確是一個奇怪的組合。但在事實上，這場對抗希特勒的戰爭之所以終能獲勝，主要是靠蘇聯紅軍之力，而且也只有紅軍出馬，方能成功。這段「資」「共」合作抵抗法西斯的時期——基本上屬於30及40年代——就許多方面來說，不啻為20世紀歷史的關鍵時期和最重要的決定性時刻。同樣地，就許多方面來看，它也是多數時間互為死對頭的「資」「共」之間，其關係最富歷史性詭譎的一刻。只有在這反法西斯的短暫歲月里，雙方才暫時放下成見，對付共同敵人。蘇聯打敗了希特勒，是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權的最大成就；只要將上一次大戰之時沙皇俄國的經濟表現，與二戰中的蘇聯經濟做一比較，即可立見分曉（Gatrell／Harison，1993）。若無蘇聯付出的代價，今天在美國以外的西方世界，恐怕將只有各式各樣的獨裁政權，高唱著法西斯的曲調，而非今日這百花齊放的自由派國會政治了。這個奇異的世紀，其中最矛盾和諷刺的真相之一，就是以推翻資本主義為目的的十月革命，其所造成的最悠久的成效，卻反而救下它的死敵一命。戰時已經如此，平時亦然。因為二戰之後，也正由於有著它的存在刺|激，資本主義方才幡然大悟，並出於不安之故，著手進行改革，同時並因蘇聯的「計劃」路線大受歡迎，從中又得到某些改革靈感。

哲學家伯林（Lsaiah Berlin）：「我的一生——我一定得這麼說一句——歷經20世紀，卻不曾遭逢個人苦難。然而在我的記憶之中，它卻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個世紀。」

英國音樂家梅紐因（Yehudi Menuhin）：「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話為20世紀做個總結，我會說，它為人類興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時卻也摧毀了所有的幻想與理想。」

可是對於我這一代，以及具有以上這種背景的歷史學者來說，過去永遠不能抹去。因為我們所屬的時代，是一個依然以公眾人物或公眾事件為街道及公共場所命名的年月（如戰前布拉格的威爾遜車站，以及巴黎的斯大林格勒地鐵站）。那個時候，和約書上依然有人簽字，因此也得有個名字以供辨認（如《凡爾賽和約》；那時候的戰爭紀念碑，也仍舊令人懷想起過去的年月。因為當其時也，公眾事件仍然是我們生活肌理中緊密的一部分，而非僅是我們私人生活里畫下的一個記號而已。它們左右了我們的人生，于公、于私，都塑造了我們生活的內容。對於作者本人來說，1933年的1月30日，當希特勒登上德國總理寶座的那一天，並不單純是日曆上的隨便哪個日子。而是柏林的一個冬日午後，一個15歲的少年，在威爾默斯多夫（Wilmersdorf，西柏林一個區）附近的學校放學之後，正與他的妹妹一起往哈倫塞（Halensee）回家途中，看到了這個頭條消息。即使到現在，我還可以想見這則新聞，彷彿夢境一般。

過去的一切，或者說那個將一個人的當代經驗與前代人經驗承傳相連的社會機制，如今已經完全毀滅不存。這種與過去割裂斷絕的現象，可說是20世紀末期最大也最怪異的特色之一。許許多多身處世紀末的青年男女，他們的成長背景，似乎是一種永遠的現在，與這個時代的眾人的共同過去，缺乏任何有機的聯繫。因此在這個兩千年紀元將盡之際，歷史學者的地位遂愈發比以前重要；因為他們的任務，便是記住已經為其他人所忘懷的歷史經驗。基於同樣的理由，他們的角色也應該比以前擴大，不再只是單純地作為一名記年記事、搜集資料的人，雖然這些也是他們的必要功能。回到1989年際，如果能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回顧一下兩次大戰後實行的和平解決方案，相信各國政府、尤其是高級外交官，必能由此獲益匪淺。他們當中的多數人，顯然都早已忘記當年是怎麼一回事了。

