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數字，並不表示法西斯運動得不到勞工階層廣泛支持。姑且不論羅馬尼亞鐵衛隊的幹部成分如何，支持這個組織的絕大部分民眾，畢竟還是來自貧農大眾。至於匈牙利箭十字團體的選民，則多屬工人階級（共產黨在該國不合法，而社會民主黨則因受到霍爾蒂政權的包容而在選票上付出代價，成員始終不多）。在奧地利，自1934年社會民主黨受到重挫之後，大量的工人選票流失到納粹黨去，此種趨勢，在鄉間尤其明顯。更有甚者，一旦法西斯政權身份確定，建立了合法的群眾地位之後，如德意兩國的法西斯黨，許多原本支持社會主義或共產黨的工人，也都紛紛轉向與新政權認同，人數之多，實在不是堅持左派傳統的人願意看見的。不過儘管如此，法西斯路線畢竟跟農業社會的根本傳統相違（除非像在克羅埃西亞地區，受到羅馬天主教會之類組織的幫助而強化）。而一般與有組織的工人力量認同的黨派，在意識形態上，也往往和法西斯思想勢不兩立。因此，支持法西斯的核心民眾，自然要以社會上的中產階級為主。

1933年初，希特勒若不曾奪取德國政權，法西斯陣營絕不可能轉變成這麼普遍的大趨勢。事實上，義大利地區以外，凡是稍有成就的法西斯運動，都在希特勒上台之後方才成形，其中尤以匈牙利的箭十字黨派（Arrow Cross）為最，該黨曾在匈牙利有史以來首次舉辦的神秘投票中（1939年），囊括了25％的選票。另外一個例子是羅馬尼亞的鐵衛隊團體（IronGuard），該派獲得的實際支持比前者更大。墨索里尼曾提供財源一手扶持某些地區的活動。如帕韋利奇（Ante Pavelich）領導的克羅埃西亞族恐怖團體烏斯達莎（Ustashi，編注：原文Ustasa，暴動者之意。主張克羅埃西亞獨立）。可是一直要到30年代，轉向德國尋求精神和金錢資助之後，這些團體才開始大展鴻圖，並在思想上向法西斯靠攏。總而言之，希特勒若未曾在德國奪權成功，法西斯思想根本不可能如同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領導之下成為左翼大軍一般，一舉成為右翼大旗，並以柏林為總部，演變成一種普及的運動潮流。但是，儘管後有希特勒予以發揚光大，法西斯主義畢竟不曾發展成一股重要的運動，最多只在二戰期間的被德國佔領的歐洲地區鼓動那些與德寇狼狽為奸之人罷了。至於各國傳統的極右派，尤其是法國，不管其反動的意志手段如何殘忍無情，卻一律拒絕跟隨法西斯的樂聲起舞：這些右派分子只有一個立場，除了國家主義，還是國家主義，其中部分人士甚而加入地下抗德運動。因此之故，法西斯潮流之所以對歐洲造成任何衝擊，全是因為當時德國國際霸權地位不斷提高之故。否則，各國原本與法西斯無緣的反動統治階層，又何必自找麻煩，裝模作樣頻向法西斯分子送秋波呢？就是在德國聲勢震撼之下，葡萄牙的薩拉查，才於1940年宣稱他與希特勒兩人交好，英雄「所見略同，而攜手同盟」（Delzell 1970，p．348）。

