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左派聯手在選舉中獲得重大勝利，證明以往分裂不和的不明智。左派陣營內部的人心，更開始顯著地向共產黨轉移——尤其以法國為著，然而，共產黨的政治基礎雖然擴大，反法西斯的力量卻不曾真正受惠。事實上，法國人民陣線雖然在選舉中得到多數支持，並選出法國有史以來首次由一名社會主義人士——知識分子布魯姆（Leon Blum，1872－1950）領導的政府，可是激進派、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三方結合獲得的實際票數，卻只不過比三者於1932年的選票總和多出1％而已。西班牙人民陣線領先對手的差距雖然比此稍大，新政府卻面對幾乎達半數依然反對它的選民（西班牙左派的力量，比前還更強盛）。但是儘管現實不盡理想，勝利的果實畢竟甜美，不但為當地的勞工及社會主義運動激出了希望，更帶來了陶醉的喜悅。但在事實上，當時英國工黨的境遇極慘，先有經濟蕭條，後有1931年的政治危機——議席一潰而為只佔50席的慘況——4年之後，票數雖有上升，卻始終不曾恢復蕭條前的盛況，其議席儀略多於1929年的半數。1931－1935年間的保守黨票數雖有減少，也僅從61％左右略降為54％。1937年起由張伯倫領導的所謂英國「國民」政府（其名日後成為姑息希特勒的代名詞），事實上擁有雄厚的多數民意基礎。如若1939年的戰事不曾爆發，英國必於1940年舉行大選，相信保守黨必能再度輕騎過關。其實，除了斯堪的那維亞的社會民主黨派甚有所獲是為例外之外，西歐各國在30年代的選舉結果，並沒有大規模向左轉移的跡象。反之在東歐和東南歐選舉依然倖存的地區，卻有相當大的選票流向右翼。但是新舊大陸之間的政治氣象則截然不同。1932年美國大選，民主黨的選票由1500～1600萬票驟升，幾乎高達2800萬票。4年後的1936年，羅斯福再度獲勝，此番贏得的選票比前稍少（此事除了選民之外，人人跌破眼鏡）。不過就選舉意義而言，羅斯福政治生涯的高峰已於1932年度過。

可是，真正使西方重要的民主國家——如英法兩國——抗敵意志削弱的癥結所在，卻不是民主政治的運作，而是上次大戰的悲慘記憶。這段傷痛，不論是選民還是政府，上下眾人都痛銘於心，永遠不能忘懷。因為那場戰爭造成的衝擊，不但史無前例，而且無人倖免。若以人命計（而非以物質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損失對英法兩國來說，遠比日後二戰的犧牲為大（見第一章）。因此它們不計任何代價，務必防止這類戰事的再起。只有在用盡一切政治手段，卻依然無計可施之下，方可訴諸一戰。

至於如何抵製法西斯陣營的興起，實際的方針在紙面上看來既簡單又合理。各國應該聯合起來，共同抵禦侵略者的行為（國際聯盟的存在，就為這個目標提供了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運作架構）。對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也絕不可有任何妥協讓步。並有威脅恫嚇的手段——必要時採取共同行動，付諸實施——以嚇退或擊敗侵略者的意圖及行動。蘇聯外長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v，1876－1952），便自命為這項「集體共同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防禦體系的發言人。但是說來容易做來難，妨礙眾人合作的最大難處，在於其心不一。當時（於今猶然），各國就算對侵略者同具疑懼之心；彼此之間，卻也有其他現實的利害衝突，以致意見不和行動不一。