但是回顧起來，全球性社會主義得以挑戰資本主義，事實上其最大的力量來源，卻只能寄托在對手本身的弱點之上。若無19世紀資產階級社會的解體在先，勢無十月革命，更無蘇聯的成立在後。而那以社會主義為名，實行於前沙皇帝國橫跨歐亞的廣袤領土之上的經濟制度，也根本不可能自認有資格取代資本主義；不管是它自己，或是外人，也都不會把它當成一條全球性的可行之路。然而發生於30年代的大蕭條，卻給了它這個機會，使得它看起來似乎確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正如同法西斯的挑戰，也令蘇聯成為擊敗希特勒不可或缺的一環，遂使它搖身一變，成為兩大超級強國之一。接下來兩強之間的對峙，更主導了短促的二十世紀的下半時期，世人全在這個冷戰主調之下膽戰心驚——可是在此同時，世界局勢卻因此而趨穩定；若沒有以上這種種演變，蘇聯不可能在本世紀中期穩操社會主義的龍頭達15年之久。這個陣營帳下的人口，佔全人類的三分之一；而它們的經濟，一度看來也大有超過資本主義經濟成長的趨勢。

2

而酷刑、甚至謀殺，竟在現代國家中再度復活，這種現象，雖然並未完全受到忽略，可是我們卻忽視了其代表的重大意義。這種倒退，與漫長年月之中（由18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正式廢止酷刑起，直到1914年）好不容易才發展完成的法治制度，豈不啻背道而馳的大逆轉嗎？

義大利史學家瓦利安尼（Leo Valiani）：「我們這個世紀，證實了所謂正義、公理、平等等種種理想的勝利，不過是短暫的曇花一現。但在同時，只要我們有辦法將『自由』繼續存留，還是可以從頭再來……不必灰心，甚至在最絕望的情況下也不要喪志。」

12位文藝和學術界人士對20世紀的看法：

革命性的科技突破，也不斷地充滿了這個世界。這些勝利所賴以存在的自然科學成就，回到1914年前，雖然可以預見，在當時卻幾乎都還不曾著手進行。在所有衍生的實際用途之中，最讓人注目的發展可能要數傳播輸送，時空的限制從此幾乎不再存在。在這個新世界里，平常人家所能獲得的信息、娛樂，遠比1914年的皇帝多；每天、每時、每刻，源源不斷輸入。輕輕按觸幾個鍵，遠隔千山萬水的人們就可彼此交談。最實際的效果，則在縮短了城鄉之間的文化差距，以往城市佔有的文化優勢從此完全消失。

1914年時的「諸強」，全部為歐洲國家，如今都已不復當年。有的，如蘇聯沙皇俄國的繼承者，已經消失；有的則聲勢大落，貶黜到區域性或地方性的地位——也許只有德國例外。「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的設置，這份想要為歐洲建立一個「超國家」單一實體的苦心，並因此為歐洲聯合創造出一種共識的努力，以取代舊有對歷史源流的國家政府的個別效忠，正足以證明歐洲力量式微的深重。

在本書中，短促的二十世紀彷彿一張三聯畫，或者說，像一個歷史的三明治。從1914年起，到二次大戰結束，是大https://read.99csw.com災難的時期（Age of Catastrophe）。緊接著，是一段經濟成長異常繁榮，社會進行重大變遷的25至30年期；這短短數十年光明對人類社會造成的改變，恐怕遠勝任何長度相當的歷史時期。如今回溯起來，它確可以視為某種黃金年代（GoldenAge）；事實上，當這段時期於70年代初期結束之後，便立即被人這般看待。而本世紀的最後一部分，則是一個解體分散、彷徨不定、危機重重的年代——其實對世界的極大部分來說，如非洲、前蘇聯，以及歐洲前社會主義地區，根本就是又一災難時期。隨著80年代過去，90年代揭幕，反思過去種種及未來茫茫之餘，瀰漫的氣氛乃是一種世紀末的悲觀心情。站在90年代的制高點上望去，短促的二十世紀彷彿是由一個時代前往另一個時代，途中短暫地穿過一段黃金時期，最後進入一個問題重重、不可知的將來——但是未來不見得就是世界末日。歷史學家也許動輒喜歡以「歷史盡頭」的口吻提醒空談之人，未來卻會依然繼續進行。關於歷史，只有一項通則可以絕對成立，那就是只要有人類，歷史就會繼續下去。