法西斯與傳統右派，還有另外一項不同之處。雖說前者也大鼓其如簧之舌，主張回到傳統的過去，而那些恨不得一手抹掉過去這個紛亂世紀的懷古派，也給予法西斯者熱烈的支持。然而歸根究底，法西斯並不是西班牙內戰期間，在納瓦拉（Navarra）地區大力支持佛朗哥將軍的保皇黨王室正統派（Carlist），也非印度甘地，一心想返回工業革命以前那種樸素自然、小村落手工製造生產的年代。在真實的意義上，法西斯畢竟不屬於傳統主義的運動潮流。不錯，法西斯也認同許多傳統的「價值觀」（至於這些「價值觀」到底有沒有任何「真價值」，則是另一回事，在此不予討論）。法西斯抨擊自由派要求從父權之下解放出來的主張，認為婦女應該留在家中，生養眾多子女。法西斯也不信任現代文化，認為它會腐蝕社會人心，其中尤以現代派的藝術為罪大惡極。這些藝術家被德國國社黨當成墮落下流的左翼文人，是「文化界的布爾什維克黨徒」。但是儘管如此，法西斯的中心路線——意德兩國的法西斯運動——也卻不圖保存保守秩序的傳統守護人，亦即國王與教會。法西斯的打算，是設立一股與傳統勢力全然無關的領導原則取而代之。而新領導階層的出現，則在於白手起家自我奮鬥的成功者。他們的合法地位，經廣大群眾的支持而確立，靠世俗的思想意識而鞏固。而他們作為基礎的世俗思九*九*藏*書想，有時甚至可以狂熱到成為一種宗教崇拜的地步。

然而這並不表示，一旦法國革命精神標榜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老調不再重彈，革命老將就不再追隨新起的政治口號了。在奧地利阿爾卑斯山區，揮舞著反萬字納粹記號的活動者，多來自地方上有專業的人士——包括獸醫、土地測量員等等——而他們原都是當地自由派的一員，屬於受過教育，從鄉下教區環境之下解放出來的新一代。同樣地，日後到了20世紀，正統的無產階級勞工社會運動解體，許多體力勞動者從此無所忌諱，性情中本能的沙文思想與種族偏見，便開始宣洩無遺。在過去，他們雖然也不免接觸這些偏見心理，但為了效忠勞工運動起見，他們不好意思跟自己支持的黨派唱反調。黨的立場既是熱情反對頑固的沙文及種族思想，自己當然不便公開表露真實的感覺。20世紀60年代以降，西方世界排外仇外以及種族歧視的思想，主要存在於體力勞動階層之中。但是回到法西斯主義初生孕育的時期，這類想法卻僅局限於四體不勤的勞心者。

然而，法西斯的原始要求，到底能引起中產階級民眾多少共鳴，這卻是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它對年輕一代中產階級的吸引力之強，自是不在話下，尤其是歐洲大陸的大學生在兩戰之間的年代，眾所周知，一向都強烈傾向極右派。1921年（即早先「進軍羅馬」事件發生之前），義大利法西斯黨成員的13％為學生。至於德國，早在1930年時，就已經有5％- 10％的學生加入黨派，但那些在日後成為納粹黨員的德國人，在這個時候，多數對希特勒還沒有多大興趣呢（Kater，1985，p.467；Noelle／Neumann，1967，p．196）。我們也可以看出，法西斯黨員之中，中產階級的前軍官比例甚高。這些人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場前所未有的曠古大戰，戰事雖然慘烈，卻是他們人生事業的高峰。與戰時璀璨的成就相較，後來的平民生活實在太平淡，太令人失望了。當然，有這類心態之人畢竟只是中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屬於對行動派醉心的人。而對多數人而言，最大的威脅是中產階級職業、地位的破滅——不管這是真實的地位，還是傳統心態自以為該有的地位。總之，隨著維繫舊有社會秩序架構的變形崩裂，極右派的要求，在他們耳中變得更為動聽。德國幣值在通貨膨脹之下，已經變得一文不值，繼之又是全世界的經濟大蕭條。雙重打擊實在太重，連中產階級的中高層公務人員的政治立場也走上極端。這些中高級的政府官員的職位，通常都被視為鐵飯碗，若非情勢極端險惡，誰不樂得在那些緬懷下台皇帝威廉的老派保守愛國政權之下逍遙自在呢？要不是國家已經在他們眼前、在他們腳下四分五裂了，誰又願意為興登堡元師（FieldMarshal Hindenburg）領導的共和國賣命呢？兩次大戰之間，多數與政治沒有關係的德國百姓，都相當懷念德皇威廉統治的帝國時代。甚至到了60年代，雖然多數西德居民都以為，德國史上最好的日子就是現在（想當然爾），但是60歲以上的老人中，卻有42％覺得1914年以前的年代比現在更好。相形之下，只有32％深受今日經濟奇迹（Wirtschaftswunder）打動（Noelle／Neumann，1967，p．1967）。1930－1932年間，一批又一批右派及中間路線的資產階級選民，紛紛倒向納粹，但是，這些人並不是法西斯的真正建築師。

