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美蘇之所以有這種認識，實在超出傳統國際政治關係或強權政治可以解釋的範疇。而且正因為如此，各國之間超乎尋常法則的合縱連橫，並攜手作戰贏得二戰勝利的意義便顯得格外重大。各國最後之所以聯合對德，其中真正的主要因素，是因德方之所作所為並非只是在上次大戰不公處置的前提之下，急欲為自己找回公道。德國的政策及野心，事實上完全受到特有的意識形態左右——簡單地說，德國根本就是法西斯強權。反之，如果略過法西斯主義不提，現實權力政治的經營計較，則一時尚可勉強行之。因此在這種背景之下，各國對德國的態度，是反對是懷柔是抗衡，必要時甚至是戰是和，均視當事國國策及大局情況而轉移。事實上，在1933－1941年之間，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各主要角色，基本上都根據這項原則對待德國。因此倫敦、巴黎當局對德國一味姑息（也就是說，慷他人之慨而讓步）。莫斯科也一反以往與德國對立的立場，改為中立，以求在國土上有所回收。甚至連意日兩國，雖然基於共同利益與德國結盟，1939年時，卻也發現利之所在，先不妨暫時觀望，不忙著涉入二戰第一階段的戰局。但是最後事實演變的結果，證明眾人都無法倖免于希特勒發動這場戰爭背後依循的邏輯。義大利、日本、美國，紛紛被拖下水。

除了希特勒納粹德國崛起為一大主要因素之外，各國政局糾纏，最後竟發展成一張國際大網的原因還有另外一項：即當時自由民主國家一再軟弱退讓，到了令人感嘆的地步（這些國家，卻剛巧也是二戰的戰勝國）。不論是獨力對敵還是聯合出擊，它們既無能也不願採取任何行動抵禦敵人的進攻。我們在前面已經看見，正是因為自由主義陷入危境，方才導致法西斯與集權勢力的高漲及其言論的得勢（見第四章）。於是兩相對照，一邊信心十足、野心勃勃，另一邊卻怯懦膽小、恐懼讓步。1938九-九-藏-書年的慕尼黑協定，便是這種情況的最佳寫照。從那時起，在有關西方政治的討論裏面，「慕尼黑」一詞成為懦弱退卻的同義詞。慕尼黑協定造成的恥辱，當時便立刻為人感受到，連那些親手簽定協定之人也不例外。這份恥辱的來源，不單單在於拱手送給希特勒一個廉價的勝利，更在於簽約之前，眾人對戰爭持有的那份恐懼心理；以及簽約之後，眾人如釋重負，總算不惜任何代價，終得一免戰爭的解脫情緒。聽說法國總理達拉第（Daladier）在一手簽下了這個出賣盟友的協定之後，曾經羞漸地吶吶說道：「真是瘋了」。他心中已經準備好回國時面對國人的噓聲。沒想到迎接他的群眾不但沒有噓聲，巴黎人一片興奮，歡迎他回來。因此當時蘇聯之所以能孚眾望，眾人之所以不願對其境內發生的暴行加以批評，究其原因，主要便是蘇聯堅持反對納粹德國。相形之下，與西方世界的遲疑比較，蘇方的立場多麼顯著地不同。因此，當1939年德蘇兩國竟然簽定互不侵犯條約之際，帶來的震蕩也就更為巨大了。

這一段舍德就蘇的民意史，自然屬於歷史上的一次例外，為時也相當短暫，充其量約略可從1933年美國正式承認蘇聯算起，一直到1947年兩大意識陣營在「冷戰」中正式對敵為止。不過更確切一點來看，應該只包括1935－1945年的10年之間。換句話說，這段時期的範圍，正好以希特勒德國的興亡為始終（1933－1945年，見第四章）。以此為背景，美蘇兩國有著共同的目標，雙方都認為德國遠比對方對自己的威脅更為嚴重。