至於非共產黨的左翼眾人，自1918年後，對戰爭及軍國主義的殘酷更是深惡痛絕，比起1914年以前的厭戰心理，其厭惡程度更甚（至少在理論上如此）。但是反戰儘管反戰，不計代價的和平理論仍是少數人的看法，即使在反戰呼聲最強的國家如法國也不例外。1931年在英國，主張和平主義的蘭斯伯里（George Lansbury）由於一場意外的選舉混亂，發現自己變成英國工黨的頭目。到1935年，卻又被迅速無情地趕下黨魁寶座。英國工黨與1936－1938年間由社會主義領銜的法國人民陣線政府不同，我們不能責其不夠堅定，缺乏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決心。該責備的，卻是其拒絕支持必要的軍事手段，如重整軍備、進行徵兵等可以徹底發揮抗德作用的備戰措施。同此，共產黨人雖然從來不會為和平言論所誘，九*九*藏*書卻與英國工黨政府同樣可以討論。

因此，傳統右派的眾家對頭，雖然在反法西斯的呼聲之下組織起來，其支持人數卻不曾因此而有所增加。總的來說，反法西斯比較能夠動員政治上的少數分子，遠勝其對主流多數的影響。而在非主流的少數當中，又以知識分子及關心藝術的人士最具接受其觀點的開放心靈。因為國家社會主義高高在上的姿態，以及其對既有文明價值觀的侵略敵意，文學藝術人士對此首當其衝，感受最為敏銳（至於另一批受到國家主義暨反民主思潮鼓動而興起的國際文學流派，則不在此類人士之列，見第六章）。於是納粹種族主義立即採取行動，造成散佈於這些尚存寬容氣氛的園地里的猶太及左翼學者大批流亡。納粹分子敵視知識自由的心態，立刻使得德國各大學幾乎三分之一的師資遭到被逐的命運。希特勒上台的同時，便是納粹版「焚書坑儒」的開始：「現代派」文化受到猛烈攻擊，凡屬猶太及其他不合納粹心意的書籍均遭焚燒。令人感到沉痛的是，對於排猶一事，除了某些確屬倒行逆施的作為之外——如納粹集中營，以及剝奪猶太裔德國人的權利、令其離群索居、貶為下等人等等（根據當時的標準，只要內外祖父中有一位猶太血統便被判為猶太人）——當時一般民眾並不以此為意，充其量視為一時有限度地脫離常軌罷了。因為說起來，集中營也不是什麼新玩意，向來不都是恐嚇共產黨的法寶，以及專門用來關顛覆分子的牢獄嘛。老派保守分子對此還頗具好感呢。而大戰爆發之際，各集中營里一共只有8000餘名犯人（這一類監獄，後來轉變成數十萬人，甚或數百萬人遭受恐怖酷刑的死亡集中營，則是在戰爭進行當中才發生的演變），直到戰爭開始之前，不論納粹當局對猶太人何等野蠻、何等兇殘，其對於猶太人的「最終解決」，似乎也僅限於集體逐出，而非集體屠殺。何況若從政治以外的角度看，當時的德國雖有不甚可喜之處，卻是一個國勢安定、經濟繁榮的國家，並擁有一個頗受人民愛戴的平民政府。但在貌似正常的表象之下，有心人卻可以從當時出版的書籍之中——包括「領袖」本人所著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發現一個事實：即在種種挑動種族情緒、充滿嗜殺口吻的言詞背後，以及達豪（Dachau）、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等地集中營里發生的殘酷謀殺裏面，還潛藏著一個處心積慮、意圖將現有文明完全翻轉顛覆的世界。因此，30年代第一批大規模起來反對法西斯的社會人士，即屬西方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當時雖只是少數學生，多數卻出身「人人敬重」的中產家庭，其本身在未來也將躋入中產階級之列）。這批人的實際人數雖然少，影響力卻極為可觀，當然也是因為其中包括新聞從業人員在內之故。後者頻頻向西方非法西斯國家保守的讀者群及決策人士發出警訊，提醒他們注意國家社會主義背後真正的本質。在這一方面，新聞界人士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結果，希特勒的如意算盤卻意外地落了空。西方各國向德宣戰。宣戰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各國政治人物想要一戰，卻出在希特勒自己身上。慕尼黑協定之後，希特勒的東進政策太過分，使得姑息派完全沒有立足之地。原本對反抗法西斯一事無所謂的廣大群眾，現在一舉動員，起而相抗，這種形勢都是希特勒本人一手造成。根本上來說，1939年3月德國正式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一事，徹底地改變了英國的民意，輿論一反過去妥協的語氣，轉而支持抵抗法西斯。民心向背既定，政府雖不情願，也只有被迫從之。英國政府的政策既轉了方向，法國政府別無他計，也只有立即跟進，追隨自己這個唯一還算有點辦法的盟友。於是破天荒的第一遭，英國國民同仇敵愾，決意與希特勒作殊死戰，不再分歧不合——可是為時已晚，形勢一發不可收拾。德軍鐵蹄迅速無情，踏進波蘭，並與斯大林瓜分該國。斯大林退居中立，不知自己後患已定。一場德國大唱獨腳戲，英法只能虛張聲勢的「假戰」（phony war），便在西方世界妄求和平的假象後到來。

