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革命的動力，主要在其共產黨形式的組織，也就是列寧所謂的「新一類黨派」。列寧這項創舉，可說是20世紀社會工程的偉大發明，可以與中古時代基督教會的僧侶制度及各式神職組織相媲美。組織雖小，效率卻出奇地高，因為黨可以向成員要求完全的犧牲奉獻。紀律之嚴，勝過軍隊。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任何代價，執行黨的意志決策。高度服從奉獻的精神，敵人也不得不佩服。然而，這種「革命先鋒黨」的模式，與他致力推動的革命（他所推動的革命，偶爾也有成功的例子）之間的關係卻不甚清楚。唯一最明顯的一點，就是此模式是在革命成功之後（以及戰時），方才確立。因為列寧黨派本身，其實是以少數精英領袖（先鋒）的形式起家（當然在革命勝利之前，他們號稱的是「反精英」），可是革命，正如1917年的例子，乃是群眾所為。革命一旦爆發，燎原之勢，不論精英還是反精英，都無法控制全局。事實上，列寧模式吸引的對象，往往是社會上原有精英階級的年輕一輩。這種現象，以第三世界為明顯：優秀青年大量加入組織，壯烈進行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間或也有成功的例子。30年代，巴西共產黨勢力大為擴展，主力即為原地主家庭九_九_藏_書統治階級的年輕知識分子，及下級軍官大批加入所致（Martins ，1894，pp．3390-3397）。

至於發達國家，由於其社會組織、意識傳統，以及軍隊肩負的政治功能與第三世界不同，具有政治野心的軍人往往向右翼靠攏。至於和共產黨或社會主義合作，卻不合他們的個性。誠然，在由德軍手裡收復法蘭西帝國各殖民地的戰鬥中，前帝國在當地訓練的部隊戰士——他們被升為軍官的人數少之又少——往往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前法屬殖民地北非的阿爾及利亞，就是最顯著的例子），然而，這些在二戰當中與戴高樂（de Gaulle）麾下的自由法國部隊（Free French）並肩作戰，而且人數占多數的殖民地士兵，戰時戰後，卻都嘗到了相當失望的滋味。他們不但經常地受到歧視，而且跟其他多數不屬戴高樂派的法國地下抵抗人士的命運一樣，戰事一結束，馬上就被打入冷宮。

這次恐怖事件造成兩聲餘響：西班牙革命左派的領袖及發言人，紛紛出面抨擊群眾行為的不當；雖然在骨子裡，他們自己也是狂熱的反教會分子。甚至連那些一向以憎惡教士出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也認為鬧得太過分了九-九-藏-書。可是對參与鬧事的民眾而言，包括許多當時在場旁觀的人在內，看法卻完全兩樣。他們覺得，革命就是要像這樣才叫革命：永遠地、而不是一時象徵性地，推翻社會原有的秩序、原有的價值。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做法，都屬次要（M．Delgado，1992，pp．52-53）。領導人當然可以一味堅持，革命的主要敵人是資本主義，而非可憐的教士。但群眾可不這麼想，他們的看法徹頭徹尾就不一樣。（換到另一個不似伊比利亞半島如此男性化肌肉型的社會裡，群眾政治是否也會這樣瘋狂地殘殺舊偶像呢？這其實是一個不顧事實沒有答案的問題。不過，若對女性態度認真研究，也許可以找出一些蛛絲馬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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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所謂革命發生，政治秩序解體，偶像權威崩潰，街頭百姓完全靠自己（婦女也在內，如果男人讓她有這個自由的話）的這種革命形式，在20世紀里可謂絕無僅有。即使連最接近這種情況的事例，也不例外，1979年伊朗政權在革命之下驟然崩解，德黑蘭群眾一致起來反抗國王，雖然絕大多數都屬自發的活動，卻不是完全沒有組織的烏合之眾。多虧伊朗固有的伊斯蘭教組織，舊政權剛灰飛煙滅，新政權就已建立https://read.99csw.com。雖然它得再花上一點時間，才真正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見第十五章）。

在法國光復后舉行的正式勝利遊行隊伍裏面，自由法國部隊顯示的膚色，遠比真正為戴高樂派贏得戰鬥榮譽的成員「白」得多了。總而言之，當年雖曾有過5萬名印度士兵加入日本人策動的印度國民軍（Indian National Army），但就整體而言，為帝國勢力效命的殖民地人的部隊，即使在當地人領導之下，也始終對帝國忠心耿耿。最起碼不曾帶有任何政治的色彩（M．Echenberg，1992，pp．141－145；M．Barghava andA．Singh Gill 1988，p．10；T．R．Sareen，1988，pp．20－21）。

但在另一方面，對真正的「群眾」來說（有時也包括那些積極支持「先鋒組織」的人士在內），他們的感受，卻往往和領袖們的意見相抵觸。尤其在真正大規模群眾運動時，矛盾更明顯。正因為這個緣故，1936年7月西班牙軍方叛變，起來反抗當政的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政府，立刻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區掀起社會革命。好戰分子，尤其是鼓吹無政府思想的人士九-九-藏-書，自然紛紛著手將各地的生產組織集體化。但是共產黨和中央政府卻一致反對，而且，只要抓住機會，便儘可能取消公有，恢複原來的制度。公有制的優劣，至今仍是當地政治和歷史學界討論不休的話題。這次事件同時也掀起一陣反偶像、抗舊習、殺教士、反聖職的風潮，情況之烈，空前絕後。其實自1815年發生大騷亂以來，以教會為發泄攻擊的對象，就成為群眾鬧事活動的一部分。那一年，巴塞羅那（Barcelona）市民因為不滿某場鬥牛的結果，火燒教堂泄憤。這一回，則大約有7000名神職人員慘遭殺害——幾乎是該國神父僧侶總數的12％～13％；不過西班牙修女人數更為龐大，7000名只佔其微不足道的比例——僅在東北地方的加泰羅尼亞（Catalonia，亦即Gerona）教區一地，就有6000餘座聖像遭到破壞（Hugh Thomas pp．270-271；M．Delgado，1992，P．56）。

另外一件事實則是，自十月革命以來，除了某些地區性的突發事件以外，20世紀在各地發生的歷次革命，通常若非由突發政變（多數幾乎均屬軍事政變）奪得首都所致，便是長期武裝抗爭（多為農民運動）的最後勝利九九藏書。在貧窮落後的國家裡，軍旅生涯往往為那些受過教育、卻缺乏關係和財富的優秀青年，提供了開創一番大事業的出路。在這些卑微出身的低級軍官中間（有時甚至連士官階級也在內，不過比較少），同情激進派及左翼者甚為普遍。因此因政變起頭的革命，往往在如埃及［1952年自由軍官革命（Free Officer Revolution）］，以及中東地區的國家出現（1958年的伊拉克，50年代以來不時發生革命的敘利亞，1969年的利比亞等等）。在拉丁美洲的革命運動史中，軍人更是不可或缺的主角。雖然他們奪權的動機，很少是出於明確的左翼立場。就算髮動之初，確實出於左傾意識，卻鮮見長期的堅持。不過1974年，葡萄牙曾發生一場軍官叛變，使觀察家大為驚異：一群年輕軍官，對葡萄牙長期從事的殖民地保衛戰感到幻滅而走上激進，起來推翻了當時世上掌政最久的右翼政權，是所謂「康乃馨革命」（revolution of carntions）。與軍官們聯手出擊的隊伍，包括地下組織的共產黨人，以及五花八門的馬克思派團體。但它們之間的聯盟最終分道揚鑣，總算使歐洲共同體成員鬆了一口氣。事後不久，葡萄牙也很快加入歐盟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