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他們掌握的地區，游擊組織也必須有群眾作後盾方可發揮作用。何況在長期衝突對抗當中，游擊力量勢必非從當地大批地招兵買馬添補幫手不可。因此，（比方在中國）原本由工人與知識分子組成的黨派，搖身一變，靜悄悄地變成了務農出身的小兵組成的部隊。但這支農民兵組成的部隊，與群眾之間的關係，註定不能如毛澤東所形容如魚得水般的簡單：所謂游擊隊伍就是魚，快活地游在人民這片水中。其實在典型的游擊區，任何被窮追爛打的非法組織，只要行為收斂一點（照當地的標準而言），鄉里人都會予以同情，並且支持他們去對抗入侵的外國部隊或政府派來的任何人員。但鄉下的地方派系根深蒂固，贏得其中一方的友誼，往往意味著馬上得罪另外一方。1927－1928年間，中國共產黨曾在農村地區建立蘇維埃政權，卻想不通其中道理。他們意外地發現，將某個村子蘇維埃化之後，固然可以藉著宗族鄉親的好處，一個帶一個，建立起一系列的「紅村」網。可是相對地，同時卻也陷入這些村莊恩怨宿仇的混水之中——「紅村」的世仇對頭，也依樣畫葫蘆建起類似的「黑村」網。共產黨人抱怨：「有時候，本來應該是階級鬥爭，卻反而搖身一變，竟成了東村斗西村。搞到最後，有時候居然得出動部隊，去襲擊對方一整個村子，把全村一舉滅盡。」（Rate－China，1973，pp．45-46）高明的游擊革命分子，往往學會對付這種詭譎莫測的情況。可是正如南斯拉夫作家暨共九_九_藏_書產黨要人德熱拉斯（Milovan Djilas）回憶南斯拉夫游擊戰時所說，解放一事，極其複雜，絕非只是被壓迫人民一致起來對抗外來征服者那般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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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則是例外。在那裡，某些共產黨領袖（但非全部）開始採用游擊戰術——時間發生在1927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翻臉，放棄國共合作發動清黨之後。加以共產黨在各地城市（如1927年，廣州）策劃的暴動紛紛失敗，不得不走上游擊之路。毛澤東，就是鼓吹這個新戰略的主要人物——最終他也因此成為共產黨中國的領導人——毛幹了15年以上的革命，認清了一樁事實：中國大部分地區，都在中央政府有效統治之外。毛還熱烈崇拜描寫中國綠林的古典小說——《水滸傳》，從中他又體會到一個事實：自古以來，游擊戰就是中國社會衝突中使用的傳統手段。1917年間，青年毛澤東就曾叫追隨他的學生效法水滸精神。1927年，毛澤東在江西山間建立了他的第一個獨立游擊隊地區，以及水滸好漢式的山寨。凡是深受古典教育熏陶的中國人，誰都可以看出這兩者之間的神似（Schram，1996，pp．43－44）。

20世紀的社會革命分子，一直到很晚期，才發現了以游擊戰走向革命之路的手段。究其緣故，或許是因為歷來游擊

隊戰術多屬農民運動性質。而農民運動，往往不脫傳統的思想氣質，在心存懷疑的城市新派分子眼中，大有保守反動、甚至反革命的嫌疑。說起來，在法國九-九-藏-書大革命以及拿破崙將革命帶往全歐的時期里，所謂各地勢力龐大的游擊戰鬥，千篇一律，不都把矛頭指向法國嗎？那些非正規軍的游擊活動，可從來不是為了法國，以及法國革命的理想而發動的。因此，一直要到1959年古巴革命之後，「游擊隊」一詞才正式收入馬克思派的詞彙。至於布爾什維克黨人，在俄國紅白兩軍內戰期間，于正規部隊作戰之外，也曾多次發起非正規隊伍的格鬥。它們把這種攻擊方式稱為「游擊兵」（partisan）。二戰期間，各地受蘇維埃精神激發而起的地下抗敵運動，均奉此戰術為正宗。回想起來，當年西班牙內戰之際，游擊式的行動幾乎不曾出現，倒真是一件怪事。因為在佛朗哥（Franco）部隊佔領的共和地區，游擊戰大有一顯身手的餘地。事實上到了二戰之後，共產黨曾從外圍組織了勢力相當龐大的游擊中心。可是在大戰以前，游擊戰根本就不屬於革命家的工具之列。