某些歷史學者，迫不及待地想要為納粹支持者翻案，凡是1930－1980年間對這方面所作的「任何」研究，都想將其中原有的共識予以推翻（Childers，1983；Childers，1991，pp．8，14－15）。然而，法西斯思想興起並發展的年代里，以中產及中下階層為其主要支持者的現象，卻是連這一批學者也無法否認的事實。鑒於對法西斯黨階層成分的研究甚多，就以其中一個對兩次大戰期間奧地利議會成員階級的分析為例：1932年，當選維也納區議員的國社黨員之中，18％是自由職業者，56％為白領階級、寫字間職員及政府公務人員，16％屬於藍領階級。同年入選維也納以外5個奧國議會的納粹黨人中，16％為自由職業者和農民，51％從事寫字間職員等職，另10％為藍領工人（Larsen et al，1978，pp．766－九_九_藏_書767）。

至於法西斯與非法西斯的右派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的存在，採用由下而上的群眾動員方式。傳統的保守分子，往往悲嘆民主的出現，對全民政治感到極端厭惡。而鼓吹「組織性國家」的旗手，則恨不得越過民主階段，直接進入統合主義。法西斯主義，就出現在這樣一個時代氣氛之中，藉著動員群眾，發光發熱，並利用盛大的公眾場面，維繫其象徵意義——如德國的紐倫堡（Nuremberg）群眾大會；義大利民眾齊集威尼斯廣場（Piazza Venezia），遙瞻墨索里尼的身影在陽台上招手致意——不論法西斯還是共產黨，得權之後，也都一再使用種種運用群眾力量的象徵舉措，始終不曾放棄這個法寶。法西斯可說是一場「反革命」的「革命」：它的革命性質，在於其詞彙，那些自以為是社會受害人提出的動聽請求，也在其主張全面改變社會形態的呼籲之中。此外，它還刻意借用改造社會革命主義者的符號，越發體現其革命氣質。希特勒一手組織「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ational Socialist WorkersParty），借用（略事修改）左派紅旗為自己的黨旗，並在1933年立即響應，以赤色革命的五一勞動節作為德國的法定假日。黨名、黨旗、法定節日，納粹襲用社會革命運動手法的意圖，明顯已極。

各種右派潮流運動的根源是一股社會小人物的憤怒之情。小人物身處社會之中，一邊是大公司大企業的巨石迎面擊來，一邊是日益升高的勞工運動硬壁擋住去路，兩面夾攻之下，小人物一切美夢都告粉碎。即使未曾破滅，那變化中的世情，不是奪走他們原來在社會中佔有、同時也深信本身該有的可敬地位；便是剝奪了他們覺得在這樣一個動態變化的社會中自己有能力、有權利取得的身份地位。這種不滿的情緒，在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的現象中表達得最為典型。在19世紀最後25個年頭裡，以仇恨猶太民族為宗旨的政治運動，開始在某些國家出現。而當時猶太人遍布各地，正好成為這不公平世界中一切可恨事物之所寄。更何況猶太人一心尊奉啟蒙思想，又因為在法國大革命里插了一腳獲得解放。但是也正因為他們對這些新時代思想運動的參与，猶太民族成為眾矢之的的目標變得更為顯著。猶太人是萬惡資本家、有錢人的象徵，也是革命煽動者的象徵，更代表著這一代「無根的知識分子」，以及新媒體階級造成的邪惡腐蝕力量。猶太人重視知識，更使得他們在一些需要教育背景的職業競爭中，取得高比例的優勢——而在他人眼中，這種競爭，除了不公平，當然還是只有不公平啰。種種象徵之外，猶太民族又代表著外族外民與外人。至於基督教那一向堅信的舊思想：猶太人是殺害耶穌的元兇首惡，猶太民族之罪，自然更不在話下。