然而，各國這種「不願開戰」的心理，卻不可與「拒絕作戰」一事相混淆。不過法國身為上次大戰交戰國中損失最為慘重的國家，此時軍中的士氣，確已因此大挫。參戰各國，沒有一九-九-藏-書個是興緻勃勃快快樂樂去的，即使連德國人也不例外。而在另一方面，所謂完全無條件的和平綏靖論調，雖然曾於30年代在英國流行一時，卻從來不曾成為一場普遍的群眾運動；到1940年，更完全消失。二戰期間，社會上對於「基於良知理由的反戰人士」雖然相當容忍，但是事實上真正主張「拒絕作戰」權利的人數卻也少之又少（Calvocoressi，1987，p．63）。

共產國際提出的策略，本質上屬於一種同心圓式的圍堵（與斯大林共同提出）。當時共產國際已經選出保加利亞籍的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為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在1933年德國國會縱火案的審判中，公開向納粹當局勇敢挑戰，激起各地反法西斯的洪流。於是以勞工階級聯合勢力組成的「聯合陣線」（United Front）為基礎，共產黨開始與民主分子及自由人士組成的「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攜手合作，形成廣大的選民及政治聯盟。除此之外，隨著德國力量的挺進，共產黨更進一步擬出策略，將前述兩陣線擴大成為「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全國上下，不分意識形態、政治信仰，一律以法西斯（或軸心勢力）為眾人的頭號敵人。這項由左而中而右，超越政治路線的反法西斯合作主張——法國共產黨「向天主教徒伸出友誼之手」，英國共產黨擁抱一向「聲名狼藉」、專門對付共產黨的丘吉爾——卻較不為傳統左派所接受。一直到了戰爭迫在眉睫，實在不得不出此下策之際，後者方才勉力相從。然而中間路線與左派人士相結合，在政治上的確有其道理存在。於是「人民陣線」分別在法國與西班牙兩地穩住陣腳（法國是最先試用此策的國家），一舉鎮住國內的右派勢力，在選舉中獲得戲劇性的大勝（西班牙於1936年2月，法國於同年5月）。

然而事實發展顯示，希特勒德國的國家主義根本不講道理，其政策目標既無理性又無止境，與之妥協談判，無異與虎謀皮。擴張侵略，先天就是希特勒這套系統的基本質素。除非眾人趁早認命，接受德國必然取得支配霸權的局面——也就是打定主意，不去抵抗納粹挺進的行動——否則除此一途，戰爭必不可免，只是遲早而已。因此在30年代，意識思想便在政策形成上扮演著一個中心角色：如果納粹德國的意圖是由意識思想挂帥，那麼講求現實政治的做法就完全失去可能；有識之士於是認識到一個事實，那就是與希特勒之間完全沒有妥協餘地。不過，前者對現實狀況的評估雖然相當正確，其結論卻建在極不實際的理由之上。他們之中，有人認為法西斯在原則及先驗上難以容忍而反法西斯；有人則站在同屬先驗性質的立場上持另外一種理由反對法西斯——他們以為，我的國家「代表的理念正主之所在」，豈可妄言犧牲低頭（丘吉爾即為第二類人士之代表）。丘吉爾的矛盾是：這一套浪漫偉大的念頭應用在政治判斷之上，自1914年以來已經證明一錯再錯——包括他自己一向沾沾自喜，自以為高明的軍事對策在內——可是面對德國問題，這一寶卻竟然給他押中了，再合乎實際不過。