這種矛盾狀況，甚至連那些純粹為愛國心所動，而非由全球性意識形態出發的人士也不例外。因為傳統的愛國主義，如今也分裂為二。堅持帝國精神並強烈反共的保守人士如丘吉爾，以及天主教反動背景根深蒂固之人如戴高樂，如今都選擇與德國作戰九九藏書一途。這一類人士之所以反德，並非對法西斯素有敵意；卻因為在他們的心中，對本國的角色地位自有某種一定的「看法」。然而，即使就這一類人士而言，他們奮力堅持的目標也屬於一場國際層次的「國內」（civil）戰爭；因為對於愛國一事，他們的觀念並不見得與其政府的立場相合。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16日法國開始謀和行動，戴高樂卻於18日赴倫敦宣布，「自由法國」將在他的領導之下繼續作戰，對抗德國。他的這項行動，事實上是向當時法國的合法政權進行叛變。這個政府不但已經依據憲法，決定結束作戰，其決定並獲得當時絕大多數法國人的支持。而在英倫海峽彼岸的丘吉爾，假定面對與戴高樂相同的情況，必定也會作出同樣的反應。事實上，萬一大戰的結果是德方獲勝，丘吉爾一定會被他的政府以叛國處罪，就像戰時會協助德國與蘇聯作戰的俄國人於1945年後被本國當作賣國賊論罪一般。同理，諸如斯洛伐克、克羅埃西亞等民族，戰時卻在希特勒德國的羽翼之下，頭一次嘗到了國家獨立的滋味（雖然是有條件的獨立）。戰時獨立的領袖，究竟是被該國人民視為愛國英雄，還是與法西斯沆瀣一氣的通敵者呢，就只能看意識觀點而定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在斯、克兩族內部各有民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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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30年代，大勢隨著時間過去愈發明顯，國際間（主要以歐洲為主）勢力的平衡越來越成了大問號。西方各國的政治問題——從蘇聯開始，一直到歐洲、美國——已經不再能單純地由國與國間的競爭抗衡來解釋。如今這場衝突，必須從一種國際全面性、並且屬人民與人民間的意識之爭來解釋（不過，從第七章可以看出，意識形態的角度卻不能詮釋受到殖民主義控制的亞非政局），而且事實的發展也證明，這場屬於內部性質的平民之戰，其中的敵我之分，不是當時所謂資本主義與ｈtｔps://ｒｅａd•99ｃsｗ.ｃｏm共產黨社會革命的對立，而是兩種相對意識陣營的大決戰：一方是自18世紀啟蒙運動及多次大革命以來一脈相承的思想傳統（其中自然包括了俄國革命）；另一方則是這股革命思想的頭號死敵。簡單地說，雙方交戰的前線，不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卻是一場若回到19世紀，將以「進步」與「反動」之名劃清界線的殊死戰。只是到了20世紀的30年代，這兩個名詞已經不再如當年那般適用了。

