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歐亞非三洲之後，還剩下另一大洲。在這片大陸之上，不可否認的，歐洲法西斯的思想確曾發揮過不可忽視的衝擊力。那就是美洲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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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話說回來，歐式法西斯在海外，的確也有其迴響存在。耶路撒冷的伊斯蘭教首領穆夫提（mufti），以及其他各地反對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猶太人有英方作後台），自然覺得希特勒的反猶太意識跟自己意氣相投。雖然在傳統上，伊斯蘭教始終與各種異教徒並居並存。至於所謂「雅利安種」（Aryans）的印度教（Hindu）徒，則自以為血統高人一等，是真正原版的阿利安人，瞧不起同居印度次大陸的膚色較深的其他民族。這種心態，與現代斯里蘭卡（Sri Lanka）島上的僧伽羅（Sinhalese）極端分子相同。而南非荷蘭後裔的布爾人，二戰期間曾被加入盟國的南非政府拘留。戰後南非實行種族隔離（1948年），領導這項政策的一些人便是當年關在拘留營里的布爾人。他們的心態意識，自然與希特勒有幾分淵源——一是對種族思想深信不移；二是受盛行於尼德蘭低地一帶的加爾文教義影響，具有超右派的氣質。但若因此便說法西斯不同於共產黨，根本不曾存在於亞非地區（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在歐洲移民當中），因為它似乎與當地政治沒關係。這種說法卻不能成立。

再論其他那些希冀德意援手的國家。尤其在二戰初期，一時之間，軸心勢力似乎勝券在握，那陣紛紛來投奔法西斯的諸國，思想意識的認同，更不是它們主要的動機。雖然在表面上，如克羅埃西亞烏斯達莎等奉行國家主義的小國，由於其一線生存完全靠德國，因此毫不躊躇地便大肆臉上貼金，吹捧自己比希特勒的親衛軍還要納粹。此外，兩次大戰之中，爭取愛爾蘭統一的愛爾蘭共和軍，以及以柏林為基地的印度國家主義分子，也都有人向德國謀求合作，我們若因此便將它們當作「法西斯」，那可是大錯特錯。因為它們的動機乃是建立在「敵人之敵，便是吾友」負負得正的原則之上。事實上，當年愛爾蘭共和軍的首領芮恩（Frank Ryan），就曾經與德方有過合作協議。可是芮恩其人，卻是法西斯思想的反對者。反對之強烈，甚至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加入國際旅（InternationalBrigade），大戰佛朗哥，最後被佛朗哥軍俘獲送交德國。像這樣一類的例子，應該不至於影響我們的判斷。

在北美地區，歐洲風雲激起的反響，主要局限在特定的移民群內。這些來自歐洲的人，帶著故國舊有的思想移居新大陸，比方遷自北歐及猶太的移民，就具有一股親社會主義的氣質。另rｅaｄ•９9ｃsｗ•ｃｏｍ外有一些人，則不忘故國之恩，對別去的母國多少留有幾分依戀，因此在德國情愫影響之下——義大利也包括在內，不過程度淡得多——美國的孤立主義自有來由。雖然在實際上，並沒有足夠證明顯示大量的美國人轉為法西斯派。德國國民軍部隊的那一套行頭、迷彩軍裝、振臂高呼向元首敬禮的形象，與北美本地的右派組織及種族歧視活動（最著名的有美國三K黨），可並不是一家人。當時美國境內，反猶太的情緒自然極為強烈，不過此時反猶太的右派化身——如庫格林神父（Coughlin）從底特律向外播出的廣播講道節目即是一例——其靈感來源，其實跟歐洲天主教右派統合主義的比較接近。30年代美國最典型的意識現象，以美國人眼光來看，顯然屬於極端激進的左派傳統。10年之間，這一類民粹派煽動的行為中，成就最大的人要數奪得路易斯安那州長席位，以獨裁手法治理該州的朗格（Huey Long）。美國左派以民主之名大肆削弱民主，以平等主義為要求，大大贏得貧苦民眾的歡心。至於小資產階級之徒，以及天生直覺就具有反革命自衛本能的富貴人家，自然對之恨之入骨。可是美式的政治風潮，不論左右，都不屬種族主義。因為不管哪一種派系的運動，只要呼喊著「人人是王」（Every Man a King）的口號，怎麼也不可能與法西斯傳統沾親帶故。