英法兩國都深知本身的國力太弱，實不足維持於1919年建立的國際政治現狀，以期配合自己的需要。它們也都知道，目前這種局勢極其不穩，繼續維持實在難上加難。再戰一場，非但無益，徒招更大損失。因此眼前現實的上上之策，便是與再度興起的德國磋商，以求建立一個較為持久的歐洲秩序。但是這種做法，顯然便意味著向日漸強大的德國讓步。不幸的是，新復興的德意志帝國，卻掌握在黷武獨夫希特勒的手中。

聯合一致對抗法西斯。基本上，這第一項呼聲比較有可能贏得大多數的立即響應。因為法西斯對異己者「一視同仁」，無論是各門各派的自由主義分子、社會主義者、共產黨，還是任何一種形式的民主或蘇維埃式政權，一律被其視為大敵，務必摧毀。套句英國老話，大家若不想被個別「絞死」，那就最好彼此「絞在一起」合力對敵。當時，在「啟蒙左派」（Enlightenment Left）的陣營里，共產黨原是最具分裂性質的一支政治勢力。它們的炮火（攻擊鬥爭，不幸正是政治激進分子的特色）往往不打向那最明顯的敵人，反而集中全力攻打身邊的頭號競爭對手——社九_九_藏_書會民主黨。可是希特勒奪權之後，18個月間，共產黨的方針便有了180度的大轉變，一舉成為反抗法西斯聯合陣營當中最有組織、也最有效率（一向如此）的鬥士。共產黨的轉變，根除了妨礙左翼陣營內部攜手合作的最大阻力。不過，左翼內部彼此之間那種根深蒂固的懷疑心態，卻依然縈繞不去。

而自由派的民主思想，更擴大了這道「知易行難」的鴻溝（依照自由民主觀念的定義，天生便與法西斯和極權思想格格不入）。民主自由的政體，不但減緩甚或阻止了政治上的決策過程——美國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且對於那些不受民意歡迎的理念方針，執行起來必然更為困難，有時甚至不可行。於是某些政府當局便以此為借口，掩飾自己的顢頇麻木。而美國的例子更進一步顯示，甚至如羅斯福總統這般具有廣大民意基礎的總統，也無法違背選民意志，推行自己反法西斯的外交方針。因此要不是珍珠港事變，以及希特勒對美宣戰，美國自始至終必將置身二戰之外。因此除此二事之外，我們實在找不出其他任何理由把美國投入這場戰爭。

2

而英國政府呢，同樣也意識到自己在根本上的虛弱。在財力上，實在打不起另一場戰爭。在戰略上，英國也不復擁有一支可以同時在三大洋及地中海作戰的強大海軍。在此同時，真正讓英國操心的倒不是歐洲。它最頭痛的問題，是如何運用這支不足的軍力，挽回自家在地理上前所未有的龐大，但實質上卻瀕臨解體的帝國殘業。

