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蕭條本身種種跡象顯示，它也只是自由主義敗潰的其中一個原因而已。因為同樣的狀況——組織性工人拒絕接受蕭條造成的裁員，在德國導致國會政府垮台，最終促成希特勒被提名主政；在英國，卻只不過使國家由工黨政府一個大急轉，倒向了一個（保守派）「國家主義政府」而已。可是這項轉變，卻依然在英國原有的政治體系，一個穩定到簡直難以動搖的國會體制裏面運作。可見蕭條並不會自動造成代議民主體制的中止或流產。美國及北歐國家為適應蕭條而生的政治情況，也同樣證實這一論點（美國有羅斯福的新政，北歐則有社會民主派的勝利）。只有在拉丁美洲，政府財政的極大部分是靠一兩項主要產品出口的收入，一旦蕭條的無情魔掌將其價格打入無底深淵（見第三章），不論當地政府採取何種形態存在——絕大多數是軍事統治——便馬上紛紛自動倒台。同樣地，智利和哥倫比亞兩國的政局，也走上了與之前完全相反的路。

因此，在繼舊有政權而起的新國度里，以及絕大多數地中海與拉丁美洲國家當中，民主政治不啻一株萎弱的幼樹，企圖在滿地石塊的瘠土裡掙扎生長。這一點，實在不難了解。民主政治最大的辯護是，雖然不夠理想，但總比其他任何制度為佳吧。此一說辭其實也極軟弱，兩次大戰之間，這番話聽來更虛無得令人難以相信。連向來擁護民主的鬥士，此時也啞然無言。民主潮流的沒落，似乎無可挽回，甚至在老牌民主國家美國境內，觀察家也嚴肅悲觀地表示：「即使美國也可能無法倖免。」（Sinclair Lewis，1935）當時沒有人預言，或期待民主會有戰後的復興，更別提90年代初期，民主竟一時成為全球最主要的政府形式——雖然為期甚短。回首兩次大戰之間的那段歲月，自由政治體制的沒落，彷彿只是其征服全世界之路上的一小段挫折。不幸的是，隨著公元兩千年的到來，民主政治的前途卻又開始不太確實了。民主制度的優點，在50和60年代曾一度極為明顯。可是這個世界，也許又要再度進入一個民主優點不那麼明顯的時期了。

但回到當年種種政權之下，又有哪一處能夠穩如泰山，安然躲過經濟大蕭條的襲擊呢？德意志的魏瑪共和國之所以不能支撐，原因是大蕭條衝擊之下，共和國再也無法繼續它與僱主及組織工人力量之間一向所維持的默契了。而這種默契，卻正是十多年共和國所以維生，不致沉淪的主要原因啊。蕭條大風一起，工業界與政府無計可施，只有實行經濟社會九九藏書縮減的下策，隨之而來的，自然便是大量的失業。到了1932年中期，單憑國社黨及共產黨兩黨之力，便奪去了德國全部選票的絕大多數。而支持共和國立場的其他黨派，則一落而為只有比三分之一略強的選票。相反地，二戰之後各國民主政權的繁榮，無可否認，主要是建立在這些年來經濟奇迹的繁榮之上，戰後新興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當然也不例外（見第九章）。只要政府有足夠的能力，能夠分配滿足各方的需求；同時多數國民的生活水準也一直在穩定上升，民主政治的溫度就會保留在溫和的度數，而不會冒升到了熱點。在這種情況之下，一般都願意妥協讓步，在意見上取得一致。甚至連最熱烈相信非推翻資本主義不可的革命戰士，恐怕也覺得就實際而言，維持現狀並不如理論上那麼難以忍受。而資本主義大本營中最頑固的分子，在為其信仰追求之餘，應該也認同社會安全體制的必要性，認為工會與僱主定期談判調整工資福利，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吧。