各股法西斯，一致意識到德國霸權的勢力，然而除了這個共同點之外，彼此之間卻難尋出相似之處。像這樣一類理性不足，全靠直覺意志當家的運動，理論基礎往往甚為薄弱。雖然在保守知識分子活躍的國家裡——德國即是一例——反動理論家深受法西斯思想的吸引，可是吸引他們的成分，往往是法西斯表面裝飾性的一層，而非法西斯主義真正的內部構成。墨索里尼雖然有宮廷理論家金泰爾（Giovanni Gentile）供其御用，希特勒也有哲學家海德格爾（Heidegger）在一旁大敲邊鼓。可是墨索里尼大可請理論走開，於法西斯的存在也無妨礙。而希特勒本人，恐怕根本就不知道，更不在乎海德格爾是否支持。此外，法西斯也不主張如「統合國家」等特定的國家組織形態——希特勒很快便對這類做法失去興趣了。更何況一國之內，企業組合群立的現象，根本上就和以個人為參政基本單位的平民社會觀念（Volksgemeinschaft People』s Community）相衝突。甚至連佔法西斯思想中心地位的種族主義，一開始也不見於原版的義大利式法西斯。相反地，法西斯主義卻和右派非法西斯者，持有甚多相同的看法，如國家主義、反共立場，以及反自由主義等等。兩者之間，還有一個相似之處，尤其在非法西斯性質的法國反動團體當中，更為接近：雙方都喜歡採用街頭暴力形式，以達本身的政治要求。

三股右派力量已論其二，現在剩下的就是那真正字型大小的法西斯主義了。法西斯運動又可分為幾支，其一便是賦九九藏書予法西斯現象其名的義大利。而義大利法西斯是社會主義倒戈者、新聞記者墨索里尼的傑作。墨氏的名字本尼多（Benito），是為紀念矢志反對神職勢力的墨西哥總統胡亞雷斯（Benito（Juarez）而取，十足象徵墨索里尼的老家羅馬涅（Romagna）地區反教廷的傳統。連希特勒都毫不隱瞞，自己那一套，原師法「墨」家道統，對墨氏本人自是無限尊敬。即使到了二戰，墨索里尼和義大利露出其無能的弱點之後，希特勒的敬意也始終不衰。為了還報希特勒的熱愛，墨索里尼也響應了前者的反猶太運動——但這是很後來的事情了。而在1938年之前，墨索里尼本人領導的運動，則根本不見反猶的影子；義大利自全國統一以來，也從來不曾有過反猶的舉動。不過，義大利確也曾鼓勵並資助過其他地方類似法西斯精神的運動，並在最意想不到之處，發揮了某種程度的影響力：猶太人錫安復國「修正主義」（Zionist Revisionism）的創始人傑保汀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即深受法西斯主張影響。這一支猶太復國運動的路線，日後於70年代在貝京（Menachem Begin）領導之下，入主以色列政府。可是單靠義大利的法西斯，不足以造成國際性的魅力。

激進右派的新興運動，一開始雖然以傳統的褊狹心態為追求，最終卻在根本上改變了舊傳統的結構。對於歐洲社會的下中階層魅力特別大。上世紀90年代時尚成風的國家主義派知識分子，更以此為其中心理論。而「國家主義」（Nationalism）一詞本身，就是在那十年當中，由反動陣營一群新發言人新創出來的名詞。於是中產階級，以及下中階級的好戰之士，一舉而向右。這種向右大轉變的現象，多發生於民主及自由主義思想不甚昌盛的國家，或自身不與民主自由認同的階級。換言之，主要都是一些尚未經歷類似法國式大革命重大轉變的國家與地區。事實上，在西方自由主義的核心陣營裏面——如英法美三國——革命的傳統瀰漫一切，足以抵擋任何大規模的法西斯運動。美式的民粹主義，固有種族主義的心態，而法國的共和人士，也許沙文自大無比，卻萬不可將之與法西斯混為一談：這兩者都屬於左派，並不是法西斯主義的原型。