其實在慕尼黑會議以後，不管哪一種現實政治的言詞，都無法再解釋姑息者的做法了。一旦大局明朗，開戰之勢不可避免——而在1939年，又有誰能否認這個形勢？——唯一可做的事，應該只有加緊備戰，可是當時西方各國卻不這樣做。矛盾的是，在大勢已定之前，英國——即使在張伯倫執政之下的英國——自然不願希特勒的霸權在歐洲出現。雖然法國徹底崩潰之後，英方曾認真考慮與德議和——換句話說就是接受戰敗的事實。而在法國的政客與軍人當中，雖說失敗主義瀰漫，悲觀氣氛冒頭，法國政府卻並不打算，也不會放棄最後一線虛幻的希望。一直到1940年6月，法國守軍全面瓦解，這種念頭才終止。然而法國的政策有氣無力，左右不逢源。它第一不敢依照權力政治中強者為王的法則早早低頭；第二不敢追隨左派抵抗人士的先驗理念起而抗德；第三同樣不敢貿然照右翼反共派的先驗理念對付共產黨。對左派來說，天底下再沒有一件事能比打倒法西斯更為重要（不論是法西斯思想本身，或希特勒的德國）。對右翼而言，「希特勒如果失敗，即意味著對抗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壁壘——極權體系——的徹底瓦解。」（Thierry Maulnier，1938 in Ory，1976，P．24）我們很難斷言，到底是什麼因素左右了這些政治人物的行動，因為他們的決定，不但受其本身才智的影響；他們判事的眼光，也為其固有的偏見、先入為主的觀念、希望、畏懼等所蒙蔽。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悲慘回憶，尚在眾人腦中縈迴；自由民主的政治經濟體制，似乎也正面臨最後滅亡的局面。西方政治家心中，對固有制度失去信心，充滿自我懷疑這種茫然疑慮的心理，在歐洲大陸比英國更為嚴重。眾人的確擔心，他們真的不敢肯定，在這種無望的情況之下，抵抗政策到底能否發生作用。前途未卜，勝負猶不可期，為此花上高昂代價，是否值得？但是對英法兩國多數政界人士來說，他們至多隻能做到一個儘力維持目前不甚令人滿意，也難以長久的局面。而在這一切現象後面，又有一個根本問題：如果命中注定，現狀難逃，法西斯主義是否畢竟勝過另外一條路呢——即社會革命與布爾什維克之路。如果說，在法西斯的菜單上只有義大利式法西斯一道菜，保守人士或溫和派政客恐怕便少有人疑慮了；甚至就連丘吉爾也傾向義大利。可是現實的問題卻是，大家面對的法西斯不只是墨索里尼，而是還有希特勒。但在30年代，儘管義大利並非法西斯的掌門人，各國政府與外交人士依然絡繹于羅馬道上，紛紛前去和義大利交好，希望藉此可以穩定歐洲局勢，或者至少把墨索里尼拉得與希特勒遠一點不讓他與他的得意門生牽手合作。我們不可輕看這種企望的意義，不幸的是，種種籠絡手段最後卻沒有成功。雖然連墨索里尼本人一開始也相當九_九_藏_書實際，盡量保持某種程度的自我行動空間。一直到1940年，他才做出結論——雖然是個錯誤的結論，卻並非完全沒有理性依據——認為德國大勝已成定局。於是他也急忙跟進，向西方盟國宣戰。

所謂「綏靖」政策，自1939年以來即被報界口誅筆伐，可以說聲名狼藉。因此我們不得不提醒自己，其實這種做法，在當時許多西方政客眼中看來極有道理。這些人心裏並不十分反對德國，在原則上也沒有強烈反對法西斯的熱情。尤其對英國人來說，歐洲大陸的版圖更迭，特別是在那些「我們極不熟悉的遙遠國度」（張伯倫語，1938年論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里發生的變換，可不是什麼令英國人血壓升高的大事。（法國人可就不同了。可以想象，任何有利於德國的舉動，都使得法國人神經緊張。德國人遲早會跟法國作對，可是法國弱得很，哪裡禁得起。）但是如果再來一場世界大戰，定會使英國經濟傾家蕩產，大英帝國必也解散大半。後來事實證明，果如所料。雖然從社會主義者、共產黨、殖民地解放運動，以及美國羅斯福總統的觀點來看，只要能夠打倒法西斯，隨時願意付出這筆代價。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對講究理性與實際的大英帝國主義者來說，如此犧牲實在太過分，絕無必要可言。