其一，這個世界再也不以歐洲為其中心。在它的春秋去來之間，歐洲已然日漸衰敗。當本世紀開始之際，歐洲猶是權勢、財富、知識，以及「西方文明」的當然霸主。可是時至今日，歐洲人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後裔，卻已由可能高居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頂峰，一降而為最多不過六分之一的地位。他們是人數日漸稀少的少數，他們的國家，其人口成長率幾乎或甚至為零。他們的四周，滿是貧窮地區不斷擁入的移民壓力，多數時候——除了1990年之前的美國以外——他們自己也是高築壁壘，全力遏阻這股狂潮。而以歐洲為先鋒開拓出來的工業江山，如今也向他處四遷。過去一度隔洋向歐洲翹首盼望的國家，如澳大利亞、紐西蘭，甚至連兩洋國家的美國在內，都將眼光轉向太平洋。他們看見，那裡才有未來——不管這「未來」到底代表什麼。

諾貝爾獎得主、義大利科學家蒙塔琪尼（RitaLevi Montalcini）：「儘管發生了種種事情，這個世紀畢竟發生了幾項革命，是往好的方向走去……如第四階級的興起，以及女人在數百年橫遭壓制之後得以嶄露頭角。」

這個時代對人類唯一可誇耀的貢獻，可說完全建立在以科技為基礎的重大物質成就進步之上。然而矛盾的是，到了這個時代結束之際，西方的輿論與自命為思想家的人士，卻起來大為排斥這項物質的勝利。

更何況，在十月革命震蕩終結之後存活下來的世界，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一方的制度前提作為模式來形成的。失敗的一方，或是那些與失敗者有所勾結的國家，非但銷聲匿跡，而且根本被逐出歷史及精神生活。唯有在「善惡」之爭的精神大戰里，尚扮演著「仇敵」的角色。（這種下場，可能同樣也正發生於輸掉了20世紀下半期的冷戰者身上，只是程度也許不同，為期不致如此長久。）在這樣一個充滿了信仰戰爭的世紀里度過一生，如此活受罪，正是其中必須忍受的代價之一。編狹、不能容忍，是其中的最大特色。甚至連那些自詡思想多元開放的人，也認為這個世界，並沒有大到可以容納各種對立競爭的世俗信仰永久並存的地步。信仰或意識形態的爭執對峙——正如這個世紀曆歷所見的此類衝突——往往給歷史學家尋找真相的路途造成重重障礙。史家的主要任務，並不在判定誰是誰非，而在力求了解那些最不能為我們所理解的事物。但是擋在了解道上的路障，不只有我們本身固執的想法，也還有形成這種種想法的歷史人生經驗。前一種障礙，比較容易克服，因為我們大家都熟悉的那句法國諺語：「了解一切，就是原諒一切」（tout comprendre c』st tout Pardonner），其實並不正確，其中並沒有真理存在。我們去了解德國歷史上的納粹時期，並把它放在歷史的背景中予以觀照，決非去原諒種族屠殺罪行。總而言之，凡是親身經歷過這個不尋常世紀的人，自然都免不了對它有些意見。而了解，才是最困難的一門功課。

前及在其中興建起來的巨大殖民帝國，此時卻七零八落、化為塵土。在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駕崩之際，仍屹立不動、趾高氣揚的現代帝國主義，論起它的全部歷史，卻維持了不過一代之久——比方說，其長度也不過就如邱吉爾的一生罷了（1874－1965）。

義大利史學家文圖裡（Franco Venturi）：「歷史學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對我來說，20世紀沒有別的，只需要我們不斷地重新去了解它。」

什麼是文明的戰爭？教科書告訴我們，乃是盡量以挫敗敵方之武裝力量為目的；否則，戰爭必將進至其中一方完全滅絕方告終止。「歐洲國家之所以已經習於這項作戰原則……自有其道理存在。」

