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心意，在其決策下愈發闡明。他的決策方針，借用某位美國共產黨領袖之語，就是「絕不在危及……聯合的情況及方式下，提出社會主義的要求」（Browder，1944， in J．Starobin，1972，P．57）。但是如此一來——正如同其他觀點不同的革命分子的認識一樣——勢必與世界革命永遠分道揚鑣。社會主義將從此局限於蘇聯境內，除此之外，則不出那些經由各國外交協商，決定交與蘇聯勢力進佔地區——基本上多為大戰終止之際為紅軍佔領的地帶。而且，即使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在這些新形態的「人民國家」之中，共產主義的前途也還未卜，無法如火如荼地立即展開。但是歷史向來不顧政策設計的本意，卻走上了完全相反的一條路——只有一點例外。全球在1944－1945年間的協議之下，一分而成兩大勢力範圍——至少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都落在這種劃分之下——從此楚河漢界，了無變動。30年間，除了偶發的短暫事件之外，雙方均不曾越界犯邊，兩邊也都未曾有過任何公開正面的衝突或對立。因此而萬幸的是，冷戰的人間畢竟沒有升溫成熱戰的地獄。

共產黨人之所以以地下抗敵為己任，其中有兩重原因。一是列寧一手策劃的先鋒黨（vanguard party）結構，正是用來提供一批紀律精良又大公無私的革命中堅。他們的唯一任務，就是在行動上發揮最大效率。二是當時極端險惡的形勢，如共產黨在政治上的非法地位，所遭受的迫害，以及戰爭本身帶來的患難，種種惡劣的環境狀況，完全符合當初設計出這一批「職業革命者」的目的，正好讓他們大顯身手。事實上也正是這一群共產黨鬥士，「認清了地下抵抗戰爭一事的可能性」（M．R．D．Foot，1976，p．84）。就這一點而言，共產黨人與其餘社會主義黨派有極大的不同。後者認為，在缺乏合法地位的前提之下——即未經選舉，公共議事等合法程序——根本不可能進行任何抗敵活動。而對法西斯的當權，或德國的佔領，社會民主黨派在大戰期間往往銷聲匿跡，近乎于冬眠。等到戰爭過九-九-藏-書去，黑暗已盡，運氣好的還可以再度出洞——如德奧兩國的社會主義者——挾帶著往日舊眾的支持重新崛起，準備在政壇上再顯身手。這些人士在戰時雖然也與抵抗運動有分，但由於基本架構不同的緣由，參与人數比例甚低。更極端的例子則有丹麥，該國的社會民主黨派政府甚至在德國佔領期間也始終當政，一直到戰爭結束才下台。雖然在基本上我們假定它們與納粹並非同一聲氣，但是這段歷史對該黨損害甚重，費好多年工夫才重建聲譽。