產如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感到深惡痛絕，連帶之下，自然應該不喜現代化的發展及進步才對。可是矛盾的是，遇有實際需要，它卻又迫不及待，忙將自己那一套瘋狂無理的念頭，與現代科技連在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其曾以思想意識的理由，削減本身在基礎科學方面的研究（見第十八章）。在打擊自由主義一事上面，法西斯更獲得全面勝利。文明社會出現法西斯這種現象，證實人類可以一手推銷精神錯亂的人生理念，一手卻牢牢掌握當代高度發展的科學文明。兩者并行，不費吹灰之力。這種兩極矛盾的水乳|交融，到了20世紀後期，從基本教義派宗教狂熱分子以電視電腦為工具大肆發揮其募款能力的現象，今人可以再見一斑。

辨，到底哪些法國人是真正的法西斯及德國走狗，哪些又只是擁護貝當元帥領導下的維希政府的小配角。兩者之間，實難劃出一條清楚的界線。某些法國人的父祖，曾在德雷福斯事件中（Dreyfus，譯註：1894年，法國陸軍上尉德雷福斯，因受反猶陰謀陷害而被判叛國罪。事件爆發，法國各界均捲入這場風暴，各政治黨派也分成兩個陣營，互相攻訐。法國文學家左拉因支持德氏，而被迫出國）加入反德雷福斯的一邊，不但深恨猶太人，對這個狗屎共和國更無好感——維希政府里一些老人，自己當年甚至就干過這樁事——於是在上一輩或本身這類情緒的影響下，糊裡糊塗，便染上了傾心『希特勒歐洲」狂熱分子的色彩。簡單地說，所謂兩戰之間右派分子「自然」的大聯盟成員範圍極廣，從主張老式反動思想的傳統保守派，一直到法西斯病態心理的邊緣偏激分子，可謂五花八門、無所不有。但是保守主義及反革命者，力量說起來強大，通常卻很少行動。因此法西斯主義的出世，不啻為他們帶來一股蓬勃的動力，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看見保守力量戰勝混亂時局的實例。（親法西斯義大利的那群人，與人辯論時不是總喜歡拿這件事做例子嗎：「在墨索里尼領導之下，連火車也準時了。」）正如1933年之後，活躍的共產黨為群龍無首茫然無向的左派提供了一股極大的吸引力一般；一九_九_藏_書時之間，法西斯的成功，宛如為右派指出了未來的光明大道。在國社黨奪得德國政權之後尤其如此。更有甚者，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法西斯竟然也叩開了——想想看在全球所有這些國家之中——保守派英國政治的大門，時間雖然短暫，卻足以證明這股「實證效果」的強大。英國政壇最顯赫的人物之一，莫斯利爵士（Oswald Mosley）皈依法西斯的門下；報界巨子之一的羅瑟米爾爵士（LordRothermere），也為法西斯大吹法螺。前者領導的運動，不久即為該國可敬的政壇人士所唾棄；後者的《每日郵報》（DailyMail），也旋即停止了對英國法西斯聯盟（British Union ofFacists，莫斯利所創）的支持。但是法西斯的思想，居然能夠贏得兩人的歡心，不可不謂意味深長。畢竟當時的大英帝國，仍被世人視作政治社會穩定的模範。對於這個榮譽，它也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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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兩戰之間時期政治鬥爭路線劃分的方式，保守派的中產階級自然有可能成為法西斯的支持者，甚至成為後者的同路人。一般而言，對自由主義社會及其價值觀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右派。但就既有社會秩序來說，其威脅卻在左派。夾在中間的中產階級百姓，只好依自己心中最恐懼之事選擇依從。傳統派的保守人士，通常比較同意法西斯宣傳家的論調，隨時可以與之攜手，對付共同的頭號敵人。20年代，義大利法西斯陣營在報界極得好評；甚至到了1930年，也有著相當不錯的輿論評價。唯一不給他們好臉色的，只有自由派的左翼文人。英國著名的保守人士，擅長恐怖小說的約翰·布肯（John Buchan）曾這樣寫道：「多虧了法西斯主義的大胆實驗，否則過去這十年來，政壇人士恐將交白卷，毫無建樹可言。」（這倒是真的：通常擅寫恐怖小說之人，少有為左派思想所動者。）（Graves／Hodge，1941，P.248）希特勒之所以奪權成功，還得感謝傳統右派陣營的一臂之力，可是一旦上台，他卻過河拆橋，把他們全部給吞滅了。至於西班牙的佛朗哥將軍，也將當時尚默默無聞的小黨派，長槍黨（Falange，西班牙法西斯黨派），招納到門下，因為他領導的陣營，是以右派全體大聯合為名，共同對抗1789年及1917年兩場革命的幽靈——雖然這兩場革命之間有何不同將軍並不清楚。佛朗哥運氣好，二戰期間沒有正式站到希特勒的一邊，可是他卻派了一支志願部隊，「藍色分隊」（Blue Division），前往俄國戰區與德軍並肩作戰，對付那一群主張無神論的共產黨人。而法國的貝當元帥（Petain），當然更不是法西斯或納粹一路的人。這也就是為什麼到了二戰結束，在法國被德佔領地區當中，世人很難分