對詩人艾略特（T．S．Eliot）來說，「世界即是如此結束——不是砰地一聲消失，而是悄悄耳語地淡去。」短促二十世紀告終的方式，事實上兩者皆具。

20世紀90年代的世界，與1914年相比如何？前者滿住著五六十億人口，可能高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3倍。更何況在短促的二十世紀年月里，因人為原因而死亡的人數之高，更為人類史上僅見。最近一次對以「百萬為死亡單位計」（megadeaths）的估算，死亡數為1．87億人（Brzezinski，1993）相當於1900年時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90年代的多數人，身高比父母高，體重比父母重，飲食較佳，壽命也較長——雖然在80和90年代，非洲、拉丁美洲，及前蘇聯境內遭遇空前災難，的確使這個改善的現象難以置信。就產品服務的能力與花樣而言，90年代的世界也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為富足。否則，它怎能養活這自有人類以來，人數最為龐大的全球人口呢？直到80年代，世上多數人的生活水準也比他們父母為佳，在已開發的經濟領域之內，甚至比他們自己原先所求所想的還要好。本世紀中期的數十年間，人類社會甚至好像尋得了妙方法寶，至少，可以將其無邊財富的一部分，以不失公平的方式略加分配，讓富國的工人階級也能沾光。可是到了世紀之末，不平等的現象再度嚴重，甚至大量出現在前「社會主義」國度：在那裡，原本至少還保有著某種程度的均貧。至於新時代人類的教育程度，顯然也比1914年時高出許多：事實上，這可能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得以將多數人納入識字階級——至少在官方的統計里可以如此顯示。然而這項成就若換在1914年出現，可能遠比時值世紀之末的現在顯得更有意義。因為在官方認定的「最低識字能力」與一般對精英階級期待的讀寫程度之間——前者與「功能性文盲」常有著極為模糊的界線——存在巨大的鴻溝，而且日愈加深。

但是道德的危機，並不只是現代文明的獨有特徵。這是有史以來即存在的人類關係結構，乃是我們沿襲自「前工業」與「前資本主義」時代的過去。而且也正基於此——如今我們都可以read.99csw.com瞭然了——現代社會方才得以運作。道德危機，並不是某一種特定社會組成才有的專利，而是所有社會形態共有的意識。歷世歷代以來，人類不斷發出奇怪的呼聲，尋找那不知芳蹤何處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渴求那無以名之的「社團」（community），這個現象其實是飄零失落的一代的籲求。而這一類的字眼，今日依然可見，可是卻已經失去它們的原本意義，只剩下走了調的無味陳腔。再也沒有可供群體認同的手段了，唯一的方式，只有靠界定不在自己群體的外人了。

1992年6月28日，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事先未經宣布，突然造訪戰火中的薩拉熱窩（Sarajevo）。當日的此城，已是一場巴爾幹半島戰事的中心焦點，到這年年底，這場戰事的犧牲代價將高達15萬條人命。密特朗此行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醒國際輿論，有關波斯尼亞（Bosnia）危機的嚴重性。的確，看著這位年邁體衰的貴客，在槍林彈雨中來到此地，真是一個令人注目和感佩的鏡頭。但是密氏之訪，卻有一層完全為人忽略的理由，雖然這正是此行的中心關鍵：即他的造訪日期。為什麼這位法國總統，要特別選在這一天前往薩拉熱窩？因為6月28日，正是當年奧匈帝國的王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於1914年在薩城被刺身亡的日子。不過數周時間，這起暗殺事件就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凡是密特朗這個年紀的歐洲人，只要讀過幾年書，此時、此地，與當年那場由政治錯誤與失算導致的歷史性大災難，其間的種種糾纏、關聯，一定會立刻浮上心頭，再度閃現眼前。今日的波斯尼亞，又一次陷入危急關頭，還有什麼行動，能比選上這樣一個富有象徵意義的日子來訪，更具有高度的戲劇性，更令人正視這場危機的涵義呢？可是除了少數幾名專業史學家和年紀很大的人以外，一般都未能明白其中這層強烈的暗示意義。歷史的記憶，已經死去。

如此一個社會，由眾多以自我為中心、以追求自我滿足為目的的各個人所組成（所謂滿足，究竟是冠以利潤、樂趣，或其他任何名目，在此無關緊要）。而各個人之間，除了這個相通點外，其餘則毫無關係。其實像這樣的一個社會，一向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裏面已經隱隱然焉。早在革命時代以來，各種色彩的意識形態觀察家們就已預言，維繫舊社會的約束力遲早將會解體，並一步步緊追它的進展。早年的《共產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便針對資本主義扮演的革命角色大為發揮，此話也已經耳熟能詳：「資產階級……已經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首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不過上面這番話，卻不曾道出革命性資本主義新社會在實際運用上的全部真相。