對於歐洲的地下抗敵運動，在此必須先做兩點闡明。首先，一直到1943年義大利退出大戰之前，地下活動的軍事力量很弱，除了在巴爾幹部分地區以外，也不具任何決定性的作用，發揮的作用主要是在政治及道德層面。法西斯勢力在義大利泛濫二十余年，極受歡迎，甚至連知識分子也予以支持。現在卻在1943-1945年間各地普遍動員的地下抗敵運動風潮之下，義大利的群眾生活發生重大轉變。義大利的中部及北部，便曾興起一股武裝黨派運動，10萬民眾加入戰鬥，其中45000名不幸陣亡（Bocca，1966，pp．297-302，385-389，569－570，Pavone，1991，p．413）。有了這類運動的光榮記錄，義大利人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將墨索里尼的記憶丟在腦後。可是德國民眾卻沒有這麼輕鬆，無法將自己與1933－1945年間的納粹活動劃清界限，因為他們始終團結在他們的政府身邊，一路支持到底。德國內部的抵抗人士，主要是一小群共產黨人、普魯士軍方保守人士，以及一批稀稀落落的宗教及自由派人士，這些人不是早已於戰火中死去，便是陷身於集中營。相反地，一幫法西斯同路人以及被佔領國的通敵者，自1945年後便從公眾生活中消失了一段時間。一直到對抗共產主義的冷戰揭幕，這類人才又重新活躍于西方國家的軍事及情報行業，在地下秘密活動中大顯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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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36年，甚至到了1939年時，西班牙戰爭背後的真正意義不但仍然十分遙遠，甚至不甚真切。共產國際的反法西ｈtｔps://ｒｅａｄ.9９ｃsw.ｃom斯聯合路線，在白費了10年的努力之後，終於被斯大林從他的日程表上抹去——至少一時彷彿如此。他不但一轉與希特勒交好（雖然雙方都知道難以持久），甚至還指示共產國際運動放棄反法西斯的策略。這項決定愚不可及，也許只能用一個理由解釋，就是斯大林向來以不願意冒任何風險聞名。但是到了1941年，共產國際總算找到一個名正言順反對法西斯的理由。這一年，德國入侵蘇聯，美國因而參戰——簡單地說，對抗法西斯之戰終於演變成一場國際性的大戰——從此，這場戰爭不但具有軍事性，同時也帶有高度的政治意義。美國的資本主義與蘇聯的共產主義在國際上攜手合作。歐洲境內每一個國家——不過不包括當時尚仰西方帝國主義鼻息的依附國家在內——但凡有志之士，不分政治意識，從左到右，只要願意起來抵抗德國或義大利，現在都因大戰而有合作之機。更何況歐洲各參戰國家除英國以外，都已落入軸心勢力手中，因此這場抗敵志士之戰，基本上便屬於一場平民之戰，或可說由前述平民組成的武裝之戰。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難怪共產黨人士在地下抵抗運動中的表現如此引人注目了。大戰期間，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也因而在政治上有極大收穫，其影響力於1945－1947年間達到高峰。只有德國一地，大批共產黨人在1933年慘遭逮捕殺害，接下來三年裡又不斷從事自殺式的英勇對抗，始終不曾恢復元氣。除此之外，甚至在那些離社會主義很遠的國家，如比利時、丹麥、荷蘭等，共產黨的得票也比以往倍增，囊括了10％～12％的選票，成為國會第四甚而第三大的勢力。法國共產黨更在1945年的選舉中一躍而成該國的最大黨，並首度領先它多年的競爭對手——社會黨勢力。共產黨在義大利的收穫更為驚人，戰前它們原本只有一小部分核心幹部，人數既少，又遭層層圍剿，地位非法——1938年，連共產國際也口口聲聲威脅要將其解散——可是兩年之間，在抵抗運動的聲勢之下，水漲船高，竟然一變而為擁有80萬人的大黨；到1946年，更幾達200萬名黨員ｈtｔps://ｒｅad.９9csｗ.ｃｏｍ之眾。至於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希臘等國，主要是以內部的地下武裝力量對抗軸心勢力；這類國家的政治黨派，便更多以共產黨為主要力量。共產黨勢力之強，連丘吉爾這個對共產黨最不感興趣的人，一旦大局明朗化，也不得不見風轉舵，放棄了南斯拉夫的保皇派米哈伊洛維奇（Mihailovic），將英國政府的各項援助轉到由鐵托領導的部隊身上；因為後者對德國人造成的威脅顯然比前者大得多。

其次——除了波蘭是一大例外之外——歐洲地下抵抗運動的政治路線多向左傾，其中理由十分明顯。各國的法西斯分子、極右派、保守人士，這些當地的有錢有勢階級，心裏最恐懼的就是社會革命，因此對德國多表同情，至少不會起來反對。而一向在意識形態上屬於右派的地方主義者，或那些規模較小的國家主義運動，對德國也心存好感，甚至一心希望從中得利，藉著與德國合作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弗蘭德斯人、斯洛伐克，以及克羅埃西亞等國家。此外，我們也不可忽略另外一個事實，那就是羅馬天主教會堅決反共的立場，天生便與共產主義誓不兩立。各地虔誠的天主教徒，對教會又一向言聽計從。不過，教會中的政治相當複雜，若隨便將之劃歸為「通敵派」也不甚妥。但是就基本立場而言，右派中的人起來反抗法西斯，往往不是其所屬政治路線里的常態。比方丘吉爾和戴高樂，就是其意識陣營里的特殊情況。然而話說回來，再死硬的右派傳統分子，一旦家國有難，直覺反應自然也是起來武力衛國。若說他們缺乏這種愛國心，當然令人難以置信。

