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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早年獻身世界革命的一代，這些猶疑躊躇都不存在；十月革命的光輝激動了他們。早期的社會主義者（1914年之前），都深信人類社會必將發生巨大變化，一切邪惡、憂傷、壓迫、不平，都將從此消失。美好生活必然到來，馬克思主義已經以科學及歷史的命定提出保證。現在，十月革命發生，不正證明這個大改變已經開始了嗎？

若沒有列寧派「新一類黨派」的出現，若沒有革命中堅幹部的職業革命者的獻身，十月革命之後短短30多年之間，全世界怎麼可能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共產黨政權之下呢。這批革命中堅信仰堅定，對世界革命總部莫斯科忠貞不二。因為有了他們的存在，各地共產黨員，不再分屬個別宗派（就社會意義而言），都可以將自己視為共產主義普世教會的一員。親莫斯科的各國共產黨，雖然歷經脫黨、清算種種風波，首領不斷易人，然而一直到1956年革命的熱血真誠消散之前，它們始終不曾分裂。相形之下，追隨托洛斯基的那一群人，卻意見分歧，支離破碎。至於1960年，毛派思想在馬列主義的會議上亮相后則更是眾口不一，意見紛壇。共產黨員人數雖少——1943年墨索里尼下台之際，義大利共產黨只有男女黨員5000名，而且多數方從獄中或流亡歸來——卻是1917年二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的真正傳人。他們是百萬部隊的核心棟樑，國家人民未來的領導者。

對當年那一代人來說，尤其是歷經大動亂年頭的一代，不管當時多麼年少，革命都是他們有生之年親身經歷的事實。資本主義命在旦夕，指日可亡。眼前的日子，對那些將能活著見到最終勝利的人來說，不過是過渡的門廳罷了。然而成功不必在自己，革命鬥士不會個個活著見到勝利。[1919年，慕尼黑蘇維埃失敗，俄國共產黨員萊文尼（Livine）在行刑赴死前曾說：「容先死之人先請假了。」]如果說，連資本主義社會都對自己的前途沒有多大信心了，共產黨人又怎會相信它的殘存？他們的一生，就證明了這個事實。

1917九-九-藏-書年之後，布爾什維克吸收了其他所有社會革命的思想，將它們一一推往極端激進的方向。1914年之前，世界各地的革命意識，原多以無政府思想為主流，與馬克思無產階級無關。除東歐地區以外，馬克思只被視為人民群眾的導師，為眾人指出一條為歷史命定卻非暴力的勝利之路。可是到了30年代，無政府主義作為政治力量，已經沒有力量，最後據點只剩下西班牙，甚至在無政府主義熱情一向勝過共產主義熱情的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其實連西班牙內戰也旨在消滅無政府主義分子，相形之下，共產黨聲勢反顯得微不足道。）從此，莫斯科外圍的各地社會革命分子，莫不奉列寧與十月革命為圭臬，日後並紛紛與共產國際排擠的異議團體合流，深受它們的鼓舞。而共產國際及蘇共，則在斯大林的指揮鉗制之下，大力剷除異己。當時異端人士之中，聲譽最高者要數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托氏與列寧共同領導十月革命，並一手建立紅軍——可是他的行動完全宣告失敗。托氏曾發起「第四國際」，試圖與斯大林的第三國際抗衡，卻聲微勢小，幾近無形。1940年，托洛茨基在流亡地墨西哥被斯大林手下暗殺身亡。當時他的政治影響力已經一落千丈，微不足道了。

