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間，西班牙發生了一場革命，政權從波旁王朝手中，和平轉移到自由人士手中。這些立意良善的自由主義人士，頗具19世紀拉丁裔國家反對神權的共濟會精神。可是西班牙窮苦階級的怨恨太深，這股怨氣遍及城鄉，自由派的政府既無法妥善控制，也未曾推行任何社會改革（即土地改革）予以緩解，於是在1933年被保守勢力趕下台。新政府上台之後，採取高壓政策鎮壓各地動亂，如1934年阿斯土裡亞（Asturian）地方的礦工之亂。強制手段之下，革命的潛在壓力日益升高。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共產國際的人民陣線從北鄰法國頻頻招手，主張左翼人士不分黨派，共同合作以選票對付右派。當時正不知如何是好的西班牙左派，發現這個新觀念倒不失一項好計。甚至連以西班牙為其全球最後據點的無政府主義者，也一反過去認為選舉一事配不得真正革命大業的藐視態度，開始呼籲支持者使用這個屬於「資產階級之惡」的手段——不過投票儘管投票，無政府主義人士卻始終不曾出馬競選玷污自己的風骨。1936年2月，人民陣線在選舉戰中打了一場勝仗，雖屬小勝，畢竟獲得了多數選票。並在協調之後，奪得西班牙國會（Cortes）可觀的多數席位。左派聯合獲得的戰果，不在誕生了一個有為的左派政府，卻在為積壓已久的民怨，提供了一個發泄的出口。接下來數月當中，這個形勢愈發明顯。

在乾燥的四方地面之上，那塊殘然零地，多麼炎熱，

傳統的右翼政體既告失敗，西班牙再度回歸由它首創，一種已經成為伊比利亞半島特色的拉丁國家政治手法——即軍事政變。於是正當西班牙左派將眼界超越國界，擁抱全球共產人民陣線之際，西班牙的右派也開始向法西斯勢力靠攏。不過，西班牙境內雖然也有小規模的法西斯運動，如長槍黨等；右派與國際法西斯聯合的現象卻主要是教會及君主主義者乾的。在教會及鼓吹君主制的人士眼裡，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目中無神的可惡程度相當，兩大惡者當中無論與哪一方都沒有妥協餘地。至於意德兩國，則希望從西班牙右派的得勝里獲得一點道德支持，此外九九藏書或可沾點兒政治利益。於是選舉之後，西班牙的軍事領袖開始認真醞釀政變。他們需要財力和實質的幫助，義大利便在這個時候跟他們談妥了條件。

西班牙軍事叛變一發生，外界反法西斯的輿論立即對共和國加以聲援。可是各國非法西斯性質的政府，如蘇聯，如法國剛剛上台的人民陣線社會主義政府，雖然心向共和國，但表現卻遠比輿論謹慎（義大利與德國則立刻派遣部隊、運送軍火，援助它們支持的軍方）。法國很想伸出援手，事實上也曾給共和國某些（在官方上可以「不予承認」的）幫助。後來卻因國內意見不合，加上英國政府的插手，方才被迫採取「不干預」的官方政策。至於英國政府，對伊比利亞半島局勢採取極為敵視的態度，認為當地正陷入社會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高漲的惡劣局面。西方中產階級及保守輿論，一般也多持相同看法。不過除了天主教會及傾法西斯派之外，眾人對西班牙將領倒也不甚熱烈認同。而俄國雖然堅定地站在西班牙共和國一邊，卻也加入由英國一手促成的不干預協定（Non－lntervention Agreement）。該協定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德意兩國前往相助西班牙將領。不過這一目的卻沒有人認真看待，各國無意也無心達成。於是原本便「模稜兩可的含混協定，很快就流為徒具形式的假惺惺」（Thomas，1977，p．395）。1936年9月起，俄國便開始高高興興地——也許官方並不完全正式地——將人員物資送往共和國。結果，所謂的不干預，只表示英法兩國對軸心勢力在西班牙大量插手的現象袖手旁觀，拒絕予以任何干預而已。如此一來，不僅意味著它們對共和國完全放棄，同時也進一步證實了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兩方對大言不慚主張不干預人士的鄙視心理。列強之中，唯有蘇聯出力幫助西班牙合法政府，名望因而大振。西班牙內外的共產黨人，也隨之水漲船高，聲勢大振。因為它們不但在國際間組織了援助西班牙的力量，同時也親身參与，成為共和國軍事行動里的中堅。

