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筆至此，作為一名史學家，作者的筆鋒必須轉敘其他場景，以免落入只重西方的偏狹窠臼。因為截至目前為止，本章所敘很少涉及世界上其他更大部分的地區。其實就日本與東亞大陸之間的衝突而言，其中種種關節，與西方形勢不可謂毫無牽連。因為當時日本國內的政治，正為極端國家主義的右派把持，而中國的抗日主力則為共產黨。至於拉丁美洲地區，更一向熱烈追隨歐洲的意識風向，熱心輸入各種當行的主義思想如法西斯、共產主義等等，自然也脫不了某種程度的相關。墨西哥尤為其中之最，在卡德納斯總統的領導之下（1934－1940年），於30年代重新燃起大革命的火炬；更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熱烈地為西班牙共和國助陣。事實上在共和政府戰敗之後，墨西哥是全球唯一繼續承認共和國為西班牙合法政權的國家。然而，對絕大多數亞非地區以及伊斯蘭世界而言，法西斯不管作為一種思想意識，或某一侵略國的國策，向來都算不得——也永遠不是——這些國家與人民的大敵，更不要說他們唯一的仇敵了。他們真正的深仇大恨，是「帝國主義」，是「殖民主義」；而絕大多數的帝國主義勢力，碰巧都是實行自由式民主的國家：如英法荷比美等國。更重要的是，除去日本是唯一的例外，所有的帝國霸權，清一色都是白人天下。

根據邏輯推理，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因此帝國強權的敵人，自然有可能成為脫離殖民鎖鏈、爭取自由解放者的夥伴。甚至連日本，雖然在自己的殖民禁臠之內，也有它特有的倒行逆施之處——這一點，韓國、中國等地的人民均可作證——但是對東南亞和南亞各地，日本人卻可以擺出非白人民族的鬥士的姿態，並號召當地反殖民的九*九*藏*書力量起來對抗白人。反帝國的鬥爭便與反法西斯的鬥爭背道而馳。因此之故，1939年斯大林與德國立約，雖使西方左翼人士大感沮喪；東方印度及越南兩地的共產黨人卻不以為有什麼不對，反而高高興興地專心對付英法。可是到了1941年，德國反撲蘇聯，殖民地的共產黨為扮演好同志的角色，只得被迫更改意願和計劃，放下自己大事不論，先把軸心勢力打退再說。這種做法不但不受歡迎，就策略而言也極不高明，因為其時正是西方殖民帝國最為脆弱的時刻，即使還不到倒塌的地步，卻也極為不堪一擊。於是，對共產國際的鐵腕約束不甚介意的當地其他左派人士，便趁此機會大舉活動。1942年印度國大黨發起「英人退出印度」（Quit India）的運動。孟加拉派的激進分子博斯（Subhas Bose），則替日方組成了一支印度解放軍，成員來自日軍襲印之初，印度部隊中為日方所擒的戰俘。緬甸與印尼兩地的反殖民武裝分子，也正中下懷，認為大戰乃天賜良機。將這種不擇手段的反殖民邏輯，發揮得最為淋漓盡致近乎荒謬的例子，要數巴勒斯坦的一個偏激的猶太邊緣團體。它與德方談判（經由當時在法國維希政府治下的大馬士革），要求德國助其一臂之力，將巴勒斯坦由英國人統治下解放出來。這件事，是這批人眼中復國運動的首要大事——該團體中某名好戰人士，即日後成為以色列總理的沙米爾（YitzhakShamir）。但是諸如此類的舉措，並不表示殖民地人民在意識上偏好法西斯。不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既與猶太復國派的移民時生齟齬，納粹的反猶主張自然頗投他們所好。而位於南亞大陸的印度，九-九-藏-書其中必也不乏相信納粹神話，自以為屬於所謂雅利安優秀種族之人。可是這些多屬例外情況（見第十二及十五章）。