歸根結底，自由式的政治是有其弱點存在。因為其中的政府組織，代儀式的民主政體，根本上並不是一直具有說服力的治國方式。而大災難時代各國的經濟社會情況，連保證自由民主政體存活的條件都嫌不夠，更不要說讓其發生功效了。

那麼，為什麼自由主義曾在兩次大戰之間花果飄零，銷聲匿跡，甚至在不曾接受法西斯思想的國度也不例外？西方國家中，親歷過這段時間的極端分子、社會主義者，以及共產黨人，都將之視作資本主義垂死掙扎之兆。他們認為，建築在個人自由之上，並透過國會民主實行的政治制度，資本主義已經再也負擔不起了。因為無意中的巧合是，各種自由權利同時也為溫和改革派的勞工運動建立了強大的群眾基礎。面對著無法解決的經濟難題，再加上日益強盛的革命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只會回到舊路，使出高壓的手段，也就是說，訴諸某種類似法西斯路線的辦法。

民主政治的第二項重要條件，在於各種成分的選民（thepeople）中，擁有相當程度的相容性。選民的選票，將決定眾人普選共有的政府。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其實並不把「選民」看作個別不同的群體、社區，及各式擁有特定興趣利益的集團。雖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參与實際政治之人，看法完全相反。照自由主義的正式講法，「選民」屬於一種理論的概念，而非由真人結合組成的實體。這些自足完備的個人，形成人民大會的總體。他們投下的選票九_九_藏_書，加起來便決定了代議政治里的多數與少數，多數作為政府，少數則有反對黨的身份。一國的民主選舉，若能超越不同人口之間的分野，或至少可以協調溝通彼此之間的衝突，這個民主便具有存活的條件了。可是回到革命激變的年代，階級鬥爭，而非階級和諧，才是政治遊戲的法則，意識上與階級上的不妥協性，可以徹底破壞民主的政治。再有一件，1918年後大戰和約的笨拙手法，硬將各國依不同種族或宗教劃分成立（Glenny，1993，pp．146-148），更加深了日後民族宗派衝突的禍害。今天站在20世紀末期的我們，都知道這按清一色方式立定國界的手法，正是傷害民主甚深的病毒。前南斯拉夫和北愛爾蘭地區今日不斷的戰亂，就是當年的遺毒所致。在波斯尼亞一地，3種不同民族和宗教的人民，各依其種族背景和宗教信仰投票。而北愛爾蘭的阿爾斯特（Ulster），住有兩群勢不兩立的居民。非洲的索馬里（Somalia），62個政治黨派，代表著62個不同的部落或部族，自然無法為民主政治提供任何基礎，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索馬里所能寄望者，就是永無休止的紛爭與內戰。除非其中一支競爭力量出奇強大，或有外來勢力，建立起（非民主的）支配地位，才能取得片刻的「安定」。三大古老帝國（奧匈、俄羅斯和土耳其）的覆滅，使得三個原本統治著多元種族，政府立場超然的超級大國從此消失。代之而起的則是更多的多元小國，每一個國家，都至少與國界以外的某一個——最多甚至有二到三個——種族的社群認同。

20世紀的降臨，卻使得政府治理的功能愈形重要。舊有的政府職責，局限於提供基本法則以供企業及市民社會運作，局限於提供軍警監獄以維持國內治安以防外來侵害。舊政治圈裡原有一句絕妙好詞，以「守夜」職責來形容政府功能，這句妙語，卻隨著時代演變，跟「守夜人」這個職業一般，已經開始過時了。

前述各類運動的興起，正是災難大時代自由主義衰亡現象的一部分。雖然自由陣營的敗退，以至於法西斯主義出現為其最戲劇性的高潮。但若完全用法西斯來解釋自由主義的衰亡，這種看法，即使用在30年代也值得商榷。因此，在本章結束之前，我們必須為自由主義的衰落找出真正的原因。不過先得澄清一個經常為人混淆的觀點：那就是把法西斯主義誤認為國家主義。