在那河道縱橫切割的台地之上，

非洲一隅，如此粗糙地read.99csw.com焊接于富饒多產的歐洲，

至於西班牙共和國呢，雖然有各方同情（事實上極為不足的）及協助，從一開始，卻只能打一場被動的防守戰而已。現在回頭考察，其中癥結顯然出在它本身力量的微弱。根據20世紀人民戰爭的標準來看，1936－1939年共和戰爭的後果不論輸贏，英勇事迹儘管可泣，論其表現實在不佳。究其原因，部分出於它不會充分發揮游擊戰術——說也奇怪，這項對付傳統軍隊的最佳的非正規戰術，其名稱來歷雖然出自西班牙，卻在西班牙這場戰爭中不見蹤影。佛朗哥領導的國民政府，政令軍令統一；共和部隊卻政見分歧，而且——雖有共產黨的協助——軍事目標和行動也雜亂不一。待覺悟之際，為時已晚。共和國的最好表現則在守勢，幸虧它不斷抵擋住對方的致命攻擊，戰事方才得以延續。否則早在1936年11月馬德里陷落之際，內戰就可以結束了。

不過，在當時民主選舉勝利和全民政治力量動員的氣氛之下，發動軍事政變的時機並不合宜。軍事政變的成功背景，在於民心向背，而軍人的意向更是決定因素。政變者發現自己發出的信號不被接受，便默默地承認失敗了。標準的軍事政變，最恰當的時機是在民氣不明顯，或政府失去合法性地位之際，可是當時的西班牙並不具備以上任何一項條件。西班牙將領在1936年7月17日發動政變，雖于幾處城鎮得手，卻在很多地方遭到民眾和忠於政府的部隊的強烈抵抗，他們原訂算奪占包括首都馬德里在內的兩大都市的計劃也告流產。一心想要消滅革命的政變，反而加速了社會革命在部分地區的進行；並且更進一步，發展為蔓延全境的一場長期內戰。交戰的雙方，一邊是經由選舉組成的共和國合法政府，如今更擴大延伸，包括了社會主義者、共產黨人，甚至加上部分無政府主義者，與之共存者還有各地擊敗了政變的人民義軍。而另一邊則是叛亂的軍方將領，自居為對抗國際共產主義入侵的國家主義聖戰戰士。將領之中，年紀最輕、而且最具政治智商者是佛朗哥。他隨即成為新政權的領導人，隨著戰爭年月的推移，這個政權逐漸https://read.99csw.com取得了權威，變成一黨的一統天下——成為從法西斯開始，一直到君主制、王室正統派極端主義的右派大混合，並取了一個極其可笑的怪名字：西班牙傳統長槍黨（Spanish Traditionalist Falange）。內戰的交戰雙方，都亟須外人支持，它們也都向個別的可能支持者尋求幫助。

30年代面對的重大課題——到底是守在國境內個自為戰，或是跨越國境彼此聯合作戰——至此大局已明，顯然是屬於後者的了。其中又以1936－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最能體現這種趨勢。西班牙內戰，就成了國際對抗最典型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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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一向與外界極不搭調，並且封閉自足的國度，內部爆發的一場政治紛爭，竟然變成30年代國際間殊死鬥爭的象徵，卻是有原因的。西班牙內戰掀起了當代基本的政治問題：一邊是民主與社會革命；一邊則是絕不妥協、堅持反革命的反動陣營。就第一面來說，西班牙是當時歐洲唯一醞釀革命爆發的國家。就第二面而言，西班牙境內則有天主教會作為反動勢力的源頭，對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來世界發生的大小事件一律排斥。但是說也奇怪，在內戰爆發以前，左右各種黨派不論其來源是由莫斯科引導，或是受法西斯思想啟發，都不曾在西班牙有過任何重要的表現。因為西班牙自有其古怪的政治活動：左有極端激進的無政府主義分子，右則有極端激進的王室正統派。

我們的思想具化形體；我們的狂熱赫赫成形，如此精準鮮活。

甚至遠在蘇聯動員援西之前，自由派中包括左派極端分子在內，就立即把西班牙人民的奮鬥當作切身攸關的大事。30年代英國最優秀的詩人奧登，曾寫道：

對於生活在30年代的自由分子與左派來說，西班牙內戰到底意義何在，當年的印象如今已經很難說得清了。但是對我們這些年事已高，早已活過《聖經》為我們命定的70壽數的時代生還者而言，這是唯一一件至今動機依然純正，理由依然迫切的政治目標。當年如此，今日回顧依然如此。回想起來，它恍如一場史前舊事；即使在西班牙本地，也屬於一場前塵舊夢。可是在當時奮力ｈｔｔps://reaｄ.９９csｗ.ｃom反抗法西斯的人士心中，這卻是他們奮鬥的最中心，戰鬥的最前線。因為只有在這場戰鬥里，抗爭的行動得以不斷，一連持續了兩年半以上之久。只有在這場戰鬥里，他們得以以個人的身份參与；即使不能穿著軍服正式直接上戰場，也可以藉著募集款項、救助難民，發起活動向那些膽小如鼠的政府不斷施壓，而以間接的方式參与。然而佛朗哥率領的國民政府日佔上風，形勢顯然無法逆轉，共和國的敗局已定，大限就在眼前。危急之勢，更令眾人感到刻不容緩，務必凝聚力量，攜手共抗法西斯氣焰在世界各地的猖獗不可。

