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與斯大林，丘吉爾與英國社會主義者，戴高樂與法國共產黨，這些人當然是因面對共同威脅方才攜手。但是十月革命的支持者與其死敵之間，彼此的敵意及疑心若未減低，勢必無法達到這種難能可貴的共事程度。西班牙的內戰，即為日後的合作預先鋪了路。在自由派總統及總理領導之下的西班牙政府，面對將領叛變，不得不向外求援，但是在憲法上及道德上，它畢竟是西班牙合法的政府。此事甚至連反革命的政府也不能否認；而連那些為保全自己而背叛西班牙政府的民主人士，也不免有愧於心。西班牙政府堅稱——甚至連對其影響力日深的共產黨也如此表示——社會革命其實非其目的。而共和政府在其能力範圍以內，的確也會儘力控制並扭轉革命造成的結果——此事實在大出革命狂熱分子所料。共和政府與共產黨read.99csw.com都堅稱，內戰的癥結問題不在革命，而是如何維護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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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未來那股在佛朗哥獲勝不數年間即將擊敗法西斯勢力的力量，卻因西班牙內戰而略具雛型。從中我們也預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政治組合：各國聯合戰線，從愛國保守人士開始，一直到社會革命分子，共同作戰，以求擊退國家的共同敵人，同時也促成社會的再生。對二戰勝利的一方來說——甚至包括英美兩國在內——此戰不僅只求軍事上的勝利，同時也為了替人類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眾人急欲返回1913年的世界；可是二戰中人卻沒有一人夢想回返1939年——甚或1928、1918的年代。大戰中在丘吉爾領導下的英國政府，雖然處於緊急的戰局，同時也全力推動社會福利九*九*藏*書及全面就業的政策。主張這項政策的貝弗里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編注：即《社會保險及聯合服務報告》，是一套「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安全制度）問世于英國仍處於大戰黑暗時期的1942年，卻也並非偶然。在美國對戰後草擬的政策里，對於如何防止希特勒式的人物的再起，也只是附帶提上一筆。致力於戰後計劃的美方人員，他們關注的重點主要投注于如何從大蕭條及30年代中取得教訓，使這類悲劇不再重演。至於被軸心國佔領的國家，在地下抵抗運動人士中，解放與社會革命更是密不可分，至少也該有重大變革。更有甚者，從東到西，戰時被德國佔領的所有歐洲國家，勝利后新起的政府都屬於同一性質：它們不帶任何特殊意識傾向，卻屬於集合各種反法西斯力量的國民結合。有https://read.99csw.com史以來，歐洲政壇之上頭一次出現了共產黨員與保守人士、自由分子、社會民主人士，並肩共同組閣執政的情況。但是這種狀況，自然難以持久。

因此在1936年10月間共產國際頒發的小冊子中，對於1939－1945年間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政治面貌有相當正確的描述。這將是一場歐洲大戰，由各界「人民」、「國家陣線」政府、地下抗敵聯盟共同發起，並將在國家主導的經濟活動之下進行。戰爭結束之際，由於資本家的產業均被徵用——被徵用的理由，不是因為他們作為資本家的身份，而是因為他們是德國人或通敵的緣故——被佔領區的群眾力量勢將獲得極大進展。事實發展，果不其然。在中歐和東歐的好幾個國家裡面，戰爭之路果然由反法西斯直通「新型民主」的大道，共產黨更在新型民主里當家作ｒeaｄ.９9ｃｓw•cｏm主。不過在事實上，一直到冷戰爆發之際，這些戰後新政權並沒有立即脫胎換骨向社會主義制度大轉彎，或以全面消滅政治多元及私有製為目標。至於在西方國家裡，多年的戰爭及最後的勝利雖然也為社會及經濟帶來類似的衝擊，但是政治氣候則截然不同。西方國家於二戰後進行社會經濟改革，並非出於民眾的壓力（這一點與上一次戰後不同），而是因為政府本身在原則上認為應該進行改革——這些政府，部分是由原來的改革派人士當家，如美國的民主黨、英國的工黨。部分則是由各派反法西斯地下抗敵運動發展而成的改革派，及國家復興黨派組成。簡言之，對抗法西斯之戰，最終都歸向左派之路。

有趣的是，這種立場並非僅僅出於機會主義，也不是如極左派所指控的那樣是一種對革命的背叛。它反映了一種微妙轉變的心態，由起事作亂，九*九*藏*書過渡為漸進主義；由對立衝突，過渡為談判調停；甚至經由國會選舉，達到掌權之路。看看西班牙人民對政變的反應——顯然多是傾向革命——共產黨發現了一項新的防衛策略。這項策略，本來是在希特勒掌權之後，因對付共產黨運動而採取的應急措施，現在卻因此為革命大業創造了新辦法。即在戰時政治及經濟的特殊情況之下，反而促成一種「新型民主」的產生。支持叛軍的地主和資本家們，在戰爭中失去了他們的產業，不是因為他們的身份，卻是因為他們叛國。經濟結構既然發生變化，政府便得進行規劃，必要時加以接收——不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緣故，卻是由於戰時經濟的必要。照此發展下去，最後若獲勝利，如此這般的「新型民主，勢必成為保守精神的死對頭……為西班牙工人群眾在未來的政治經濟奪權上提供莫大的保證。」（ibid，P．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