全面動員抵抗法西斯——即德國陣營——的號召，需要三方面的響應。其一，凡在對抗軸心勢力一事上具有共同利害關係的政治力量，必須聯合起來。其二，擬定一套實際可行的抗敵方針。其三，各國政府作好準備，徹底實行這一套抗敵方針。而在事實上，這項動員計劃一共花了8年工夫才大功告成——如果我們把全速邁向世界大戰的起點從1931年算起，前後甚至有10年之久——然而，當時眾人對這三項號召的反應，常常猶疑遲鈍、混淆不一。

左翼陣營在當時，其實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尷尬境地。就一方面來說，眾人雖顫慄於一戰的陰影，並對未來一戰懷有不可知的恐懼，如今卻因反法西斯的聲勢浩大受到鼓舞，因而動員起來。法西斯主義本身，具有強烈的戰爭意味，足以使人起來與之決一死戰。而就另一方面而言，對法西斯徒勞對抗，卻不訴諸軍事行動解決，分明難有成功之望。更進一步來說，若想空憑眾人的堅定意志，以和平手法造成納粹德國、甚至墨索里尼義大利的覆滅，這種想法等於妄想。不但對希特勒的本質太不了解，對德國境內的反對力量也寄予過多不實幻想。總而言之，凡親身經歷過這段時期的人，「當時」便都很清楚一個事實，那便是最終不免一戰。不論我們如何策劃種種方案，以求避此一禍，大家也知道終屬徒然。猶記得當時眾人的內心深處——作為歷史學家，作者也不得不求助自己的記憶——都料定戰爭一定會來，都知道自己必將走上戰場，甚至為此送命。身為法西斯的反對者，我們知道，一旦大戰爆發，別無選擇，只有走進戰鬥隊伍。

尤有甚者，由於地理位置、歷史情節，加上經濟力量的種種緣由，各種政府的世界觀也很有差異。比如以美日兩國為例，它們的重心分別在太平洋地區以及美洲，歐洲的局勢與其實在沒有什麼重大相干。對於英國而言，歐洲大陸的風雲也同樣無足輕重，因為它一心仍然看重於自己的世界帝國地位，並以維持全球海上霸權的戰略為主——雖然在事實上，英國國勢已經大衰，其兩重目的一重也難以維持。至於東歐各國身處德俄兩強之間，情勢使然，國策自然受其地理位置左右——尤其在後來的事實發展之下，西方各國顯然不能保護它們時更是如此。其中更有一些國家，已於1917年後自俄國取得部分土地；因此它們雖然反德，卻也不願見到任何抗德的聯盟行動把俄國勢力再度帶回到自己的國土之內。但是最後事實證明，真正能夠發揮作用，給法西斯有效打擊的聯合行動，卻少不了蘇聯這一份力量。再從經濟角度觀之，英國等國都心知肚明，上一回已經發動過一場遠超自己財力物力所及的大戰，如今再度面對重整軍備的局面，便都不禁望而卻步。簡而言之，各國雖然都認識到軸心勢力的存在確屬一大威脅，但是在認知與行動之間卻有一段極大的距離。

反之，主張姑息手段的政治現實主義者，對當時狀況的看法卻一點也不實際。甚至到了1938－1939年間凡是頭腦清楚的人，都可看出要與希特勒達成任何協議是難於登天之時，那群姑息主義者仍不死心，抱著九九藏書他們莫名的和平幻想。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才會發生1939年3月到9月間那場黑色荒謬的悲喜劇。可笑的一幕，終於以一場大戰宣告結束——這卻是一場其時其地，沒有一個人想打的戰爭（甚至連德國人也不例外）。而英法兩國，則被莫名其妙地投入這場戰事，一直到1940年德人發動閃擊戰將它們摧枯拉朽掃到角落之際，才弄清楚自己作為交戰國家到底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大勢所趨，英法雖然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事實，卻始終無法面對現實，從而認真考慮與蘇聯洽談合作一事。然而若沒有蘇聯參与，盟國既不可能延後，更不可能贏得這場戰事。若沒有蘇聯相助，張伯倫提出的承諾——保證助東歐各國抵擋德國的突擊攻勢——無異一張廢紙。倫敦、巴黎當局其實並不想打仗，充其量只願意顯示一下制止戰爭的實力。當此時刻，希特勒和斯大林兩人都認為不動武簡直不切實際。斯大林並一再遣使與西方協商，建議雙方在波羅的海共同布陣，奈何對方置之不理。德軍鐵蹄開進波蘭，張伯倫領導的英國政府還意存觀望，打算與希特勒重開談判。事實上，希特勒也盤算張伯倫會有此想法（Watt，1989，p．215）。