它的成就如此奇妙，它的進步如此無雙；那麼為什麼，當這個世紀結束之際，卻不是在對它的謳歌之中歡聲落幕？相反地，卻是一片局促不安的抑鬱氛圍？為什麼，一如本篇篇首所列的名家小語所示，回首望人間，為什麼如此眾多的深思心靈，都對這個世紀表示不滿，對未來更缺乏信心？其中原因，不單單因為這是一個人類史上最殘酷嗜殺的世紀，其間充滿了戰禍兵燹，其程度、頻率、長度以及死在其戰火下的人們不計其數，在20年代期間更幾乎沒有一天停止。於此同時，也由於它為人類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由歷史上最嚴重的飢荒，一直到有計劃的種族滅絕。「短促的二十世紀」，不似「漫長的十九世紀」：19世紀是一段看來如此，事實上也幾乎不曾中斷的長期進步時期，包括物質、知識、道德各方面，文明生活的條件都在不斷改善之中。反之，自從1914年以來，原本在發達國家及中產階級環境里視為常態的生活水準（而且當時的人極有信心，認為這種生活條件，也正往落後地區及較不開化的人口擴散），卻出現異常顯著的退化徵候。

跟這種社會、經濟、文化發生的大變動相比，發生在「資本」、「共產」兩方之間的一段對峙歷史所具有的歷史意義，相形之下便狹小許多——不論個中有無國家或政府涉入，如美蘇兩強即分別自命為其中一方代表。也許從長期觀點而言，不過就像16、17世紀的宗教或十字軍運動所帶來的意義一般吧。不過對親身經歷過短促二十世紀任何一個時期的人們來說，這些事件自然關係重大。同樣地，它們在本書中也分量極重，因為這是一部由20世紀的當代作者，寫給20世紀後期的當代讀者閱讀的著作。社會革命、冷戰、大自然，「實存社會主義」（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限度、它的致命缺陷、它最後的瓦解，凡此種種，俱在本書中有所討論。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們卻不可忘記，即受到十月革命激勵而起的各個政權，它們最大也最長久的衝擊影響，即在有力地加速了落後農業國家現代化的腳步。事實的發展顯示，它在這方面的主要成就，恰與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年代大致相符。至於這個想將我們祖先建立的世界打入墳墓的對手，其策略到底有多靈光，甚至到底有幾分真正的意識自覺，在此無須討論。我們將會看見，直到60年代初期為止，它們似乎至少與我們並駕齊驅。雖然這個觀點，在蘇聯社會主義解體后的今天看來，不免荒謬可笑，極不盡情理。但是當其時也，卻有位英國首相對美國總統表示，蘇聯的「經濟行情看好……看起來頗有趕上資本主義社會的架勢，在物質財富的競爭中很快就會獲得領先地位。」（Horne，1989，P．303）然而，這些話如今都沒有意義了。最簡單明了的一點，就是到了80年代，身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保加利亞，與非社會主義的厄瓜多（Ecuador），兩國的相似之處，卻遠比其各自與1939年時的本國或對方更為接近。

短促的二十世紀時期，即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起，到蘇聯解體為止，如今回頭看來，應該屬於一段具有前後一貫性的歷史時期。如今這段時期已告終了，我們該怎麼為它整理出一點意義？沒有人知道，未來的下個階段將會如何，第三個千年紀元將是何種面貌；雖然我們可以肯定，它的情形，將在短促二十世紀的影響下成形。然而，就在80年代末期及90年代初期，世界歷史的一個紀元告終，新的一幕開始，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對於本世紀的史家而言，這的確是最重大的一條信息；因為他們雖然可以鑒諸以往而預見將來，根據對過去的了解，揣測不可知的未來，可是他們卻不是賽馬場上的刺探，可以預先打聽出下一世紀的世事行情。史家敢於開口報告分析的戰況，是那些勝負早已判明的賽事。無論如何，在過去三四十年裡面，不管他們用以述說預言的專業身份為何，各種預報家的記錄可謂其糟無比，只剩下政府及經濟研究機構還對它們存有幾分信心——也許，這份信心也根本是假裝的。二次大戰之後，更可能每況愈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