但是向大西洋另一邊望去，法西斯顯然成為30年代的成功典範。拉丁美洲這塊大陸，向來是在文化霸權地區尋找靈感。它們未來的領袖，總是不斷向外眺望，渴望尋得一份可以幫助本國富強現代的秘方。如果說，世上真有這樣一個典範，可供這些想要更上一層樓的拉丁政客模仿學習，那麼自然非柏林、羅馬莫屬。因為倫敦、巴黎已經提不出任何政治靈感，而華盛頓更是毫無作為。（至於莫斯科，仍被外界視為社會革命的典型，因此多少限制了其政治上的吸引力。）

然而，儘管經濟大蕭條是促成法西斯得勢的一大原因，若沒有德國湊上一腳，法西斯主義也不可能在30年代一發不可收拾，變成力量如此龐大，影響如此深重的狂潮。論面積、論經濟、論軍事潛力，更不要說其地理位置，德國都是歐洲數一數二的國家，不管由哪一類型的政府執政，都不會影響其政治地位的重要。請看兩次世界大戰的慘敗，卻都不曾打垮德國深厚的實力，即可見一斑。20世紀即將結束，德意志畢竟仍是歐洲大陸的第一大國。德意志之於法西斯，正如蘇聯之於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分子，為左派奪下了世界上土地面積最大的國家（「足足佔有全球六ｒeaｄ•９9ｃsｗ.ｃom分之一的陸地」——共產黨人在兩次大戰之間常常喜歡這麼誇口），使得共產主義在國際上嶄露頭角，揚眉吐氣。即使共產黨勢力在蘇聯境外勢消力弱之際，其重要性也一樣不容忽視。同樣地，希特勒奪得德國政權，足以證明墨索里尼在義大利的成功，從此法西斯加足馬力，一舉登上國際政治舞台的中心。以後的10年裡，德意兩國同樣推行軍事擴張，大逞其狼子野心（見第五章）——又有亞洲的日本隔洋助陣，聲勢更見強大——東西攜手，共同決定了國際政治的動向。如此一來水到渠成，其他一些條件合適的國家或運動，自然也深受法西斯主張的吸引，紛紛尋求德國和義大利的庇護——而德意兩國野心勃勃，正中下懷，自然欣然接納它們的投靠。

就廣義而言，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二戰期間，日本與德意聯盟，在一條陣線上共同作戰。日本國內的政治，更全為右派把持。東西之間，軸心國家真是心神交會，意氣相投。日本人種族意識之強，舉世無出其右，他們自認為是全球最優秀的民族。為了維護種族的純正及優越，在軍事上，日本人深信自我犧牲、絕對服從、禁慾自製是必要的美德。武士道的精神，也必然衷心信服希特勒親衛隊（SS）的精神標語（『MeineEhre ist Treue』最貼切的翻譯，恐怕就是「榮譽，即盲目的服從」）。當時的日本社會階級制度謹嚴分明，個人則全然奉獻於國家和天皇，對於自由平等博愛，更是絕對的排斥。瓦格納歌劇里蠻族世界的眾神，神聖純潔的中古騎士，尤其是日耳曼山林的自然風光，充斥著德國民族主義（volkisch）的夢幻，種種神話傳說，日本人心領神會，接納吸收毫無困難。日德兩民族都具有同樣的特質，可以在野蠻的行為里揉進纖細精緻的美感：集中營里殘忍的屠夫劊子手，卻喜好舒伯特的四重奏。如果法西斯思想可以移譯為禪家偈語，日本人八成也會趨之若鶩，迎之唯恐不及吧。但是他們自家的「精神糧食」已經夠用，不需要法西斯再來錦上添花。不過，卻也有部分日本人士看出東西法西斯精神的共同點，大力鼓吹日本加強與歐洲法西斯的認同。這些人士包括日本駐歐洲法西斯國家的駐外人員。但主張最賣力者，則是專門暗殺政壇人物的超國家主義恐怖團體，誰若被它們認為愛國不力，勢必難逃毒手。此外，尚有聲名狼藉的日本關東軍，在中國燒殺擄掠，無所不為。