民主的第四項重要條件是富裕繁榮。20年代民主的破產，或因為不堪革命與九_九_藏_書反革命之間的緊張壓力所致（匈牙利、義大利、葡萄牙），或由於國家衝突而亡（波蘭、南斯拉夫）。30年代民主政治的傾覆，則是因為受不住大蕭條的打擊。這一點，我們只要看看魏瑪共和國的德國與20年代的奧地利，再看看今日德意志聯邦與1945年後的奧地利，兩相比較，自然一目了然。國家一旦富強，連國內各族之間的衝突也不再那麼難於處理了，只要各個弱小團體的政客，都能從國家這個大碗裏面分得一匙就可以了。當時中東歐各國中，只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權，那就是重農黨當權的捷克，而該黨的力量所在，也就在於人人分得一杯羹這項原則：依據各個民族均分利益。但到了30年代，連它也支撐不下去了，再也無法維持境內各族——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匈牙利、烏克蘭——共聚一條船上。

民主政治的首要條件，在於公認的合法地位。民主雖然建立在這項公認的基礎之上，民主自己卻無法製造這項公認。唯一的例外，是在根基穩固的民主國家裡面，經常性投票行為的本身已經授予其選民——甚至包括勢力很小的團體在內——一種「選舉就是予以當選政府合法化地位過程」的意識。可是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里，很少有幾個民主政體根深蒂固，事實上，直到20世紀初期，美法兩國以外，世界上根本還找不出幾個民主國家（見《帝國的年代》第四章）。再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歐洲至少有十個國家不是方才成立，就是剛重新建立。因此對居民來說，這些政權都沒有特定的合法地位。至於穩定的民主政權，更如鳳毛鱗角。總之，大災難的年代里，各國的政治狀況通常都危機四伏。

在這種種情況之下，民主反而成為將原本就不可妥協的群體正式分化的工具了。何況即使在最好的狀況裏面，如果各群體無法共存，民主政府都難長治久安。如果更進一步，哪一國又以最嚴格的代表比例制度，執行民主代議的理論，情況就更為艱難。一旦遇到危機，國會裡沒有多數可以依循時，於是另謀解決之路的誘惑就極大了，如德國即是一例（英國卻完全相反）。甚至在安定的民主政體，多數國民也將民主政體里意味的政治分化看作民主制度的成本，而非效益。競選的廣告往往大肆宣傳，表示候選人的政見不是出於政黨路線，而是以國家利益為重，即可見一斑。一旦危難臨頭，民主的成本代價太高，民主的好處可就更難看出來了。

從另一角度來看，國家主義者也一律支持法西斯。希特勒野心勃勃（墨索里尼多少也可以算在內）九_九_藏_書，不由令人起戒心，這當然是一個原因（如波蘭、捷克）。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在第五章將會看見，多國反法西斯的運動，往往也造成一股主張愛國主義的左派勢力。尤其是大戰期間，地下抗敵的組織多數由「民族陣線」或政府領導，這股對抗軸心的力量，深入政治系統的各個層面，卻獨缺法西斯主義之徒及其同路人。廣義而言，各地國家主義是否倒向法西斯陣營，其中最大的決定因素，完全看其本身在軸心勢力佔上風時得失的輕重。此外，也得看他們對他國他族（如猶太人，塞爾維亞族）的仇視深淺，是否更勝於他們討厭德國或義大利的程度。因此，波蘭人雖然極其厭惡俄國人和猶太人，可是鑒於立陶宛與烏克蘭部分地區（1939－1941年間被蘇聯佔領）的所作所為，卻始終與納粹德國不大搭界。