然而二戰爆發，卻為游擊革命帶來了立即且普遍的推動力：希特勒德國及其盟邦的部隊，佔領了歐洲大部，包括蘇聯在內的歐洲的大部分領土，各國自有組織地下抗敵運動的需要。希特勒轉對蘇聯發動攻勢之後，各種共產黨運動紛紛動員。地下抗敵活動，尤以武裝抗敵為最，聲勢日益浩大。德軍最後的潰敗，各地抗敵組織有其不同程度的貢獻（見第五章）。大戰結束，歐洲各處的佔領軍政權或法西斯政權，一一冰消瓦解。一些在戰時武裝活動特別出色的國家，此時便由共產黨領導的社rｅad•9９ｃｓw•ｃｏｍ會革命分子取得了政權，或至少曾企圖取得政權（計有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以及先有英方、後有美方軍事干涉的希臘等國）。一時之間，甚至連義大利亞平寧山脈（Apennines）以北地區，也有落入共產黨政權手中的可能（雖然時間可能不長）——可是左翼革命分子並沒有動手。其中原因至今仍有爭議。至於1945年以後在東亞及東南亞地區成立的共產黨政權（中國、朝鮮、以及法屬印度支那），事實上也應看作戰時抗敵運動的嫡傳。因為即使在中國，也要到了1937年日軍發動攻勢進攻中國大部之後，毛率領的紅軍才開始重新發展勢力，邁向奪權之路。世界社會革命的第二波，源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當年第一波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一般——雖然在實際上，兩者有著極大的差別。這一回，革命奪權之路，始於對戰爭的發動，而非對它的厭惡。

可是中國革命人的策略，儘管何等英勇動人，拿到國內交通比較進步現代、政府也慣於統治全國地區（不管多麼遙遠及困難）的國家裡面，卻完全行不通了。事實上，後來的發展證明，甚至在中國本地，短時間內游擊策略也無法成功地開展。國民政府發動數次猛烈的攻擊，終於在1934年，迫使共產黨放棄了他們在華中各省建立的獨立蘇維埃紅區，開始其傳奇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撤退到人煙稀少偏遠的西北邊區。

自從1920年，巴西起義軍首領諸如普雷斯特等人，在落後的叢林地區倒向共產黨之後，沒有任何重要的左翼組織再ｒead•99ｃsｗ•cｏｍ採取游擊路線。唯一例外是由尼加拉瓜（Nicaragua）桑地諾將軍（Cesar Augusto Sandino）領導，與支援該國政府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所發生的戰鬥（1927－1933年）。50年後當年之戰又在尼加拉瓜爆發了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Sandinista Frontof National Liberation）的革命。[令人不解的是，共產國際卻以游擊路線的姿態，描繪巴西一位革命分子藍皮歐（Lambiao）。藍氏出身綠林，是巴西連環故事書中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而毛澤東本人，一直到古巴革命之後，才成為革命運動的指路明星。

至於革命新政權的性質及政策，將在別處予以討論（見第五及第十三章）。在本章里，我們關心的角度在於革命過程的本身。本世紀中期發生的革命，往往是長期作戰後獲得的勝利果實；迥異於老牌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跟俄國十月革命的情節也有差別，甚至與老大政權如中國封建王朝、墨西哥的波菲里奧政權［Porfiriato，編注：系指迪亞斯（Diaz）獨裁政權，1876-1880年及1884－19if年］慢動作式的解體（見《帝國的年代》第十二章）都完全不同。其間的差異，可以分為兩點。第一，誰發起革命、誰勝誰負、誰取得政權，一目了然，毫不迷離——這一點跟成功的軍事政變相同。短促20世紀年代里的革命發動者，都是與蘇聯勝利部隊有聯繫的政治團體。單靠地下抗敵力量，當然不能九_九_藏_書打敗德日意三國的軍隊——甚至在中國也不例外。（至於西方各勝利國，自是強烈反共的政權。）革命之後，也沒有任何政治中斷或權力真空。相反地，軸心勢力敗亡之後，各地強大的抗敵力量中，唯一未曾立即取得政權的例子，只有兩種情況。一是西方盟國維持強大勢力的地區（如南朝鮮、越南），一是內部反軸心力量分裂的國家，如中國，1945年大戰結束，中國共產黨重振聲勢，與當年共同抗日、如今卻日益腐敗衰頹的國民黨政府對抗。一旁袖手觀看的，則是冷眼觀變的蘇聯。

第二，游擊奪權之路，無可避免地出城下鄉，離開了社會主義勞工運動傳統勢力所在的都市及工業中心，轉入內地農村地區。更精確一點地表示，游擊戰最理想的地點，就是在樹叢中、深山上、森林里，並進佔遠離人煙、杳無人跡的邊遠地區。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攻佔城市，必先以鄉村包圍城市。從歐洲抵抗運動的觀點來看，要在都市起事（如1944年夏的巴黎暴動，以及1945年春的米蘭暴動），還得等戰爭結束，至少也得等到自己這一地區的戰事停止后才有可能。1944年華沙事件，就是都市起義時機未成熟的寫照，起義者的彈夾里，通共只有一發子彈，一時聲勢雖然浩大，最後仍歸徒然。簡單地說，對大多數的人口而言，甚至在革命國家裡，由游擊到革命之路既遠又長。這條路往往意味著長時間的等待，什麼事也不能做，直到變革由他處而來。抵抗運動里，真正能發揮效果的鬥士，以及他們所能動員的一切組織及力量，無疑只是極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