法西斯思想在美洲大陸的勢力，只有在拉丁美洲地區方才開了張。不但有政壇人士深受影響，如哥倫比亞的蓋坦（Jorge Eliezer Gaitan，1898－1948）九*九*藏*書以及阿根廷的庇隆（JuanDomingo Peron，1895－1974）。也有國家政權正式以法西斯名號成立，如1937－1945年間，瓦加斯在巴西成立的「新國度」（Estado Novo，New State）。當時美國政府深恐法西斯風氣煽動之下，納粹勢力在南美增大，會向北美形成包抄之勢。其實這種擔憂根本是過慮，因為法西斯對拉丁美洲諸國的影響，多半僅限於本國政治。除了阿根廷明顯地傾向軸心力量之外——不過只有在庇隆當政前後方才如此（1943年）——二戰中，西半球的政府一律加入美國陣線作戰，起碼在名義上屬於盟國一方。但另有一個事實也不可否認：當時某些南美國家的軍隊制度，均師法德國；有的還由德國、甚至納粹教官負責訓練。

假設經濟大恐慌不曾發生，法西斯主義在歷史意義上還會佔有一席之地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光靠義大利單打獨鬥，缺乏震撼世界的條件。義大利之外，20年代的歐洲，另外也沒有什麼前途看好的極右派反革命運動，當時極右派欲振乏力，而主張起義的共產主義社會革命也好不到哪裡去。原因不是別的：1917年後掀起的革命激|情已經逐漸消退。世界經濟局勢也正日漸好轉。十一月革命之後，德國的極右派狂人，以及他們組成的非正規軍雖然也曾受到德意志帝國時代社會的中堅：軍事將領、公務人員等輩的支持，但可想而知，後者的著眼點，主要在於確保新生的共和國能夠守住保守和反革命的立場。更重要的是，維持德國在國際間的地位，保持活動的餘地。因此支持歸支持，遇到緊要關頭非作選擇不可的時候，保守集團毫不猶疑，還是會回頭力保現狀。1920年右派發動的卡普叛變（Kapp Putsch），及1923年慕尼黑暴動即是二例——也就在慕尼黑的暴動中，希特勒頭一回上了報紙的頭條。然而一旦經濟情況好轉（1924年），國社黨的勢力立刻一落千丈，變成了微不足道的殘餘小黨。1928年的大選中，國社黨敬陪末座，只得到2．5％～3％的選票，僅為共產黨得票率的五分之一強，更不及社會民主黨的十分之一。票數之低，甚至還比不上當時德國最小的黨派——斯文溫和的德國民主黨（German Democratic Party），只有後者的半數多一點。然而兩年之後，國社黨卻躍升為德國第二大黨，一舉攻下18％的選票。4年之後，1932年夏，更登上德國第一大黨的寶座，席捲了全部選票的37％。但是在真正民主式選舉進行的期間，國社黨就沒有這麼威風了。希特勒現象之所以能從一種偏激的邊緣政治，地九九藏書位一再躍升，最終成為國家命運的主宰，顯然都是大蕭條所賜。

在歐洲地區，這一類投入法西斯懷抱的運動多屬政治上的右派，其中道理自然不言而喻。在猶太復國運動的陣營里，有義大利法西斯傾向的一派，傑保汀斯基率領的「修正路線」，顯然就自居為右派。對於復國運動組織中占絕大多數、主張社會主義和自由派的左翼團體，傑派採取對立的立場。不過，法西斯之所以能在30年代在國際社會甚囂塵上，單靠德意兩大強國推波助瀾，就足見其功了。其實在歐洲地區以外，其他各國幾乎不具備任何促使法西斯思想誕生的條件。因此，若連這些國家也出現法西斯分子，或出現受法西斯影響的運動風潮，其政治意義，不論就位置還是作用而言，法西斯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就更值得玩味了。

但是，歐洲法西斯運動風潮涵義重大，並非區區東方式封建思想外帶帝國式國家使命所可包含。法西斯興起於民主的時代，屬於黎民百姓出頭的世紀。單單就廣大群眾動員起來，形成一股「運動」潮流，眾人從自己中間選出領袖，進而以前所未有的革命為目標的意義而言，對裕仁天皇治下的日本，根本就是匪夷所思格格不入的觀念。日本相中的德國事物，是普魯士的陸軍及傳統，只有這兩樣事物，才正合日人的胃口。簡單地說，日本的軍國主義雖然與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貌似神近，骨子裡面日本人卻絕對不能算作真正的法西斯。至於日本人跟義大利人之間的精神接攘，其間的距離，就更為遙遠了。