於是各國境內民心分歧，最後之所以匯合成一場既屬國際戰爭，也是國內戰爭的全面性世界大戰，究其癥結，就在於希特勒德意志的崛起。更精確一點來說，決定性的關鍵，出在1931－1941年間德日意三國發動并吞其他國家的侵略行動。希特勒的德國，更是侵略行動的主力。三國之中，也只有德國最最公然無情，決意摧毀革命時代「西方文明」的各項制度與價值體系，它也是最有能力執行其野蠻計劃的一國。於是一步又一步，凡是有可能成為德日意魔掌下犧牲者的國家，便眼睜睜地看著這三個後來被稱為「軸心勢力」的侵略強權，逼近它們的鐵蹄。逼到最後，終於只有戰爭一條路。1931年開始，戰爭似乎已不可避免。就像當時流行的一句話所說，「法西斯即戰爭」（fascism means war）。1931年，日本侵入中國滿洲，在那裡成立了一個傀儡政權。1932年，日本佔據中國內蒙古地區，並攻陷上海。1933年，希特勒取得德國政權，明目張胆，毫不掩飾他的野心計劃。1934年奧地利發生了一場短暫的內戰，民主被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半法西斯式的政權。這個政權的最大作為，便是抗拒德國的野心并吞；並在義大利的協助之下，鎮壓了一場謀殺奧地利首相的納粹政變。1935年，德國宣布廢止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約，重新以陸海軍強國的姿態出現，並（用公民投read.99csw.com票的手段）奪回德國西部邊界的薩爾區（Saar），又以極端侮慢的姿態，悍然退出國聯。同年，墨索里尼也以同等輕慢國際輿論的態度，進攻衣索比亞，並於1936－1937年間，將該國當作殖民地征服佔領。隨著這項侵略行動，義大利又師法德國，一手撕毀了它的國聯會員證。1936年，德國收復萊茵失地，西班牙則在德意兩國的公然協助與干預之下，發起一場軍事政變，掀開了西班牙內戰的序幕——我們在下節將對此多有描述。於是法西斯兩大強國，進入正式結盟，即「羅馬——柏林軸心」。於此同時，德日兩國簽定一紙「反共公約」（Anti－Comintern Pact）。1937年，不出所料，日本果然發動侵華，從此中日全面大戰，一直到1945年才結束。1938年，德國也覺得侵略時機成熟，於3月先吞併奧地利，沒遭到任何軍事抵抗。然後在接連恐嚇之下，10月間的慕尼黑協定終於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割讓命運，在沒有任何軍事衝突的情況之下，這個國家大部分領土以「和平」方式轉移，併入希特勒德國；至於餘下部分，也於1939年3月全部為德國佔領。而數月間一直按兵不動，未曾展露其帝國狼子野心的義大利，見此大受鼓勵，便也出兵佔領了阿爾巴尼亞。緊接著一場波蘭危機，再度出於德國的領土要求，歐洲陷入癱瘓狀態。1939-1941年的歐洲大戰由此爆發，並演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民意調查可說是30年代誕生於美國的產物，因為原屬商品市場調查範疇的「抽樣調查」，自1936年蓋洛普（GeorgeGallup）開始，方才正式延伸入政治領域。而早期根據這項新技術採得的各項民意當中會有一項結果，恐怕會使羅斯福之前的歷任美國總統，以及二戰以後方才出生的讀者大吃一驚。1939年1月，以「如果德蘇之間開戰，你希望哪一方獲勝」為題作調查，被問的美國民眾九_九_藏_書之中，有83％答希望蘇俄勝利，支持德國者只有17％（Miller，1989，pp．283-284）。在這個以資本共產兩大陣營對抗為基調的世紀里，在這個以蘇聯為首宣揚十月革命反資本主義精神的共產主義陣營，與以美國領頭並作表率的反共資本主義陣營對抗當中，美國民意竟然舍德就蘇，不但不支持在政治上堅決反共，在經濟上公認為資本主義的德國，反而出現這種對世界革命老家大表同情，至少也頗為偏向的論調，不是很奇怪嗎？更有甚者，當時，斯大林在蘇聯境內倒行逆施，一般人都認為正是其暴政最惡劣的時候。

這是一場國際性的全面戰爭，因為它在西方多數國家內部，挑起了同樣的一組問題。這也是一場民對民的內戰，因為贊同及反對法西斯兩方的力量，橫跨了人類每一個社會。過去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時期，所謂一國國民對本國國家及政府自然生髮的效忠之心——也就是愛國之情——佔有過這麼不重要的地位。到二戰結束，原有的歐洲國家裡，至少有十國的領導階層已經換人，繼任者卻是戰爭爆發之初（有的則像西班牙，是于內戰之初）原屬反對黨或政治流亡中入——即或風雲變幻不致如此極端，至少，這些新當權者也是一批認為本國原有政府不道德或不合法的人。男男女女，通常是來自各國政治階級核心的人物，都選擇了向共產主義（即蘇聯）而非自己祖國的效忠之路。因此所謂「劍橋間諜」（Cambridgespies）——或從更實際的觀點看，日本的佐爾格間諜網[編注：由蘇聯情報員佐爾格（Richard Sorge）於1933-1941年間所建立的情報網]，不過是眾多例子之中的兩個而已。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國奸走狗」（quisling）一詞的發明——源自挪威一位納粹的姓名——則是用來形容在希特勒鐵蹄侵略之下，那些基於思想觀念的認同，而非純屬貪生怕死，甘為敵人走狗的政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