1945年開始，資本主義與民主自由重新恢復生機，再度蓬勃發展。勝利的光環下，世人往往忘卻當年灰暗的論調裏面，煽動性的言辭固然不少，但依然有幾分道理存在。一國之內，對於國家及社會制度的可接受性，國民若缺乏基本的共識，民主政治勢必難以發揮真正的功效。至少在國民之間，應該對社會方向具有磋商協議的共識及準備。而共識與準備，卻需要先有了經濟繁榮才能實現。直截了當地說，1918年後到二戰之間的歐洲，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當時的歐洲，一場社會激變，不是迫在眉睫，就是已經臨頭。眾人對革命恐懼之極，整個東歐和東南歐地區，加上部分地中海地區，共產黨連合法地位都難於取得，左右兩派在思想意識上鴻溝之深，右派跟溫和左派之間也無法溝通，1930－1934年間，奧地利的民主政治因此受到嚴重打擊而垮台。不過從1945年至今，與當年同樣的兩黨系統——羅馬天主教徒與社會主義者——卻使奧地利的民主開出了燦爛的花朵（SetonWatson，1962，p．184）。西班牙的民主政權，也在30年代受到同樣的壓力。相形之下，到了70年代，西班牙竟然能夠經磋商協談，便將佛朗哥遺下的獨裁統治和平轉變為多元的民主政體，不能不令人驚嘆。

法西斯主義往往迎合國家主義者追求的熱情及偏見，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但仔細計較起來，屬於半法西斯的統合國家，如葡萄牙和奧地利（1934－1938年），雖然其主要靈感源自羅馬天主教會，卻不得不對其他異族或無神的國家民族稍加提及。更進一步來看，對德意兩國佔領地的法西斯活動而言，原始的國家主義很難推九九藏書行。用到那些靠外人征服本國，而發賣國財之人的身上，國家主義自然更行不通了。條件若適合，這些國家有人還能跟德國認同，彼此同在大條頓民族的旗幟之下（如比利時的弗蘭德斯地區、荷蘭、北歐諸國）。可是站在法西斯立場上，有著另一個更為方便得力的觀點[此說曾由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Goebbels）大力宣傳]，卻是與國家主義矛盾的「國際主義」之說。在國際主義的觀點下，德國被看作未來歐洲秩序（European order）的核心，更是此秩序唯一的保證力量。當然其中更不可少查理曼（Charlemagne）光榮，以及反共產主義的要求。在歐洲一系列觀念建立發展的過程中，所謂「歐洲秩序」，曾沾染過濃厚的法西斯氣味。難怪到了戰後，歐盟的史學家們對這個名詞都不大喜歡多費筆墨。而二戰中曾在德國旗幟下作戰的非德國部隊往往也以超國際的成分為借口。

民主政治的第三項重要條件，在於民主政府不會做太多的治理。國會之所以存在，主要目的不在治理；卻在於制衡那治理的人，美國國會與總統之間的關係，就清楚地闡釋了這一點。民主政府的設計本意，是為煞車制動之用，結果卻擔上了引擎發動的擔子。革命時代以來，主權性的議會逐漸增多，雖然一開始只有少數人具有選舉權，但參政權卻逐漸普遍。可是19世紀的資產階級社會，假定大多數公民的生活行動不屬政府管轄的範圍，卻在自我規律的經濟社會，在非官方性質私有的結社團體之中（市民社會）。單靠選舉出來的議會代表管理政府當然不易，民主派規避這項困難的妙方有二：一是對政府，甚至對國會立法的期望不要太高；二是不管政府——其實就是行政當局——如何怪誕不經，依然確保其獨門生意繼續經營下去。我們在第一章里已經看見，一群管你上台下台，始終獨立存在，經由指派任命的公務人員已經成為現代國家政府不可或缺的經營工具。所謂國會多數的意見，只有在重大並具有爭議性的行政政策面臨決定之際，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政府首長的第一要務，就是在國會裡組織維繫適當的支持力量，因為除了美洲各國之外，當時國會式政權的領袖，通常都非經直接選出。至於那些實行限制性選舉權的國家（即只有少數富貴名人，或特殊人物才能擁有參政權），尋求多數認同的動員整合就更方便容易了。因為這些身份特殊的「眾人」，對它們的集體利益（所謂的「國家利益」）都持有共同一致的看法，更不必說選舉階級擁有的驚人財力實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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