不過，除了在巴爾幹地區游擊勢力的根據地之外，共產黨在戰時一般並不曾嘗試建立革命政權。當然，就算有心一試，他們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以西的政治實力顯然不足。但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卻出在各國共產黨矢志效忠的蘇聯。這位老大哥，嚴厲禁止眾黨小黨個別向政權問鼎。而那些成功的共產黨革命（如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以及後來的中國），事實上都違背了斯大林的旨意。蘇聯的觀點是，不論在國際間或各國國內的行動之上，戰後的政治進程九九藏書，都應該延續戰時反法西斯大聯盟的架構進行。也就是說，蘇聯希望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系統之間，維持一種長期共存或共生的架構。蘇聯認為兩大陣營在戰時的聯合將促生一種所謂的「新型民主國家」。隨著這些新型民主政權內部不斷更迭，日久必將造成社會與政治層面的變革。這種一廂情願的蘇式世界觀，很快在現實的冷戰長夜中消失得無影無蹤，消失得如此徹底，如今大多數人已無復記憶；當年斯大林曾經力促南斯拉夫共產黨維持該國的君主政權，而英國共產黨也在1945年極力反對解散丘吉爾于戰時成立的聯合內閣——也就是說，當時將把英國工黨送上台執政的大選，竟然受到同為左派的英國共產黨極力反對。斯大林當時的誠意不容我們抹煞；他甚至以行動佐證，於1943年和1944兩年，先後分別一手解散了共產國際與美國共產黨。

共產黨之所以在抗敵活動中聲名大振，還有另外兩項因素：其一是共產主義思想本身的國際性，其二則為共產黨人為理想獻身的無比信念（見第二章）。共產主義思想的國際性質，比起其他任何限於一國一族的愛國要求，更能打動傾向反法西斯的男女民眾，並將之動員起來。比方在法國境內，即有西班牙內戰的難民成為西南地區武裝游擊力量的主力——到盟軍在諾曼第登陸之前，總數達12000人（Pons Prades，1975，p．66）。此外，還有來自17國的難民、勞工移民，在移民勞動工組織（Main d』Oeuvre Immigree，MOI）的名義之下，為共產黨執行了某些最為艱險的任務，如馬努尚地下抗敵組織（Manouchian Group）。這個小團體由亞美尼亞和波蘭的猶太人組成，曾在巴黎對德國軍官發動攻擊。在其熱情與信念的鼓舞下，共產黨人奮不顧身，英勇犧牲，連敵人都對他們油生敬意。種種偉大事迹，在南斯拉夫作者德熱拉斯所著的《戰時記實》（Wartime）一書里，有極為生動翔實的記載。甚至連某位政治立場溫和的史學家，也稱頌共產黨人為「勇者之最」（Foot，1976，p．86）。他們的組織訓練嚴密有素，九_九_藏_書因此能夠熬過監獄和集中營的折磨，存活率甚高。但是他們犧牲仍然極為慘重。法國的共產黨中央，素來不為人喜歡，甚至連別國共產黨人也對其十分厭惡，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便完全否認他們自詡為「血肉築成的黨」（le parti des fusilles）——大戰期間，至少有15000名共產黨鬥士，在敵人虎口下慘遭殺害（JeanTouchard，1977，p．258）。共產黨對熱血男女的號召力極大，尤其是對青年人。在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這類國家裡，一般群眾很少支持積極的抗敵活動，共產黨便更顯突出。此外，知識界也極受共產黨感召。知識分子最能夠在反法西斯的大旗下動員起來，他們往往成為非黨派抵抗運動組織的核心（雖然這些組織通常都帶有左翼色彩）。法國讀書人愛上馬克思，共產黨文化人則主導著義大利的文藝界。這種左翼當家的現象，在兩國都持續了一代之久，究其根由，均系受戰時抵抗運動所賜。影響所及，不管他們是否親身加入抵抗行列——如某家大出版公司即曾驕傲宣稱，戰時社內每位員工都曾拿起武器打過游擊——或只是站在一旁默默贊同，有些人、或其家人，事實上恐怕還站在另外一邊呢——眾人都共同感到共產黨那股強大的吸引力。

歐洲各國地下抗敵運動的歷史真相，至今多數依然如神話般成謎。因為戰後各國政權的合法地位，主要是建立於戰時抗敵的記錄。法國的例子尤其極端，因為勝利之後的法國政府，和1940年與德求和併合作的政府毫無任何真實的傳承延續。而法國地下抗德組織的力量，一直到1944年依然很弱，其武裝力量更差，民眾的支持並不普遍。戰後的法國，是由戴高樂將軍一手重建。戴高樂立國的根基其實是基於一個神話：那就是永恆不朽的真正法國從來不曾接受過戰敗的事實。他本人便曾說過：「地下抗敵活動，不過是僥倖得勝的紙老虎。」（Gillois，1973，p．164）時至今日，法國紀念二戰的原則依然不變：只有那些地下抗敵志士，以及加入戴高樂自由法國部隊者，才算是大戰的勇士。事實上建立於地下抗敵神話興起的歐洲政權，並不止法國一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