西班牙內戰的意義不僅於此。在這裏，也只有在這裏，男男女女拿起武器，迎上前去與節節逼進的右派作戰，為士氣頹喪、不斷敗退的左翼陣營挽回了頹勢。早在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的國際志願旅第一批分遣隊於10月間抵達它們未來的基地以前，甚至在第一批有組織的志願部隊——義大利自由派社會主義運動「正義與自由」（Giustizia e Liberta）——在前線出現之前，大批的外國志願者便已經赴西班牙為共和國作戰了，最終一共有55國以上4萬多名年輕的外國人志願者前來參戰。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對這個國家的認識最多只限於在學校地圖上獲得的知識；可是現在，卻有許多位戰死在這個陌生的國度里。相形之下，志願站在佛朗哥一邊作戰的外國人，卻只有千把人而已（Thomas，1977，卜980）。兩相對照，其中意義頗耐咀嚼。為幫助諸位在20世紀後期特有的道德世界里成長的讀者了解起見，我們在此必須澄清一件事實：所有這些前往西班牙出力的志願人士，他們既非想去大發其財的商人；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之外，也非尋求刺|激的冒險家；這一群人都是懷著一個理想，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而戰。

如今回溯當年，我們難免不解：為何西班牙內部一場衝突，竟然立即演變擴大，迅速煽動了歐美兩地左右雙方的同情火苗。而西方知識界的響應更令人驚奇不已。西班牙其實只是歐洲的邊緣配角，其歷史又一向與以比利牛斯山（Pyrenees）為界的歐洲各國不同節拍。自拿破崙時九*九*藏*書代以來，西班牙向來與歐洲大小戰事無關；事實上，它也不打算參与第二次世界大戰。19世紀初期以來，歐洲政府已經對西班牙不甚關心，只有遠在大西洋另一岸的美國，倒曾激怒它大動干戈。兩方一場短暫交手，便使這個建立於16世紀的老大帝國的海外僅余疆土全失，被國際新秀的美國盡數搶去——包括古巴、波多黎各，以及菲律賓群島等地。作者同代人總以為，西班牙內戰是二戰的第一階段。其實不然。我們已經看見，佛朗哥將軍本人絕對算不上法西斯的人物；他的勝利，也對國際政治沒有任何重大影響。西班牙內戰只不過使得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歷史，再度與世界其他地區隔離了30年。

那時，西班牙內戰毫無預示未來法西斯潰敗的兆頭。就國際觀點而言，此戰只是一場小型歐洲戰爭，由法西斯和共產黨國家交手。而後者在態度上比較謹慎，意志上也沒有前者堅定。至於西方民主國家，除了不干預政策之外，其他什麼也不敢肯定。就西班牙國內而言，這場戰爭則證明了右派總動員的效率，遠比左派的大集合為顯著。最後左派全面潰敗，數十萬人喪失了性命，數十萬難民流落他鄉，輾轉于幾個願意收留他們的國家。西班牙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除了絕無僅有的少數例外，在內戰中都與共和國同一陣線。此時他們僥倖烽火餘生，很多人也淪為浪跡他鄉的難民。而共產國際也傾其所有，動員旗下每一位最能幹的人才前來相助。日後成為南斯拉夫解放元帥和政權首領的鐵托、此時也從巴黎招募組織一批又一批的志願兵，送往援西的國際志願旅中。缺乏經驗的西班牙共產黨當時事實上由義大利共產領袖陶里亞蒂一手領導；陶里亞蒂且是1939年最後一批逃離西班牙的人。在這一仗中，西班牙共產黨失敗了，並且也知道自己難逃一敗。蘇聯雖曾派遣本國最出色的將領前往西班牙助戰，最後也同遭失敗命運——這批蘇聯軍事人才，包括日後俄國多名元帥；有科涅夫（Konev）、馬利諾夫斯基（Malinovky）、沃羅諾夫（Voronov）、羅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y），以及日後蘇聯海軍司令庫茲涅佐夫上將（Kuznetsov）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