簡單地說，作為一個社會革命分子，越跟著列寧及十月革命的腳步，越意味著成為莫斯科路線的共產黨黨員或同路人。希特勒攫取德國政權之後，各地共產黨在反法西斯陣線上統一聯合，脫離了原本黨派路線的分歧，贏得工人及知識分子的廣泛支持，如此一來，更向莫斯科中央接近靠攏。急著渴望推翻資本主義的熱血青年，紛紛成為正宗共產黨員，與莫斯科為中心的國際革命運動認同。在十月革命里恢復為正統革命意識的馬克思主義，此時則意味著由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宣講的馬克思學說。而馬思列學院則是向全球傳播偉大馬列經典的中心所在，除它以外，舉目再無任何一處比它更有能力九_九_藏_書，可以同時肩負解釋和改變世界命運這兩項任務。這種情況，一直到1956年以後才有所改變：斯大林的正宗路線在蘇聯解體，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勢消力薄。原本和斯大林路線不同的左派團體及人士，紛紛由旁邊進入公眾視線。但是雖然起了變化，卻依然籠罩在十月革命巨大的影響之下。1968年，以及後來發生的歷次激進學生運動，其實都帶有明顯的俄國無政府者巴枯寧（Bakunin），甚至尼察也夫（Nechaev）的氣息，跟馬克思則扯不上任何關係。任何人只要對思想意識史有點研究，都可以嗅出其中的味道。可是就連這股學潮，也喚不回無政府理論或運動了。相反地，1968年則在學術界掀起一陣馬克思理論的大流行——可是其各種版本，恐怕卻要使馬克思本人大吃一驚。各種所謂的「馬列」宗派團體，更是方興未艾，紛紛聯合起來，指斥莫斯科及老共產黨組織不夠革命化和列寧化。

讓我們看看兩位德國年輕人的例子。他們曾一度短暫相愛，卻為1919年的巴伐利亞蘇維埃革命獻出一生。女孩子名叫奧爾嘉·伯納里歐（Olga Benario），是一位業務鼎盛的慕尼黑律師之女；男孩是一位學校教師，名叫奧托·布勞恩（OttoBraun）。日後奧爾嘉在西半球組織革命，愛上巴西叛軍領袖普雷斯特（Luis Carlos Prestes），最後以身相許，結為夫婦。普雷斯特在巴西叢林地帶長期領導革命，曾說服莫斯科方面支持1935年在巴西的一場起義。但是起義失敗了，奧爾嘉被巴西政府遣送回希特勒德國，最後死在集中營里。而同一時間，布勞恩則比較順利，向東到中國擔任共產國際的駐華軍事專家，並成為親身參加舉世聞名的中共「長征」的唯一外國人。長征后布勞恩回到莫斯科，最後回到了東德（長征之旅，使他對毛澤東打了問號）。除了在20世紀的上半葉之外，有哪段時期，能使兩個糾纏交錯的生命，經歷如此的曲折離奇？

但是儘管在這種蘇聯至上的心read.99csw.com態之下，蘇維埃俄國存在的意義，仍不只限於又一個超級霸權而已。終其一世，甚至連它最腐敗自私的特權階級，也對其使命深信不疑。蘇維埃存在的基本目的，不就是為了全人類的解放，在資本主義之外，為人類社會建立另一條更好的生存之路嗎？若不是為了這個理由，過去幾十年來，那些面容冷酷的莫斯科官員，何必不斷地以金錢武力資助南非黑人共產黨聯盟的「非洲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游擊隊呢？即使在後者推翻種族隔離政策的機會微乎其微時，蘇方的支援也從不間斷？（說也奇怪，中國共產黨政權雖與蘇聯決裂，並指責後者走修正主義路線，背叛了革命運動。可是它自己對第三世界解放活動提供的實際支援，卻比不上蘇修的表現。）然而，長久以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已經了解一項事實：莫斯科鼓吹的世界革命，不可能改變人類社會。當年的赫魯曉夫（NikitaKhrushchev）堅信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終將「埋葬」資本主義。但到了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長期掌權的時代，連這種信念也逐漸衰退了。或許正是共產主義對全人類使命感的這種極端銷蝕，可以解釋何以到了最後，蘇聯連一點掙扎的力量都沒有，便哄然解體了。

多年動亂造成的後果，留下了一個龐大卻落後的國家。它的領袖，一心一意想建立一個有別於資本主義的社會。而動亂的結果，也產生了一個政府，一個紀律嚴密的國際運動，或許更重要的是一代革命分子。他們在十月革命舉起的旗幟之下，在總部設在莫斯科的運動領導之下，致力於世界革命的大業。（有一度，他們曾希望革命的總部，不久即將從莫斯科遷到柏林。兩次大戰之間，共產國際的官方語言，甚至是德文而非俄文。）但是歐洲形勢穩定之後，革命又在亞洲受挫；一時之間，世界革命到底該如何進展，革命分子恐怕都茫無頭緒。共產黨在各地發動的個別武裝暴動（1923年在保加利亞及德國，1926年于read.99csw.com印尼，1927年在中國，以及最反常、遲至1935年在巴西發生的一次）都一敗塗地。但是兩次大戰之間，世局詭譎不定，股市崩潰，經濟大衰退，希特勒崛起執政，自然給共產分子推進革命的希望（見第三及第五章）。儘管如此，到了1928-1934年之間，共產國際忽然轉向極端革命的褊狹言論。這項轉變，毫無現實基礎可言。因為不管它如何大發議論，詞彙多麼興會淋漓，事實上革命運動在各地既沒有奪權的希望，也沒有執政的準備。唯一可以解釋莫斯科立場轉趨極端的理由，出在斯大林奪權成功后蘇聯共產黨的內部鬥爭。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為了彌補蘇聯政府與革命運動之間日漸明顯的分歧。蘇聯作為一個國家，無可避免，自然得與世上其他的國家共存共處——1920年開始，國際逐漸承認蘇聯政權——而革命運動的目的，卻是要推翻所有的政府。兩者間的矛盾，不言而喻。