西方人痛恨猶太人的情緒，的確相當普及深入。而猶太人在19世紀社會的地位也相當曖昧不明。當時罷工的工人，甚至與種族主義意識無關的勞工運動，往往動不動就攻擊猶太人開設的店面。工人也經常假定，自己的僱主是猶太老闆（在中歐及東歐的大部地區，這一點倒相當正確）。然而，我們卻不可因此將這些工人視為德國國社黨的原型。他們最多只像愛德華時代英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一般[如布盧姆斯伯里團體（Bloomsbury Group）]，由於天生認為排猶為理所當然，因此在政治上成為激進右派反猶路線的同路人。在中東歐地區，猶太人是農村居民與其生活所需之外界經濟活動的中間人，所以當地小農反猶情緒的歷史比較久遠，程度上也更具爆炸性。新時代新世界的大震動，對斯拉夫、馬札兒、羅馬尼亞的鄉農來說，是如此地不可理解，而生活卻有莫大的變化。這一切，更都只有怪罪到猶太人的頭上了。而傳說中猶太人殺害基督教幼童以為獻祭牲禮的傳統迷信，這一群膚色黝黑的無知鄉民依然深信不疑。因此，社會大變動的時刻一到，對猶太人的屠殺迫害（Pogrom）自然不可避免。1881年，社會革命者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之後，俄國的反動分子，就曾鼓動民眾向猶太人報復。在這種歷史風氣心理背景之下，一條直路大道，便從原本的反猶情緒，筆直通往二戰期間的滅猶行動了。而傳統的反猶主義，也為東歐的法西斯運動提供了群眾基礎——尤以羅馬尼亞的「鐵衛隊」，與匈牙利的「箭十字」為著。至少在前哈布斯堡和羅曼諾夫的王朝境內，傳統反猶運動和法西斯的反猶現象有九*九*藏*書很多聯繫。相較之下，在號稱日耳曼第三帝國（German Reich）的德國境內，農村及地方上的反猶情緒，雖然也根深蒂固，並目極為強烈，但其暴力傾向卻很低，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比較默認猶太人的存在。1938年間，德軍鐵蹄進佔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當地猶太人逃往柏林，卻驚異地發現此地的街頭不見同樣的反猶情緒。柏林街頭的反猶暴力，來自上級的命令，1938年11月對猶太人的攻擊就是一例（Kershaw，1983）。然而，上一世紀話雖如此，中東歐民間對猶太人的間歇屠殺，雖也極其野蠻殘忍，但若和一個世紀之後，大規模系統化的滅猶行動相比，卻不免小巫見大巫了。1881年死在俄皇亞歷山大事件中的猶太人數甚少，1903年死於基什尼奧夫（Kishinev，今獨聯體成員國摩爾多瓦共和國首都）屠殺者，則約為四五十名左右。可是數目雖低，卻引起舉世——當然的——公憤，因為當時，在本世紀野蠻行為尚未來臨之前，小小的犧牲，便足以令那些以為文明應當不斷進步的世人側目。甚至到了1905年時，隨著俄國農奴的起義，雖有更多猶太人不幸遭到屠殺，但是根據以後更大的比較標準而言，當時的死傷人數也相當輕微——全部只死去800名左右。相形之下，到了1941年德軍向俄境挺進之際，3天之內，立陶宛人就在維爾紐斯（Vilnius，今立陶宛國都）殺害了3800名猶太人。數字雖高，卻還是大規模有計劃集體屠殺猶太人開始之前的死亡人數。