雙方之間最明顯的隔閡，在於蘇聯與西方世界的對抗。一邊是處心積慮、一心以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並最終建立遍布全球之帝國為已任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一邊則是洞悉蘇聯心意、視其為叛亂傾覆始作俑者及教唆之徒的西方國家。這股造成雙方貌不合神亦離的情況，到底產生多少影響，使得眾人無法順利合作，實在很難估算。雖說1933年之後，世界上主要國家多已承認蘇聯政權，而且只要合乎自身利益，各國政府隨時願意與之修好。但在各國內外，卻依然存在著各種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力量，將其視為人類的頭號敵人。這種情況，與1945年後冷戰時期的反共心態殊無二致。英國情報機構更集中一切力量，專事對付赤色分子的威脅。用力之專，甚至遲至30年代中期，方才放棄將共產黨視作主要目標的做法（Andrew，1985，p．530）。無論如何，當時許多保守人士都認為——尤以英國為最——這一切問題的最好解決辦法，就是德俄之間開戰，鷸蚌相爭，一舉將兩個禍害的力量減弱，甚至毀滅掉。就算布爾什維克敗在德國手裡，但同時能使後者國力大減，卻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於是西方政府遲遲不願與赤色政權有效協商；甚至到了1938-1939年間，眾人聯盟抵抗希特勒的必要性已經迫在眉睫，不容任何人否認之際，各國依然不改其狐疑態度。抗阻合作的力量之大，迫使1934年以來便與西方站在同一陣線，堅定帶頭反對希特勒的斯大林一反前定，深恐自己落入單獨對付希特勒的泥淖之中，於是在1939年8月與德國簽下了互不侵犯條約。靠此條約，斯大林希望蘇聯可以置身事外，坐觀德國與西方各強相鬥，互挫銳氣。而蘇聯則得以坐收漁利，根據條約中的秘密條款，取回俄國自革命以後失去的一大片西部領土。最後證明，斯大林這個如意算盤完全打錯。但是他這番舉動，卻與前此共同御德的意願遭到失敗一般，再次證實各國之間利害分歧之嚴重。而1933－1938年間，納粹德國之所以令人咋舌地順利興起，幾乎未曾受到任何抵制，極可能便肇因於此。

然而，左派人士在政治上兩難的局面，並不能用來解釋其政府失敗的原因。因為有效的軍備措施，並不在於政黨政治中國會的決議（或不決）——甚至在某一段時間里政客們對選舉的計較也不能決定一切。但是各國政府，尤其是英法兩國，實在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傷害得太重。法國經此一戰，筋疲力盡，已到了失血地步，國力之弱小，可能比戰敗的德國還不如。自德國復興之後，法國更瞠乎其後，若沒有盟國撐腰，可說什麼都不是。而其他唯一與法國有同等利害關係，可與之共攜手的歐洲國家，只有波蘭以及繼承哈布斯堡王朝領土的各小國。但是這幾個國家實在太弱小，根本無濟於事。於是法國舉全國財力，下全部賭注于區區一線防禦工事——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這是以一名不久即為人所忘的部長之名而命名——希望藉此可以像當年凡爾登（Verdun）一役，以大量傷亡遏止住德軍的攻擊（見第一章）。除此之外，法國人唯一的指望只有英國；到1933年，更只有指望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