矛盾的是，正當社會主義革命傳統在各地如火如荼進行全面接收之際，共產國際本身，卻反而把當初1917－1923年間革命的原始策略放棄了。換個方式說，它們甚至處心積慮，打算使用與1917年大相徑庭的手段進行權力轉換（見第五章）。1935年起，批判性的左翼文學紛紛提出指責，認為莫斯科不但一再錯失革命時機，甚至進而排斥革命，背棄革命；因為莫斯科根本不打算革命了。但是「蘇維埃中心路線」運動唯我獨尊，不容異己，一直到它自己從內部開始瓦解之日，外界的批評才發生作用。只要共產黨運動陣線聯合一天，只要它能保持驚人的完整力一日，對全世界絕大多數信仰全球革命的人來說，蘇維埃革命便是唯一的路線，除此之外別無他路可走。從1944－1949年之間，各地再度掀起革命風暴，許多國家與資本主義決裂，走上共產主義之路。誰能否認，這些國家的革命，哪一個不是在正宗蘇維埃路線的共產黨羽翼下方才完成？一直要到了1956年以後，其他革命路線才逐漸嶄露頭角，在政治或手段上提出有效的要求，關心革命的人士也才開始九-九-藏-書有了真正的選擇。但是，就連這些另闢踩徑的路線——諸如五花八門的托派思想、毛派思想，以及受1959年古巴革命的各種團體等等（古巴革命見第十五章）——往往也不脫離列寧主張的模樣氣息。在最左的路線上，勢力最龐大最雄厚的團體，仍然要數老共產黨組織。然而，革命的理想熱情，早已離它遠去了。

為解放全人類，這支革命部隊的紀律必然嚴明，手段一定無情。但是真正計算起來，革命戰士的總人數前後恐怕不出數萬。德國詩人暨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曾寫詩紀念國際運動的職業勇士，頌揚他們「身經萬國疆場，遠勝換履次數」。可是這些鬥士的人數極少，最多不過數百。他們是職業革命者，萬萬不可與一般共產黨人混作一談。後者則包括當年義大利共產黨最興盛時，黨員號稱超過百萬，被義大利稱作「共產黨大眾」的廣大支持群眾。對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共產黨支持者來說，美好新社會的夢想也很真實，事實上，根本不脫離早期社會主義者的目標。可是一般群眾提出的誓言，最多不過建立在階級與團體的基礎之上，絕非個人犧牲式的獻身革命。職業革命者跟他們不一樣，人數雖少，卻舉足輕重。不了解職業革命者，就無法了解20世紀個中的變化。

結果，蘇聯的國家利益，終於蓋過了共產國際的世界革命利益，後者的地位，被斯大林縮減成蘇維埃國家政策的工具，受到蘇維埃共產黨的嚴格控制。共產國際的組織、成員遭到清算、解散、改革，一舉一動，完全依蘇共的意思。世界革命的理想，只屬於往日美麗的詞藻。事實上只有在兩個條件之下，革命方被容許存在：一是不違害蘇聯的國家利益，一是受到蘇方的直接控制。1944年之後共黨政權的推進，在西方政府眼中，根本只是蘇聯權力的延伸。這一點，他們倒把斯大林的心意看得很透。可是堅守傳統的革命主義分子，同樣也看出了這個事實。他們苦澀地斥責，莫斯科不但不要共產黨奪權，反而一味加以壓制，甚至對那些成功的革命，如南斯拉夫及中國（見第五章），蘇聯也不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