鼓吹殖民地解放的領導人物與發言人士本身，在他們意欲解救的廣大民眾當中，往往居於少數。可是這個事實，卻更使其向反法西斯的力量彙集。因為絕大多數殖民地民眾的心靈感情，比較容易受到法西斯同類要求的感動與動員。這一類感情包括了傳統思想、宗教與民族的排外性、對現代世界的疑慮心理等等。若不是因為納粹有無比的種族優越感，他們早已為納粹感召。但在事實上，民氣雖然可用，當時卻不為任何一方充分動員，至少不曾發揮過重大的政治作用。雖說在伊斯蘭世界里，伊斯蘭教的確在1918－1945年間進行過大規模的動員，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敵意甚深的哈桑（Hassanal-Banna）伊斯蘭教兄弟黨，更曾於40年代成為宣洩埃及民怨的旗手。該組織與納粹意識的結合，更非暫時性戰術的應用，它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敵意，證實了其中意味的深長。但是最後真正在穆斯林國家登台掌權的人物，有些雖然是站在原教旨主義群眾的肩頭登上台，骨子裡卻屬於主張現代改革派的人。發動1952年埃及革命的校級軍官，便是解放后的知識分子。他們與埃及為數甚少的共產主義團體一直有聯繫，而後者的領導成員卻湊巧多為猶太籍人（Perrarlt，1987）。至於在印度次大陸，所謂「巴基斯坦」自成一地的概念（這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產物），有人將之形容為「一群非宗教精英分子的精心設計。一方面受到伊斯蘭教大眾領土分離主張的壓迫，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與屬於多數的印度教人口競爭，只好ｈｔtｐs://ｒeａd.９９ｃｓw.ｃoｍ將自己的政治社會稱為一種『伊斯蘭』式的宗教社會，而非國家分離運動」——此種描述極為正確（Lapidu，1988，p．738）。在中東的敘利亞，策動百姓的先驅則為阿拉伯復興社會黨（Baath）黨人，該黨於40年代由兩位在巴黎接受法式教育的教師創立。他們的思想儘管充滿了阿拉伯的神秘氣息，在意識形態上卻屬於道道地地的社會主義者，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敘利亞的憲法，對伊斯蘭教信仰就一字不提。而伊拉克的政局（一直到1991年波斯灣戰爭爆發為止），則是由各種不同的國家主義軍官、共產黨人，以及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人混合而成，名目雖然不同，卻同樣致力於阿拉伯世界的聯合，以及社會主義的追求（至少在理論上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古蘭經》卻不是他們共同奮鬥的目標。至於阿爾及利亞，由於當地特殊原因，加上該國革命運動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此中不乏前往法國的大量勞工移民），阿爾及利亞革命因此具有強烈的伊斯蘭教成分。不過（1956年）革命人士卻一致同意，「他們的革命乃是一場鬥爭，旨在反對違反時代潮流的殖民主義，而非一場宗教戰爭。」（Lapidus，1988，p．693）人們並建議建立一個社會民主的共和國，最後阿爾及利亞在憲法上成為實行一黨制的共和國。事實上唯有在反法西斯的年代，正宗的共產黨派才能在部分伊斯蘭教世界中得到廣泛的支持。其中尤以敘利亞、伊拉克、伊朗三國為突出。一直要到相當后的時期，世俗派主張現代化改革的政治呼聲才在原教旨主義思想復興之下逐漸淡去（見第十二章與十五章）。

簡單地說，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read.99csw.com原則，與軸心勢力合作，基本上只能屬於一種戰術手段。即使在東南亞一帶，雖說日本的統治不似舊帝國般控制，而且由非白人之手施於白人之身，這種局面也只能維持一個短時期。原因在日本人本身具有極為褊狹的種族意識，因此對於解放其他殖民地的意願自然不甚高（事實上這段日本統治時期果然極短，因為日本很快戰敗）。而法西斯主義，或所謂軸心式的國家主義，對殖民地人士的吸引力也不甚高。由另一方面來看，以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這類人物為例，雖然他毫不遲疑，便投入1942年大英帝國危機年的「英人退出印度」反抗活動（在這一點上，他與共產黨大異其趣），可是尼赫魯卻始終深信，獨立自由之後的印度，應該建立一個奉行社會主義的新社會。而作為社會主義老大哥的蘇聯必將成為印度的盟友——蘇聯典範俱在，甚至有可能成為印度立國的榜樣。

反帝國主義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畢竟向左派一面倒，最終並與全球性的反法西斯運動匯合，至少在大戰末期如此。其中緣故，必須加以說明。西方的左派其實便是反帝理論與政策的搖籃，而殖民解放運動的支持力量也來自國際左派路線的人士。自1920年布爾什維克人士在裏海邊上的巴庫組成東方民族國會（Congress of the Eastern Peoples）以來，共產國際和蘇聯更成為主力。更有甚者，獨立運動的眾多未來的領袖及倡議人士，在本國多屬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分子。他們到殖民地的宗主國，往往只有在當地自由分子、民主人士、社會主義者，以及共產黨人的圈子裡，才能找到不含種族主義色彩，反對殖民主義的溫暖氛圍。這些人均屬於現代化的改革派，https://read.99csw.com而所謂懷古派的中古神話思想、納粹論調，以及其中濃烈的種族排外意味，在他們眼中不過是傳統「地方意識」及「部落主義」的重彈，只代表本國飽受帝國主義剝削利用的落後狀態。

發達的西方國家反法西斯，它們的殖民地則反殖民，雙方的利害衝突，必將在二戰之後重新浮現。而眼前眾人卻獲得暫時的會合，共同在一種對未來戰後社會轉型的憧憬上找到交點。蘇聯與殖民地的共產黨，正好在鴻溝中間為雙方搭橋。因為對於一方來說它們代表著反帝國的精神，而對另一方來說，它們則意味著對勝利的全面投入。不過，發生在殖民地的戰爭，與歐洲舞台不同，戰爭的結束並不曾為共產黨帶來政治的果實。只有在幾個特殊例子里，反法西斯的戰爭與國家社會的解放運動相結合。如日本侵略者對於中朝二國，既是殖民者又是法西斯。而法國殖民政府對於中南半島（越南、高棉、寮國），既是當地人民追求自由的敵人，又在日軍席捲東南亞之際屈服於日方。幾國的共產黨便分別在毛澤東、金日成、胡志明的領導之下，于戰後高奏凱歌。至於其他各處待解放的殖民地領導人，雖然多數出身於左派領導的運動，可是他們在1941－1945年間的活動卻多少受到擊敗軸心為第一任務的影響。然而他們的行動雖受牽制，他們對於軸心勢力失敗后的局勢，卻也同樣抱著樂觀的嚮往。如今的兩大超級強國顯然對舊日殖民政策不抱好感——至少在紙面上如此。而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現在正由舉世皆知堅決反殖民的黨派當權。舊殖民主義的勢力及合法性，如今都遭到嚴重破壞。自由希望的美景，似乎勝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日後的事實發展果然如此，可是在傳統帝國的頑強抵抗之下，人們卻為此付出了血腥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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