然而，儘管這些拉丁美洲的領導者們，多麼感謝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兩人提供的政治養分，他們本身的作風及成果，卻與其歐洲祖師爺有著多麼巨大的差異！當年玻利維亞革命政權的總統，私下曾親口承認，欠下法西斯多少思想恩情。作者至今猶記當時聽到此語時心中感受的驚詫之情。玻利維亞的戰士及政客，眼裡雖然看著德國的榜樣，手底下實現的組織結果，卻是1952年的革命。革命不但將該國的錫礦收歸國有，併為印第安小農階級實行了激進的土改政策。在哥倫比亞國內，偉大的人民保護師蓋坦，不從右派著手，卻一舉奪下了自由黨（Liberal Party）領導人的位置，要不是他於1948年4月9日在波哥大（Bogota）遭人暗殺，當選總統后勢必引導該國走上激進的路線。暗殺蓋坦的事件，立刻在哥倫比亞首都掀起大規模的暴動（包括警察在內），很多省首府還馬上宣布成立革命公社。拉丁美洲首領汲取于歐式法西斯榜樣的成分，其實是後者對行動果斷的人民領袖的神化。可是拉丁美洲革命者打算動員並且的確動員起來的群眾，卻不是歐洲法西斯那些因害怕失https://read.99csw.com去本身擁用的東西，因而起來反抗的一群。而眾人動員之下對抗的大敵，不是外人（雖然庇隆派和阿根廷的其他黨派都難否認其反猶太的色彩），卻是本國的寡頭階層——也就是富人，當地的統治階級。庇隆的核心群眾來自國內的工人階級；而他最基本的政治團體，則是他于各地培養的大規模勞工運動之下發展出來的類似勞工政黨的組織。巴西在瓦加斯領導之下的運動也有同樣的結果。先於1945年逼迫他下台，最終又於1954年逼迫他自殺的政敵，是該國的陸軍當局。而痛悼瓦加斯之死的，則是他曾賜予社會保護、以換取政治支持的都市工人階級。歐洲的法西斯政權，摧毀了勞工運動；而受其靈感激發而起的拉丁美洲領袖，卻相反地一手發展了勞工運動。不管兩者在思想意識上有何等親密關係，就歷史意義而言，這兩種不同的運動卻斷斷不能混作一談。

格蘭特河以南的美洲地區（Rio Grande，譯註：格蘭特河是美墨邊界河流，其南即指整個拉丁美洲），之所以深受法西斯的影響，理由其實很簡單。在這些國家看來，1914年之後的美國，已不復當年反帝先鋒的形象。19世紀的美國，是追求進步的拉丁美洲人民的朋友，在外交上，曾幫助他們對抗英法西班牙3國的帝國或前帝國勢力。可是1898年的美西戰爭（譯註：此戰美方獲勝，美國帝國主義從西班牙帝國主義手裡奪取了波多黎各、關島和菲律賓），繼之而來的墨西哥革命（1910年），更不要說石油和香蕉工業的興起，使得拉丁美洲政治圈子掀起了一股反美國佬、反帝國主義的風潮。20世紀前三分之一的年代里，華盛頓當局顯然只對炮艦外交和海軍陸戰隊的登陸戰果感到興趣，至於拉丁美洲風起雲湧的反對運動則沒有絲毫阻止的行為。秘魯的阿亞德拉托雷（VictorRaul Haya de la Torre）建立了反帝國主義陣線的「美洲人民革命聯盟」。阿亞德拉托雷的野心是以全拉丁美洲為目標，不過其聯盟組織只在其本國秘魯奠定了一定的地位。他的計劃，是請尼加拉瓜著名的反美運動桑地諾部隊的軍官為教官，為其組織訓練出一批顛覆分子來（桑地諾軍隊曾於1927年後實行游擊作戰，長期對抗美方的佔領。80年代的尼加拉瓜桑地諾黨革命，其革命感召力就來自當年的桑地諾運動）。再加上經濟大蕭條的打擊，30年代的美國看來雄風不再，稱霸美洲的聲勢大減。羅斯福總統放棄了諸位前任堅持的炮艦政策，在南方的鄰國眼裡，這不但是一種「睦鄰」的手勢，同時也意味著美國國勢的衰弱（這一點他們卻看錯了）。因此，30年代的拉丁美洲不再把北方的鄰居看作自己的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