因此，法西斯推崇的「往日時光」，不過是人工製造的假物。他們的傳統，是人為的發明建造。即使連法西斯宣揚的種族主義，也與美國人尋根續譜的意義不同。後者是為了萬世血統純正的虛榮，想要證明自己是16世紀英格蘭薩福克（Suffolk）鄉間某位具有武士身份的小地主的血源後裔。可是法西斯的種族思想，卻來自19世紀末期，后達爾文主義（post－Darwinism）遺傳科學的雜家學說（遺傳學在德國特別受歡迎）。說得更明白一點，法西斯傾心的是應用遺傳派[亦即優生學（eugenics）]，該派妄想借用節選淘汰的過程，選留優種，剔除劣種，創造出一支超級的優秀人種。而這一支借希特勒之力將命定主宰世界的人種，是無中生有的，並非歷史上真正存在的種族，本來連個名字也沒有，到了19世紀末期的1898年，才由某位人類學家為其創造了一個新種名：所謂「北歐民族」（Nordic，譯按：意指居住於斯堪地那維亞地區高個長顱、金髮白膚的人）。法西斯主義的信仰原則，既對18世紀的遺

因此，極端的國家主義，兼有保守圈子的價值觀點，以及從群眾出發的民主政治，再加上本身自創的一套野蠻無理的新型意識。但是，對此我們尚須做進一步的闡釋。極右派興起的非傳統主義運動潮流，早於19世紀末期，即在歐洲數國出現。當時，自由主義之風日甚一日（亦即社會在資本主義之下加速改變面貌的現象），而社會主義的思想也四處傳播，工人階級的運動，聲勢日益浩大。一股民族大遷徙的移民潮，也將一波又一波的外來民族，帶往世界各處。自由主義、社會運動、移民浪潮，種種挑戰之下，極右派的反動心理應勢而生。這些離鄉背井的男女老少，不但漂洋過海，遠去異邦，就是在一國之內，人口更大量地由鄉間遷往都市，從東區移向西區——換句話說，人人離開家園，去到陌生之地。反過來看，陌生外鄉人擁向的去處，正是其他民族的家園。每100名波蘭人中，就有15名永遠去國遠適；另外尚有每年以50萬計的季節性波蘭外出勞工移民——這些移民當中，多數都加入移入國的勞工階層。19世紀末期，正如同20世紀末期的前鑒，各國民眾興起一股仇外情緒。仇外心緒表達于外，最普遍的現象就是種族主義——即保護本地民族的純正，免受外來劣等民族的污染或淹沒。連向來篤信自由思想的德國社會學大家韋伯（Max Weber），都深懼波蘭移民過盛，有段時期竟也認為，「泛日耳曼民族聯盟」（Pangerman League）有其必要。而在大西洋的另一邊，美國境內反移民運動的氣氛同樣狂熱。乃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反移民心理之盛，竟使自由女神之邦關上大門，拒絕嚮往自由的子民進入。而當初女神巨像之聳立，本是為了歡迎這些子民來到她的懷抱啊。種種事例，可見種族主義心理深重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